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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还不得不去赢取新的政治盟友。朱利亚诺决定在反共产主义斗争中给政府军提供枪炮。他通过一名美国记者给杜鲁门总统捎去了一封信，在信中抱怨“共产主义猎犬的吠叫令人无法容忍”，并承诺自己将对抗红色威胁。1947年4月新一届西西里区域议会的选举结果出乎朱利亚诺和许多其他人的意料。左翼党派结成“人民联盟力量”，在选举中获得巨大收益。他们赢得将近30％的选票，成为最大的独立政治团体。这为“蒙泰莱普雷之王”犯最无耻的罪行埋下了伏笔。
萨尔瓦多·朱利亚诺的名字在意大利人民的记忆中将永远和一个地方——波尔泰拉·德拉·吉内斯特拉联系在一起。今天，在西西里岛没有一个地方比位于阿尔巴内西平原和圣朱塞佩杰托村之间的山谷一端的这片空地更荒凉、更受暴力困扰。1947年，农民们就是聚集在这里庆祝五月节。每个家庭都穿上最好的衣服，聚在一起野餐、唱歌、跳舞；他们的驴子和漂亮的马车上都装饰了条幅和丝带。人们在庆祝法西斯倒台后重新获得自由。
上午10时15分，来自阿尔巴内西的“人民联盟”书记在红色旗帜中站起来宣布活动开始。他被一阵巨响声打断了。一开始，很多人都以为这是庆祝的鞭炮声。后来，朱利亚诺的手下发射的子弹开始击中目标，来自周围斜坡的十分钟机枪扫射导致11人死亡，其中有塞拉菲诺·拉斯卡里，15岁；乔瓦尼·格里弗，12岁。还有朱塞佩·迪·马乔和文森佐·拉法塔，都是7岁。33人受伤，其中一名13岁的女孩下巴被炸掉。
这次大屠杀给当地社会带来了沉重、持久的冲击。弗朗西斯科·罗阿来为电影《萨尔瓦多·朱利亚诺》拍摄圣朱塞佩杰托村的场景时，他请了1000名农民来到原地并完全按照14年前他们及其亲友的经历去出演。导演几乎失去对局面的控制。当炮火音效响起时，人群开始恐慌，逃窜中撞倒了一架摄像机。女人们在哭泣并跪在地上祈祷，男人们痛苦地摔倒在地。一位老妇人，身穿黑衣，自己站在镜头前，不断痛苦地呜咽着重复，“我的孩子呢？”她的两个儿子都死在朱利亚诺及其团伙手中。
尽管公众对波尔泰拉·德拉·吉内斯特拉惨案感到愤怒，“蒙泰莱普雷之王”还是逍遥法外了三年。这次大屠杀之后，战后西西里社会矛盾的熔岩逐渐演化为基督民主党控制下的政治格局。正是这些政治变化而不是朱利亚诺的行为所引起的愤怒和悲伤开始令他看起来像个野蛮的落伍之人。基督民主党赢得选举胜利，没人再去理会朱利亚诺所标榜的反共产主义恐怖。
朱利亚诺继续打击农民积极分子和农民组织，但是他的帮派成员不断落在当局手里，通常是在黑手党提供的情报的帮助之下。与此同时，朱利亚诺的行动也变得越来越难以理解。1948年夏，他杀了包括帕尔蒂尼科老板在内的五名黑手党分子。他这么做的具体原因不明。不足为奇的是，许多人认为这一刻已经决定了朱利亚诺的命运。然而，一年后他还有足够的力量在巴勒莫外巴洛兰珀的一次袭击中谋杀了六名宪兵警察。
一直以来，对波尔泰拉·德拉·吉内斯特拉大屠杀的调查一直在缓慢进行，不断有人猜疑可能是内政部长命令朱利亚诺执行的大屠杀。这名匪徒自己写了一封公开信，承担全部谋杀责任，否认背后有人指使。他说，他只是让他的手下向人群头顶上方开枪，造成死亡纯属意外。他指出孩子被杀的事实就是意外的证据：“你认为我是铁石心肠吗？”在现场发现的800枚用过的子弹本身就足以证明他这不过是在狡辩。
