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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初，我读书的学校门口东面一度有一个书摊，摊不大，但书的品位很高，比如大部头的《十三经注疏》，这在当时的其他书摊是很少见的。摊主是位独臂的中年人，让我多少有些神秘感和畏惧感。我从他那买过《长生殿》、《唐诗三百首注疏》、《诗画舫》、《中国当代游记选》等，可惜那时很穷，没钱多买，有时不买，也常去翻翻这本，看看那本。那时节，书店和书摊是不大允许只看不买的，往往才翻几页，就被禁止甚至被训斥，他也不例外。可不知怎的，他好像从来没阻止过我，反而常和我聊几句。这让我增加了对他的好感。交谈中，我觉得他是有一定学识的人，也感觉他有不平常的经历，很想问问，又觉得太唐突，就没有问。可有一天他的书摊突然不见了，而且再也没有出现。时至今日，我还常常想起他，不知道他现在以什么为生，也许过上好日子了吧。
毕业后常去的书摊是南门桥头的护城河边上，有书也有杂志，内容五花八门。我常去买《知音》和《美化生活》，也曾躲在一边翻看“少女失身”、“人生案例”之类的内容。但我也在此买过一些严肃的书，比如《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悲剧的诞生》等，印象比较深的是买过一本《性知识手册》（一元五角一本），那时人们不好意思说性，以“一块半”代称之。我放下一块半，拿起书头也不回地走开，生怕让熟人看见。转过一片小树林，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书读了起来。现在那书摊早没了踪影，地点也变成了泉城广场的一部分，而那本书还静静地躺在书架的角落里。
学校路边曾有很多小书店和旧书摊，现在已经七零八落了。书摊上的旧书我觉得比英雄山的要好，可以见到不少好书。我曾在此买过《唐文英华》、《李清照集》、《尔雅翼》等书。最让我喜欢的是《中国史学名著题解》（张舜徽主编），该书用通俗易懂的文字介绍了200多部中国史学名著，使我这外行获得了不少见识，现在它仍是我的枕边书之一。
有些书摊是固定的，但也有的出现在不经意处，不一会儿又不见了。一天下班后，在千佛山医院门口，一个小书摊吸引了我的脚步。一套《宋文选》（上下册）摆在那里，深绿色的封面很显眼。宋诗宋词买过一些，但宋文却没买过，于是花了五元钱买下。好书啊，除了熟悉的篇目，让我动情的是一些没有读过的，比如欧阳修的《与高司谏书》，读了此文，一位顶天立地、大义凛然的大丈夫宛在眼前，这是读《六一词》所感觉不到的。试想今日，有谁能为受到迫害的同事挺身而出？更不用说斥责当权者“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
流连于书摊间淘书的乐趣虽然多于上书店，但大部分书还是在书店买的。当年我从边远的小城来到济南，走进新华书店真如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我至今还记得从书店买回《中国历代诗歌选》（人民文学出版社，林庚、冯元君主编）时心情是何等兴奋！不过在国营书店购书，常常让人感觉不那么愉快，有时像盛宴中吃到一只苍蝇，败了兴致，原因之一就是售书者的态度。
泉城路新华书店是我常去的书店，当时是不开架的。柜台里站着位年轻的先生，总是哭丧着脸，让他拿本书看看，要么不搭理你，要么不耐烦。真是可惜那么好的书让他掌握着。
东图大楼的一层原来也是新华书店，后来变成彩扩部了。那里倒是开架较早，但让人受不了的是背后一位女士，每隔一两分钟就用尖而历的声音喊：“翻翻目录，不要光看不买，这里不是图书馆！”乌鹊聒噪，扰人心境。当时的书店大多如此，有些店员甚至会把书从你手中夺下来。但我发现了一个对付的好办法，就是拿起一两本书，翻几下，挟到腋下，表示我选定了要买，然后继续看别的书。这办法挺有效，因为虽然身后聒噪之声不绝于耳，我却终究没有被轰出来。
