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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题目一发下来，“我整个人愣住了，因为翻来覆去，我也找不出几题是我会做的”，所以她最后也没明白是怎么考上清华的。然后就轮到作者不明白了：为什么别人数学不好，中英文好，就可过关，何以钱钟书的情况要惊动校长大人呢？
我想，这恐怕是为了衬托钱钟书的不同凡响吧？此外，一般“钱迷”都知道钱钟书小时候“抓周”，结果抓到了一本书。有位研究圣奥古斯丁的学者，曾经讥讽传记中的这类现象说，“这些传主在童年时代已显出种种迹象，将来必然要攀登生命的‘高峰’，例如圣安博从小游戏时便扮演主教；圣卡斯贝特从小就庄重，不肯转动车轮。这些传主几乎一出场就已成大器：好像他们很早就达到十全十美的境地了。”正因为这些现象的普遍存在，我觉得这本传记的优点，是作者下功夫还原历史的原状，不惜做大量查阅，咨询，而且没有太大的功利性，因为不必也不存在和国内的“钱学家”争抢头衔的可能。有些学者，在掌握钱钟书的资料方面，确实胜人一筹，但是对持异议者，以致对杨绛本人，所表现的那种不依不饶的态度，实在令人齿冷。
说到“交白卷”的故事，杨绛也有一次，是她选修温源宁先生的课，考试时觉得题目太难，干脆“不知为不知”，交了半白卷。此时的温源宁已经知道杨和钱的关系，私下提醒钱“pretty
girl往往无头脑，她的考卷甚劣，不及格。”当然，二三年后，钱杨结婚，并结伴去英国留学，经上海上船出发之前，又见到了温。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温先生请我们到他家会见师母，他们俩又请我们上馆子吃饭。后来又送我们上渡船，送到海轮上。”（以上均为杨绛至汤晏信）
此书中，有关钱钟书不敢违抗父命，被迫离开西南联大转蓝田师范任教，期间和联大之间的误会和矛盾，后来曾决意返回昆明，却正逢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沦陷，因而滞留一事，也交代得比较清楚。那段时间，钱钟书夫妇，宋淇夫妇，经常聚集在傅雷家“朴素优雅的客厅里各抒己见，也好比开开窗子，通通空气，破一破日常生活里的沉闷苦恼”。不幸的是，抗日战争结束，中国并未走向和平，真正打开窗子可以呼吸新鲜空气，要等到30多年之后了。
下面一个掌故，发生在30多年后，非常值得做一回文抄公。1979年春天，钱钟书随中国社科代表团访美。9月，台湾《联合报》刊载陈若曦的小说《城里城外》。小说写斯坦福历史系华裔教授尤义，在家设晚宴，招待大陆来访代表团领队侯立，团员秦征、毕老等。谈到秦征的《围城》和《宋诗选注》，听说是热门小说，秦老十分开心，直呼“年轻时代的游戏之作”，但是一脸的喜气洋洋。小说通篇把钱钟书漫画化，如同得志小人。小说中还写道，吃饭时秦老问尤义，“我女儿去年到英国去了，现在是两个侄儿想来美国，请问你有什么路子？”毕老也希望尤义帮忙把孙子弄去美国，而侯立则在告辞时，将一张条子塞在尤的手中，自然也是为了儿子出国之事。除秦征外，小说中的毕老是指费孝通；侯立，自然是领队宦乡。陈若曦意图模仿钱钟书，且不说不可能到位，而且在那样的大环境之下，也不太地道。也许她意识到了什么，所以几年后在北京，她亲赴三里河钱寓“请罪”。钱先生并不计较，他写信给夏志清，称与陈晤面，“谈笑颇欢”，且直言“我greatly
amused by her naughties，无罪可请也”。
有关钱钟书访美的情况，作者的评价也很实在。他说，钱至今在西方汉学界的地位，尚不如胡适和鲁迅，许多赞扬钱钟书访美成功的文章，夸大事实而不足信。所谓“轰动一时”，也不过是学术圈小范围之内，和当年杜威罗素来华的“盛况”比，相差不可以道里计。这似乎就涉及自尊心的问题了。要民族自尊心，如同人要面子，都是应该的，但是不可过头，以至于闹出中国女孩在牛津如何受赏识的假新闻等。整天追求别人认同，过渡的敏感和自尊，就不是面子而是病态，不值得称许而要警惕了。汤晏批评《写在钱钟书边上》一书，有不少胡说八道的情节，比如普林斯顿大学邀钱讲学，开价16万美元云云。
