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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但强烈要求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有权自己选择厂长，当然厂长也有权选择
工人。
显然，厂长们和工人们全都不再感到轻松——长期吃惯了“大锅饭”、端惯了
“铁饭碗”的中国人终于吃惊地发现：那些经营不善连年亏损的企业真的纷纷破产、
倒闭，或被兼并了！
一位美联社记者在采访了东北某个城市之后，为《纽约时报》撰写了一篇题为
《为了经济利益，市长几乎出租了整个城市》的报道。这座被美国人称作“出租了
的城市”就是辽宁省阜新市。阜新号称煤电之城。然而，在1986年，当辽宁省的工
业企业人均留利已经达到600元至700元时，阜新还不到200元；省里每年给予阜新的
财政补贴多达5000万元，全市98％的企业是小企业，阜新人自己戏称为“一小二穷
三不活”。1987年春，市长王亚忱决心对城市进行大面积租赁，全市1264家工商企
业租赁了811户，整个城市顿然活了起来。
北京市百货商店试行将柜台出租给乡镇企业或个体户经营。仅西单商场就出租
了30％的柜台。
在全国，租赁很快就遍及25个省、市、自治区，将近5000家中小企业实行了租
赁制。
租赁经营比承包经营更进一步斩断了政府与企业之间千丝万缕的行政、经济关
系，使企业自然而然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另一方面，租赁经营更直接
体现了全体职工在企业的主体地位和主人翁地位。
1979年6月25日，《人民日报》曾刊出一则四川宁江机床厂承接国内外订货的广
告。这是中国的第一张生产资料“广告”。它印在报纸上悄然无声，却具有一种爆
炸力——它发出庄严的宣告：生产资料也是商品。一石激起千重浪，为此，《人民
日报》和《机械周报》专门组织了一场激烈的论战。
七年之后，奔驰在古蜀道上的列车。车厢里，一位三十出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学所的硕士生，正与共和国的总理侃侃而谈。年轻的硕士提出了“资产经营责
任制”的新构想：关键问题不在于公有制，而在于国家怎么管理，怎么运作。
两权分离：企业所有权与企业经营权分离——一个改革新思维，就这样在车轮
与铁轨的撞击声中诞生了！
东北工业重镇沈阳市率先推出资产经营责任制试点，面向全国公开招标。几天
之内，209名投标者前往竞争。继而，几千名投标者以同等形式角逐全国100多家企
业。中标的厂长。经理们必须拿出自己家中的彩电、冰箱、录像机和全部存款，做
为风险抵押。
承包、租赁、股份、资产经营责任制，以各自不同的切入点进入城市经济体制
改革领域——探索着我国所有制形式的变革。
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局面开始形成。
据1990年的统计资料表明：在工业总产值中，全民占56。0％，集体占35。4％，
个体、私营、“三资”企业等占8。6％。
邓小平在与外宾谈话时多次指出：“要发展生产力，光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
解决问题”，要“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进行一系列的体制改革”。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千头万绪，牵一发而动全身，它远没有农村改革之初那么简
捷，那么便当，那么一帆风顺。
1983年开始的价格体系改革一直使我们进退维谷。价格不反映价值，使企业无
法在同一起跑线上进行公平的竞争。初期的价格“双轨制”所带来的活力，随着原
材料短缺和供需之间日益加大的缺口而越来越暴露出一系列的弊病：流通体系的混
乱，“官倒”的层层盘剥，致使承包企业叫苦不迭。
物价飞涨与分配领域中的“脑体倒挂”现象，一度成了人们最为关注的两大社
会热点。
国内、外的经济学家们早有共识：物价改革“闯关”是关系到中国经济体制改
革成败的关键一着棋，不“闯关”不行，“闯关”则风险大矣！
好比进行一项大规模的旧城拆迁工程，若干年后市民们即可望搬人宽敞、漂亮
的新宅；然而，在拆迁期间，市民们则不得不暂时去住简陋的工棚——这就是改革
的“阵痛”，也即是改革设计者们所担忧的“群众承受能力”。
1988年，龙年。老百姓说：“龙年主凶。”
中国的改革大船驶入这段航道时，果然遇上了狂风大浪，船体骤烈摇荡，船上
的中国人不约而同地发出惊问：“怎么回事？”
银行及各储蓄所柜台前突击提款的人流排成了长龙；
从改革中刚刚得到一些实惠，收入刚刚增多了一点的中国消费者，敏感地意识
到货币在贬值，匆忙丢下手中的工作，离开生产岗位，盲目地冲向以短缺商品为背
景的市场，抢购家具、家用电器，直至搪瓷器皿、被单、被面、衣物、食盐、肥皂、
火柴、铁锅……
上海、北京、天津、西安、沈阳……从城市到乡村相继发生全民“抢购风”。
终于拉响了经济紧缩的警报！
1988年8月30日，国务院紧急召开第二十次总理办公会议，作出一系列做好物价
