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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希望生活的安定和舒适，但安定和舒适加速了时光，缩短了我们的生命，是一种偷偷的劫夺。这是一种两难。尼采说过：“要使你的生命变得长一点吗？让你自己处于危险之中。”（见《查拉图士特拉如是说》）危险，还有广义的危险，包括贫困、歧视、动荡不安等等，能使我们的感官充分地开放，对信息的吸纳力成倍地增强，身边任何动静都难以错过或逃出我们的关注，并且最终成为记忆烙入心头我们不妨称之为感觉的“紧张增效规律”。危险还往往与陌生的处境相随，往往能打破某种定型的生活模式，提供各种新的刺激，使我们的每一天都有异于前一天，每一年都有异于前一年，避免感觉在无限重复的过程中渐渐麻木和消失我们不妨将其称之为感觉的“重复衰减规律”。只有凭藉感觉的丰收，凭藉具象在记忆中的丰富储存，人们才能证明生活的存在，证明自己不同于病床上那些植物人我见过这样的植物人，是我们单位一位退休大姐，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像受过什么刑法挨过什么打。身上插着四种管子，连通四台复杂的机器，靠单位和家属支付的高额医疗费维持着饮食和排泄，维持着基本正常的呼吸、脉跳、体温以及血压。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她与常人最大的区别，在于她同时承受着四套医疗大刑，感知能力仍然无法恢复。
然而安逸也正在磨灭着感知力，人们一直在追求着的幸福正在使我们植物人化。
安逸就是感觉的催眠者，是一部能让人兴奋几天的美妙电影，一部将千百次重复从而让人昏昏入睡的电影，最后让观众在暖洋洋的沙发里成为一个空，一个没有走进医院的植物人。这些人其实没有生命，因为他们没有痛苦的“度日如年”而有幸福的“度年如日”，雷同的日子无论千万也只是同一个日子，人们几乎已经不能从记忆中找出任何图景或声响，作为岁月存在过的物证。
生活就是苏醒，是从全宇宙漫漫长夜里一次苏醒过来的机会，每个人只有这样的一次机会。我已经打了几个盹，一次次差一点睡去。因此我必须让自己惊醒，让自己被激活，永远能够看到、听到、嗅到、尝到、触摸到什么，就像我遭遇奇迹时检验自己是否在梦中一样。我必须走出海口市龙昆南路99号这一个大睡袋，洗洗脸，刷刷牙，走到外面刺眼炫目的感觉中去。我知道，出外旅游是无济于事的，任何旅游都不会陌生也没有危险，不过是把电视机里的良辰美景来一次放大的复习；酒吧茶馆的社交也是无济于事的，任何社交不会陌生也没有危险，不过是把电话筒里寒暄客套来一次面对面的可视性复习。我甚至明白，读书和写作也不管用，这些文字运动能滋养我的大脑却可能荒废了感官，让我的眼睛、耳朵、鼻子、口舌、肌肤等等过早地机能衰退。
我羡慕阿梅。她是一个身体小巧的女人，永远微笑并且对人关怀备至的女人，身为香港教授却总是活跃在中国、印度、孟加拉、菲律宾、韩国乃至巴西，哪里有苦难哪里就有她，哪里有反抗哪里就有她踏着一双旧式凉鞋的赤脚，完全是一个风尘仆仆的女甘地和女格瓦拉。她在大学里拿着据称“自己一说就脸红”的高薪，一个月几万元，但清贫得家徒四壁，一张旧书桌旁边，只有几大箱市面上最便宜的方便面，省下的薪金全部变成了组织活动经费，变成了抗议独裁者和跨国投机资本的宣传品，变成了印度乡村学校的校舍和中国贵州乡村种植的百合她带着学生在街头推销这些百合，再把所得寄还贵州。她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但在教室里转身板书的一刹那都可以睡着，醒来后照常写字，不为任何学生察觉；开一场会可以睡上二三十觉，每次在别人前一句睡着然后在别人后一句醒来，接上别人的发言，居然可以不跑题。正因为如此，任何身强力壮的大汉，跟着她不到三天就要累得趴下，都怯于跟着她奔波于死亡边缘，包括在孟加拉翻车，从菲律宾土匪的枪弹下逃脱。