“钱学”成为显学，钱钟书成为热门人物，麻烦也接踵而至。作者援引了大量钱钟书和夏志清的来往信函，内容多为钱拒绝来自世界各国的讲学邀请，乃至拒绝受领五花八门的奖章、勋章等等，其中当然少不了笑料，还有人私吞香港客人赠送钱杨夫妇的礼物！晚年的钱钟书，对各种干扰的确烦不胜烦。“钱学”也成为各门“显学”里官司最多的一门。昨天我才知道为了一本《破围》，可能又要诉诸公堂。
钱钟书仙逝三年有半，杨绛也年过九旬。作为读者，希望她能在有生之年，将钱先生的著作整理完毕，将她要写的文章写好，不要受俗事杂务过多的干扰，则读者幸甚！
文人黄侃
梁惠王发帖时间：2002011816∶34∶00
与章太炎、刘师培相比，黄侃才是一个地道的文人，虽然他也首先是一个学者。
在那个时代，光做文人是很让人鄙视的。我曾寻绎过章太炎的论文标准，唐宋八大家之所以被他骂得狗血淋头，不过是因为他觉得人家“小学”不精通，那便不配有做文人的资格。而黄侃有，所以这师徒俩能其乐融融。
可是黄侃的文章是不及章太炎的，他喜写骈文，和乃师大异其趣，只是好用古字倒也半点不含糊，时时摆出一副不让咱老百姓读的架势。那也没办法，由他去吧。
我对他的词很感兴趣，首先是名字很吸引我，他的词集名《携秋华室词》，显得很野逸。虽然还改不了朴学大师的毛病，把“花”写成“华”，但足以让人遐想。他喜欢带着学生去野外，群坐桃李树下，以满地落红为席，饮酒赋诗，不醉无归。骏足踏明月，秋华且萦怀。这是循规蹈矩的学者们所无法想像的。然而，不是很可爱吗？
这样的人自然就不会不好色，据说他搞了不少女学生，他大概属于是搞完之后拍拍屁股扬长而去的那一类型，以致有的竟尾随他，抱着孩子追到章太炎堂上哭诉。现在想来犹且让人艳羡之余发一大噱。可是这厮似乎从不觉得满足，在词中他发感慨道：沧波泪溅，算留得、闲愁未断。
凭曲栏，讶瘦杨如我，难招莺燕。“讶瘦杨如我，难招莺燕”，大约是怨自己不够帅，泡的妞还不够多吧。他到底想招多少莺燕呢？
不像同样感情丰富的王国维，黄侃善于发泄他丰富的感情，追逐异性自然是一个重要方式。这本无可厚非。也许天底下男人都不满足只和一个女人做爱的。黄侃不满足，王国维也未必满足。可是王国维缺乏这脱落不羁的名士风度，他只好转移雄性的注意力去考虑人生，他的诗“至今呵壁天无语，终古埋忧地不牢”，是真实的忧愁，他的“人生过处唯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是真实的悔恨。他想不清楚，又不能听之任之，只好自杀。而黄侃的“闲愁”是多多少少有些假的，我觉得，真正的文人，他的忧愁都有点假，“为赋新词强做愁”，就是很好的自白。他永不会自杀。如果自杀，也不会为了所谓某种崇高的理由。
黄侃是很崇尚魏晋风度的，那确是任意宣泄的重要理由。三国时的阮籍，不循礼法，可是听到母亲死了，一恸之下吐了数升血。在章太炎笔下的黄侃，也是如此。他认为这个爱徒具有至情至性，是最真实的人的典型。他告诫别人：“恐世人忘其闳美而以绳墨格之，则斯人或无以自解也。”要人家只看到黄侃的优点，不要看缺点。他挺蛮横的，虽然他手下没有一条枪，也并非什么党的领袖。
作为文人的学者黄侃自然不会有什么大的政治怀抱。如果说早年他曾是反清志士的话，那完全是血液中的年轻在作怪。当然，基于他所治的中国传统学问，他也不会对国事完全漠然置之。在给学生讲《诗经》时，他念到“牂羊坟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鲜可以饱”，为之低徊不已。这是一首周幽王时的诗歌，西戎东夷交侵中国，“大夫悯时”之作。这时他全然忘了自己在课堂，把这几句诗的毛传翻来覆去低吟了数遍：“牂羊坟首，言无是道也；三星在罶，言不可久也。”使在场的学生皆为之动容。时值1935年，是他最后一堂课。
长年的治学辛勤和率性酒色摧毁了他还算强壮的身体，他可是曾经为了某个学术问题，敢跟人“刀杖相决”的，孱弱的知识分子决没有这个气魄。我是这样认为。50岁刚到的他躺在病床上恹恹一息。他曾经发誓，不到五十不著书。可是现在他纵然想著，又安可得？
章太炎及时给他送来一副五十寿联，他挣扎着爬起来看，那联是：韦编三绝今知命
黄绢初裁好著书别人都边夸赞，边趁机为他道喜。可是他黯然道：“此中有‘绝命’二字。”
他认为是谶语，果然不久下世。
今天的黄侃季刚先生在学界仍非常知名，开创了所谓章黄学派。虽然他没什么成形的著作，可是他春风惠及，学生遍布禹域，都愿意死力为他吹嘘。他确实对学生颇多沾概，不仅是女生而已。
