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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文集 作者:韩少功-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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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
  你记得那时门前的水面,总是有一只大鸟掠过,划破一缕缕飘移的蓝色雾气。

  在月色朦胧的深处,传来了疲惫的捣衣声,还有口琴的吹奏被风搅得七零八落,飘入了坝下余热未尽的稻田和藕田。你却不记得那个吹口琴的邻队知青叫什么名字了,不记得自己曾经与他说过什么。

  你记得早上起来的时候窗外一片冰天雪地,你掀掉大凉席上的大被子,发现院子里有猪在叫,一个身高刚够桌面的小孩居然在操刀杀猪,揪住猪尾一拖,将庞然大物从容放倒。还没看清他的动作,猪颈上已有一个口子红血喷注,流入了身旁沾着草须的瓦盆。你记得这一切,但不记得那天你为什么借宿在外,更不记得那个操刀猛士是谁家小孩,如何还有杀猪的惊人本领。

  你可能还记得天边那令人惊骇的乌云,像一盆巨大的浓墨压顶泼来,云的边缘却被夕阳镶上了一轮弯曲的金边。乌云有两层或三层,钢灰色的高云,与浓墨色的低云形成了明显夹层,夹着一个幽深阔大的空间。有一只迷途的山鹰在那里上下翻飞,似乎不知道从哪里才逃出这暗夜的四面合围,逃出自己的绝望。你这一辈子从未见到这种景象,也许永远不再会见到这种景象。你记得那一刻的全身哆嗦,但不记得那一天你为什么外出,是在什么地方观看这雨前的乌云,同行者还有哪些人以及同行者发出了怎样的感慨。

  这些事情你都忘了。

  你的记忆中留下了很多景象,但与之有关的前因后果却大多消失无痕,就像博物馆里的墙上图片尚存,说明文字大多已经脱落是图片比文字更便于记忆么?如果没有纸写笔载,言词的有效保存期是否要大大短于图象?是否总要早早地褪色和蒸发?两年前,时值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三十周年纪念,一个刊物邀请我写篇文章,回顾一下我们的当年,十几个催稿电话打得我实在不好意思而且有了负疚感。

  但我一次次铺开稿纸还是没法写。我的记忆力变得如此糟糕,脑海里的零落图景总是残缺必要的说明文字。即便我十分珍视那一段故事,也没法把碎片重新编织成章。

  事实上,我忘了当时朋友们说了些什么,写了些什么,为什么高兴,为什么生气,为什么到县城去结识了更多的朋友,为什么一律剃成光头后来又为什么一律迷上了木匠的手艺,还有老木与大川为什么大吵一架愤而割席……而只记得一些依稀的印象:知青户有一些禁书,大家曾经像大学者那样每人一盏小油灯读书到深夜,然后一脸庄严地围在小桌旁,讨论一些特别重大的事情,至少是讨论到国家副总理一级的人物,至少是讨论到能管上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历史大规律,如此等等。依据一些支离破碎牵强附会的传闻,争吵得面红耳赤气喘吁吁,其结果也毫无用处而且往往过几天就忘却。有些女知青甚至并不知道在讨论什么,常常把名字搞错胡乱放炮。但我们必须讨论,必须严肃地讨论,至少得用用“革命”、“国家”、“哲学”这一类大词,断断乎不能谈及庸俗无比的猪油和酸菜。我们肯定在哪一部电影里看到英雄们就是这样干的。

  我们还有层出不穷的豪举,比方在农民家里大口吃着苍蝇叮过的剩饭,二话不说就把身上仅有的棉袄脱给缺衣的穷汉子,自己花钱印出一些油印教材然后开办农民识字夜校。夜校是办成了,农民都兴致勃勃地带着油灯来识字,但他们总是思想落后得很顽固,总是一边唱《国际歌》一边抠着脚趾头,一边听着马克思一边放出臭不可闻的红薯屁。巴黎公社有良种猪苗么?也抢收晚稻么?那他们不成了好吃懒做的二流子?凭什么还要大家来学习?……这些山里人真是愚不可及,但青年启蒙家还是特别的耐心和自信,恨不得揪住他们的耳朵让他们一眼看清进军凡尔赛的道理,恨不得猛踢他们的屁股,让他们在蚊虫叮咬之下明白写对联根本没有支援古巴和越南重要,明白古巴和越南一旦失守我们也就统统完蛋。我们肯定也是在哪一部小说里看到英雄们就是这样干的。