我也羡慕大头。他永远快乐、永远吹牛皮并且永远在女人那里糟践自己，直到结婚和移居美国以后也积习不改。他在剧团当画工时就成天泡在女演员宿舍楼里，被她们赶出来以后，操着电钻在每间寝室的墙上打洞，猖狂地宣称自己就是要偷看她们，偷看她们换衣和洗脚，当然更激起她们的惊慌。他经常搭拉着脸，为偷看而诚恳道歉，让对方又羞又气，最后好容易下决心原谅了他的过失，却发现他不过是编个故事逗个乐，于是恨不得拔他的毛和抽他的筋。总之，他有很多这样的诡计来博取女人的羞涩、气愤、同情、快活、疯傻以及惊吓，逐一加以享受，笑得自己在床上翻斤斗。他当然也是在玩一种危险的游戏。尽管他喜欢女人但并不喜欢同她们上床，尽管他觉得女人的可爱在于风情各异和仪态万千而无关乎老少美丑，但男人们不相信，女人们也不相信。他说自己偶有失身，至今一回想起事后洗洗刷刷的气味就要作呕。人们不信。他说自己曾经在一个电影制片厂被两个新潮女士追着要强奸，好容易才逃出虎口。人们更不信。他最终被一个女兽医的丈夫顶在墙上，脖子上被割得鲜血淋淋，差一点就像只鸡被人放了血。
如果仅从感觉开发的角度来说，我还羡慕很多人，很多生活，甚至是监狱里的生活，灾难中的生活，战场上的生活，在阿尔卑斯山的雪崩下逃生的生活，或在太平洋的海啸中脱险的生活。但我发现，无论是苦行者的冒险还是享乐者的冒险，凡是我羡慕的生活总是最靠近死亡的生活，投入其中，需要生的勇气同时也是死的勇气：生与死是如此相邻。
我害怕死，其实也害怕生，终于明白生并不比死更容易。我肯定会拿出种种借口来逃避那些生活，逃避新的开始。对孩子的责任，对父母和妻子的义务，还有朋友的托付和单位里的公务，还有生活所必需的钱……都是逃避者很正当的理由。我甚至可以义正辞严地说服自己：为什么一定要把陌生和危险当作目的？为寻找什么感觉而离家别友是否过于自私？
我当然没有说错。一代代人就是这样说服自己的，于是心安理得地积攒着和守护着自己的小幸福，不愿再把脑袋探出生活陈规之外；心安理得地在职业稳定、地位稳定、家庭稳定等等之后把自己渐渐变成没有躺在医院的植物人，然后把自己声称对其负有责任的亲友也逐一变成这种植物人送入无痛的死亡。
人似乎只能在两种死亡中选择。
肉身的死亡，或是感觉的死亡“这是一个问题。”（莎士比亚语）
我还没有作出决定，还得想一想。
座位
小王没有读过多少书，平时说话和办事都小心翼翼，写一个纸条都紧张万分，笔尖在纸页上方转了几个圈还不往下落，好像老在担心把字写错，必须在空中把这个字试写多遍，找准位置再正式下笔。他每每拖沓得旁边等着的人心急如火，恨不能捉住他那只空中扭秧歌的手，代他一笔戳下去，错了也拉倒。旁人的焦急当然更使他紧张，一张纸条写完后总是大汗淋漓。
他工作之余的最大兴趣，就是在报纸上寻找刑事案，并且迅速传播这些案件的消息，堪称刑侦工作和法院工作方面一个最忠实和最全面的观察家。他一开口就是小偷、抢劫、杀人、焚尸、绑票等等，满嘴都是带血腥气的罪恶，是永远让大家提心吊胆的新闻中心。你完全可以想象，他脑子里装着一个何等恐怖的世界。
考虑到他办事可靠，还考虑到他在乡下开过拖拉机，公司后来安排他当司机，给办公室开汽车。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当上了司机以后，一坐到那个司机座上就脾气大了好几十倍。碰到车前有什么胡闯乱窜的行人，他居然可以把脑袋伸出窗外大吼一声：“你他娘的找死呵！”或者猛按喇叭，咕哝出一句恐吓：“老子废了他才好！”诸如此类，杀气腾腾。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性格已经全面改变，不意味着他会带着粗暴下车。事实上，只要一离开汽车上的那个座，他就又成了个不声不响的影子，是一个对谁都唯唯诺诺的点头机器，包括对那个比他高出一个头的老婆。他那一套吓死人的大脾气永远只会留在司机座上，只会随着发动机而点燃这真是让人奇怪。往日专业司机队伍里常见的粗野，包括粗野的词语，都随着一个真皮司机座位神奇地移植到了他身上，会通过他的臀部、背部以及手掌传输到他的嘴上。
角色
