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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天气阴沉。Ｋ很疲乏，因为头天晚上他参加了餐厅里举行的庆祝活动，睡得晚了些，差点睡过头。Ｋ来不及考虑或调整一星期来筹划好的计划，匆匆穿上衣服，没吃早饭便奔到郊区那个指定的地方。十分奇怪的是，虽然他没有时间去打量过路人，却看见了那三个已经介入他案子的职员。他们就是拉本斯泰纳、库里希和卡米乃尔。前两人乘着有轨电车，从他面前驶过；但是卡米乃尔却坐在一家咖啡馆的平台上，当Ｋ走过的时候，他从栏杆上探出身来，询问似地看着他。他们三个人好像都很注意他，想搞清楚他们的上司忙着上哪儿去。一种挑战心理使Ｋ决定不乘车到那儿去；他不希望麻烦任何人，甚至是最不相干的局外人在这件案子中帮他的忙，他不想受惠于任何人，也不想让任何人哪怕稍微过问一下他的案子。他最不愿意的是一分不差，准时到达，以至在审讯委员会面前降低自己的身分。不过他还是加快了脚步，希望能在九点钟到达，尽管并没有给他规定确切的到达时间。
他想，那栋房子准有某种标志，或者门前准是热闹非凡，远远就能辨认出来；但是到底有什么标志，他却无从想像。朱里乌斯大街两旁的房子几乎一模一样为存在可分为“存在的形式”和“存在本身”，前者是有规定，全是灰色的大楼，里面住着穷人；电话里告诉他，那栋房子就位于朱里乌斯大街。他在街头停了一会儿。因为是星期天早晨，所以大部分窗口都有人，只穿着衬衫的男人们靠在窗口抽烟，或者小心翼翼地扶着坐在窗台上的小孩。有些窗口挂满了被褥，偶尔会从被褥上方冒出一个头发蓬松的女人脑袋。人们隔着马路互相叫喊；Ｋ的头顶上方正好有人喊了一声，引起一阵哄笑。大街两旁每隔一段距离便有一家小杂货店；这些小店位于街面以下，门前有一小段石阶，通到街上。女人们从这些店里挤进挤出，或者在店外的石阶上唧唧喳喳。一个流动水果贩正向站在楼上某个窗口的人叫卖，一面叫喊，一面向前走，和Ｋ一样心不在焉；他的推车差点把Ｋ撞倒。在城里某个较漂亮的街区用过很长时间的一个旧唱机开始发出刺耳的声音。
Ｋ慢悠悠地沿着大街走着，越走越远；现在他的时间似乎很充裕，预审法官可能会从某个窗口探出身来，发现他正在路上走着。九点过了些。他沿着马路走了好久才到那栋房子门前；这栋房子大得不同寻常，大门特别高，也特别宽，肯定是供卡车出入用的。内院四周是一间间栈房，门上挂着商号的名牌，有的名字Ｋ曾经在银行的账册上见过。他一反常态，在通向内院的前厅里呆了一会儿，聚精会神地研究起这些外部现象来。他旁边有一个没穿鞋子的人，坐在板条箱上看报。两个男孩正利用一辆小推车玩跷跷板。一位面容。惭淬的年轻姑娘穿着睡衣，站在吸泵前打水；她看着Ｋ，水则不断流进桶里。内院的一角，有人在两扇窗子间系了一根绳子，把衣服晾在上面。绳子下面站着一个男人，不时大声指点几句。
Ｋ转身朝楼梯走去，打算到审讯室里去；但他随即站住脚，因为除了这道楼梯外，他在院子里又看见另外三道楼梯。楼梯后面还有一条小过道，像是通往第二进院子的。他们没有确切告诉他，审讯室到底在哪间屋子里，他为此感到很恼火。这些人对他的疏忽和冷淡已经达到令人诧异的地步，他决定把自己的看法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们。最后，他终于踏上了第一道楼梯，心中想起那个名叫威廉的看守讲的话：法和罪是互相吸引的；既然如此，审讯室就应该位于Ｋ偶然选中的这道楼梯的上面。
他上楼时，打扰了许多在楼梯上玩耍的小孩；孩子们气呼呼地看着他从他们中间穿过去。“如果我下次还要再来的话，”他心想，“一定要带上糖果来哄他们，要不就带根棍子揍他们一顿。”他刚要到达二楼时新的研究课题。，一粒弹子球滚了下来，他不得不止步等弹子球落定。两个皱纹满面、脸庞瘦削、老气横秋的孩子乘机揪住他的裤子；他如果把他们甩开，就可能使他们受伤，他怕他们嚷嚷起来。
