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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雨寒靠着我，好像是在车里靠着我，他越靠越紧，伸手把我揽在了怀里。我低着头，闭着眼睛享受他亲吻我的手指。他从我的拇指开始亲吻，把十个指头的每个指尖都在唇边亲了一遍。
我还想亲你的脚趾。他说。
不要。我说。我惊讶自己的声音，我没这样小声地说过话。
那我就再亲一遍你的手指。他说。
我呼吸急促，不敢抬眼看他，不敢和他说话，也不敢抽回手。他在我的左手上数了“1、2、3、4、5”，又在我的右手上数“1、2、3、4、5”。我觉得我应该抱住他，正想犹豫的时候我却已经抱住了他——我失去了自己。
你别亲了，我幸好只有五个指头，要是有六个……我就疯了……
你没疯。
我已经疯了。
邱雨寒的嘴唇在我的脸上，他在找我的嘴唇。我还是在犹豫中递给了他……
太热了，窒息了，我把头发散开，罩在我们的脸。
是车在颠簸？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被“颠簸”到了他的腿上。他把手放在我的胸口、脸上、腿上……
嘴里的纠缠让我们不安分，但我想给他，我想把自己给他，我任由他的抚摸和挑逗，任由他把手伸进我的衣服，任由他解开我的裙带……
他进入我，一阵疼痛。
我羞于在车上做爱，羞于让司机听到我的呻吟，于是我在疼痛中大叫一声——醒了。
至今，我仍然是处女。我没有体会——那种疼痛。我想起我的初潮的哭泣和之后每个月的难受，我觉得，也许，那种疼痛就会像这种疼痛。
快感和心跳。我发现我的湿润和潮红，我站起来走了几步，在面对镜子的时候，胯下的感觉和脸上心上的感觉，一切都被我体会得一塌糊涂。
第五章 阴阳之间罗老爷
那年，“麒麟城”和“五号仓库”被查封是一月份的事，在莫斯科算是个可上电视新闻的事件，但接下来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出现，却在电视上看不见了。四月初，北方楼被军警查封，四月中旬北京的一家公司在莫斯科的分号给强行关了门，媒体上却没有半个字的表述。五一节前夕，集装箱市场和其他的华人市场都对中国人搜捕不断。
世道有点不对劲儿了。
这是罗老爷说的。
罗老爷卖货的“五一市场”对出摊卖货的中国人每天盘查，军警们不懂装懂地查看中国人的护照，然后就带走关在附近警察局的“铁笼子”里，等待这些“手续不全”的人交“罚款”，交了钱后就会在护照上没头没脑地盖上一个黑章，写上限时离开莫斯科。那阵子罗老爷怕被盖上那个黑章，连续几天不出摊卖货了，在家里闷得慌，出来找爸爸说说话。
“真是弄不清怎么会这样？俄罗斯是不是对华政策变了？”爸爸问罗老爷。
“不像啊，咱中国对老毛子现在客气着呢。”罗老爷说。
“北方楼是全关了？”爸爸又问。
“关了。”罗老爷摇头叹气。“我去看我那几个老乡，刚到门前就给警察拦住了，说凡是中国人一律不得进入，否则就和北方楼的人一样给关起来。”
“货真的给拉走了？”
“拉走了。据说拉了十卡车，有上亿美元的货。”
“使馆说是出面了，怎么也没个动静！”
“好像是出面了，但老毛子不在乎咱大使馆啊。”
“他们他妈的动真格的了！”
爸爸不常骂人，我每次听到他骂人都不由的害怕。爸爸骂了一句就坐在座位上愣着，看着罗老爷。罗老爷在不住地抽他的烟斗。
“不可能没有个说法的！莫斯科的报纸一定要有个说法才对劲儿，至少能报道个短消息啊！”爸爸又说。
“都十来天了，要是有说法早该出来了。”罗老爷说。
爸爸找来伊万，叫他弄来这几天所有的报纸，再找一遍看看有没有关于中国人在莫斯科的消息。伊万出去找来了一堆，开始查找。爸爸又叫我去看看电视，特别叫我注意那个曾报道过“麒麟城”事件的“ＴＢ５５”。其实爸爸已经每天都在注意这方面的消息了，只不过罗老爷这样一说，又勾起了爸爸的火气。
我走进自己的“办公室”打开电视机。“ＴＢ５５”的新闻节目已经过去，我在所有的频道里找了一边，除了俄罗斯的歌舞升平，没有别的节目。
