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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塔尔向精神病医生解释说，通过揭露黑手党的秘密，他从以前的自我和焦虑中解脱了出来。据维塔尔说，这就像是其他人承担了他的罪行。他重新找到了上帝，找回了内心的平静，并最终确认自己实际上并不是一名同性恋者。他向精神病医生讲述故事的更多细节时，医生发现他的心情变得更加沮丧、更加难以预测。有一天，他出现时胳膊上满是自虐造成的伤口，接着赤着脚，蓄着长胡须到处乱走，还一边大喊，“疯子，我是一个疯子”。法官们开始怀疑他是仍然处于导致他脱离黑手党的精神危机之中，还是因为迫于压力被迫装疯以便削弱自己证词的效力。精神病医生结束检查后，维塔尔被诊断为“精神上处于半衰弱状态”，但专家们还是一致认为他的证词依然是可信的，因为他的病情并没有损害他的记忆力。维塔尔对精神病医生如何界定他的病情所作的书面反应简洁明了，而且让人感觉到了他的内心痛苦：
精神上处于半衰弱状态＝心理疾病。黑手党＝社会疾病。黑手党政治＝社会疾病。腐败当局＝社会疾病。卖淫＝社会疾病。梅毒，湿疣等疾病＝从儿童期就影响不佳精神状态的身体疾病。宗教危机＝由其他疾病所致的精神疾病。我，在唯一真神的信仰下复活的莱奥纳多，就是这些罪恶的受害者。
这起案件于1977年开庭审理，28个被告中只有维塔尔和他的叔叔被定罪。维塔尔的“半衰弱精神状态”和古怪行为足以使控方辩护大大地减弱。如果这些无罪释放可以理解，我们没有办法理解为何当局完全忽视维塔尔对黑手党本质所做出的那些极其重要的见解。维塔尔被判处25年监禁。维塔尔在1984年6月被释放之前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精神病医院里度过的。不久之后，当多玛索·布西达出庭作证之后，维塔尔在1973年之前所说的大部分内容都得到证实。1984年12月2日，星期日，正当维塔尔同母亲和妹妹在做完弥撒回家的途中，一个不明身份的人朝他的头部开了两枪。次年，乔瓦尼·法尔科内和保罗·博尔赛利诺为大审判做准备提交证据来支持所谓的“布西达命题”。文件一开始就讲述了莱奥纳多·维塔尔的故事，他们对故事所作的结论如下：“希望在维塔尔死后他至少能够得到应有的信任。”
一个“左翼狂热分子”之死：佩皮诺·因帕斯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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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沉重年代”而著称的20世纪70年代，意大利民主面临着自法西斯主义垮台之后最黑暗的日子。了解并打击黑手党再一次没有成为国家优先处理的问题。1969年12月10日，“眼镜蛇”米歇尔·卡弗塔奥遭遇袭击，这标志着“我们的事业”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沉寂数年之后重新开始了活动。两天之后，一枚炸弹在米兰中心的喷泉广场爆炸，16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三天之后，一名无辜的无政府主义者被抓进警察局接受有关喷泉广场爆炸案的询问，然而却从米兰警察总部的四楼窗口跌落而死。不久有证据显示新法西斯集团与喷泉广场大屠杀有关联，而且意大利的特工部门的人员也与新法西斯主义者有关联。激进的左翼团体打起了口号：“这是一次国家大屠杀。”相信颠覆民主的阴谋正在进行的不只是他们这群人。毫无疑问，这样的阴谋是存在的，而唯一的问题——仍然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是这一阴谋渗透进国家机构中的程度到底有多深。这就是“紧张策略”：一个旨在为右翼政变做准备的恐怖暴力计划。
这个紧张策略是对左派潜在威胁的直接回应。1967…1968年间掀起了一轮学生抗议的高潮，由于警察粗暴的回应而被激化。更严重的是，1969年“炎热的秋天”罢工和游行的季节开始了。工人运动有时看起来似乎要从左侧包围意大利共产党。