工作和稳定市场的重要决定。四十多项“条例”。“办法”、“法规”、“决定”、
“通知”从国家最高行政机关，颁发到了中国的每一个省、每一个市、每一个县、
每一个乡、每一个企业……
中国的市场从癫狂状态中渐渐地平稳了下来；从迷乱中冷静下来的中国人开始
了沉重而深刻的反思。
1988年9月26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开幕，会议提出了“治理
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战略决策！
风云变幻的1989年。
由于长期累积的基本建设战线投资过大、消费基金持续上升、社会供求总量矛
盾和结构性矛盾失衡所导致的“通货膨胀”，很快让中国人吃到了“苦头”。
一个集体无意识现象——市场疲软——却并非生产过剩。
人们积聚货币而不购物，全国个人储蓄存款余额高达8000亿元，手持现金近20
00亿元；商场资金周转困难，忍痛大减价、大甩卖；厂家生产的产成品大量库存积
压，截止1990年6月底，工业品积滞总值达2500亿元，每天仍有2亿元的滞销产品源
源不断地运入仓库；一大批工厂、企业被迫半停产或停产；上千亿元的“三角债”
链条越勒越紧，生产效益持续下跌，发展速度连续出现负增长……
国家经济形势异常严峻。
经济学家们和政治家们同时感到了震惊！
风风雨雨，备尝艰辛。
经过近三年花大力气调整产业结构，启动市场，治理整顿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
果：有效地遏制住了“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指数大幅度回落（基本控制在6％左右）；
农业连年丰收；维持了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平衡；经济、政治、社会日趋稳定；
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创造了宏观环境。
然而，现实面临的困难仍是令人揪心的——
企业实现利润下降，产成品库存量继续增大，“三角债”前清后欠，经济效益
下降趋势尚未扭转。
部分地区财政减收，加之1991年夏季特大洪涝灾害所造成的巨额损失（直接经
济损失达560亿元），导致赤字扩大，国家财政困难增加；
一些主要经济关系尚没有理顺，国民收入分配过多地向个人倾斜，国家财政收
入在国民收入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在整个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偏低。
全部问题的症结都与国营大中型企业活力不强、效益不高直接相关联。
邓小平胸怀坦荡地指出：“搞改革完全是一件新的事情，难免会犯错误，但是
我们不能怕，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停步不前。”
增强全民所有制企业尤其是大中型企业的活力，始终是整个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的中心环节。
1991年9月23日至9月2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
要求把增强大中型企业活力和提高经济效益，摆到突出的位置上来。
1991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邀请各民主党派领袖、社会名流举
行座谈，广泛、虚心听取各界意见，集思广益，共同为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献计献
策。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下一步：转换经营机制，将企业推向市场。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逐步建立起有计划商品经济新体制的基本框架。
中国的改革已经走过13个年头。
改革之艰难自不待言。
旧经济体制的败叶虽被纷纷摇落，但堤坝尚未最后冲决；新经济体制的芽苞已
绽开枝头，但大厦尚无拔地而起——中国的经济改革大潮，正是在两座山峰的峡谷
间奔湍飞泻。
中国人可以引为自豪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我们面对东
方文明古国可以喊一声：这是“曙光漫上天际时大地的骚动”……
第四集 走向新世纪
一百多年前，卡尔·马克思曾以他犀利的思想和智慧的语言论断：“由于开拓
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其实，任何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史，无不包容了世界各民族文明的相互渗透。
中国历史上独领风骚的雄汉盛唐，就是以其宽阔的襟怀，去拥抱印度文明、阿
拉伯文明以及地中海文明的。