我曾问过伊万“仓库”事件，伊万说“全给没收了”就匆匆地走开了。爸爸可能不允许他们和我及舒拉妈咪提及生意上的事情，所以我完全等于是个“局外人”游离在他们周围。这是头一次爸爸吩咐我做有关“麒麟城”的事，我认真起来，坐在皮沙发上等待“新闻”出现的“迹象”。
罗老爷走到我的屋门口回头跟爸爸说“您忙吧，我在孩子这屋坐会儿”，就端着茶杯坐到我身边来。
那时的罗老爷看上去已经老了，头发花白花白的，脸上手上都有了些斑点，声音也不像从前那么洪亮了。罗老爷几乎是看着我在莫斯科一点点长大的，是从妈妈的老乡那边论，当年叫了“老爷”的。他虽然不常来爸爸这里，但我们却每次到“五月市场”都要去看看他的。看来这回莫斯科的情况叫老人家担心了。
罗老爷还是低头抽他的烟斗，问了我一句“怎么没上学”就再也不吭声。
ＮＴＶ电视台开始了一个“访谈”节目。一个莫斯科的经济学家在接受采访，谈的是俄罗斯的通货膨胀问题。他把很多现象都看的很开，说在体制转变的时代会产生很多因转变而滋生的新问题，而这些问题会在体制转变完成后淡化或者消失。主持人问他“那么美国的经济体制算是已经成型很久了，他们为什么也会有不同程度的通货膨胀等类似的经济问题？”经济学家说，美国的体制也是在转变中，中国的体制也是在转变中，这个转变的过程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不可能有绝对的“健全”。
罗老爷的俄语非常精，他明显是听清楚了电视里的论调，因为罗老爷也忍不住低声骂出一声。
电视里的主持人是在莫斯科很有名望的伊琳娜·尼古拉耶夫娜，但我没看清那位经济学家的名字，不知道他在明天会不会遭到媒体的抨击。
“罗老爷，您的货都在北方楼存着吗？”我小声问罗老爷，生怕触了老人家的伤心事。
“没有。我还有不多的货了，都在我的家里放着呢。本来厂家要发货过来的，这个情形，人家不能发了。”罗老爷一声叹息。
“还是气球吗？”
“还是气球啊，我原来在中国就是乳胶厂的啊，现在给厂里专卖气球。”
“您卖了快十年了吧？”
“整八年。我在莫斯科批发出去的气球可没数儿了。”
“不回去了？”
“老伴昨天还劝我回去呢，她说莫斯科她住够了。”
我当年那些有“深度”的惆怅也仍然是少女的惆怅，怎么也难达到罗老爷的那种感伤。但我知道来莫斯科的中国人都是为了什么，目前的情况持续下去，莫斯科的华人就等于失去了生存的环境，这对大家来说，不亚于一场灾难。
2003年春节期间，舒拉妈咪在电话里提到了罗老爷。她说罗老爷已经回到了中国，他住在大连，罗老爷让舒拉妈咪转告我，他想我，让我有时间去看看他。
2002年我离开莫斯科的时候知道罗老爷已经在安排回国的事，我对他说，罗老爷，我先回去，你回去的时候想办法通知我，我一定去看你。罗老爷说，快了快了，等你在中国把生意搞成，我去看你呢。
2003年盛夏，“聆”公司的一个客户就在大连，邱雨寒说，小艳你正好可以去大连把合同签了。
我来到大连，马上按照罗老爷留给舒拉妈咪的电话号码打电话，电话的那头说，我是他的儿子，您有什么事？我父亲一周前去世了。
大连的老虎滩，海风潮湿、强劲，盛夏季节里风仍然很凉。海风中飘着很多用作广告的氢气球，高高的，大大的，比罗老爷当初在莫斯科卖的气球要大上几百倍。
罗老爷的儿子说，父亲是研究《易经》的，一辈子都在试图找一些关于命运、人生的所谓道理，但他却不能使自己长寿一些，闯出去为儿女拼命赚钱，为儿女的儿女拼命赚钱，等把大把的钞票带回家里的时候，他却没有享受的机会了。
我掐指一算，罗老爷今年才六十七岁。
十年前罗老爷给爸爸算了一卦，爸爸没能躲过那场变故，伤了元气，再没能翻身。十年前罗老爷也当着爸爸和舒拉妈咪的面给我看了相，他说，小细艳，你应该回去，你长成大姑娘的时候应该回中国嫁人，你不是“走汪洋”的人。
第五章 阴阳之间未婚的邱雨寒
邱雨寒早过了婚龄，他至今未婚。
九年前，我第二次见到邱雨寒的日子，是五月一日。
那天莫斯科的街上行人手捧鲜花的很多，学生们穿戴整齐的也很多，可惜我们学校没组织什么游园活动，我只是和几个女生随便地去红场看了看热闹，就信步逛了阿尔巴特大街。五一节是俄罗斯的大节日，到处都可以看到胸前挂满勋章的老人们，街头搭起的台子上有歌星在唱歌跳舞，人们手里几乎都攥着个彩旗气球什么的。我眼前被一面绿色的小旗子挡了一下，我拨开旗子，后面的人是邱雨寒。