  最后,我还能记得朋友们的各种英雄动作,比如见到远方来访的同志,紧紧而且久久地握手,以示千言万语都在无言的两手中交流;比如大寒天还冷水洗澡,以示革命者正在为明天更艰苦卓绝的事业而磨练自己的皮肤和意志。嵩山大队的来辩论,有人望风,有人做饭。来人见到望风的便交换口令,一方举起右手压低声音说“消灭法西斯”,另一方就举起右手压低声音说“自由属于人民”当时一部外国革命影片里的地下工作者们,在某个联络点相遇时就是这样干的。我不记得那是一部阿尔巴尼亚还是罗马尼亚的影片,更不记得影片的名字是什么。这一规矩后来还传到了广西和广东,独眼老木拿着女生们卖血的钱,到那里去串访更多的同志,若不是我们这边有人坚决反对,他差一点就在那里成立了一个党,一个要闹得人头落地的党。

  他们接头时也在消灭法西斯和自由属于人民,只是更多了一个暗号:手里的苏联小说《落角》或者是《白轮船》。

  生活常常出自一种模仿,模仿记忆中某些事物。对于青年人来说,这些记忆可能来自电影、小说、音乐、图画、雕像以及博物馆,来自某些英雄的文化媒象。他们或是冲锋陷阵舍生忘死杀败了罗马帝国的大军,或是在延安开荒种地挑水扫地为老大娘送来救命粮,或是衣衫褴褛地在篝火前和战马前拉着手风琴等待顿河边诗情画意的黎明。欧美的、苏俄的、中国的文艺作品在当时是这些媒象的主要提供者。

  这些媒象从各种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乃至保皇主义的传奇英雄们身上抽离出来,从各种社会主张和历史事件中过滤出来,成了青年们操作生活的蓝本。他们无意复制前人的意识观念,不大关心而且很快忘却了那些意识观念,只是想重演那些激动人心和趣味无穷的细节比如一次秘密接头时的口令。

  记忆定制了模仿,模仿巩固和再生了记忆。模仿是一种具象的繁殖,经过一层又一层记忆的中转,传之久远和播之广远。比较而言,语言是一些难以记忆的奇怪声波,文字是一些难于记忆的复杂笔画,语言文字的记忆需要专门的学习和训练,对于大脑来说是一项较为生疏和艰难的业务,因此在缺乏特别学习和训练的人那里,总是力不从心,业绩较差。小孩模仿成人的动作和神态很容易,要传达成人嘴里的言语或笔下的文字,特别是一些大道理,往往就说得一塌糊涂。成人其实也强不到哪里去,通过接触文艺作品,他们很可能模仿古代某位英雄将军刮骨疗毒、单刀赴会一类行态,要重现他嘴里的文词,特别是一些忠君报国的大道理,往往言之不详,顶多也只是三言两语。正因为如此,一段即便是十分重要的文词,包括曾经让我们激动万分或者耿耿于怀的思考,曾经让我们唇枪舌剑或者冥思苦想的辩论,要不了多久,就会在人脑里大面积死去,最终所剩无几。在这样的情况下,人脑记忆里的英雄的意识形态当然迅速淡逝。英雄如果被后人模仿,首先一定是姿态和动作的模仿。

  前人说过,“得象而忘言”(王弼语)。看来,言词易忘,自古皆然,不仅是诗文家的道理,也是前人对心智性能的某种总结。 

 
爱情
  知青户开始几乎是一个共产主义部落,口粮和油都是公有,各人从家里带来的猪油或腌肉也一律充公,还有晾晒在木楼前的衣服,谁抓到什么就穿什么,大川的上衣常常到了我的身上,我的袜子常常到了老木的脚上。知青的母亲若到乡下来探望,对儿女身上十分眼生而且权属混乱的“万国装”总是大为惶恐。

  共产制度大约在一年后解体,原因不是来自外部的压力,比如母亲们的唠叨从来都只是我们的耳边风,从未被认真对待;也不是因为内部私有财产的增加解体之时大家仍然穷得彼此一样,没有什么金银财宝需要分配或争夺。在我看来,共产制度的解体其实只有一个简单的原因:爱情。

  没有爱情这个俗物的时候,同志们道德上都较为纯洁,奠定了公有制的重要基础。一段时间内,少女们都受到少男们的剥削,似乎并不在乎剥削,包揽了洗衣和做饭一类家务,每天从地上收工回家,天色已暗,蚊声渐起,听任男生们去看书或者游泳,听任他们高谈阔论布哈林或者舒伯特,自己却一个个黑汗水流地烧柴做饭和喂猪喂鸡。直到饭菜飘香了,大男子们才拍打着蒲扇,换上了干净的衣服,坐到饭桌边来,对饭菜的味道评头品足。她们因此不大了解除布哈林或者舒伯特,常常成为大男子们的笑柄。有一次小雁闹了一个什么笑话,被大川取笑,说她真是头发长见识短。她顶嘴,更遭大川训斥,于是夺门而出,哭得眼睛成了个红桃子。