始自公元前二世纪，出西域、叩中亚、穿越大漠洪荒，直抵地中海东岸长达70
00公里、历千余年而不衰的“丝绸之路”，无疑是古代和中世纪连接人类东、西方
两大文明的无与伦比的纽带。
遗憾的是，从清朝康熙年代至鸦片战争，中国长达二百余年的闭关锁国，结果
导致愚昧落后。
当今世界，是经济生活国际化的开放型世界。
面对世界政治经济新格局，邓小平科学地阐述：“实现现代化总是要依靠各国
人民之间的相互激励，做到取长补短，相得益彰。”他告诫国人：“中国的发展离
不开世界！”
于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这个东方文明古国再度推开了尘封网结的
窗门，去延揽八面来风……
深圳文锦渡——多么忙碌的海关。
中国改革的试验场通过这一“关口”，顿然变得五彩缤纷，气象万千。
打开国门，中国的改革与开放呈现出跳跃式发展的态势——
早在1978年9月，邓小平就明确地指出：“要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
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同年12月，他又进一步强调说：“应该集中力
量制定各种必要的法律……如外国人投资法等等。”
次年，当《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正式颁布的第二天，香港《南华早报》就撰
文评论道：“这一法律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迈出了革命性的一
步……”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迅速批转了广东、福建两省《关于对外经济
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确定兴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四个
经济特区，这是对外开放的果敢的战略性决策。
与香港一河相隔的边陲小镇深圳，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便在荒滩野岭耸立起
一座繁华并不亚于港岛的现代化工商业城市。深圳“拓荒牛”们创造了著名的“深
圳速度”，连颇挑剔的日本商人也心说诚服地赞叹：“这种近乎‘天方夜谭’的速
度是领风骚于青史的。”
1984年3月26日至4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联合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
会，会议决定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
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港口城市，从而形成我国对外开放的
前沿经济带——掀起了对外开放的第一个高潮。
1985年2月，开辟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漳。泉、厦三角地区为内外交
流、城乡渗透的开放式沿海经济开发区，旨在带动内地的经济发展——掀起了对外
开放的第二个高潮。
1988年春，中央制定“两头在外，大出大进”的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确立海南
建省办大特区——掀起了对外开放的第三个高潮。
其后，开发和开放上海浦东经济区，参与东北亚经济圈，发展对东欧等国家的
经贸关系——至此，由东向西，由南往北，以点及面，从沿海到内陆，形成了全方
位、多层次、扇面形辐射的周边开放格局。
邓小平多次强调沿海地区对外开放要“放胆的干，加快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
机”。
这是中华民族历经百年屈辱痛定思痛之后，以前无古人的气魄和充满自信的雄
健身姿，开始昂首阔步地走向世界！
英国学者保罗·哈里森曾把经济成长过程比喻为“历史的隧道”——要想通过
这个隧道，必须经历一段漫长而痛苦的过程。
世界也许不会关注这样一个日子——1980年5月23日——然而，对于中国人来说，
这一天是弥足珍贵的。第一批中外合资企业：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新疆天山毛
纺织品有限公司、中国迅达电梯有限公司等相继成立——在对外开放的大潮中，这
是悄然而至的第一簇浪花！
在西方发达国家，汽车早已成为人类现代生活中的第一商品。
而一度为中外新闻传媒频频曝光的北京“吉普风波”，则几乎浓缩了中国对外
开放的全部艰辛历程。
1983年初，北京汽车制造厂同美国汽车公司开始洽谈合资办厂，一谈就整整五
年——无数次的磋商，公文旅行的扯皮，来自旧体制和旧传统思想的禁铜，给这个
刚刚起步的合资企业北京吉普有限公司蒙上了浓重的阴影。
这不仅仅涉及到一个合资企业的命运，更多的是关乎整个中国对合资企业和对
