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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杜牧诗）演艺圈里有人不悯国事，不守义节，其所占圈内人数的比例，可能既不会多于其它行业，也不会少于其它行业，只是他们社会知名度较高，更容易引人注目。文化大革命系列歌碟《红太阳》在九十年代的重新流行，其政治原义大失，更使我相信演艺作品以声色内容为主，而以文字内容为次，与义节的关系，不似文字作品那么直接和紧密。演艺是多种表达方式的合成，具有特别的多象性和多义性，既在国事之内，更在国事之外，一时的神思恍惚，更可能使演艺人员在声色的梦幻中迷失政治。在这个意义上，富特文格勒等诚然是可悲的失足者，但他们为纳粹演奏时闪烁的泪花并不一定都是为希特勒而流，泪花中我们所不知道的一切，我们所难以洞察的心弦颤动和意绪暗涌，也许藏有诸多未解之义。
声色之义难解，演艺人员大多又不擅文墨，很难用文字将其表达出来，从而进入报刊评论和我们的分析。
乡戏
第一次在乡下看戏让我有些吃惊。禾场里用几张门板架起了一个戏台，台上光线暗淡，有一盏汽灯，还有两三盏长嘴油壶灯，都靠草绳从台顶吊下来，冒出滚滚的黑烟。台上两个演员是若隐若现的鬼影，其中一个正旋着一把什么油布伞，与另一个肩并肩高抬腿原地大跳，大概是作跋山涉水态，直跳得脚下的门板吱吱有声和摇摇晃晃。伞旋得越来越快了，激起台下一阵叫好。后来我才知道，这里正在演出一个打土匪的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我不记得这出戏有革命战士打伞的情节，大概是某演员有快速旋伞的绝活，不旋给乡亲们家看是不行的，剧中的解放军就只好旋着伞上山剿匪了。
农民剧团买不起布景和道具，一切只能因陋就简，蓑衣代替了斗篷，草绳代替了皮带，晒垫上涂些黄泥墨汁就是山水远景。又因为没有剧本，便由一个略知剧情的小学老师说说大体梗概，演员们即便是文盲，也可记住以后上场自编自演，随编随演，即兴发挥。这叫演“乔仔戏”，是否就是最早见录于汉代典籍里的“乔”，不得而知。
台下一片黑压压的人头，但真在看伞的也不多。娃娃们在人缝中钻来挤去兴奋不已，经常发出追逐的叫喊或摔痛了的号哭。后生们也忙着，不时射出一道道手电筒的光束，照到不远处的少女堆里，照在某一张脸上或某一个屁股上，于是招来破口大骂，是“三狗子你照你娘呵”一类，引得少女们开心大笑，挨骂的后生们也浪浪地乐不可支。中年妇女们则三五成群说着媳妇生娃或者鸡婆下蛋之类的家务，或者在给孩子喂奶，给孩子抽尿抽屎。相对来说，只有老汉们才端坐得庄严一些，孤独一些，对剧情和台词也较为关切，伞能旋出这样的水平，得到他们的啧啧称赞。
他们没有我的吃惊，已经习惯了台上的狭小和混乱，比如打鼓佬和胡琴手说是坐在台侧，其实已经逼近了台中央，都混到演员中来了；比方正是剧中战事激烈之时，突然有人跨过尸体悠悠然走到台前，不是新角色出场，也不是报幕员有事相告，而是一个村干部来给渐渐暗下去的汽灯加气，加完气再猛吹哨子，大吼一番，警告娃娃们不得爬上台来捣乱。
我差一点误会这也是剧中的情节。
我不大可能看明白剧情，相信大多数观众也把剧情看得七零八落，甚至觉得他们压根就不在乎这一点。他们没打算来看戏，只是把看戏作为一个借口，纷纷扛着椅子来过一个民间节日，来参与这么热闹的一次大社交，缓解一下自己声色感觉的饥渴。在乡下偏僻而宁静的日子里，能一下看到这么多的人面，听到这么多的人声，嗅到这么多的人气，已经是他们巨大的欢乐。何况还有台上的闹腾，有伞在飞快地旋转，有举枪时的炮竹炸响和硫磺味，有一溜披戴蓑衣的人在翻斤斗，还有各种稀奇新异的戏装有位村干部大为不满地对我说：去年给剧团制了六件红衣服，花了队上两担谷，他们这次居然没有穿出来，王麻子他搞什么鬼么！
革命样板戏当然是含有意识形态的，但那些意识形态同这样的观众有什么关系吗？有多大的关系？同样的道理，革命样板戏所宣称要打倒的那些旧时代文艺，那些以前也在这里上演过的剧目，同这些观众有没有关系或者有多大的关系？在这样一个乱轰轰热腾腾的戏场里，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不可接受而且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不可消解？