大屠杀两周年纪念日时，西西里共产党领袖吉罗拉莫·李·考两在波尔泰拉·德拉·吉内斯特拉发言——他在维拉尔巴镇躲过唐·卡洛的手榴弹袭击后成了一名参议员——他公开要求朱利亚诺供出同伙姓名。他的要求引发了一次不同寻常的公开争论。李·考西收到朱利亚诺的书面回复：“只有不知羞耻的人才会供出同伙名字。一个习惯自己去伸张正义的人不会这样做。一个以追求社会名望为目标并把这个目标看得比生命还重的人，不屑这么去做。”
李·考西提醒朱利亚诺，他一定会被人出卖的：“难道你不明白斯塞尔巴（内政部长，西西里人）会除掉你吗？”
朱利亚诺再次回复，暗示他掌握了重要机密：“我知道斯塞尔巴想杀我。他想除掉我，因为我是一直困扰着他的噩梦。我可以肯定，他的秘密一旦泄露出去，他将会不得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将毁掉他的政治生活并给他带来杀身之祸。”没人能确定这些话有多少是可以相信的。
1950年夏，朱利亚诺被捕的同伙终于被传讯出席罗马附近维泰博的审判，这次审判将解答所有的疑问。但是听证会还没开始进行，事情的神秘色彩进一步加深，因为在卡斯特尔韦特拉诺（朱利亚诺山区势力范围之外）的一所房子的后院发现了朱利亚诺的尸体。
电影《萨尔瓦多·朱利亚诺》严格按照事实为根据。电影一开头出现的画面是，在卡斯特尔韦特拉诺小院子里，朱利亚诺的尸体面部朝下。他穿着短袜、凉鞋和一件被血浸透的背心，他身下的地上还有一小股已经干了的血流。他的右手，上面的钻戒清晰可见，伸向一把贝雷塔冲锋枪。事实上，这一片段充满讽刺意味。罗西很清楚，朱利亚诺死亡的“真实”场景和电影里演的一样都是假的。新闻界来拍他的尸体照时，宪兵警察称，他们在激烈的交火中已经将他杀死。很快一名勇敢的调查记者披露说官方的说法是虚构的，头条新闻上写着：“唯一确定的是他死了。”关于他死因的官方说法受到怀疑后，传出一个更可信的说法：朱利亚诺是在床上被人枪杀的，有可能是他的表弟加斯帕雷·皮肖塔中尉——宪兵警察的一名密探。警察们把尸体移到院子里让人拍照以便掩盖真相。他们究竟在掩盖什么真相，人们至今还不清楚。但是事实上，朱利亚诺很有可能是在被捕之后被人杀死的。对于一些政治家、警察、宪兵和黑手党分子来说，只有朱利亚诺死掉了，他们的处境才不会那么危险。
在维泰博法庭上，朱利亚诺匪帮的成员满足了公众们的强烈好奇心。内政部长马里奥·斯塞尔巴又一次被指控参与策划波尔泰拉·德拉·吉内斯特拉惨案的阴谋。指控经常是矛盾和含糊的，把责任向上推到政治家和警察身上显然对匪徒们有利。然而就是这样，当时的场面确实也令人惊恐和担忧。最后，法官判定没有高层权力指使这次大屠杀，是朱利亚诺匪帮采取的独立行动。他们的动机是因为最近的选举结果而惩罚当地左翼分子。
这一裁决几乎没人满意，因为里面有太多的谜团还没有解开。尽管现在试图解开萦绕在波尔泰拉·德拉·吉内斯特拉惨案和萨尔瓦多·朱利亚诺身上的谜团是徒劳的，列举出一些证据还是值得的。自从朱利亚诺死了之后，“幕后论者”一直在努力把这些和其他事实拼凑成一幅清晰的画面：
●一些证人回忆，就在展开波尔泰拉·德拉·吉内斯特拉暴行之前，朱利亚诺收到一封信。看完后，他很小心地将信毁掉，并对手下说：“兄弟们，解放的时刻就要来啦。”然后他宣布袭击农民庆祝会的计划。没有人知道那封信是谁送过来的。
●波尔泰拉·德拉·吉内斯特拉惨案之后，西西里警察局长在其罗马住所里会见了蒙雷阿莱的高级黑手党分子。在那儿，他们交给他一份朱利亚诺写的书面证词，他似乎又转而把这份证词寄到了巴勒莫上诉法院检察长的家里。这名检察长可能也和朱利亚诺有联系。那份证词后来再也没被找到。