外开放政策实施的信誉问题——直至中、美两国高层领导人田纪云、陈慕华、布什、
贝克等共同出面干预，难题才最终得以解决。
1988年10月，美方董事长李·亚科卡万里迢迢来华考察了北京吉普有限公司后，
颇为感慨地说：“我有一种创造历史的感觉！”
同样风格的“讽刺小品”，在秦皇岛市也上演过一次：为创办一个合资企业，
专门配备两辆小桥车上下左右奔波盖公章，总计盖了201个图章，花费达7万元之巨，
手续却还没有办理齐全……
国务院迅即颁发了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22条规定。虽有人戏称为“22条军规”，
却一再为绝大多数来华投资的外商所称道和赞许。
邓小平坚定地指出：“要实现我们的第一步目标和第二步目标，不开放不行，
不加强国际交往不行，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资金不行。
关起门来是不行的！”
广告——不仅是信息时代商品消费导向的媒介，它还成为西方社会政治运作中
政治家们登上政坛的阶梯。
在中国，广告也标志着一种开放的尺度。
画面：北京，东、西长安大街
没有硬性规定，但似乎人人都明白：几年前，在这条世界著名的长街上，是不
允许悬挂广告牌的——因为它是中国的“政治街”。而今时过境迁，又有谁能遏阻
它对商品经济的依依恋情呢？！
1987年6月中旬，就在长安街边的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了“北京第三世界广告大
会”。大会联合主席、美国的高哈先生的一番话颇含深意，他说：“在人民大会堂
举行这样的大会，有其特殊的意义，它表明了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持续性及其
通过贸易与合资来实现现代化的决心。”
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省份广东，1991年全省经济增长速度达到20。2％，超过了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西方经济界人士发出惊叹：中国的广
东省将很快成为继南朝鲜、台湾、香港、新加坡之后的“亚洲第五小龙”。
与台湾隔海相望的厦门市，创办经济特区十年，初步形成了良好的投资环境。
全市批准外商投资合同1075项，协议投资金额30。55亿美元，正式开业的“三资”企
业已达648家。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毛泽东的著名诗句让人们熟知了闽西——
一片浸染过鲜血的崇山峻岭。如今，在交通尚不发达的闽西山区，一个小小的龙岩
罐头食品厂，利用山地综合开发的优势，凭借对外开放之雄风，其罐头、饮料产品
居然远销至德国、意大利、日本、新加坡等十多个国家，年创汇额达一百五十多万
美元。
时光流逝，花谢花开。截至1991年末，外商独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的“三
资”企业，在我国注册登记的已达37215家，注册资金460亿美元。“三资”企业如
繁星般散落在中国沿海的大、中、小城市……
回忆是尴尬的，而敢于回忆是自信心的体现——
1955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4。7％；1980年，下降到2。5％。
1960年，中国社会生产总值与日本大致相等；1980年，只有日本的四分之一；
1985年，退到日本的五分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经济经历了三次产业大调整——
第一次调整期是1956年至1960年。日本、联邦德国抓住契机，从战争废墟上一
跃而成为经济强国。而中国正热衷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1968年至1972年是第二次调整期，亚洲“四小龙”在国际经济的海洋中游泳，
成就卓然。中国却关起门来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1986年起，国际经济开始了第三次大调整，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正在转移。中
国紧紧抓住了这次调整机会，依托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果敢地参与了“国际大循环”。
美国亚洲经济问题专家罗斯托把人类经济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传统社会阶
段、起飞的准备阶段、经济起飞阶段、高速成长阶段、大众消费阶段。后来，他自
己又加上了一个追求生活质量阶段。
1983年，罗斯托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现代工业文明姗姗来迟的亚洲，日本作
为第一航班，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