遮盖
太平墟有一个大宅院，久经风吹雨打，已成断壁残垣，主人不知去了何方，留下这个地方建成了一所村办小学。宅院大门外有一堵青苔斑驳的方墙，正好挡住院门，就是人们常说的“照壁”。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子说过：“天子外屏，诸侯内屏，礼也。”（见《成相篇》）说的是帝王之家照壁在外，大夫之家照壁在内，是很有讲究的。
照壁没有多少保安的意义，只是对门外视线的遮挡，以便避开公众的观看。比较而言，这里的下层贫民院房一般来说就既无内照壁亦无外照壁，敞敞的大门朝天，大概粗茶淡饭乃至家徒四壁一类也没有什么需要掩盖。由此可见，藏有藏的资格，看是看的权利，只有富人和官人，才有视域的超量占有，才可以不让别人看到自己的家，而自己一出门就可以透看别人的家，享受目光的无所不及。
现代社会里单向透光的玻璃幕墙是照壁的升级形态。还有警卫线、黑帘轿车、专用电梯、电视监视眼、保密文件等，其实都是照壁的延伸，显示出观看权利的不同等级。领导人一般都配有单独的办公室，是不可以被随意观看的，于是便多了一些神秘和威重之感。一般低级职员则常常像是宽大办公室里的大宗鲜货和混装物品，彼此间的隔板也很低，以便电视监视眼下无所藏匿，或者领导人前来时一览无遗，统治首先在目光里实施。
至于某些体育名流和著名影星，虽以引人注目为专业特点之一，也是不大容易出现在公众场合的，没有大事由或者大价钱，你根本休想睹其尊容。只有那些名声还不够或者对自己名声缺乏自信的小人物，才会争相露脸，凡有出场和上镜的机会就往上凑，甚至不惜作姿作态装神弄鬼，不惜媚眼频飞、飞吻四播乃至脱衣露体。
在这里，尽量避开目光和尽量争取目光，已成尊卑贵贱的区分标志。
视线中隐有强权，“看”才可能当作一种惩罚的方式。流氓在大街上把一个女人剥光衣服，虽然未伤及她的皮肉，但让她的隐秘之体暴露于众目睽睽之下，比毒打她一顿更构成侮辱。监狱里每个囚房里的监视窗，则代表着执法者二十四小时的观看权，一个哪怕舒适和豪华如星级宾馆的高级囚房，只要有了这种窗口，也就意味着囚入者自由的丧失和尊严的完全取消。
公共话题是大众一种广义的“看”，因此常常指向这个世界最为宝贵的东西，比方说性，是个人生活最要遮盖的部分；比方说高层政治，是社会生活中最常遮盖的部分。很多作家和记者都深谙此理，动笔就往这两大热点使劲，即便重复即便粗劣，也永远会有热销的魔力。这也证明遮盖可以刺激对展露的追求，“欲盖弥彰”是之谓也。遮盖几乎是展露的一种变式，为观看提供更为恒久和强大的动力。人们的视野里越是多见警卫线、黑帘轿车、专用电梯、电视监视眼、保密文件等等，就越会有活跃的民间政治想象。
有一次，我在餐桌上遇到一位奇人，是一个普通交通警察，听我的朋友高君提到河北省一位副省长，立刻指出名字记忆的错误。高君不服，与警察抬上杠了。警察仗着酒威一口气说出河北省全部省级以上官员的名字，让高君傻了眼。这还不算，警察又一口气说出中央很多高官的名字，还有他们的履历，他们的配偶和子女的诸多情况：比方说哪个部长的女婿在哪个军区当差，在什么时候翻过一次车；哪个书记的公子原来娶的是哪个市长的千金，在什么时候双双出了国。警察没有料到，碰巧高君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竟与他比试起来，居然历数中央更多高官的个人档案，你说得出总理的儿子是谁，我就可以说出省长的儿媳是谁；你说得出元帅得了什么病，我就可以说得出元帅吃的什么药。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们的调查研究与生计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业余爱好，是一种佐餐的口舌之乐，如此而已。
鸡血酒
太平墟的农民有很多仪规，比方许诺什么以后劈掉一节竹筒，就是起誓了；比方说宰一只猫摔在谁的门前，就是绝交了；比方说两人一同喝上血酒，就是结拜兄弟或者姊妹。这些仪规往往被刚到乡下的知青们觉得愚昧。
独眼老木还是一个革命青年的时候，同小雁比着看谁更革命，一心想与贫下中农相结合，曾经到农民家里帮着办丧事，给亡人叩头，为亡人洗身，最后抬棺材上山入葬。这家的长子叫武妹子，因长一身黑皮，又被我们戏称为“刚果人”。他很感激老木的一份感情，佩服老木下水游得过河的本领，愿结拜为兄弟。老木满口答应，只是拒绝对方的一碗鸡血酒，说酒已经够了，夹点酸萝卜来下饭吧。