好的书店还是有的，比如三联书店。我第一次走进去，一眼看到了心仪已久的《读书随笔》（叶灵凤著），紧紧抱在怀里，不敢撒手，生怕别人抢去似的。从此三联成了我最爱去的书店，这几年我有三分之一的书是在那里买的。此店只卖新书，但有时会有惊喜的发现：我曾买到过香港版的《云梦断忆》（陈白尘著）、《书痴书话》（杜渐著），一套云南版的《徐霞客游记》让我高兴了好一阵子，要比其他版本便宜一半还多呢！
虽然知道天下的好书多的是，不可能想有什么就有什么，但还是不免在心中留有一些遗憾。有的书转瞬即逝，与你擦肩而过；有的让你望眼欲穿，久觅不得。位于经三纬四路的老古籍书店是比较有人情味的，登上吱吱嘎嘎的木楼梯，来到二楼，我看到一本《周作人集外文·四九年以后》，急忙拿起来，却发现扉页被泥水污染了，又放下了，心想还会遇见干净的，可从此我就再也没有见它出现过。岳麓版的我就差这一本了，我曾给陈子善先生和钟书河先生去过信，得到的回音也是无能为力。唉！
百花版的“现代散文丛书”我很喜欢，出一本我买一本，总共该是50种吧，可是其中的《李辉英散文选集》我从来没见过，她在哪里呢？还有东方出版中心那套64开的小书，别的都有了，惟独不见章衣萍的《随笔三种及其他》，我还能见到它吗？
只要有书，我就会买下去，书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是我最可靠的朋友。独自徘徊在书架前，我没有感到面南而王的威风，没有感到红袖添香的美妙，只觉得自己不是孤独的。书的陪伴，如雨夜的烛光，虽不能驱走寒冷，却让我心中升起一丝暖意。
在西安买书的日子
大学四年，买书始终是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生活中很多的快乐由此而来。记录这方面的事情让我非常快乐，尽管已经两次因为死机丢失了文字，我仍然不厌其烦地再一次记录它。
全国书市
到西安上大学是1998年9月的事，而那年的9月恰逢第九届全国书市在西安召开，地点就在离我们学校不远的国际展览中心，也就是省体育场，陕西国力的主场。我跟一起来西安上学的的昊子（后来很快他就离开了西安）一起喜滋滋地赶去体育场。
还记得当时的体育场被装点得花花绿绿的，大幅的广告、气球、各种宣传品铺天盖地，正门口还挂着一张百米长幅，是个反对盗版的签名活动，我可没有去签——我绝对不会去买盗版书，这根本不用用签字的方式来表明什么；至于影碟和CD我就坚决支持盗版了，更不能签。
展厅里人头攒动，并不是个适合购书的好场所。一楼面对广大读者，除了各出版社也有很多西安的书店；二楼是出版社和书商的接洽地，一般人不能上去。当时我的同学Deedee从她在陕西新华书店工作的阿姨那里弄到了一个工作人员证，我跟昊子就拿着这个证上了二楼，那里人要少得多，我在那里看到了很多后来过了很久才在市面上看到的书。
现在我已经记不清当时都买了什么书了，只记得那两天光排队了：请龙应台签名，请陈染、林白签名（这两位的书我到现在都没有看完），买书市的明信片和首日封寄给朋友，还在门口忙不迭地拍照留念。这一次书市对我来说更多的是一次以书为主题的活动，而不能说是纯粹的购书行为，但它同样带给我快乐，让我难忘。
东六路
说起这三个字心里就很熨帖，西安四年，我大部分的书都是在这里买的。
记得当年刚到西安，我和昊子都找不到买书的合适地方，有一次问一个西安的同学，她说：“去东六路啊，那是个大书市。”如此重要的情报怎不让人心花怒放，于是拣了个有空的日子我们俩就摸去了——其实那个时候几乎天天都有空。
西安的北部，以解放路为界，两边有很多东西走向的路，西边的被叫做西一路、西二路……直到西七路；东边相对应的自然叫东一路、东二路……但有没有东七路我就不知道了，我最为熟悉的就是东六路。这些路从前都是有名堂的，比如西七路据说解放前是人口贩卖市场，够刺激吧？不过现在西七路专营纸张了。
我们学校在城市的南郊，而东六路在北郊，但从我们学校门口发车的603路公共汽车能够直接到达那里，于是乎我几乎每次去东六路买书都是坐着603晃晃荡荡的充满希望地去，回来时抱着一大堆书喜洋洋地再坐603晃回来。
东六路全都是一家挨一家的小店，也并不是只在一条路上，而是在两条垂直相交的路上。相对而言，靠南那条路上的书更精一些。在东六路，书全部都是打8折，无论你买的是多么便宜的书。我后来听说在那里还可以讲价（西安话叫“搞价”），但自己从来没有讲过，也从没见别人讲过。