环境改变性格还有很多例子。高君当年下放在嵩山大队，与我们玩得好，后来成了我们派出去的一个间谍。我们与公社和大队两级领导的关系紧张，但不知道上面到底准备拿我们怎么办，于是请高君去刺探军机。他平时人缘不错，在我们的合谋之下，又连续写了入党申请书和思想汇报，在大会上瞪大眼睛大批知青中的自由主义，还给干部们偷偷送上肥皂、豆豉、染料之类当时的紧俏品。他果然当上了团干部，在我们看来是打入政权内部去了，被我们兴高采烈地举杯庆祝。
他确实刺探过一些有用的情报，让我们对某些事态早有准备，比方公社就要再一次清查反革命了，比如县公安局来人调查红卫兵武斗时的枪枝了，比如公社书记正在查副书记的男女关系问题而且公社干部食堂里连吃了三天猪婆肉……高君没有辜负我们的重托，真是我们的003好同志呵。
时间一长，有些事情却也让人困惑。根据约定，他在公开场合疏远我们，唱着高调背叛我们，这算不了什么。但他把小雁制造母亲病重的假电报的事也举报上去，把大川装病和老木偷盗竹子的事也举报上去，搞得四满书记在知青大会上拍桌子开骂虽说是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虽说是苦肉计应该得到我们的谅解，但如此争取表现，下手太狠了些吧？看着他后来把小干部的角色当得有模有样，眼都不眨就开讲“阶级斗争”、“思想改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接一根烟也留着要给领导抽，捡一条鱼也要留着给领导吃，遇上放电影就扛着几张椅子飞跑，要去给黄书记一家抢占好位置，不能不让人生出真假莫辨和弄假成真之感，恍恍惚惚不是个滋味。
这是怎么回事？他当马屁精，出于我们的策划和鼓励，但把马屁精当到了如此炉火纯青的程度，差不多就是个真马屁精了吧？
他以前不是一个这样的人。虽然有点小气，比方一听说要打球就赶紧把球鞋锁进箱子，床下空荡荡的让别人无鞋可借，但他看到干部来了就躲得远远的，躲到自己的某本爱情小说里去，决不是个马屁精。
从此，我知道角色扮演的危险。角色是一整套造型规则，在长期扮演的情况下，可能逐渐渗入演员的骨血，并不是一件外衣，说脱就能脱的。就像一丝马屁精的谄笑挂在高君脸上了，渐渐改造了脸部肌肉结构，日后如何能随意消除？他一到领导面前就矮了一截，都变成本能姿态了，一条腰杆还能随意直得起来？他投向我们的冷冷目光开始只是表演，但表演得多了，到了需要拍着胸脯当哥们的时候，需要在我们面前慷慨激昂当自己人的时候，热情的目光还能及时调动和配合得上来？
知青群体不久后成鸟兽散，使我一直来不及弄明白当时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到底是哪一头的人。我想，他自己可能也给这事折腾得糊涂了。
一
他生下来时，闭着眼睛睡了两天两夜，不吃不喝，一个死人相，把亲人们吓坏了，直到第三天才哇地哭出一声来。能在地上爬来爬去的时候，就被寨子里的人逗来逗去，学着怎样做人。很快学会了两句话，一是“爸爸”，二是“X妈妈”。后一句粗野，但出自儿童，并无实在意义，完全可以把它当作一个符号，比方当作“X吗吗”也是可以的。三、五年过去了，七、八年也过去了，他还是只能说这两句话，而且眼目无神，行动呆滞，畸形的脑袋倒很大，象个倒竖的青皮葫芦，以脑袋自居，装着些古怪的物质。吃炮了的时候，他嘴角沾着一两颗残饭，胸前油水光光的一片，摇摇晃晃地四处访问，见人不分男女老幼，亲切地喊一声“爸爸”。要是你冲他瞪一眼，他也懂，朝你头顶上的某个位置眼皮一轮，翻上一个慢腾腾的白眼，咕噜一声“X吗吗”，调头颠颠地跑开去。他轮眼皮是很费力的，似乎要靠胸腹和颈脖的充分准备，才能翻上一个白眼。调头也很费力，软软的颈脖上，脑袋象个胡椒碾捶晃来晃去，须沿着一个大大的弧度，才能成功地把头稳稳地旋过去。跑起来更费力，深一脚浅一脚找不到重心，靠头和上身尽量前倾才能划开步子，目光扛着眉毛尽量往上顶，才能看清方向。一步步跨度很大，象在赛跑中慢慢地作最后冲线。
都需要一个名字，上红帖或墓碑。于是他就成了“丙崽。”
丙崽有很多“爸爸”，却没见过真实的爸爸。据说父亲不满意婆娘的丑陋，不满意她生下了这个孽障，很早就贩鸦片出山，再也没有回来。有人说他已经被土匪“裁”掉了，有人说他在岳州开了个豆腐坊，有人则说他沾花惹草，把几个钱都嫖光了，曾看见他在辰州街上讨饭。他是否存在，说不清楚，成了个不太重要的谜。