  她们忍无可忍愤然反抗,但这种反抗仍然充满着集体风格,似乎是全世界女性团结起来讨还公道。她们不下战书就开战,悄悄地罢了工,直到月挂枝头蛙声四起,大男子们腹中咕咕作响了,才发现事情有点不对劲,伙房里居然一丝动静也没有,女生们的房门居然全都紧闭。他们围着一口冷锅转了好一阵,面面相觑,只得接受妇女闹革命的现实,无可奈何地开始洗菜和淘米。但他们混账透顶地见鸡蛋就打,见腌肉就切,恶心的红薯丝甩到一边去,锅铲在猪油罐里刮得当当响,扑鼻的香味史无前例地弥漫开来。少女们在如此紧急的情况下又一次同仇敌忾:“你们明天就不吃油了么?”“每餐都要搭配红薯丝的你懂不懂?”“可耻呀那些边叶、菜根都是好东西!”……她们冲上前去重新夺回菜篮子和锅铲,但被少男们赶出伙房,只能在紧闭的门外愤怒地咚咚咚打门。

  在这个时候,她们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荣辱与共,利益统一,说话时都习惯于用“我们”而不是“我”,连吃不吃饭都统一步调,见男人们在伙房里可耻地大浪费,便全体赌气不吃以示抗议。她们就是这样一伙共着一个脑袋的人。但她们的团结其实也很脆弱,特别是在爱情面前一触即溃。事情首先在这一天暴露出来:老木找柴刀,在易眼镜的床下发现了半瓶白砂糖,根据团体内严格的共产制度,斗胆私藏食物者,须淋猪粪一瓢以作惩戒。少男们兴奋无比,快意地狂笑,七手八脚大动家法,把易眼镜强拉到猪栏边,拉扯得他的眼镜都掉了。

  “你们不要欺侮老实人!”小青跑来夺下粪瓢。

  “你以为他老实呵?”“他破坏公约罪恶滔天!”“他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是埋在我们身边的定时炸弹!”……我们鼓动她一起参与制裁,去拿块抹布来堵住易眼镜的嘴。

  “不就是一点糖吗?他凭什么要上交?”小青黑着一张脸,指头差点戳到木胖子的鼻子尖,“凭什么你就可以抽烟喝酒?凭什么你的烟酒不充公他的糖就要充公?

  这里的人还没有分三六九等吧?“似乎不是一般的同情了,而是别有味道了,让人傻眼了。事情闹到这一步,易眼镜也豪气大增,从七八只手那里挣扎出来,抢过老木手里的糖瓶子,对地下叭的一声猛砸,”你们去吃,去吃,吃了去烂肠子屙血水!

  “说完拉着小青就走。

  大家突然发现易眼镜与小青的形迹可疑,回忆起这对狗男女最近经常在一起说话,不光惦念着代数和几何,还经常鬼鬼祟祟一同去菜地或河边,小青织的一件红色毛线衣已经出现在易眼镜身上,易眼镜的一只热水瓶也总是出现在小青的床头。

  好哇好哇,居然还有了白砂糖,说不定还私下消受了好多山珍海味呢,说不定还避开众人花天酒地呢。男人们如梦初醒,怒斥爱情的香风臭气吹得这对狗男女昏了头。

  他们当然错了。易眼镜与小青其实不会比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位更自私,很多年后他们才会最终看清这一点。即便是现在,小青砍的柴也比任何人砍的更多,洗的衣也比任何人洗的更多,为了给大男子们筹集回城的路费,她毫不犹豫地去医院卖血。但砍柴、洗衣、卖血是一回事,白砂糖是另一回事。白砂糖是爱情的象征,正像一个眼神,一次抚摸,生病时的一碗药汤,生日里相赠的一条手帕,是不能被剥夺和替代的。爱情必须有相应的物化形式,需要言词以外更多图象、声响、气味和触摸的形式,才能确证爱情的真切存在。我的一个朋友最近说,他妻子每到周末和节日都强烈要求他赠送鲜花,鲜花是他没有第三者的证明虽然完全不可靠。我的另一个朋友说,他妻子是海南人,每天都要对他进行爱情的考验,包括一次次盘问你到底爱不爱我,并且坚决不容许他用方言“新呵几(亲爱的)”、“哇碍鲁(我爱你)”之类来敷衍。那岂不是成了“星火街”、“华爱楼”一类可笑的地名么?哪里是爱?这就是说,妻子即便能听懂方言,但期待的回答不是语义而是语感,是纯正普通话里的庄重和神圣。她只需要特定的表达形式。