●那名警察局长通过同样的黑手党渠道经常和朱利亚诺通信。他还至少有一次和这个匪徒头子见了面——他们一起吃了一种水果面包，喝了两种不同口味的酒。。电子书下载
一个能够且有可能愿意说出惨案真相的人是加斯帕雷·皮肖塔，刺杀朱利亚诺的那个表弟，他出卖了朱利亚诺，且有可能是代表宪兵杀了他。朱利亚诺在匪帮的时候，他有个通行证，由宪兵队的一名上校签署，此证允许他在岛上自由活动。他甚至还在另一名军官的监督下去看医生——他得了肺结核。在维泰博审判过程中，皮肖塔声明，“我们是一体的：匪徒、警察和黑手党——就像圣父、圣子和圣灵”。
在维泰博审判结束时，皮肖塔因参与波尔泰拉·德拉·吉内斯特拉惨案被判无期徒刑。在狱中服刑时，他靠写自传和做丝绣消磨时间。显然，当局开始相信他的一些证词。新的审判即将开始，皮肖塔将被指控谋杀朱利亚诺。警方和宪兵将被指控作伪证和其他罪行。皮肖塔与一名检察官取得联系，说他打算透露更多的内幕。
1954年2月9日早晨，皮肖塔给自己冲了杯咖啡。他往里面加了他以为是治疗肺结核的药。他全身因疼痛而强烈地痉挛，这是士的宁〔※一种生物碱，中枢神经类兴奋剂。〕中毒的典型症状，一个小时后他中毒身亡。他的自传也随之不见了踪影。
皮肖塔是在巴勒莫的尤西卡丹监狱被人投毒的。这个地方从19世纪中期开始就是黑手党培养罪犯的大学。不可思议的是，皮肖塔的死竟然没有征得荣誉团体的批准。不管黑手党与波尔泰拉·德拉·吉内斯特拉惨案的阴谋及朱利亚诺的匪帮有什么瓜葛，是他们确保整个真相永远不会传出去。
第七章 上帝、水泥、海洛因和我们的事业1950…1963
多玛索·布西达的早期生活
西西里岛的黑手党大约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开始称呼自己的组织为“我们的事业”（“Cosa Nostra”）。在黑手党众多的名字之中，最近冒出来的这个新词很有可能是从美国引进过来的。有说法指出这个词汇起源于美国的西西里移民社区，之所以是“我们的事业”是因为它不断接纳来自其他族群的罪犯。但是由于黑手党没有对它那些纷繁难懂的内部谈话留下成文的记录，因此我们也就没有办法证明“我们的事业”这一词的来历。事实上，即便有记录的话我们也很难从中得出什么结论，因为名字对于西西里黑手党而言无关紧要。若是“他们的事业”根本不需要名字，又或是它的存在只需黑手党成员扬扬眉毛或者冷冷地瞪视就能暗示出来，那么大部分黑手党成员很可能就会更喜欢它了。正如“兄弟会”、“荣誉社会”等等这些年来产生又消亡的称号一样，“我们的事业”的到来对于这一组织的结构和做事方法并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变化。
多玛索·布西达相信“我们的事业”是一个古老的名字。没有证据表明他是正确的，而且这一说法并不比他的另一个信念更有权威，这个信念就是他相信西西里黑手党源自中世纪。多玛索·布西达可能历史学得不好，但他却是一个不错的证人，他留下的证词和回忆录可以追溯到半个世纪之前。布西达在二战之后才进入到黑手党的故事中。1945…1963年间，他像其他许多重要的黑手党成员一样，在那风云变幻的岁月里逃往国外，亲眼看到了“我们的事业”经历的一些深刻发展。1950…1963年间，“我们的事业”建立一个新的管理组织——“委员会”或“库波拉”，并通过深入开展跨大西洋海洛因贸易与美国的“我们的事业”重新建立了联系。“我们的事业”在这些年里既找到了一种新的收入来源，又通过“水泥”与政治体系建立联系。