东边那条路的最东有一家“音乐天地”的书店，是东六路比较有品位的一家。不知道它为什么叫“音乐天地”，它并不以经营音乐类书籍为主，倒是以经济类和社科类的书见长。一进门，四面都是直到天花板的书架，屋里的地上堆放的满满的都是书，书堆之间只有几条仅容一人通过的小走道，在那里翻书，稍不小心就会撞翻一摞书，他们营业员的态度也不好，但这些我都不在乎，因为那里的书实在是好。
那时候刚开始看《书城》，从上面看见“音乐天地”是西安为数不多的经营《书城》的书店，就去他们那里找。谁知到了他们那一问，他们到最里边的架子的最上层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抽出几本——当时《书城》在西安几乎没有卖的，他们这儿也很少有人买。
后来每期的《书城》我都是大老远来这里买的，也慢慢地把之前的每期都在这里补齐了。那杂志是小8开的，很不好带，每次把它拿回去还要保证不折角，让我很费脑筋。
过了很久，在某期的《书城》的“读者来信”栏中读到西安一位读者的来信，说在一家书店发现了这本杂志，非常喜欢，从此开始以个人的力量在西安推广。他信中描述的那家书店我一看就知道正是“音乐天地”，不禁心中窃喜：我不知道比他早多久就发现了！至今我仍然相信我是西安最早看《书城》的人之一。
大概是1999年开始吧，“音乐天地”不再零售了，只面对批发商。每次想假装没看见“谢绝零售”的牌子进去都被人给拦住，这让我很难过，不过也没办法，他们有他们的道理。我后来的《书城》都是站在门口跟人家说要哪期，人家进去给我找出来的。
“音乐天地”进不去了，幸好还有“天德”。“天德”是西安一家比较有规模的以经营文学、社科书籍为主的书店，在西安很有口碑。他们的批发部设在东六路南面的那条街上，是西安为数不多的批发《天涯》和《万象》杂志的书店。1998年的时候他们的店面还很小，书堆得很高很难找。后来他们把隔壁那家面积大很多的店也盘了下来，搬到了那里，从前的小屋就卖教学辅导书了。“天德”的品位非常好，进货也快，每次去东六路它都是我第一个去的地方。我快毕业的时候，“天德”也不零售了。幸亏当时我已经快走了，不然今后东六路少了“天德”就没什么可去的了。
记得也是在南面那条路上，从前有家专卖三联版图书的店，后来也没有了，倒是多了一家卖人民文学出版社书的。
大学四年，不知去了东六路多少次。现在翻开我的许多书，扉页上都写着“某年某月某日八折购于东六路卡帕”，有时候就直接写“购于东六路”，反正在那里全都是八折。
对了，东六路对面就是西安著名的解放路饺子馆，那里的饺子被我们一致评为天下第一，我跟Deedee每次去东六路买完书必定会去解放路饺子馆吃那里的水饺。那时真是幸福无比啊，当然，现在依然这么觉得。
北京三日游流水账
一清早我老婆就找我吵架，说要过年了会有很多开支，你还在收那些破烂儿，最后她威胁说：“再不准备些钱过年，我把你这些垃圾一把火烧了！”我为此正在生闷气，北京嘉德拍卖公司的拓先生打来电话，说我原先寄的《正统北藏》和日本刻本《群书治要》的照片他们已看过，认为可以上拍，要我带书去面谈。正好北京一位朋友（先是书话里的书友，然后是朋友）有几件青铜器想转让给我，这样就可以顺便到他那儿看看货。于是不理会老婆的吵吵嚷嚷，揣上我的“私房”，一溜烟地赶到长沙，等我在候车室安顿下来，才发觉出师不利——我腰间的手机被我哪位老乡笑纳了。
由于南方大雪，我乘的那趟特62次车误点6个多小时（广播站里说表示诚挚的歉意，这比前几年的态度好多了，我应该知足）。等我从西站出来时，京城已是万家灯火，我马上赶到亲戚家，和朋友约定接头时间，又拨打114问清了嘉德的地址，然后吃了一顿清淡无味的北方晚餐。半夜，我突然醒来，感觉热得不行，连忙喝了几大缸开水，又到阳台上去凉快凉快。我亲戚大惊：“快进来，别感冒啦……”我笑笑说：“没事，没事。”我想起上周一个做生意的东北人对我说：“你们湖南怎么这么冷？”当时我说：“怪事啦，比你们东北还冷？”他说：“我们东北冷是干冷，只冷皮；你们湖南冷，是湿冷，冷到骨头去啦！”现在我突然觉得这话有一定道理，难怪生活在潮湿环境中的湖南人爱吃辣椒。
1月8日