他没有注意对方的脸色，第二天发现“刚果人”根本不理他，对方本来答应借给他鸟铳的，现在却说自己正好要用，态度冷若冰霜，好像完全成了个陌生人。后来老木才知道，喝血酒对于“刚果人”来说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小事，是涉及到道德信誉和政治品质的一件大事：既是结拜却不喝血酒，那无异于虚情假意和言而无信。“刚果人”冷冷地纠正老木的称呼，说：“你莫叫兄弟，我们泥脚杆子攀不了高枝，你还是叫我武妹子好。”老木很着急，只好请人去给武妹子疏通，补喝了血酒一碗，补拜了天地，取得了对方的谅解，以前的事算是不知不为过。
据说武妹子还曾十分纳闷：“城里人不喝血酒喝什么？喝井水还是喝茶？总不会菩萨面前只放个屁吧？”鸡血酒真是神奇。武妹子放下酒碗时心满意足，立刻有了血腥刺鼻和酒气冲天的无比忠诚。“兄弟面前不说假，老婆面前不说真。”他拍着老木的肩膀宣布，他的家从此就是老木的家，他儿女可以任由老木打骂，他老婆么也可以由老木“那个那个”只要兄弟你不嫌弃。当然，他的朋友就是老木的朋友，老木的仇人就是他的仇人。有没有这样的仇人？他武妹子两眼紧紧盯住兄弟，一把杀猪刀劈进了桌沿，似乎就要出门动手以血还血。他是说到做到的，三年后，老木因卷入了一桩所谓投机倒把的经济案件而关进了县公安局，知青朋友们各奔生计顾不上探望，唯有武妹子还记得兄弟，在街上卖了一头猪，换了些钱给老木送去。
我回城以后，没有听老木说起过武妹子或者“刚果人”，有一次听我说起这些名字，他怎么也记不起来了。武妹子是公社那个广播员吧？他一脸恍惚。在我的提醒之下，对鸡血酒这件事才依稀有点印象。他终于记起了当时宰鸡时的纷乱，血滴的鲜红，烈酒的刺鼻气味，还有拈香跪拜一类仪规以及木楼里野猪油灯蓝光闪烁的乡间夜景。
仪式
婴儿在学会语言以前，已经可以辨别和记忆物象，并且形成条件反射，比如他们渐渐明白奶瓶是个好东西，彩色气球也是个好东西。
他们进入学校开始识字的时候，有经验的教师也总是借助挂图、模型、表演、游戏以及实地参观来促进教学，因为他们知道抽象的文字只有与具体的物象建立特定的联想关系，才能更好地为儿童们记住。
看图识字，看图识义，这种儿童的学习规律也是人类各种仪式的内在法则。人们不能用一纸结婚证来证明婚姻，即使这一张纸已经完成了全部法律手续，但人们还是需要用热热闹闹的婚礼来冲击人们的各种感官，使结婚变成一件可以留下印象的事情，从而是他们心目中一件真正完成了的事情。人们也不满足于用几篇悼词来寄托哀思，即使这几篇话语已经表达了对亡人全部的景仰和追念，但人们还是需要用近乎过于复杂的葬礼来冲击人们的各种感官，使丧葬也变成一件可以留下印象的事情，从而是他们心目中一件真正完成了的事情。
仪式就是一种造象活动，就是人们不满足于语言交流之时，用具象符号来申明意义或者从中解读意义。在漫长的生活实践历史上，人们就是用高耸入云的教堂、丰富多彩的圣像和壁画、优雅动听的颂曲和钟鸣、庄重素净的服饰和陈设，还有各种受洗或祈祷的繁复礼仪，把圣书上的宗教变成了活生生的宗教，也就是能够进入人们想象和情感的宗教。人们同样习惯于用易帜、换装、剪辫子一类外形变革来表现革命，差不多也就是实施革命；或者用声势浩大的阅兵和集会、惊天动地的礼炮和鼓号、肃穆宁静的广场和纪念碑，还有必不可少的国旗、国歌和国徽，把概念上的国家变成了活生生的国家，也就是能够进入人们想象和情感的国家历史学家们普遍认为，1789年法国在大革命时期首次采用国旗等等，是现代民族国家开始形成的标志，是现代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标志。我们差不多可以把当时的法国公民们看作是咬着指头的儿童，看作尚存儿童心理特征的人类，把他们对国旗、国歌和国徽的创造，看作是以象识“国”和识“族”的需要。
只有从这个角度，我们也才能理解各种自残型的习俗：纹身、血书、割礼等等，这些仪式不过是要借助创伤痛感来强化感觉记忆，实现某些重大意义的阐释和宣达，常常用于一些重要时刻，比如入教之时，誓师之时，成人之时等等。我们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更多地理解宗教，理解宗教中常见的一些轻度的自残，比如剃度、斋戒和长途仆拜等等。印度教、伊斯兰教的信徒在重大节日里还往往习惯于绝食，与中国人在节日里的大吃大喝形成了鲜明对比。由此产生的饥肠辘辘，当然是为了让节日的意义更为刻骨铭心。
