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憷先思液蒙鹾恰！�
或者说：“今天下雪了，你老人家多烧盆炭火呵”
毛主席似乎是默许了。大家这才笼着袖子散去，一个个撞入门外的飕飕寒风。
有一次兆青躲在人后打瞌睡，其他人都走光了，他还蹲在角落里。复查一家人也没有注意，关了门就睡觉。到了半夜才听到有人大喊大叫，说你们好毒辣！想冻死我呵？
复查哭笑不得，只好说，怪只怪满天红没油了，晚上看不清。
可以想见，经过每天这样的学习，大家嘴里都有很多革命理论。不大相同的是，马桥人有时候说出一些比较特别的毛主席语录，比如：“毛主席说，今年的油茶长得很好”：“毛主席说，要节约粮食但也不能天天吃浆”：“毛主席说，地主分子不老实，就把他们的吊起来”：“毛主席说，兆矮子不搞计划生育，生娃崽只讲数量不讲质量。”“毛主席说，哪个往猪粪里掺水，查出来就扣他的口粮谷！”诸如此类。我打听了很久，没有人知道这些最高指示的出处，也没有人知道是谁是这些话的最初传播者。但人们十分认真地对待这些话，一次次在言谈中引用。
当然也没有什么奇怪。我后来读中国文学史，发现马桥人没有比历史上一些儒学大师们干得更坏。那些人动不动就“征圣”，其实也经常饭托孔子，假托老子，假托苟子或孟子，编造圣言以唬人。汉朝的杨雄引用过大量的孔子语录，经后人查实，没有几条是真的。
话份
本义说过，省城里的人不喝擂茶，也不懂得纺纱织布，可怜他们家家都没有布市做裤子，一条短裤只有一巴掌大，像婆娘们的骑马带子，勒得胯裆病死人。马桥人由此十分同情省城里的人，每次看见我们知青要回城，总是要我们多买点乡下的土布带回去，给爹妈多做两条裤子。
我们觉得十分好笑，说城里并不缺布，短裤做得小一点，是为了贴身，好着，或者为了运动的方便。
马桥人眨眨眼，不大相信。
日子长了，我们发现无论我们如何解释，也没法消除本义的讹传——因我们没有话份。
“话份”在普通语中几乎找不到近义词，却是马桥词汇中特别紧要的词之一，意指语言权利，或者说在语言总量中占有一定份额的权利。有话份的人，没有特殊的标志和身分，但作为语言的主导者，谁都可以感觉得到他们的存在，感觉得到来自他们隐隐威权的压力。他们一开口，或者咳一声，或者甩一个眼色，旁人便住嘴，便洗耳恭听，即使反对也不敢随便打断话头。这种安静，是话份最通常的显示，也是人们对语言集权最为默契最为协同的甘心屈从。相反，一个没有话份的人，所谓人微言轻，说什么都是白说，人们不会在乎他说什么，甚至不会在乎他是否有机会把话说出来。他的言语总是消散在冷漠的荒原，永远得不到回应。这种难堪的事多了，一个人要保持开口的信心，甚至要保持自己正常的发声功能，是不无困难的。
盐早最后几乎成了一个真正的牛哑哑，就是话份丧失的极端一例。
握有话份的人，他们操纵的话题被众人追随，他们的词语、句式、语气等等被众人习用，权利正是在这种语言的繁殖中得以形成，在这种语言的扩张和辐射过程中得以确证和实现。“话份”一词，道破了权利的语言品格。一个成熟的政权，一个强大的集团，总是拥有自己强大的语言体系，总是伴随着一系列文牍、会议、礼仪、演说家、典籍、纪念碑、新概念、宣传口号、艺术作品，甚至新的地名或新的年号等等，以此取得和确立自己在全社会的话份。不能取得话份的强权，不过是一些徒有财力或武力的乌合之众，像一支又一支杀退过官军甚至占领过京城的草寇，即便一时得手，也必然短命。
正是体会到了这一点，执政者总是重视文件和会议的。文件和会议是保证权利运行的～个个枢纽，也是强化话份的最佳方式。文山会海几乎是官僚们不可或缺并且激情真正所在的生存方式。即便是空话连篇的会议，即便是没有丝毫实际效用的会议，也往往会得到他们本能的欢喜。道理很简单，只有在这种时候，才会设置主席台和听众一，明确区分等级，使人们清醒意识到自己话份的多寡有无。权势者的话语才可以通过众多耳朵、记录本、扩音器等等，得到强制性的传播扩散。也只有在这种氛围里，权势者可以沉浸在自己所熟悉的语言里，感受到权利正在得到这种语言的滋润、哺育、充实和安全保护。
这一切，往往比会议的具体目的更为重要。