喷泉广场爆炸这一骇人听闻的事件预示了新一轮不稳定和暴力的开始。右翼恐怖主义分子在今后十几年里采取了进一步行动。最严重的暴行是1980年8月发生在博洛尼亚车站二等候车室的爆炸案，其中85人死亡。但是政治暴力绝不仅限于极右派。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于世界经济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劳资纠纷，共产党左翼一些积极性很高但争吵激烈的党派开始意识到革命并不像他们在60年代末期预想的那样指日可待。对于左派少数一批激进分子而言，旨在加剧社会冲突和为工人起义做准备的武装行动是减少罢工行动和“国家大屠杀”最恰当的反应。红色旅〔※（意大利语：Brigate Rosse，常被缩写为“BR”）是一个意大利的极左翼军事组织，成立于1970年，最初的成员是一些左翼激进的工人和学生。该组织最著名的行动之一是在1978年绑架并处决了意大利前总理阿尔多·莫罗。〕宣称“要对国家的心脏地带进行攻击”，并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发动了许多起著名的谋杀案，受害者有警察、法官、企业家、新闻记者甚至还有被怀疑与“由跨国公司组成的国家”合作的共产党员。
黑手党自1969年来如何参与紧张策略和右翼阴谋是“幕后论者”最钟情的话题之一。黑手党与它们之间有一至两个明确的关联点。1970年12月，一位新纳粹贵族占领了内政部企图发动一场政变，但他几小时之后却平静地撤退了，市民们有好几个月都不清楚有这件事。后来，多玛索·布西达和其他悔罪者透露说，黑手党的领导层曾被要求参加政变，作为交换条件，某些重要的审判结果将会被修改。1970年夏季，布西达和“小鸟”格雷科甚至跨过大西洋在卡塔尼亚、罗马、米兰和苏黎世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与莱焦和其他人商讨此事。许多高层老板似乎对这个提议有不同的看法。一个悔罪者一本正经地指出，当时世界杯足球赛正在举行，若是意大利队杀出重围与巴西队在决赛中相遇，许多“君子”更有兴趣观看电视转播比赛而不是开会讨论一场法西斯革命。黑手党同意参加叛乱，但这似乎只是出于密切关注事态发展的愿望而不是对事业有任何奉献精神。“铁血长官”切萨尔·莫里对黑手党的镇压为极右派和“我们的事业”之间的不信任埋下了伏笔。
众多周知，除了1970年的未遂政变之外，黑手党还曾在1984年12月23日帮助右翼恐怖分子在米兰和那不勒斯之间运行的一辆火车上放置了一枚炸弹，导致16人死亡。这些插曲使得人们推测，“我们的事业”只不过是在意大利政府各部任职的神秘人物所利用的工具而已，在“我们的事业”的最高层上面有一位神秘的木偶大师的手在操纵着这个组织。这肯定是异想天开。“我们的事业”的历史表明，当它确实与极端的右翼颠覆分子合作时，它总是有自己的主张，以期获得准确的让步条件。修改判决结果很可能就是黑手党想要从这类交易里获得的让步条件。
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流血和阴谋事件的背后是司法系统内部不显著的变革，这些变革将对黑手党未来的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在西西里，如同在意大利的许多地方一样，司法人员天生保守，他们其中一些人通过共济会团体和家庭纽带与政治阶层联系紧密。即使任何个人都不刻意与“我们的事业”勾结，这群人对黑手党并不怀有任何仇恨情绪，而要打击黑手党高层的有组织犯罪则必须对黑手党怀有仇恨情绪。
后来，在20世纪60年代，对司法人员的招聘因为高等教育的普及也开始扩大范围。与此同时，司法人员终于有了自己的管理机构，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还拥有一定程度的独立于政府的权力。在60年代末期，一个叫作“民主司法联盟”的组织推动了一项由年轻地方法官发起的一项改革僵化的法律制度的运动。有些新一代的法官试图将更多的白领罪犯绳之以法，这些白领罪犯有污染环境者、建筑投机商和腐败的政治家。
随着地方法官权力的强大，他们变成了高度政治化和组织化的政治联盟组织。结果，人们开始怀疑法官们展开的调查、作出的判决只是为了各自党派的政治动机，人们逐渐对此感到不满。不管怎样，若是意大利的司法制度不经过这种缓慢的改造，那么今后几年在打击黑手党的斗争中取得的巨大成功是无法想象的。但这些变化需要经过多年之后才能对反抗“我们的事业”的斗争产生影响。
在20世纪70年代有些时候，意大利民主看起来不可能在紧张策略和左翼恐怖主义的双重打击下幸存下来。最令人担忧的时刻于1978年3月16日降临，当时红色旅绑架了基督教民主党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一一前总理阿尔多·莫罗。在莫罗被绑架的55天里，意大利全国气氛异常紧张，各个政党的政客一直在辩论是坚决抵制绑架者的要求还是为了拯救阿尔多·莫罗的生命与绑架者进行协商。5月9日，莫罗遇害，蜷缩的尸体被丢在一辆红色雷诺的后备箱里，这辆车就停在罗马的一条边道上，距基督教民主党和意大利共产党的总部只有几十米。