  爱情似乎只有在形式里才能存活。

  进入爱情的人差不多都是形式主义者,女性尤其可能这样。易眼镜和小青很快找到了白砂糖以外更重要的形式:单独开伙。他们买来了自己的锅,垒起了自己的灶,有油有盐地过起了小日子。相伴而炊,相对而食,你吃我做的汤,我吃你夹的菜,还有属于两人世界的小瓶子小碟子等等热气腾腾叮叮当当,既是婚前的家庭生活预演,更是爱情的大规模建设。就这样,爱情或者说爱情的形式,与原有的生活格局大相冲突,直接导致了我们共产部落的深刻裂痕,让同志们无可奈何。大家即便还可以维持表面的亲热,但爱情是幸福的,幸福的人呵常常是自私的人,是重色轻友的货,是发情的狗。离心离德,打小算盘,搞小动作,性别联盟瓦解了不算,整个知青户也不可阻挡地礼崩乐坏。即便小锅小灶并不意味着道德沦丧,即便易眼镜和小青依然在很多事情上克己让人,甚至对分灶吃饭不无惭愧从而更愿意大张旗鼓地助人为乐,但额外交情与同灶开伙仍然大不相同。大约半年以后,大川与老木的一次恶吵导致了团体最后解散。他们都觉得对南斯拉夫的看法分歧使他们无法再团结下去,其实是彻头彻尾的自我误解。因为在恶吵之前,这个团体已经私房话渐多,代替了公共讨论;私房钱渐多,代替了公共财政;私下关照渐多,代替了公共友谊。团体早已徒有其表,到最后,竟有大小四套锅灶出现,使浪漫的、欢乐的、充满着苏俄共青团歌曲味道的时光一去不返。核心人物的分裂,不过是给摇摇欲坠的泥墙最后推了一把,为飞鸟各投林提供了一个较为堂皇的理由。

  我一个人走进伙房,看到一片爱情的残汤剩饭和杯盘狼藉,感到不寒而栗,觉得自己也该离开这里了。 

 
女人
  我相信女人是千差万别的,并没有统一规格,关于女性共同特征的说法常有太多的夸张、武断以及男人的偏见与其说女人是那样,不如说很多男人希望女人就是那样。但这并不等于对性别特征不可以进行概率性的比较。比如说吧,牛津大学的科学家们测定,74%的女人每个月流一次以上的泪,这个比例比男人的36%要高出一倍。(见俄罗斯2002年《健康》月刊)

  74%不是100%,但足以让人们产生一种大体印象:女人活得更感性一些,情感更敏锐也更丰富。这个特征的形成原因大概可以写成一本大书,在这里只能从略,有兴趣者可以参看笔者《性而上的迷失》一文。从概率上说,女人们着装不光是为了保暖,只要条件许可,常常会使身上有更多悦目的色彩和线条,以证明穿戴的形式比内容更重要;她们饮食不光是为了果腹,只要条件许可,常常对零食有更多兴趣,以证明咀嚼的过程比目的更重要。她们大多喜爱逛商店,不全是为了购物,其实购物这件大俗事有什么意思?充其量只是逛商店的一个借口,就像吃鱼只是钓迷们的借口,健身只是球迷们的借口,治国安邦只是政客军阀们争夺权利的借口。即便是手头拮据也不打算买任何东西,很多女士仍愿意去商店朝圣,与缤纷商品热烈幽会。万紫千红,琳琅满目,熠熠生辉,变化莫测,各种商品暗示着各种生活的可能,闪示着幸福的各种方向,使商店成为了她们的一个梦境。

  此时的男人们在哪里呢?可能在店门旁的“丈夫休息室”里,无精打采地看体育类报纸,或者烦闷不已地抽烟。

  在我周围的女人中,小雁最不像女人,从无逛商店的兴趣,也不涂脂抹粉。在乡下抓鱼、打蛇、犁田、开拖拉机,还有后来出国留学而且读什么印度史和梵文,比男人还胆子大。明明有茶杯,她总是搬大碗,说这样喝水喝得痛快。明明是一张长方形的床,她身体总是睡成一条对角斜线,踢得枕头被子七零八落,挤得同床女伴落荒而逃。但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以短发男装混在男人堆里的人,也仍然不是男人。她随丈夫一同去理发,见那个为她丈夫服务的理发妹太丑,很不高兴,一定要换上一个漂亮的面蛋来动手。丈夫笑说道,你就不怕我心猿意马?妻子想了想,仍然坚持自己的唯美,说情愿让你心猿意马,也不能让我看着恶心,一个长得那么丑的人,在你头上摸什么摸呢?

  视觉唯美到了如此极端的程度,恐怕非女人弗能。法国作家西蒙。波娃说过:“爱情是女人的最高职业。”(见《第二性女人》)其实凡感情都在女人的血管里最充分地储存着,随时可以喷涌而出。中国俗语称:“世上最毒妇人心”,是指仇恨情感之下的不择手段和不计后果;而喜爱情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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