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权势者对自己不习惯和不熟悉的语言，充满着天然的警觉和敌意。文化大革命中，马克思和鲁迅在中国受到了最高程度的尊崇，是空荡荡书店里最终得以保留的几位伟人中的两位。即便在这个时候，读马克思和鲁迅仍然是十分危险的，我在乡下的一本马克思的书，就差一点成为了我“反动”的罪证——公社干部说：那个下放崽，不读毛主席的书读马克思的书！什么思想？什么感情？
我体会，公社干部是无意反对马克思的，也并不知道那一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说了些什么，是否有害于他们的禁山育林或计划生育或者打平伙儿狗肉。不，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也不大在乎。他们瞪大眼睛，只是对马克思著作里一切听不太懂的语言恼怒，感到他们的话份正在受到潜在的威胁和挑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现代主义艺术声势浩大，抽象画、荒诞剧、意识流小说和超现实主义诗歌惊世骇俗，嬉皮运动、女权运动，还有摇滚乐等等异生的文化现象也随之而来。有意思的是，这些新现象出现时差不多—一都被视之为邪恶的政治阴谋。资产阶级的报纸攻击毕加索的抽象画是“苏联企图颠覆西方民主社会的罪恶伎俩”，“布尔什维克的葱识形态宣传”，而摇滚歌手“猫王”爱尔维斯和“披头土”代表人物列农，被教会和国会议员们疑为“共产党的地下特工”，目的是“要败坏青年一代，使他们在对共产主义的斗争中未战先败”——他们的音乐在美军驻欧基地一直是禁品。在另一方面，任何红色政权也做着差不多同样的事情，现代艺术无论雅俗，几十年来也一律遭到官方的批判，官方文件和大学教科书将其定性为一和平演变的先锋“，”西方国家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意识形态“，”毒害青少年的精神毒品“等等。
这些反应显然是～种防卫过度。无论哪一方后来都逐渐认识到这一点，也或多或少地放宽了管制尺度，甚至愿意利用各种新异的文化语汇来为我所用，比如用摇滚乐来各颂延安或南泥湾，用抽象画来促进服装出口业。
当然，如果把这些反应完全看成防卫过度。是大大的天真。事实上，一种不熟悉的语言，就是一种不可控的语言，它差不多也就是一种不可控的权利。不论它表面上的政治标志如何，它都具有实际上的离心力，造成信息通道的阻抗和中断，形成对执政者话份不同程度的削弱和瓦解。
马桥人似乎具有一切执政者的洞明，早就着穿了这一点，因此把权利归结为话份，归结为说。
我们可以着～看，在马桥，哪一些人有话份？
（1）一般来说，女人没有话份。男人说话的时候，她们习惯于不插嘴，只是在一旁奶娃崽或者被鞋底。因此，干部从不要求她们参加村民大会。
（2）年轻人没有话份。他们从小就听熟了“大人说话娃崽听”一类古训，总是优先让老人们说。对老人们的说法，即便反感也多是背地里咕咕哝哝，不可大逆不道地当面顶嘴。
（3）贫困户没有话份。财大才会气粗，家贫自然气短，穷人一般都觉得自己不够体面，不愿去人多的地方露脸，自然失去了很多向别人说话的机会。马桥还有习俗；凡欠了债的人，哪怕只欠了半升包谷，也不得在村里的红白喜事中担任司仪、主祭、伴娘之类的重要角色，免得给主家带来晦气。各家火塘边最靠近茶柜的位置，是最显服的位置，叫主位，债主之外的任何客人不得随便就坐，否则就有辱主之意。
这些规矩都保证了人们的话语权向手握债权的富人们那里集中。
……
这样看来，话份被性别、年龄、财富等因素综合决定。当然还有更重要的政治因素，本义作为党支部书记，作为马桥的最高执政者，无论何时说话，都落地有声，一言九鼎，说一不二，令行禁止。日子久了，他习惯了粗门大嗓，一条嗓子经常伤痕累累地气多声音少，还是哇哇哇地到处送气。哪怕一个人背着手走路，也关不住一张嘴，有时候禁不住自言自语，自问自答。“这个地上种得豆子么？”“龙谈，种命…，水浸浸的沤烂根。”“掺些黄泥巴来恐怕要得。”“你到哪里担？你到哪里担？有工夫担泥巴，还不如多到坡上种几只包谷。”“醒娘养的……”