到了二楼，他才真正开始寻找。由于他不好直接打听审讯委员会在什么地方，便装作要找一个名叫兰茨的细木工——他想到了这个名字，因为格鲁巴赫太太的侄子即那个上尉就叫兰茨。于是他挨门逐户去打听，里面是否住着一个名叫兰茨的人，并乘此机会朝屋内看一眼。其实他用不着这么费劲，因为差不多所有的门都开着，孩子们在门口跑进跑出。许多住户都只有一间带一扇窗的小房间，里面正在做饭。不少女人一只手抱着孩子，另一只手则在炉子上忙碌。几个即将成年的姑娘身上除了围裙以外，似乎没穿别的衣服，她们正在不停地操劳。每间屋子里床上都躺着人，有的是病人，有的在酣睡，还有的虽已穿好衣服，但仍然赖在床上养神。如果哪家门关着，Ｋ就敲敲门，问里面是不是住着一个名叫兰茨的细木工。一般是女人来开门，听到他的问题后，便转身对屋里的某人说话，那人便从床上欠起身来。“有位先生问，这儿是不是住着一个名叫兰茨的细木工。”“一个名叫兰茨的细木工？”那人在床上问道。“是的，”Ｋ说，虽然他已经明白，审讯委员会不在这里，他的询问是多此一举。许多人看起来深信，要找到细木工兰茨对Ｋ讲来事关紧要。他们绞尽脑汁，久久思索，倒也想起了某个细木工来，但名字不叫兰茨；他们也会说出一个和兰茨这个名字的发音相近的名字来；或者向邻居打听；或者领Ｋ到离这儿颇远的另一家去，他们觉得那儿可能会住着像兰茨这样的房客，或者那家会有人向他提供他们所不能提供的更确切的消息。最后，Ｋ几乎用不着再问了，因为他这么打听来打听去，已经跑遍了整个二楼。他现在开始为自己的计划感到后悔，而当初他还以为这个计划是切实可行的。当他快要走到六楼时，他决定不再寻找了，他对一个愿意领他继续查询的热情的青年工人道了声“再见”，便朝楼下走去。可是，他又为自己白忙了一阵而感到忿懑；于是便回过头，继续往上登。他到了六楼，敲敲第一家的门。他在小房间里看到的第一样东西是一只大挂钟，时针快要指到十了。“一位名叫兰茨的细木工住在这儿吗？”他问。“请往前走，”一位年轻女人说，她长着一双活泼的黑眼睛，正在水桶里洗小孩衣服；她用那只湿漉漉的手指着旁边的那间房子，那里门开着。
Ｋ觉得好像走进了一间中等大小的会议厅。厅里有两扇窗，里面挤满了各种各样的人，谁也不在意这个刚进来的人。天花板下面是一圈楼座，那儿也是挤得满满的，人们即使弓着身子站着，头和背也会碰到天花板。Ｋ觉得厅内空气太污浊，便退了出来，对那个看来听错了他的话的年轻女人说：“我是打听一个细木工住在哪里，他的名字叫兰茨。”“我知道，”那女人说，“你只管进去吧。”如果她不走到他面前，抓住门把手并对他说：“你进去吧，我得把门关上，不让任何人再进去，”那他就可能不会再进去。“好吧，听你的，”Ｋ说，“不过大厅里已经挤得太满了。”尽管这样，他还是进了大厅。
门后有两个人在谈话，其中一个人伸出双手，做出一个像是付钱的手势，另一个人紧紧盯着他。从这两个人的中间伸过一只手，抓住Ｋ。这只手是属于一个脸颊微微发红的小伙子的。“来吧念的，是经验科学得以成立的条件。，来吧，”他说；Ｋ听凭他领着自己走。熙熙攘攘的人群中间似乎有一条狭长的通道，他们大概以此为界，分属两个不同的派别；Ｋ朝左右两边看了看，发现没有一个人脸朝着他，大家都是背朝着他，只跟自己的那一派人说话和打手势——这个事实更加证实了他的猜测。大多数人身穿青上衣、外面披一件星期天常穿的宽宽大大的旧式长外套。他们的服装是惟一使Ｋ感到困惑不解的东西，否则他准会认为这是一次地方性的政治集会。
Ｋ被那小伙子带到了会议厅的另一端，那儿有个低矮的、上面挤着不少人的讲台，台上斜放着一张小桌；桌子后面有个矮胖子，坐在讲台的边缘上；他喘着气，兴致勃勃地和另一个人在讲话，那人懒洋洋地躺在他后面的一把椅子上，跷着腿，胳膊肘支撑在椅背上。矮胖子不时在空中挥动手臂，好像在模仿某人的滑稽相。陪Ｋ来的小伙子发现很难向人们通报Ｋ的到来，他两次踮起足尖，打算讲话，但是讲台上的那个矮胖子没有注意到他。直到讲台上另一个人发现了这个小伙子后，矮胖子才朝他转过脸来，并俯下身子听他结结巴巴地说话。矮胖子接着掏出怀表，瞥了Ｋ一眼。“一小时零五分钟以前你就该到达这儿，”他说。Ｋ正要回答，但来不及了，因为那人刚刚说完，会议厅的右半部分便响起一片不满的喧哗声。“一小时零五分钟之前你就该到达这儿，”那人抬高声音重复了一遍，同时匆匆扫了整个会议厅一眼。喧嚷声立即变得更响了，过了好久一阵子才平息下来，这时那人已经住嘴了。大厅里比Ｋ刚进来的时候要安静得多。只是楼座上的人还在发表评论。那儿光线暗淡、尘土飞扬、烟雾腾腾，但人们还能看得出来，他们的衣着似乎比下面的人寒酸。有几个人带着靠垫，垫在他们的脑袋和天花板之间，以免把头碰伤。