早餐后，乘地铁到建国门，找到嘉德公司，见到了我仰慕已久的拓先生。他看过我带去的那两部书后，非常干脆地说：“行，可以上拍！”于是叫来嘉德的傅敏先生，和我协商保留价并签下合同。出了嘉德后，我马上赶到西单和朋友在约定的地点接上头，看完货，当场买下一只青铜鼎，并委托他给我寄回去。这位北京朋友非常热情，一定要请我吃午饭。席间，他用标准的京腔谈论着京城收藏界的逸闻趣事，我真实地感受到皇城根下的人是如何的骄傲和善谈。
我进京要办的两件事都办完了，返程票订的是九日晚上十点三十分的，剩下的这一天半怎样打发？我首先想拜访书话里赫赫有名的木兆兄，但怕他跟长乐老一样“读完博士才有资格跟我高谈阔论”，再说我只有他地址，没他电话，突然到访太冒昧，只好作罢，于是打车赶到琉璃厂。
到琉璃厂后，我首先看到在十字路口的中国书店外墙上写着一个“拆”字，可能此店要转移阵地了。在卖古籍的地方，一位穿着蓝色工作服的老先生在忙着清理成堆的古籍。我问他能否进柜台瞧瞧，他听着我极不标准的普通话，很不耐烦地说：“没见我忙着吗？”我只好隔着玻璃看看柜台里的书。我发现这儿的书定价很贵，一般民国石印的书（没版画的）平均要100多元一册，清刻本就是医书也要300－500元单册，殿版更贵，明版之类的善本书就没标价了，可能需要讨价还价，所以没必要标价。后来我见柜台里有一部《东医宝鉴》，开本特大，而且是单线装订，就问那老先生：“请问这《东医宝鉴》是高丽版的吗？”他说是的，然后脸色也缓和些了，说：“您可进来看看。”（我特欣赏北京人跟谁说话都称“您”。）但我兜里没多少银子，就没勇气进去了，只悻悻地朝书架上的书跟扫了几眼就出门，出门时还被那木门撞了一下。
出了邃雅斋，我又逛了西街的几家小店，买了几幅小幅山水画和一册清末拓本，价都不太贵。然后我又进了北京古籍书店，在二楼的古籍部，柜台里的古籍就布置得好一点，每部古籍都摊开放着，可以仔细查看版刻风格，不像邃雅斋那样只能看到书皮。这里的书定价也很贵，一部六册石印的《渔洋山人精华录》要3000多元，道光翰墨园的朱墨套印本也是几百元一册的高价。
这时，又有一位客人进来了，跟柜台里的人很熟悉地打招呼。柜台里的那工作人员惊喜地说：“您回国啦？”那客人说：“回国住一段时间，那书来了没有？”工作人员说“来了，来了”，便朝里间喊道：“刘京，把那书拿来！”一个胖胖的戴着眼镜的年轻人应声而出。刘京！我突然想起卖《大藏经》给我的书友曾说过，北京古籍书店的刘京先生也对这部藏经有意。于是我走到刘先生前面问他：“请问您是刘京先生？”他今天的状态好像不太好，坐在椅子上眼睛朝上翻着，心不在焉地说：“是，怎么啦？”我又问：“您认识西安的范晓峰先生？”他说：“不认识！”我说：“西安的那范晓峰曾卖给我正统大藏经，他说您也对此书有意。”他有些惊喜：“那书你带来了？”我说：“书我已送嘉德了，范晓峰卖《大藏经》的事您知道？”他沉下脸说：“我不知道！”我又只好落荒而逃了。
逃出了北京古籍书店，我在琉璃厂西街继续闲逛，津津有味地看了几个老外和摊主讨价还价，又到中华书局门市部买了一部影印的《藕香零拾》和一册《新编天一阁书目》，然后踱进一个卖真真假假新玉、石玩的小店。
店主是个南方人，不像地道的北京人那样傲慢，正操着不熟练的普通话招揽生意。我见一枚菊花石精致可爱，便伸手摸了一下，觉得不太对劲，因为这石头打磨得太平整，菊花没凸出来。老板走过来说：“先生，您喜欢吗？这是天然的菊花石。”我说：“这石磨得太平了，菊花都没凸出来。”他说：“我不懂，您是行家。我店里的东西都要处理了，您喜欢就便宜卖给您。”这石我本不想买，经他一给我戴高帽子，就有些飘飘然了，便问：“多少钱？”他说：“一百八。”我说：“便宜点？”他说：“一百五。”我说：“整数，一百元。”他说：“再加点吧。”我说不能再加了，说着就要往外走。他说：“行，亏本卖给您。”在交钱的时候，旁边的店员讨好地多了一句嘴：“怎么一百就卖了呢，上次那老外一百二都没卖啊。”我马上意识到我挨宰了，我跟老外的差距怎么只有20块呢？
懊恼地出了店门，我又晃进了文化遗产书店，在这个店里我大开眼界。一楼展示着许多唐五代写经、宋元刻本、名人手札等，琳琅满目，这下我可对古籍的形制有了更直观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