其实都是他一个人说的话。有时候跟在他背后走一路，可以发现他嘴巴从不消停，不惜找自己抬杠，一张嘴可以开一台辩论会。
人们叫他“义大锣”，知道他走到哪里都热闹。公社于部也对这位“义大锣”
让三分。有一次公社开会，本义熟门熟道地到了那里，照例先去伙房里耸耸鼻子，检查一下伙房的气味。他从灶口里找个火点烟，看见脚盆里只切了一大盆萝卜，灶角下肉骨头都没见到一根，立即沉下睑，“岂有此理！对贫下中农这样没有感情！
恩？“他怒冲冲拂袖而去，会也不开了，一直冲到供销社的屠房，问还有肉没有？
屠夫说，向刚卖完了。他操起一把板刀，说赶快捉猪来，捉猪来！屠夫说，公社规定每天只准杀一头猪。本义说，公社里说以后可以吃饭不要钱，你也信？
万玉刚好也坐在这里，笑嘻嘻地说：“好，好，今天我也搞碗肉汤喝一下。”
本义眼睛一瞪，“你如何坐在这里？”
万玉眨眨眼，“也是，我如何坐在这里？”
本义本来就有无名火，把板刀一拍，“你看你这个懒样子，不过年不过节你跑到这里来做什么？还不快点跟老子回去！你今天不锄完北坡上那几亩地上的油菜，我发动群众斗死你！”
万玉被板刀声骇得屁滚尿流，赶快溜出门，只是隔了一阵，怯怯地把油光光的脑袋探进来，一你你……你刚才要我做什么？“
“你聋了呵？要你锄油菜！”
“晓得了晓得了。你莫发气罗。”
油光光的脑袋缩回去了。本义总算吐匀气，卷上一撮烟丝，发现身后有什么动静，回头一看，居然还是万玉脸上的苦笑，“对不起，我刚才又听急了，你是要我锄……锄……”
想必他已经骇得跑了魂，什么话也听不清了。
本义把油菜两个字狠狠灌进他的耳朵，这才把他打发走。
屋后有了一串猪叫，本义的气色才算活了几分。他最喜欢杀猪，杀得也内行。
又一阵猪叫之后，他脸上尽是泥点，手上血污污的回到灶边吃烟。刚才只一刀，干净利落把猪放倒。他搭嘴搭舌一直守在屠房里，最后邀几个供销社的伙计凑在热气腾腾的锅灶边，吃了猪肉，喝了猪血汤，才满意地抹了计油嘴，打了个饱嗝。
他没有开会，公社干部也不敢批评他。待他满面通红地重返会场，干部还要请他上台发言，足见他的话份十分了得。
他说：“我今天不讲多了，只讲两点。”
这是他每次发言前例行的公告。他无论实际上讲的是两点，还是三点、四点、五点乃至更多，也无论是讲三言两语还是长篇大论，都要事先申明，他只讲两点。
他讲着讲着，一股肉汤昧涌上来，便讲到他以前在朝鲜的经历，用当年他打美国兵的武功，来证明现在修水利、种禾谷、养猪、计划生育之类的任务是完全可以完成的，也是一定要完成的！他总是把美国的坦克说成是拖拉机。他说在三八线，美国的拖拉机来了，地都发抖，把人的尿都骇得出来。但志愿军英雄好汉，一百丈，不打，五十丈，还不打，三十丈，还不打，最后，等美国拖拉机到了面前，一炮就把它娘的打掉了！
他得意地踌躇四顾。
公社何部长曾经纠正他的说法：“不是拖拉机，那叫坦克。”
他眨眨眼，“不叫拖拉机？我没读多少书，是个流氓。”
他的意思是，他是个文盲，分不清坦克和拖拉机没有什么奇怪、他也认真地学习过坦克这个厂，但是到了下次开会，他照例一百丈五十丈二十丈地紧张了一通后，还是一溜嘴说成拖拉机。
他的这一类用语错误，丝毫不影响他的话一句顶一句。“人只有病死的，没有做死的”，“大灾大丰收，小灾小丰收”，“人人都要搞思想搞进步搞世界”，等等这些话没有多少道理，但因为出自他本义，就慢慢通用了，流传下来了。他耳朵有些背，有一次从公社干部那里，把毛主席语录“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听成了“路线是个桩，桩上钉桩”，有明显的错误，但因为“桩”字出于他的口，马桥人后来一直深信不疑，反而嘲笑我们知青把路线说成是“纲”，纲是什么？
夷边
十里有三音。对远处任何地方，长乐人一律称为“夷边”，双龙人一律称“口边”，铜锣峒人一律称“西（发上声）边”，马桥人则称“夷（发去声）边”——无论是指平江县，长沙，武汉还是美国，没有什么区别。弹棉花的，收皮子的，下放崽和下放干部，都是“夷边”来的人。文化大革命，印度支那打仗，还有本义在专署养了两年马，都是“夷边”的事。我怀疑他们从来有一种位居中心的镇觉，有一种深藏内心的自大和自信。他们凭什么把这些穷村寨以外的地方看作夷？