著书是件累事，而且可能吃力不讨好。黄侃是何等聪明。他宁愿去喝酒，吟诗作赋，搞女人，享受这些天赋的快乐。因此，他的一生，才是真正不虚度的。任何所谓藏之名山的事业，都无须来作比方。在这里，我忍不住武断地说一句：文人多有悲剧，而黄侃没有。
侠客行
程蝉发帖时间：2002090513∶28∶00
当年李寻欢矫情虚弱的叹息遍布整个荧屏。我此时惟一能做的，便是捧起那部早成绝响的《风云第一刀》，更矫情地低声叹息：“游侠不再。”
游侠不再。其实游侠也许根本就未曾存在过，只是因了在中国的艰难时世中跋涉的人们对可望不可即的自由的巨大渴求，才有了武侠小说，才有了武侠小说中“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的游侠们，而他们也只能在武侠小说所专门构建起来的虚拟世界中生存，这个虚拟世界的游戏规则是如此的诱人，血腥然而公正，残酷然而简单，有惊人庞大的空闲用来喝酒打架谈恋爱交朋友找宝藏抢秘籍争夺武林盟主以打发时间。在世俗规则的无常与复杂前望而却步的人们，就这样把目光投向了那个遥远的江湖。
中国的江湖一直是一个极其模糊的概念，在李劼的《论晚近历史》中，这是一个与庭院处于对立状态的方位名词。令我感到奇怪的是，两者力量相差之悬殊令人瞠目结舌。庭院几乎是无所不在，无处不包的；江湖只能在庭院的偶尔疏忽间，出来顽皮地探头探脑。来年两者一旦正面交锋，江湖必然一败涂地；即使江湖拥有足够大的能力可以摧毁整个系统的庭院，在中国这样一个以庭院为基本构成的社会，人们决然无法长久地面对废墟，重建庭院以维护平衡的艰巨任务就落到了江湖头上。于是江湖不可避免地失却本意，沦落为新的庭院。
面对江湖，庭院所取的乃是守势，永不言胜，也永难言胜。由是李寻欢背离了他停留在庭院中的情人，选择了江湖中的伴侣；也由是来自山林的阿飞最终走向大海；由是庭院内的林诗音最终逃离庭院，也由是，游侠永远固执地背向庭院，在江湖的风波中啸傲山林，在流浪的生命旅程里寻求着绝对的孤独。
孤独是游侠最基本的生命状态，这种状态是游侠之所以为游侠所必经的考验。游侠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拒绝任何自我宣传，以一种绝对孤独体现侠义的高贵，所以楚留香一次次地离开他深爱以及深爱他的女子，萧峰也接连失去父母师长爱人，走进无边的孤独。孤独状态终结之日，就是游侠故事结束之时：李寻欢结束在江湖中无休止的流浪，与孙小红成婚退守庭院后，小李飞刀的神话便难以为继；杨过与小龙女历经波折重归古墓时，这场传奇的帷幕也必将拉下。
这样的孤独在常人是难以理解的。根据庭院中人的行为价值取向判断，游侠所遵循的游戏规则太过稚拙冷漠。他们不会在一个地方永远停留，因为他们一直追求着虚幻的美好。李寻欢之于林诗音刻骨铭心的相思，本就是凄绝美绝的爱情，他却在得到的同时，盼望美好却不真实的长相厮守。殊不知真正的游侠必须为永恒孤独付出终生流浪的代价，世界对于游侠的美好就在于他们什么也得不到。因此，游侠在潜意识里，也竭力抗拒着世俗的大力诱惑，这就涉及到游侠独特的生存法则——放弃。
李寻欢的一生都在放弃，他放弃了他曾拥有的庭院，也放弃了庭院中最后的爱人。古龙在下意识里把一个女子与整个世界对立起来，替李寻欢作出不能为一个女子放弃整个世界的决定。然而失去这个女子，李寻欢一度失去整个世界。一个是困于庭院的女子，一个是源自江湖的游侠；如果说两个人的结合一直或一度是李寻欢今生最大的梦想的话，林诗音注定会成为一块永恒的望夫石与李寻欢遥遥相望。游侠若梦，梦的实现也就意味着游侠的终结。
所以游侠的拒绝成为必然，面对来自庭院的巨大诱惑，李寻欢惟有放弃，只能拒绝。面对爱情他拒绝婚姻，面对友谊他拒绝诺言。以至于到了最后，面对背叛他拒绝谴责，面对凶残与暴力他的双眼拒绝睁开。
放弃与拒绝会带来高情忘情的不着意，也会带来羚羊挂角的不萦于心。它会带来落拓不羁的潇洒，也会带来空虚无情的冷漠。然而，游侠们依旧留给世界一个倔强的背影，在流浪的道路上体验着绝对孤独所成就的审美性的传奇。他们所坚守的原则也只有在其坚守的前提下才具有了真理性的意味。
这个周郎不正常
——《三国演义》周瑜形象新说
淮茗发帖时间：2002121219∶38∶00
