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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抗辩：被告提出特殊的或新的情况，使诉讼不能成立。
Ｋ的律师就这样不知疲倦地大谈一阵。Ｋ每次来见他，他就把上述内容重复一遍。每次总有进展，但到底是什么性质的进展他却不说。律师一直在为第一份抗辩书忙碌，可是总也完不成；然而等Ｋ下次来访时，这却成了一件好事，因为最后那几天很不适宜往上递抗辩书，而这种事是谁也无法预料的。如果Ｋ对律师的滔滔不绝的讲话感到厌倦了——这样的事发生过几次——，向他指出，即使把所有困难都考虑在内，案件的进展看来也实在太慢了；律师就反驳道，进展得一点也不慢。当然，如果Ｋ能及时到他这儿来，就会进展得更快一点。遗憾的是Ｋ没有这么做，这种疏忽给Ｋ造成了不利，况且并非只是暂时的不利。
打断这种谈话的莱妮是深受欢迎的，她总是利用Ｋ在场的当儿给律师端上茶来。她会站在Ｋ的椅子后面，好像是在看着律师贪婪地朝茶杯俯下身去，往杯里倒上茶水，呷上一口，其实她一直让Ｋ偷偷捏住她的手。一片寂静。律师在啜茶，Ｋ捏着莱妮的手，有时莱妮也壮起胆子摸摸他的头发。“你还站在这儿呀？”律师喝完茶后会问她。“我得把茶盘端走啊，”莱妮会这样回答；接着，Ｋ最后捏一下莱妮的手，律师则揩揩嘴巴，以新的精力重新开始向Ｋ发表宏论。
律师是想安慰Ｋ呢，还是想让Ｋ绝望？Ｋ说不上来，但他不久便断定，自己找错了辩护人，这已经是既成事实了。律师说的当然有可能完全符合事实，尽管他想夸大自己的重要性的企图十分明显；他很可能从未过问过一件在他看来像Ｋ的案子这么重要的案件。然而他喋喋不休地吹嘘自己和法官们的私人交情，这种做法实在令人起疑。谁能肯定，他利用这些关系仅仅是为了Ｋ的利益呢？律师从来不会忘记说，这些法官级别甚低，也就是说，他们听命于他人；各种案件中的某些转折很可能会对他们的晋升起着甚为重要的作用。他们有可能利用律师，使案子发生这类必然对被告不利的转折吗？或许他们并非一贯这么做，这不可能；有时他们可能会让律师略占上风，作为赏给他的劳务报酬，因为维护律师的声誉也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但如果事情真的如此，他们到底想到Ｋ的案子归入哪一类呢？律师坚持认为，这个案子很棘手，因此也很重要，法院也从一开始就对它产生了强烈的兴趣。用不着多怀疑他们会做些什么，一条线索已经有了：第一份抗辩书还没有交上去，虽然案子已经拖延好几个月了。据律师说，诉讼过程仍然处于开始阶段，这些话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说的，目的是哄哄被告，使他处于被动地位，以便最后用突然作出的判决来制服他；或者起码对他说，预审已结束，结果对他不利，本案已转交上级机构审理。
Ｋ亲自干预是绝对必要的。这个冬天的早晨，他觉得精疲力尽，无力屏除上述信念，他的脑子里翻腾着这些想法。他一度曾经不把这个案子当作一码事，现在已经不能这样做了。如果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他就会轻而易举地对整个事件一笑了之，虽然在那种情况下，这类事本身也不会发生。可是现在，把他拽到律师这儿来的是他叔叔，因此他得把家庭因素考虑在内。他的职位也并非完全与此案的进展无关了，因为他自己用一种无法解释的得意心情，在他的几个熟人面前欠考虑地提起了这件事。另外一些人也知道了，至于通过什么方式他并不清楚。他和布尔斯特纳小姐的关系也随着案子本身而波动——总之，他现在已经不能从接受审判和拒绝接受审判这两种可能性中进行选择了，因为他已置身于审判中，必须小心从事。他认为自己疲惫无力是个坏兆头。