夷是中原古人对周边弱小民族的描述。从字面上看，弓人为“夷”、马桥人凭什么还以为地平线以外那些繁华而发达的都市还在靠打猎为生？还是一些没有学会农业生产的部落？
一位人类文化学教授告诉我，在中国古代，百家争鸣，只有一个小小的学派否认中国处于世界的一心，即春秋时期的名家。以至后来有些人对名家不大看得顺眼，对他们的国籍问题都产生了疑问：“公孙龙子”一类的名字，古里古怪的，莫不是一些外国留学生或访问学者的雅号？郭沫若先生破译甲骨，认为中国的天干地说受到过巴比伦文化的影响。凌纯声先生也猜测中国古史记载中的“西王母”部族，不过是巴比伦文Siwan（月神）的译音，推论早在丝绸之路出现以前，就有外来文化流入，华夏古文化的来源可能十分多杂。这些都加强了人们对名家来历的狐疑。当然，对于一国文化这样一个庞然大物来说，即便公孙龙子们真是一批外国学人，他们的声音还是十分微弱，至少从没有撬动华夏族关于自居“中央之国”的观念，也很难削弱中国人的文化自大感。马桥人的一个“夷”字，流露出明显的华夏血统，暗藏着他们对任何远方事物的轻蔑和不以为然。马桥人的先辈从来没有考虑过公孙龙子们的忠告，这种固执竟然在语言中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晕街
普通话里有“晕船”、“晕车”、“录机”之类的词，但没有马桥人的“晕街”。
晕街是一种与晕船症状相仿的病，只在街市里发生，伴有面色发青，耳目昏花，食欲不振，失眠多梦，乏力、气虚、胸闷、发烧，脉乱，呕泻等等，妇女患此病，更有月经不调和产后缺奶的情况。马桥一带的郎中都有专门治疗晕街的汤头，包括枸杞、天麻、核桃什么的。
因此，马桥人即使到最近的长乐街，也很少在那里过夜，更不会长住。上村的光复当年到县城里读书，去了一个多月就严重晕街，整整瘦了一圈，要死要活地回山里来了。他说苦哎苦哎，城里哪是人去的地方！他后来好歹读了个文凭，好歹在城里谋了个教书的饭碗，在马桥人看来已经是奇迹。他对付晕街的经验是：多吃腌菜。他就是靠两大坛子好腌菜，外加多打赤脚，才在街上坚持了十多年。
晕街是一个我与马桥人经常争论的问题。我怀疑这不是一种真正的病，至少是一种被大大误解的病。城市没有车船飞机的动荡，充其量只比乡下多一点煤烟味、汽油味、自来水里的漂白粉以及嘈杂声响，不大可能致病。事实上千万城市人也没有得过这种病。我离开马桥之后，读了些杂书，更加怀疑晕街不过是某种特殊的心理暗示，就像催眠术。只要你有了接受的心理趋势，听到说睡觉，就可能真睡了；听到说鬼魅，就可能真见鬼了。同样的道理，一个长期接受阶级斗争敌情观念教育的人，确实可能在生活中处处发现敌人——一旦他预设的敌意招致他人的反感、厌恶甚至反弹性报复，那么，事实上的敌对状态，反过来会更加应证他的预想，使他的敌意更加理由充分。
这一类例了揭示了另一类事实，不，严格地说不是事实，只是语言新造出来的第二级事实，或者说再生性事实。
狗没有语言，因此狗从不晕街。人类一旦成为语言生类，就有了其它动物完全不具备的可能，就可以用语言的魔力，一语成，众口烁金，无中生有，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事实奇迹。想到这一点以后，我在女儿身上作过试验。我带她坐汽车，事先断定她不会晕车，一路上她果然活蹦乱跳没有任何不适。待下一次坐汽车，我预告她会晕车，结果，她情绪十分紧张，坐立不安，终于脸色发白紧锁眉头倒在我的怀里，车还没动就先晕了一半。这一类试验，我不能说我屡试不爽，但这已经足够证明语言是一种不可小视的东西，是必须小心提防和恭敬以待的危险品。语言差不多就是神咒，一本词典差不多就是可能放出十万神魔的盒子。就像一晕街“一词的发明者，一个我不知道的人，竟造就了马桥一代代人特殊的生理，造就了他们对城市长久的远避。
那么“革命”呢，“知识”呢，“故乡”呢，“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