Ｋ决定不讲话，只是观察；因此他也不为自己的所谓迟到辩护，仅仅说道：“不管我迟到不迟到，反正我现在来了。”话音未落，掌声即起，仍旧是大厅右侧传来的。“这些人很容易争取过来，”Ｋ想道；但他为大厅的左半部分保持缄默感到不安，这一半人就在他身后，他们中间只发出一两下孤零零的拍手声。他思忖着应该说些什么，才能把全大厅的人都争取过来，如果不能争取全部，那至少也得把大部分人暂时争取过来。
“不错，”那人说，“不过现在我没有再听你讲下去的义务。”人声重新鼎沸起来，这次谁也不会再搞错其含义了。那人摆摆手，请大家安静。他接着说：“不过我可以把这次算作例外情况和以塔尔斯基（AlfredTarski，1902—）卢卡西维兹（Jan，下次可不能再迟到了。现在请你到前面来。”一个人跳下讲台，给Ｋ腾出地方。Ｋ走上去，靠着桌子站着。后面的人很多，他不能不使劲撑牢，才避免人群把预审法官的桌子、也许还有预审法官本人推下讲台去。
然而，预审法官看样子并不为此操心；他悠闲自在地坐在自己的椅子上，对身后的人说完最后几句话后，便拿起一个小笔记本来——桌上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别的东西。这个笔记本像是学校里用的旧式练习本，翻的次数过多，角全卷着。“好吧，这么说，”预审法官翻着笔记本，摆出一副威风凛凛的架势对Ｋ说，“你是油漆装饰匠？”“不对，”Ｋ说，“我是一家大银行的襄理。”这个回答使右面那部分人开心得捧腹大笑，Ｋ也不由得笑了起来。人们用双手撑在膝盖上，笑得前仰后合，浑身颤动，好像一阵咳嗽。甚至楼座里也有几个人在哈哈大笑。预审法官顿时勃然大怒，他看来已经没有足够的权威可以控制大厅里的人了，便向楼座上的人发泄自己的怒气；他蹦起来，瞪着他们，紧皱起眼睛上方那两道平常没有引起人们注意的又粗又黑的眉毛。
但是，大厅的左半部分仍旧像刚才那样平静，人们面对讲台，站得整整齐齐，一动不动地听着讲台上的讲话和从大厅的其它部分发出的嘈杂声；他们甚至允许自己这一派的某些成员主动和对方攀谈。左边的这些人不像其它部分的人那么多，他们其实可能是无足轻重的；但是他们的镇静和耐性却使人们对他们刮目相看。Ｋ开始讲话了，他深信自己实际上是代表他们的观点的。
“你向我提了个问题，预审法官先生，问我是不是油漆装饰匠——噢，或许这不是问题，你只是指出一个事实而已——你的这个问题典型地反映出强加在我身上的这次审判的全部特点。你也许会反驳说灵术、精神感应术等迷信活动的人，有时也自称为“唯灵论，这根本不是一次审判；你说得完全对，因为只有在我承认它是一次审判的情况下，它才称得上是次审判。不过，我现在承认它是一次审判，因为我想得到同情。如果人们愿意关心它，就只能抱着同情心来关心它。我并不是说，你的审讯是卑鄙的，但是我很愿意把这个形容词送给你，供你一个人去思考。”Ｋ在这儿停住，低头看着整个大厅。他的话很尖刻，尖刻得超过自己的预想，不过他这样说是有充分理由的。他的话应该激起某种掌声，但掌声却还没有响起来，听众显然正聚精会神地等着他说下去；沉默也许孕育着爆发，这一切将在爆发中结束。这时，大厅那端的门蓦地打开了，刚才那个年轻的洗衣妇走了进来，看来她已经洗完衣服了。Ｋ很恼火：尽管她进来时小心翼翼，但还是分散了一部分人的注意力。不过，预审法官倒使Ｋ觉得开心，因为他听了Ｋ的话后，似乎心情十分沮丧。在此之前法官一直站着，因为当他站起来去斥责楼座上的人时，Ｋ的讲话使他惊讶得呆呆地站在那儿。他利用这个间歇时间重新坐下，他的动作徐缓，好像不想引起别人的注意。也许是为了使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他重新翻开笔记本。