他请我们几个女生吃冰激凌，给和他在一起的一位俄罗斯女孩子买了瓶可口可乐。我注意看了看那女孩子，皮肤白净得无血色，头发却染成了黑色，对比度产生的突然而且强烈。
我的同学好奇地结识邱雨寒，把他当作了我的“乡党”。
“红场的仪式看到了？”他问我。
“没看到，我们来的晚。”我说。
“不如看歌星唱歌了。”他说。
“歌星也是三流的歌星嘛。”我说。
“一流的都在电视台呢，能看到三流的就蛮好啦。”他说。
我不知道怎么和他说话，用俄语和汉语都找不到和他的话题。我吃了他买的冰激凌，感觉刚刚开始了五月就好像夏季一样炎热。
邱雨寒的模样很中国，身上是看不出他怎么有钱的，讲话也随和得显不出睿智或聪明来。他的笑脸让人很想和他聊天，我的女同学们都能和他起劲儿地聊起来。我琢磨自己，不能在他面前随便的原因应该是我知道了他和“麒麟城”的瓜葛。这个“瓜葛”牵扯的人和事都好像很多，包括我一直说不准他使得“麒麟城”重新开业这个作为，到底是帮了我家的忙，还是有意识在逐渐“吞并”我们王家。对于这件事，爸爸在当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热烈的感激，我在潜意识中便结了个不松不紧的疙瘩。
邱雨寒比我大，但那时他脸上好像还有和我一样的稚气。
我多看了他一眼，几个女生围着他表现得都蛮有热情，他也许是个情种，天生招女生喜欢。他的“冰美人”并没有在意我的同学们大胆的殷勤，把目光集中在街当中舞台上高歌的歌星身上。
我感觉脑子里很分散。节日是喧闹的，身边是嘈杂的，我却终止不了脑子里的凌乱。我用汉语对邱雨寒说“我们还是找个地方坐坐吧”，邱雨寒指着附近一家咖啡店说“就那了”。
当然是满员的，节日里俄国人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咖啡厅。“冰美人”在服务小姐的耳边询问了几句，然后向大家示意上二楼。
二楼是高贵的雅座。一个房间完全空着，被我们热闹地塞满了。我的同学悄声问我“这里要交好多钱吗？”我无言以答，想想是邱雨寒的女朋友要来这里的，大概邱雨寒不会付不起这里的开销，就冲同学耸耸肩。
“我们在这里吃午饭吧。”邱雨寒说。
“我们吃过了。”我和我的同学们异口同声。
“那，”邱雨寒想了想，“我们开两瓶香槟吧！”
他问明了服务小姐这里的酒水和小吃，在菜单上点了几下，没有多久就送上来了一桌东西。邱雨寒拿过香槟酒，拧动着瓶盖儿，大家掩耳，随即欢呼。
“来，小艳，节日快乐！”邱雨寒先敬了我。
他把自己的女朋友“晾”在一边，先敬了我。他是用汉语敬了我。
我一时间不好意思起来，连忙站起，端着香槟和他撞了，又和他的“冰美人”撞了。我不知道自己是渴了还是被酒味儿迷了，竟然一口喝干了杯里的香槟。
余下的时间里大家说着各种各样的逸闻趣事，吃着各种各样的干鲜果品。我的同学们开始崇拜我，并通过我崇拜邱雨寒。她们发现菜单上的价格表，知道吃一粒“泰国腰果”的价格相当于吃一个鸡蛋，吃一条“荷兰虾条”等于吃掉一个黑面包，她们还很少吃过这样的零食，而且是就着好喝的酒水吃下去的。我从她们的兴奋中开始觉察我们这样可能是接近奢侈了。
从普通的俄罗斯人或者莫斯科人中间，我听到的声音是“日子已经开始艰苦了”。我没有老苏联时期的参照，但我知道很多同校同班的女生生活很节俭。我知道今天的这顿热闹的饭菜会让我的同学们更加深了我是“有钱家的女儿”这个概念，也许会演绎出来莫斯科的中国人都是富翁的效果出来。但对于这些莫斯科城里和我一样稚嫩的人群来说，中国人在莫斯科做得如何辛苦艰难，的确不是什么有趣味的话题。我看到我的同学们眼睛里有羡慕的神色，但我自己虚荣不起来，我观察邱雨寒，他的脸上也完全没有虚荣。
俄罗斯民族对“羡慕”的表现比中国人明朗，这我知道。我喜欢这样的明朗，我的确不喜欢东方的“含蓄”，尤其是当“含蓄”到了“暧昧”的程度。
“很多钱吗？”我在吃喝间问了邱雨寒一句。