布两达的观点并不总是完全值得信赖。一方面，他记得20世纪50年代是“我们的事业”的“黄金时期”，尊敬和荣誉在那时战胜了贪婪和暴力。后来的事实清晰地表明，他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另一方面，布西达事业中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在西西里以外度过的，因此西西里黑手党的历史与他所讲述的故事或是他经历过的故事都不相同。但是因为布西达将在之后的很多章节中反复出现，所以了解一下他这个人及其黑手党分子的身份就变得很重要了。
至于为什么多玛索·布西达的性生活这么广为人知，这里还有一个说法。布西达是第一个向乔瓦尼·法尔科内法官解释“我们的事业”的规则的“君子”，同时也是意大利记者用以测试黑手党成员是具有典型男子气概的性感地中海男子这个理论的第一人。布西达那出众的容貌——宽厚的嘴唇和忧郁的双眸——都使他看起来再适合这个形象不过了。
凭借1986年的一次机会，意大利最著名的新闻记者和电视节目主持人、和蔼的健谈者恩佐·比亚吉来到纽约采访这位西西里最著名的黑手党老板。为此，比亚吉必须勇敢地经历美国缉毒局实施的一次复杂的证人保护行动：在中央公园的圣莫里茨酒店与一个只知道叫做“休伯特”的警卫队长汇合，向北开车行了很长一段，换掉汽车，然后仔细地对比亚吉进行搜身。比亚吉与布西达在一个隔离的、暂时的安全房里一起待了几天。通过畅聊家庭和足球赢得这个黑手党分子的信任之后（布西达是尤文图斯〔※尤文图斯足球俱乐部（Juvents Football Club）是一间位于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区都灵市的足球俱乐部，成立于1897年11月l日，是意大利国内历史最为悠久、最为成功和最受欢迎的足球队之一，也是夺得最多意甲冠军的球队。〕的球迷），比亚吉随口就问起这位传奇的“两个世界的老板”、自认的多面杀手和意大利历史上一些最黑暗秘密的保守者：“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做爱是什么时候吗？”
布西达很高兴地回答了比亚吉所提出的问题。不久之前，布西达在巴勒莫的尤西卡丹监狱里的一个宽敞的审讯室里回忆起了很多痛苦的事情。那时他必须要回答的问题与国际毒品交易和流血事件有关，而听众就是在三个月内杀害他家族六个人的黑手党成员。相比起来，与比亚吉谈起他的性征服史就好比在悠闲漫步一般。这还引发他谈起另一个喜欢的话题：他的吸引力。“大自然母亲赋予了我魅力，我就有了额外所得。”据他解释，这就是为什么其他君子对他如此尊敬的原因（这个解释并不完全具有说服力）。
据记录，布西达八岁时就失贞了。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和妓女做爱。那个女人还在路边经营着一家销售橄榄、奶酪和凤尾鱼的货摊，只需要一瓶橄榄油就能把她搞定。从那以后，浪漫史便在布西达的一生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结过三次婚，而且还有无数次外遇。他第一次结婚时只有16岁，第一次婚姻还未结束便又结了第二次婚。第三次则是和一位巴西著名律师的女儿结婚，比他小22岁。布西达一共有六个孩子。他还是一位很帅的老板，至少就他的服装品位来说是这样，这一点在黑手党老板中很罕见。布西达在1971年或1972年与第三任妻子相识后不久，曾在巴西拍过一张照片。照片中，布西达笑容满面，穿着奶油色的鞋子，米色的宽松裤，褶边的衬衫一直开到脐部，将脖子上挂着的精致项坠显露出来。他甚至做过鼻子整形手术。后来，美国当局为了对他实施保护，要求外科医生为他做了面部整容。