中国古人多认为身体受之父母，须小心爱护，为自己的世俗态度找到了根据，从来拒绝身体自残，当然也就会排斥宗教。但中国仍是个有深厚礼仪传统的国家，因此也可说是一个善于看图识义的大国，一个善于运用象符的大国。在这个国家，“宗教是政治化的，政治是伦理化的，伦理是艺术化的”（见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也就是礼文仪节化的。《（仪）礼》、《周礼》、《礼记》记录了人们应该如何站立，如何落座，如何坐车，如何穿衣，如何戴帽，如何吃饭，如何饮酒，如何祭祀，如何娶亲，如何敬老，如何慈幼，如何尊贤，如何卜占，如何见客，如何谢恩，如何朝君，如何扫地，如何奏乐等等一切行为成规，把所有社会关系都固定成相应的外在仪礼。比如子女每天晚上应为父母铺床安枕，早上则须向父母问候请安。又比如前面若有两人并坐或并立，你不得插身进去或从他们中间穿过。还比如青年人随长者接受馈赠，如果长者已经表示了感谢，后辈就万万不可再表示感谢，以免身份越位的无礼造次。当时很多知识分子提倡的“礼治”和“礼教”，就是借肋这些浩繁得实在让人惊讶的有形礼仪，实现政治管制和伦理教化。
我们可以想象，那时候识字的人是很少的，那时候也还没有纸张和印刷的发明，文字只能载于竹帛，竹重而帛贵，流传极为困难。那个时候也没有现代国家所规定的普通话，大国之内方言繁多，言语沟通颇为不便，上古之书太多讹字、衍字、异体字以至版本杂乱难以顺读，其实也可视为各种方言分割的一种书面浮现。文字崇拜在那种情况下实在缺乏必要的技术条件。因此，那时候的“文明”更多地不是表现为文字，倒是只可能更接近汉字“文”的原义，即“纹”：纹彩，纹饰，相当于人为的美化技能，实现于各种造象活动之中。
当“文”与“用”相对的时候，“文”是广义的形式；当“文”与“野”相对的时候，“文”是广义的礼乐。《左传》记孔子语：“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章太炎曾解释，这里的文不是指修辞润色，而是指行仪典以助言传（见《国故论衡》）。
太炎先生坚定了我的想象：当时的“文”即“纹”，主要体现为诸多以象明义的仪式。
《礼》称：“乐者，象成者也。”“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周礼》亦称：“凡建国，禁其淫声、过声、凶声、慢声。”这种对音乐的重视，恐怕是中国古人的一大执政特色。虽然我们无法得到古代的录音资料，来充分了解当时这种的“乐”，但我们有足够的出土文物来了解当时的“礼”的其它方面，比如众多史家无不重墨详叙的器服。我们惊讶于河南殷墟、陕西秦坑、四川三星堆、长沙马王堆等地出土文物的辉煌灿烂，不难理解在文字语言的运用尚受到种种极大局限的时候，各种器服其实就是当时的报纸、刊物、广播和教科书，就是当时诉诸感觉的哲学、宗教以及政府工作报告，如《孟子》所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我们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可能理解古人为何在一件日常生活器物那里如此用心之深，如此用心之精，如此用时之长以及如此用力之巨。这些体现在铜器、石器、银器、玉器、木器一类之上的精神感染和意识陶冶，这些精美器物对情感和心态的巨大冲击力和震慑力，还有一切用服装、车马、面容、仪态、建筑以及其它实象所承担的政治道德功能，不失为当时成熟“纹治”的表现。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器服（物象）和仪典（事象）备受关切的国家，人们发明了一个重要的词：“影响”。“影”为目睹之象，“响”为耳闻之象，共同构成了非语言的伟大感化力量。“影响”一词表现了古人对心智变易的深刻经验：“教”外有“化”，“文”外有“化”，均循“影响”之途，以声色万象施之于人的耳濡目染，成就言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