“还好，包间自然要贵一点儿。”他说。
“对您的女朋友可以，对我们这些学生您真不应该花这样的钱呢。”我像是很随便地说出来。
“也没什么嘛，这个女孩儿也不是我的女朋友，他只是我一个俄国搭档的女儿。”他说。
我可能是不胜酒力，感觉到热得很厉害，脸上一定红了。我注意看了看其他人，除了“冰美人”没有喝酒以外，大家的脸都奔放着红润。两瓶酒所剩无几了。
“真是疯了。”我说。
邱雨寒看了我一眼。眼睛里带着笑意。
我想多少也应该找些话来和他说，不然很不舒服了。
“你们家的生意好吗？”
“还好。”
“关了那么多中国人的生意，你们没受到什么影响吧？”
“多少影响了，酒店的中国人走了一半了。”
“老毛子整咱中国人干啥？都干的好好的。”
“是啊，人家说整就整一下，怎么说咱在这也是二等公民啊。”
“都走了他们就傻了，莫斯科人买衣服都得凭票供应！”
“问题是没有都走的可能性啊。”
“说是大使馆出面都不起作用呢。”
“要是人家就是反华排华，大使馆是没办法的，最多弄个严正声明出来。”
“真是晦气呢。”
“北方楼看来是保不住了。”
“人不是放出来了吗？”
“人是都放了，上亿美元的货没了！”
“又要有人跳楼了。”
“没有的。那句话怎么说的？哦，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我和邱雨寒一直用汉语说着话。“冰美人”看着窗外吃着瓜子，我的同学们讲着班里的绯闻。我说着说着上来了一阵无聊，心里着实地无聊。我没表现在脸上，只是没有了说话的兴致了，我胸口热，就把眼睛也移向窗外。
2002年的昆明巫家坝机场，邱雨寒比安娜姐先走下飞机舱门，我只看到了他的帅气，忘记了我曾经认识他。安娜姐走上来拉住我说，这是邱雨寒啊，你不认识他了吗？
我突然脸红起来，忙着说了好几句“不好意思”，把手递给他让他握了握。
我问安娜姐，他现在是你的男朋友吗？安娜姐说，别胡扯，我哪能高攀得上邱家公子？
邱雨寒到达昆明的第三天，我忘乎所以，迫不及待，向他问道，你没成家？那个冷冰冰的俄罗斯女孩没和你结婚？
邱雨寒对我苦笑。你觉得我们中国人能和老外生活在一起吗？你觉得俄罗斯的女孩子能胜任中国人的老婆？
你老大不小了嘛。我说。
有些事情需要等。多年前我们见过两次面，在你要回中国是我们是见的第三面。该来的，迟早要来，等等而已，急个什么？他说。
第五章 阴阳之间大选
一九九四年我怕来月经，我在每次来月经的时候都很难受。舒拉妈咪说痛经会在结婚后慢慢地好起来，我离结婚的年龄好像实在太远了，我还要忍受好多年这样月月的痛苦。
想的事多起来了。想知道爱情是个什么感觉，结婚是怎么个幸福。俄罗斯少女十六岁就可以嫁了，十七岁可以生个宝宝了。我脸红地想，我可以嫁了。如今中国人好像没有在这个年龄嫁的，我是中国人，可以嫁了也不能这样早地嫁的。
我曾找来了一些中国的爱情小说读，像舒拉妈咪一样用功地钻在文字里，但我的汉语水平却让我头疼。爸爸在家里保持着和我说汉语的习惯，我说出来的东西虽然正规，认识的汉字和对汉字的理解能力却连自己都想恼火一番。我决定在六月份开始的暑假里去找罗老爷，我认识的中国人当中只有罗老爷可以胜任合格的语文老师。不知道哪里跑出来的念头，我认为同样是一个内容的情书要是用汉语写出来就要比俄语写出来浪漫很多。我坚信我的根基仍然在东方，而不像安娜姐所说的我是“特种”，我仍然是地道的中国人。
我终于开始了向罗老爷学习汉语。六月份，莫斯科气压很低，闷热，罗老爷坐在太阳伞下看着摊位上花花绿绿的气球，给我从古诗词讲起来：
“……
知否，知否，
应是绿肥红瘦。”
“麒麟城”安装了卫星电视。看到中国电视节目的时候，我实在是兴奋了好一会儿。我呆呆地看着，上来了一阵想中国。那些中国房子的模样，看上都有点潮湿，有点昏暗，但温暖、安详。
米罗诺瓦小区有些树木，树上除了时常落些不知名的鸟，炎热里也会有蝉鸣。小区不像唐朝大街那样喧哗，很静。阳光直泻时，鸟叫蝉鸣都听得见。
蝉并不是进入秋季才开始有，蝉鸣最好听的时候往往在夏天。
大选那年的夏天的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