“这不会对你有多大用处的，”Ｋ接着说，“你的笔记本本身，预审法官先生，会证实我说的话。”他为自己能在这么一个奇特的集会上用冷静的语调讲话而感到勇气倍增，便从预审法官那儿一把夺过笔记本高高举起。他用手指尖捏着中间的一页，好像怕弄脏手似的；斑渍点点、绘着黄边、写得密密麻麻的本蕊朝两边打开，纸页倒垂着。“这就是预审法官的记录，”他一面说，一面让笔记本重新掉落到桌子上。“你可以继续翻阅，随你的便，预审法官先生，我一点也不怕你的这个账本，虽然它对我来说是保密的。我不会去动它，不愿把它拿在手中，最多只会用手指尖拈着它。”这番话是一种极大的侮辱，或者至少应该如此理解。预审法官把桌子上的笔记本拿起来，尽量使它恢复原状，并重新开始翻阅。
站在第一排的人目不转睛地看着Ｋ；Ｋ一言不发地站在台上，眼睛向下，也瞧了他们一会儿。他们都是上了年纪的男人，没有一个例外，有的甚至胡子都白了。他们能让在场的所有人都跟自己走吗？他们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吗？他们能从在他讲话以前就陷入的那种无动于衷的状态中挣脱出来吗？尽管他已经当众侮辱了预审法官，他们却依然无动于衷。
“我遇到的事情，”Ｋ接着说，他比刚才平静多了，同时注意观察站在第一排的那些人的脸部表情，这使他讲话时有点分心料。，“我遇到的事情只是一个孤立的例子，就其本身来说没什么了不起，尤其是因为我根本不把它当一回事；然而，它却代表着一种错误的政策，这种政策也是针对着其他许多人的。我正是为了这些人的利益才在这里表明立场，我并不是为了自己。”
他不知不觉地抬高了嗓门。大厅中有人高举着双手鼓掌，并且高喊道：“好极了！真对！好极了！太好了！”第一排中有几个人使劲捋着自己的胡子，但是，没有一个人回过头去看看是谁打断了Ｋ的讲话。Ｋ也对此不大在意，不过仍然觉得甚为振奋；他不再认为有必要去获得所有人的掌声：如果他能使听众开动脑筋思考问题，这儿说服一个人，那儿说服一个人，把他们争取过来，他就会感到很愉快了。
“我不想当个演说家，在这里夸夸其谈，”Ｋ说，他已经得出了这个结论，“即使我有这种愿望，我也当不成。毫无疑问，预审法官先生的口才比我好得多，这是他的天赋的一部分。我只希望公开讨论一下大家所蒙受的一种痛苦。你们听我说吧：大约十天以前，我被捕了，被捕的方式连我也觉得可笑，虽然此时此刻这点不足挂齿。我是在床上被捕的，当时我还没有起来，也许——根据预审法官讲的话来看，这并不是不可能的——也许他们得到的命令是逮捕一位和我一样无辜的油漆装饰匠，但是他们却抓了我。两个粗暴的看守强占了我隔壁的房间。即使我是一个危险的歹徒，他们采取的防范措施也不会比当时更缤密了。此外，这两个看守是道德败坏的流氓，他们喋喋不休，震聋了我的耳朵，诱使我向他们行贿，企图用卑劣的借口骗走我的外衣和内衣；他们当着我的面，厚颜无耻地吃掉了我的早点，然后又居然问我要钱，说是要给我去买早点。这还不是一切。接着我被带到第三间屋子里去见监察官。那间屋子是一位女士的，我深深地尊敬她；可是我却亲眼目睹那间屋子被他们糟蹋得不成样子了；不错，看守和监察官糟蹋了那间屋子是由于我的缘故，但完全不是我的过错。当时要我保持镇静确实很难，然而我还是做到了。我用最冷静的口气问监察官，为什么逮捕我——如果他在这里，他可以证实这点。监察官悠闲自在地坐在我刚才提到的那位女士的椅子上，那副蛮横傲慢、神气活现的样子至今仍然历历在目。你们知道他是怎么回答的吗？先生们，他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回答，也许他确实什么也不知道。他逮捕了我，这就是一切。但是，事情还没完，他指使我银行里的三个低级职员进入那位女士的房间，听凭他们兴冲冲地翻着和乱动属于那位女士的一些照片。让这三个职员在场当然还有另外一个目的，这就是期待他们和我的女房东及其佣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