“遥想公谨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不愧是文坛高手，寥寥数语，就写尽了一位历史人物生命中最为绚烂夺目的光彩，这正是一代文豪苏轼心目中的周瑜形象。显然他的这种印象来自陈寿的《三国志》，还有那些为该书增色许多的裴松之注，在这部后世屡获好评的史学著作中，周瑜基本上是作为正面形象出现的。据史书记载，周瑜不仅容貌出众，多才多艺，风流儒雅，而且还是一位胸怀韬略、英勇善战、屡建奇功的杰出将领，史家称其“建独断之明，出众人之表”。就在苏轼流连长江之畔，感慨万千地写下那首千古传诵的佳作的同时，在都城杭州乃至广大的乡村，作为民间说书之一类的“说三分”也正在听众充满期盼的目光中绘声绘色地上演着。不过到了书会才人的笔下和说书艺人的口中，曾经风流倜傥的周郎已经被做了一次较为彻底的“易容手术”，这有稍后刊印的《三国志平话》为证，在这部充满民间气息的讲史小说中，周郎被塑造成一位整天泡妞玩乐、将军国大事放在脑后的浪荡公子哥。稍后上演的杂剧《隔江斗智》依然保持了周瑜的这一负面形象。不过，千百年来广大民众心目中的周瑜形象并不是来自这些评话、杂剧，而是来自那部在此基础上创作成书的长篇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如今已和《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小说一起成为代表中华民族古代文化艺术最高成就的经典之作，书中主要人物的性格皆十分鲜明，往往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比如刘备的忠厚、曹操的奸诈、关羽的义勇等，尽管不少研究者对这种较为类型化的人物塑造方式颇有微言。不过，这一艺术规律对周瑜却并不适用。这倒不是因为周瑜其人较之其他人物有什么不同，也不是因为作品中这个形象写得太好、太复杂，无法用一个词语来进行概括，而是因为这个形象实在是太奇特了，用“不正常”一词来描述《三国演义》中的周瑜形象也许不够准确，不够文雅，但还算比较接近实际。凡是读过这部小说的读者无不感觉到，这位周郎的表现实在是太失常了。无论是用史书中的青年英雄形象还是话本、杂剧中的丑角形象，都只能概括这个人物形象性格中的一面，因为小说作者将他写成了一个双面人，既是英雄，又是小丑，如同《镜花缘》中两面国里的居民。在书中，这位周郎一会儿风流倜傥，从容不迫，善待老将程普，妥善地处理将帅间的矛盾，被吴主委以军国重任，一会儿又脾气暴躁，目光短浅，被诸葛亮三气而死；他一会儿临阵不乱，指挥若定，智斗蒋干，巧设苦肉计，令部下佩服不已，一会儿又出尽馊主意，玩出“失了夫人又折兵”之类的小把戏，被诸葛亮一一识破，玩于股掌间；他一会儿举荐贤才，临死前以鲁肃替代自己，胸襟宽广，一会儿心胸又变得极其狭窄，一心和诸葛亮过不去，必欲除之而后快，甚至在曹操大兵压境的关键时刻，竟置东吴安危于不顾，想以投降曹操的方式除掉诸葛亮，幸亏鲁肃的及时劝阻而未能付诸行动。在小说中，周瑜不同场合间的表现完全是判若两人，从性格秉性到军事才能，从道德操守到智力水平，转眼间就能发生彻底的改变，如此反差极大的言行举止发生在同一个人物身上，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仅仅用性格复杂、双重人格之类的词语是无法解释清楚这一现象的。
不过，仔细阅读小说当可发现，这位周郎的不正常也是有规律可循的，可谓间歇性的发作。在处理东吴内部事物或与曹操一方作战时，周瑜往往是精神焕发，神勇无比，游刃有余，一副少年老成的英武形象。但是，一旦与刘备一方交锋斗智特别是面对足智多谋的诸葛亮时，周瑜立即就换了一副面孔，风采顿失，一下变得愚蠢无比，屡受挫折，成为一位结局可悲的弱智者。宽容与狭隘、睿智与愚蠢、从容与暴躁、远谋与近视，就这样奇怪地缠绕在同一个人物身上。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人物应该说是极其少见的，即使是有，也应归入精神不正常者的行列。如此一位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