恐怖主义者制造的紧急事件有助于淹没那些对黑手党重新崛起以及西西里西部日常恐怖统治的关注，这一点很容易理解。要理解这句话，我们听一个故事就明白了，这个故事就发生在莫罗尸体在罗马被找到的当天。米兰保守的《晚邮报》简要报道了一起发生在希尼斯的事件，它是西西里西部海岸的一座小镇，远离“国家的中心”，标题是“左翼激进者被自己放置在铁轨上的炸弹炸得粉碎”。
这位“左翼激进者”就是“佩皮诺”朱赛佩·因帕斯塔托。他在30岁时的离世既非恐怖袭击而出现的意外，也非后来被警方所宣称的自杀。朱赛佩·因帕斯塔托是被希尼斯的黑手党谋杀的。佩皮诺死后，他的亲戚和朋友不折不挠地要求警方公正审理此案，他的死亡真相从而才在25年之后被揭晓。要想知道佩皮诺的故事为什么会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我们只要看一眼本书图片部分第29张照片就明白了（中译本图片略）。照片拍摄于20世纪50年代，一群希尼斯黑手党分子行走在路上，有两个穿短裤的小男孩夹杂在人群中间，个子矮的那个男孩就是佩皮诺，他的左手拽着他父亲的右臂。
照片中的这个小男孩后来成长为一名左翼激进分子。他是一位聪明而又饱受折磨的反叛者，将半生的时间都奉献给了反对资本主义和压迫的事业。像当时意大利的许多年轻人一样，他充满激情地参与了我们现在看来用乏味的马克思主义术语而进行的神秘的派系争端。他站在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上对越南战争和裸体主义等所有事情都进行争辩；他从一个小革命政党或新政党转移到另一个政党，一直在兴奋和绝望中徘徊（他发现与别人保持个人关系或浪漫关系十分困难）。但如果佩皮诺的政治信念是他的故事的必要组成部分的话，那么更重要的是佩皮诺的背叛发生在一个有浓厚的黑手党氛围的家庭。佩皮诺的父亲是一个黑手党分子，是希尼斯家族的低级成员。几十年来，他们这个大家庭里一直有几个黑手党分子。佩皮诺对这一家庭背景的反叛是前所未有的。
因帕斯塔托家族中的幸存者后来回想起，1963的某个时刻是佩皮诺反抗从幼年时期开始就萦绕在其周围的黑手党文化的第一个标志。佩皮诺15岁的时候，佩皮诺的姑父、当时希尼斯的老板切萨尔·曼泽拉，在第一次黑手党战争中被装满炸药的阿尔法·罗密欧·朱列塔汽车炸死了。年轻的佩皮诺被吓坏了。当时全镇上的人都知道，他姑父的尸体碎片挂在离汽车弹坑几百米远的柑橘树的树枝上。佩皮诺问他的叔叔，“他肯定有什么感觉吧？”“这都是瞬间发生的。”这个回答并没有平息这个年轻人的焦虑。
佩皮诺17岁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积极分子，在集会上做演讲并与别人共同编辑《社会主义思想》报纸。佩皮诺与黑手党的对抗迅速而直接，他的勇敢行为令人震惊。大家不要忘了，在这个小镇上，人们对于残酷镇压左翼农民运动的记忆还依然历历在目。1996年，佩皮诺写了一篇题为《黑手党：一群该死的家伙》的文章。读罢此文，佩皮诺的一个黑手党亲戚警告他的父亲：“如果他是我的儿子，我干脆挖个坑将他埋了。”于是，父母将佩皮诺从家里驱逐出去。
佩皮诺·因帕斯塔托的家乡希尼斯是“我们的事业”这个帝国的重要前哨。到60年代时，它已经成为西西里西部最重要的黑手党活动中心之一。巴勒莫新机场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就建造在这里，机场显然是黑手党敲诈勒索和走私活动的首要目标。希尼斯八千人口中，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美国都有亲戚。小镇成为跨大西洋海洛因生意最主要的转口港也绝非偶然。希尼斯的老板唐·塔诺·巴达拉曼迪与底特律的匪徒有着牢固的家族联系，他在罗马和米兰都有贩毒基地，并控制着一连串的建筑公司。他在“我们的事业”内部也有很大的影响力。巴达拉曼迪曾在1957年帮助多玛索·布西达制定了第一届委员会规则，而且还是1970年成立的三人小组中的一员。据一位悔罪者所言，巴达拉曼迪在就任三人小组成员一职后所采取的第一次行动就是下令将一名来自那不勒斯的罪犯枪毙，这名罪犯就是几年前在那不勒斯赛马场上掌掴“幸运小子”卢西阿诺的那个人。因此，卢西阿诺去世八年后，巴达拉曼迪得以告知其美国黑手党的联系人，卢西阿诺当年所遭受的侮辱终于得以雪耻。黑手党全体委员会于1974年重组时，巴达拉曼迪坐上了头把交椅。