但是，目前仍然不必过于紧张。他经过努力，已经在较短的时间内谋取到银行中的一个高级职务，他保持住了自己的位置，赢得了许多人的承认；如果他把在这方面奏效的才干用来处理这件案子，那肯定也会取得良好的结果。要是他想达到目的，首先必须彻底抛弃自己有可能犯罪的想法。他没有犯过罪。这次法律行动最多像一桩银行业务，Ｋ在经手类似业务时，总能使银行受益。当然，这次法律行动中潜伏着风险，必须予以排除。正确的策略是：避免只想到自己的不足之处，应该尽量看见自己的有利条件。从这个观点出发，作出把案子从霍尔德博士手中撤回的结论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越早越好，最好当天晚上。在律师眼里看来，这是前所未闻的事，很可能是个侮辱；但是Ｋ不能忍受的是，他在本案中作出的努力竟可能被他的代理律师在办公室里采取的一些行动所抵销。一旦摆脱掉律师，抗辩书就可以立即递上去，他就可以天天去催法官，如果可能的话，还可以提请他们对本案予以特别重视。Ｋ永远也不会像其他人那样，把帽子塞在凳子下面，温顺地坐在顶层过道里恭候。Ｋ本人应该天天到法官们那儿去，或者请一个女人或派个其他人去，逼着法官们别再透过木格子窗监视过道，而是在办公桌后面坐下来，研究Ｋ的案卷。应该坚持不懈地采取这种策略，每样事情都要有组织、有检查。法院总算遇到一个知道应该怎样维护自身利益的被告了。
但是，尽管Ｋ相信他能设法做到这一切，草拟抗辩书的困难却似乎难以克服。不到一个星期之前，他曾想到草拟抗辩书时可能会有羞愧之感，可从来没想到拟稿过程中会有这么多困难。他还记得，有一天上午他正埋头工作时，忽然心血来潮，把手头的东西推向一边，拿起拍纸本，打算拟一个抗辩书的提纲，交给霍尔德博士，催上一催；但是，正好在这个时候，经理办公室的门打开了，副经理一面哈哈大笑，一面走进屋来。这对Ｋ来说，是个十分痛苦的时刻，尽管副经理肯定不是在笑他写抗辩书，因为副经理对这事一点也不知道。副经理是刚刚听到证券交易所里传出来的一个笑话，为了说明这个笑话的真正含义，需要画图表示，于是副经理便向Ｋ的办公桌俯下身去，从Ｋ手中拿过铅笔，在Ｋ准备起草抗辩书的那页拍纸本上，画出所需要的图。
今天Ｋ没有再感到羞愧，抗辩书非写不可。如果在办公室里没时间——这看来是十分可能的——，那就得夜间在家里写。假如夜里的时间不够，就只好请假。怎么都行，但决不能半途而废；谈业务也好，干任何别的事也好，半途而废都是最愚蠢的。毫无疑问，这是一项需要付出无休止的劳动的任务；不一定非得胆小怕事，顾虑重重的人才会相信，拟成这份抗辩书其实是完全不可能的。并非因为Ｋ懒惰或有意拖延——只有律师才会有这种弊病——而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为何受控，更不知道由此而引起的其它指控了。他只得回忆一生的经历，甚至最微不足道的行为和事件也得从各个角度讲清楚、分析透。这将是一项啰嗦透顶的任务！这种事情也许让一个处于生命的第二个童年时代、总得把每天的时间消磨掉的退休人员来做是甚为合适的。可是Ｋ现在需要把全部精力集中到工作上，他的每一个小时都排得满满的，一晃眼就会消逝，因为他仍然全天工作，很快会成为副经理的对手。作为一个单身汉，晚上和夜间本来就嫌太短促，因为他需要享乐。可是他现在却不得不坐下来，完成这项任务！