即便布西达很乐于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典型的地中海男人，但他肯定不是一个典型的黑手党分子。偷偷摸摸地与女人乱搞对“君子”而言不是什么犯罪，但是虐待妻子却肯定是。布西达的不良婚姻记录给他在“我们的事业”之中带来了不少麻烦。20世纪50年代，就是由于他对婚姻的不忠，他在组织里的活动被中止了六个月。1972年，他被从巴西引渡回来，囚禁在巴勒莫的尤西卡丹监狱。这时布西达才了解到，他所在家族的老板因为他对前两任妻子的不忠而想把他完全从“我们的事业”里驱逐出去。
布西达1928年出生于巴勒莫东部郊区的一个家庭，与黑手党没有丝毫瓜葛。尽管他是17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但却不是一个由于没有谋生机会而卷入犯罪的顽童。他的父亲经营着一家作坊，雇用了15个人制作并销售作装饰用的镜子。不过，布西达一家像许多西西里家庭一样在战时也陷入了困境，于是年轻的多玛索便成了一名黑市商人。他还开始从德国人那儿偷来汽油、果酱、黄油、面包和香肠，在此过程中在巴勒莫的黑社会里建立了广泛的关系网络。同盟军解放了西西里岛之后，布西达就加入到了一个由50个左右的年轻流氓组成的团伙。他们奔赴那不勒斯与纳粹作战，一方面想去冒险，一方面则是为了获得战利品。在意大利大陆进行两到三个月的破坏和埋伏袭击之后，他重又返回西西里岛，声誉大振。从那时起，他才开始被那些“通过各种暗示来表达自己想法的谨慎的、神秘的人”所接近。他感到他们正在注视着他，打量着他。特别是有一次，一位家具打磨工就曾试探过他对警察和地方法官的态度、家庭道德观以及对朋友的忠诚。
家具打磨工乔瓦尼·安德罗尼科最终于1945年提议让布西达加入波塔诺瓦黑手党家族。一旦向老板提出这项提议，写有布西达名字的纸条就会在巴勒莫地区的所有家族中传递，因而黑手党成员们就能够对他的可信度进行调查，检查他或是他的家人是否与警察有任何关系。调查完成之后，安德罗尼科本人在入会仪式上用针刺破了布西达的手指。
布西达加入的波塔诺瓦家族相对来说非常小，只有25名“君子”，但他们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他发现在这些成员里有四位名人：一位是西西里岛的一个著名啤酒品牌特许经销权的拥有者，一位是赞成君主制的国会议员，一位是精神病心理专家，还有一位是安德烈·费诺切罗·阿普里勒，他是黑手党的“朋友”，曾为了宣传西西里的分裂主义事业而展示过他的雄辩口才。（这个故事就像布西达在这个时期讲述的其他故事一样，没有其他的材料给以佐证，因此必须审慎对待。但是不管怎样，这些故事很能表明这个人的风格。）
1947年，另一位著名的人物被介绍给了布西达，他是最后一名匪徒萨尔瓦多·朱利亚诺。年轻的布西达被朱利亚诺的仪表及其身上散发出的“特殊光彩”震慑住了。布西达似乎对他在事业早期遇到的另一位“君子”并没有多少好感，这位“君子”就是朱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