佩皮诺的背叛将因帕斯塔托家族里已经存在的裂痕撕扯得更大。佩皮诺的母亲，菲力西亚·巴尔托洛塔·因帕斯塔托喜欢偷偷地带给佩皮诺食物。 ，佩皮诺的母亲嫁给了一名黑手党分子，但是她自己的血亲中没有一个人是黑手党分子。佩皮诺的父亲不善言辞但却盛气凌人，只允许妻子会见其他黑手党分子的妻子们。因为无法管教儿子，他将儿子的“不忠”给他带来的耻辱和焦虑发泄在了妻子的身上。“这是独裁。绝望……恐惧。一听到他回家，我就习惯去小便。”她后来诉说道。尽管菲力西亚非常害怕出席佩皮诺的集会，但她试图说服儿子缓和一下他的演讲语气：“朱赛佩，你看，我也反对黑手党。难道你看不出来你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要小心点，我的儿子。”
尽管有黑手党的威胁和他母亲的担忧，佩皮诺却义无反顾地勇往直前。佩皮诺的母亲说，佩皮诺是为了“正义和明确的事情”而战，而这些事情几乎总是与黑手党的利益相冲突。佩皮诺积极参与一项支持农民的运动．为了建设机场的第三条跑道，农民的土地被充公。他还与建筑工人一起反抗受黑手党保护的雇主的剥削。佩皮诺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反抗意大利共产党所谓的“历史性的妥协”的运动，即共产党决定支持朝着进步方向前进的基督教民主党政府。虽然共产党声称这一“历史性的妥协”使意大利避免遭遇与智利同样的命运（皮诺切特的血腥军事政变于1973年将智利的民主政府推翻），而且这一声明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左翼力量对此背叛却十分愤怒。无论意大利共产党的温和战略在意大利其他地方是对还是错，但是在西西里西部，意大利共产党与基督教民主党达成的妥协在佩皮诺及其同志们的眼里看来就是与黑手党合作。
对于那些在一所废弃的弗洛里奥别墅里成立第一所公社的嬉皮士们，佩皮诺对他们的思想批判也非常严厉，他认为这是不道德的，因为他们放弃了政治而赞成裸体主义和大麻。1977年，佩皮诺成立了一个很小的地方电台——“奥特广播”。广播电台的主打节目就是晚上的一档音乐和讽刺节目，抨击希尼斯镇及由基督教民主党控制的镇议会。节目的许多素材通过将当地黑手党家族及其见不得人的勾当设置在改编自但丁的《神曲》或者《狂野的西部》等怪诞的版本中而加以嘲讽。希尼斯老板塔诺·巴达拉曼迪被嘲笑为“坐着的恶棍”。佩皮诺在一篇报纸文章中还将巴达拉曼迪描述为“一个擅长贩毒和使用短管散弹枪的小白脸”。1978年春天，佩皮诺帮助小镇举办了一场题为“黑手党及景观”的摄影展，展示了修路对当地景观所造成的破坏。与此同时，佩皮诺在地方选举中被推选为候选人。这里有一张令人胆战心寒的照片，照片中有几个黑手党分子正在仔细端详着一幅在“黑手党和景观”展览中展出的油画。这张照片是在佩皮诺被杀的前一天拍摄的。
佩皮诺·因帕斯塔托知道他所承担的风险。佩皮诺的母亲警告他说黑手党是“畜生”，对他们来说“将一个人吹灯拔蜡没什么大不了的”。佩皮诺心中或许抱有一丝侥幸心理，认为自己的父亲是一名“君子”，这或许能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他。现在我们知道了，佩皮诺的父亲当年为了保护儿子不受巴达拉曼迪的报复而承担了相当大的风险。佩皮诺的父亲在1977年9月被一辆路过的汽车撞死。多年以来，家人都认为他的死只是一个意外，直到现在才相信他是被人谋杀的。无论真相如何，佩皮诺在他父亲死后就失去了保护。佩皮诺在父亲葬礼上拒绝与前来吊唁的黑手党分子们握手，这对黑手党来说又是一次彻底的侮辱。佩皮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也没有降低自己的竞选活动强度。他似乎肯定知道自己将会被害。
1978年5月8…9日的晚上，佩皮诺在从奥特广播台回家的途中被绑架，歹徒驾驶他的车来到距巴勒莫一特拉帕尼铁路线几码远的一所摇摇欲坠的石屋里，石屋就位于机场的边篱附近。佩皮诺在石屋里惨遭殴打和折磨，然后被扔在轨道上，身上还捆着几根炸药棒。
铁路工人在第二天清晨报告说，一段50厘米长的铁轨遭到了破坏。宪兵到达现场后，他们在爆炸的弹坑里发现了里佩皮诺的汽车、鞋子和眼镜。他的尸体碎片和衣服碎片散落在半径300米的周围地区，只有他的双腿、部分脸和几根手指头能辨认出来。佩皮诺的死亡方式与1963年他的姑父的死亡方式惊人地相似。正是那次谋杀引发了他的提问：“他肯定感觉到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