他再次浮想联翩，感到自己很可怜。得结束这种局面了！他不由自主地把手指按在按钮上：接待室的铃响了。他按铃的时候，看了一下表。十一点，他在胡思乱想中浪费了两个小时，这是一段很宝贵的时间。他当然比先前更加疲乏了，然而这段时间并没有完全白白浪费掉。他作出了几个月后可能会被证实是有价值的决定。侍者送来了几封信和两位已经等了很久的先生的名片。他们是银行的极为重要的主顾，根本就不应该让他们等这么久。他们为什么在这么一个不合适的时候来呢？可是，他们可能在门外会反问：勤奋的Ｋ为什么会听任自己的私事把一天中最好的时间糟蹋掉呢？Ｋ对已经过去的事情感到烦恼，但又不得不厌倦地等待着将要到来的事情，他站起身来，去接去第一个主顾。
这是一个性格开朗、身材矮小的男人，是一位Ｋ很熟悉的厂主。他对自己打扰了正在忙着干要事的Ｋ表示遗憾，而Ｋ则对自己让厂主等了这么久而向他道歉。但是Ｋ表示歉意的方式甚为呆板，语调中缺乏诚意，如果厂主不是专心致志于手头的业务，就一定能觉察到这点。厂主从几个口袋中掏出一大把写满统计数字的文件，摊在Ｋ面前，向Ｋ逐条解释，顺便纠正一些小错——他即使看得如此匆忙，也能发现这些错误。厂主向Ｋ提起大约一年前他和Ｋ做成的一桩相似的交易，漫不经心地提醒Ｋ说，当前另一家银行正在作出巨大牺牲，打算揽过这笔生意。最后他不说话了，焦急地等着Ｋ回答。开始时，Ｋ听得很仔细，这么重要的一项交易对Ｋ也产生了吸引力；可是不幸的是，没过多久Ｋ就不听他讲话了。厂主倒仍旧讲得兴致勃勃，Ｋ却只是不时点点头；最后Ｋ对此完全失去了兴趣，只是凝视着厂主低俯在文件上的光秃秃的脑袋。Ｋ心里自问，厂主什么时候才能明白自己的演说纯粹是白费唇舌。厂主住口不讲了，Ｋ一时以为厂主略作停顿是为了让他有机会声明，他现在的处境不适于谈业务。他遗憾地觉察到，厂主眼中露出专注的目光，脸上显出警觉的神色，似乎已经准备好自己的提议遭到拒绝；这意味着谈话要继续下去。于是Ｋ便像听到命令似的，低下头，使铅笔尖在那些文件上来回移动，偶尔也停笔沉思，凝视着某个数字。厂主怀疑Ｋ是在表格中挑错，那些数字可能并不可靠，或者在这项交易中不起决定作用，反正厂主伸出手，遮住这些数字，凑近Ｋ的脸，向他介绍这桩交易后面的总设想。“这很难，”Ｋ噘起嘴说；这些文件是他惟一必须了解的东西，现在被逮住了，他无精打采地斜靠在椅子扶手上。他稍稍抬起眼向上看了一下，经理室的门开了，副经理走了出来：只是一个模糊的身影，好像裹在一层薄纱中。Ｋ不想了解副经理出现的原因，只是记住了副经理的出现所产生的效果，Ｋ很高兴看到这种效果：原来，厂主一见副经理，便从椅子上跳起来，朝他跑去；Ｋ真希望厂主的速度能再增加十倍，因为他怕副经理会重新消失。他的担心是多余的：这两位先生见了面，握握手，然后一起走到Ｋ的办公桌前面来了。厂主指着Ｋ发牢骚，说他的建议没有受到襄理的足够重视；Ｋ当着副经理的面，再次低下头去研究文件。接着，两位先生倚在他的办公桌上，厂主千方百计地想说服副经理接受他的设想；而Ｋ却觉得，这两位大亨正在他头顶上高谈着有关他的事。他慢慢抬起头，壮着胆子向上看，打算弄明白他们到底在谈些什么；然后他从桌上随意拿起一份文件，平摊在自己的手掌上，慢慢举起手，自己也随着站起来，站得和他们一样高。他这么做并没有什么确定的目的，只是觉得，当他完成了这项艰巨任务——草拟那份能彻底开脱自己的抗辩书——以后，便应该这么做。副经理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谈话中，只是瞥了一眼文件，连上面写着什么也没看，因为凡是襄理认为重要的东西，他都认为是鸡毛蒜皮；他从Ｋ手里接过文件，对Ｋ说：“谢谢，我都知道了。”