丙崽他娘种菜喂鸡，还是个接生婆。常有些妇女上门来，叽叽咕咕一阵，然后她带上剪刀什么的，跟着来人交头接耳地出门去。那把剪刀剪鞋样，剪酸菜，剪指甲，也剪出山寨一代人，一个未来。她剪下了不少活脱脱的生命，自己身上落下的这团肉却长不成个人样。她遍访草医，求神拜佛，对着木人或泥人磕头，还是没有便儿子学会第三句话。有人悄悄传说，多年前，有一次她在灶房里码柴，弄死了一只蜘蛛。蜘蛛绿眼赤身，有瓦罐大，织的网如一匹布，拿到火塘里一烧，臭满一山，三日不绝。那当然是蜘蛛精了，冒犯神明，现世报应，有什么奇怪的呢？
不知她听说过这些没有，反正她发过一次疯病，被人灌了一嘴大粪。病好了，还胖了些，胖得象个禾场滚子，腰间一轮轮肉往下垂。只是象儿子一样，间或也翻一个白眼。
母子住在寨口边一栋孤零零的木屋里，同别的人家一样，木柱木板都毫无必要地粗大厚重——这里的树很不值钱。门前常晾晒一些红红绿绿的小孩衣裤及被褥，上面有荷叶般的尿痕，当然是丙崽的成果了。丙崽在门前戳蚯蚓，搓鸡粪，玩腻了，就挂着鼻涕打望人影。碰到一些后生倒树归来或上山去“赶肉”，被那些红扑扑的脸所感动，就会友好地喊一声“爸爸——”
哄然大笑。被他眼睛盯住了的后生，往往会红着脸，气呼呼地上前来，骂几句粗话，对他晃拳头。要不然，干脆在他的葫芦脑袋上敲一丁公。
有时，后生们也互相逗耍。某个后生上来笑嘻嘻地拉住他，指着另一位，哄着说：“喊爸爸，快喊爸爸。”见他犹疑，或许还会塞一把红薯片子或炒板栗。当他照办之后，照例会有一阵开心的大笑，照例要挨丁公或耳光。如果愤怒地回敬一句“X吗吗”，昏天黑地中，头上和脸上就火辣辣地更痛了。
两句话似乎是有不同意义的，可对于他来说，效果都一样。
他会哭，哭起来了。
妈妈赶来，横眉横眼地把他拉走，有时还拍着巴掌，拍着大腿，蓬头散发地破口大骂。骂一句，在大腿弯子里抹一下，据说这样就能增强语言的恶毒。“黑天良的，遭瘟病的，要砍脑壳的！渠是一个宝（蠢）崽，你们欺侮一个宝崽，几多毒辣呀！老天爷你长眼呀，你视呀，要不是吾，这些家伙何事会从娘肚子里拱出来？他们吃谷米，还没长成个人样，就烂肝烂肺，欺侮吾娘崽呀！……”
她是山外嫁进来的，口音古怪，有点好笑。只要她不咒“背时鸟”——据说这是绝后的意思，后生们一般不会怎么计较，笑一笑，散开。
骂着，哭着，哭着又骂着，日子还热闹，似乎还值得边发牢骚边过下去。后生们一个个冒胡桩了，背也慢慢弯了，又一批挂鼻涕的奶崽长成后生了。丙崽还是只有背篓高，仍然穿着开裆的红花裤。母亲总说他只有“十三岁”，说了好几年，但他的相明显地老了，额上隐隐有了皱纹。
夜晚，好常常关起门来，把他稳在火塘边，坐在自己的膝下，膝抵膝地对他喃喃说话。说的词语，说的腔调，甚至说话时悠悠然摇晃着竹椅的模样，都象其他母亲对待自己的孩子：“你这个奶崽，往后有什么用啊？你不听话罗，你教不变罗，吃饭吃得多，又不学好样罗。养你还不如养条狗，狗还可以守屋。养你还不如养头猎，猪还可以杀肉咧。呵呵呵，你这个奶崽，有什么用啊，眶眦大的用也没有，长了个鸡鸡，往后哪个媳妇愿意上门罗？……”
丙崽望着这个颇象妈妈的妈妈，望着那死鱼般眼睛里的光辉，舔舔嘴唇，觉得这些嗡嗡的声音一点也不新鲜，兴冲冲地顶撞：“X吗吗。”
母亲也习惯了，不计较，还是悠悠然地前后摇着身子，竹椅吱吱呀呀地呻吟。
“你收了亲以后，还记得娘么？”
“X吗吗。”
“你生了娃崽以后，还记得娘么？”
“X吗吗。”
“你当了官以后，会把娘当狗屎嫌吧？”
“X吗吗。”
“一张嘴只晓得骂人，好厉害咧。”
丙崽娘笑了，眼小脖子粗。对于她来说，这种关起门来的模仿，是一种谁也无权夺去的享受。
二
寨子落在大山里，白云上，常常出门就一脚踏进云里。你一走，前面的云就退，后面的云就跟，白茫茫的云海总是不远不近地团团围着你，留给你脚下一块永远也走不完的小小孤岛，托你浮游。小岛上并不寂寞，有时可见树上一些铁甲子乌，黑如焦炭，小如拇指，叫得特别干脆宏亮，有金属的共鸣。它们好象从远古一直活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