然后把文件轻轻放回桌上。Ｋ痛苦地看了他一眼，但副经理没有察觉，或者是，即使察觉了，也只是觉得好玩而已。副经理大笑了几次，他机智地反驳了厂主一次。显然使厂主很难堪；然后他又立即收回前言，最后他请厂主到他的私人办公室里去，一起把这桩交易谈妥。“这个提议很重要，”他对厂主说，“我完全同意。至于说襄理——”他即使提到襄理，也只是对着厂主说，“我深信，如果我们把它接过手来，他会感到如释重负的。这桩交易需要认真考虑，而他今天似乎忙得不可开交；另外，有几个人已经在前厅里等了他好几个钟头啦。”Ｋ还有足够的自制力，他转过脸去，故意不看副经理，只对厂主报以一个友好而专注的微笑；除此之外，他没有作出任何干预。他两手支在桌子上，身体微向前倾，像是一个必恭必敬的职员。他看着那两个人一边说话，一边收拾文件，走进经理室；厂主走到门口的时候，转过身来说，他还不想和Ｋ告别，因为一会儿要把谈话的结果告诉襄理，这是理所当然的，另外，他还有一桩小事要和Ｋ谈谈。
Ｋ终于独自呆着了。他没有丝毫愿望再接见任何顾客。他恍恍惚惚地想道：外面等着的那些人以为他还在和厂主交谈呢，这真使人愉快；这样的话，任何人——甚至包括侍者在内——都不会来打扰他了。他走到窗前，坐在窗台上，伸出一只手扶着窗框，俯视着下面的广场。雪还在下着，天还没有放晴。
他就这样坐了好久，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事情使自己心烦意乱，只是时时转过头去，不安地朝前厅方向看一眼。他似乎听到那边发出了一个声响，其实是幻觉，谁也没有进来；他又恢复了平静。他走到洗脸池边，用冷水擦把脸，清醒一下头脑，又回到窗前，坐在窗台上。他现在感到，决定为自己辩护这件事，比以前想像的要严肃得多。此案由于一直由律师负责，Ｋ实际上还没有真正操心过。他总是用某种超然的态度观察此案，没有直接与此案接触；他可以监视案子的进展，也可以完全游离于案子之外，这都随他高兴。现在则是另一码事了，他打算自己进行辩护；这样，他就完全受控于法院，至少目前如此。这种做法可能导致彻底宣判无罪的判决；但同时也可能，至少暂时可能使他卷入一个更严重的危险之中。假如他以前对此还有疑问的话，今天他看见副经理和厂主时的思想状态便足以使他信服了。他只是由于决定自己行使辩护权，便头脑发昏到这种地步！那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呢？等待着他的是些什么样的日子呢？他能从重重困难中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吗？要进行彻底的辩护——任何其它形式的辩护都是白费时间——要进行彻底的辩护，不就意味着他得抛弃其它所有活动吗？他有能力坚持到底吗？他在银行里怎么能过问自己的案子呢？这不只是拟一份抗辩书而已——写份抗辩书只要请几个星期假就可以了，尽管目前要求离开是十分冒险的——；这还牵涉到审判的全过程；而审判到底会延续多久，现在不可能预言。这是一个突然出现的、使Ｋ的事业受阻的障碍！
目前难道是他为银行尽力的时候吗？他俯视着自己的办公桌。现在是接见顾客、与他们洽谈业务的时候吗？他的案子正在进展中，法官们正在阁楼上斟酌起诉书，在这种时候，他应该把全部注意力投入银行业务吗？这看样子是法院授意加在他身上的一种刑罚，一种来自案件并与案件有关的刑罚。当人们评价他在银行里的工作时，会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