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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端起杯子喝了。爸爸没感觉出来这杯咖啡的不同，他以为还是舒拉妈咪像往日一样亲手焙烘的。
2002年我回到中国昆明的时候，带回来了这套乌黑的银咖啡具，舒拉妈咪已经把它正式送给了我，而她留在了莫斯科，她说，她还是陪着爸爸。
爸爸在莫斯科郊外的树林里睡着了。那郊外就是歌里那个缠绵的郊外，中国人几乎全部都知道，姑娘小伙子在那里谈恋爱的那个只有晚上的郊外——上世纪人们唱了几十年，这个世纪人们怀旧的时候还在唱。
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
我的心上人坐在我身旁……
第一章 眼睛的日子阴郁的一九九五
一九九五年刚入秋，莫斯科的天气变的很不明朗。中国人张罗过“中秋节”和“国庆”的时候，树上的叶子已经全部落在了街上了。因为夜里时常下点儿小雨，落叶潮湿，环卫工们归集了叶子怎么也点不着火，只好放在路边一堆一堆的，等待垃圾车。爸爸新买了一台黑色“伏尔加”，停在楼口路边，车的前后左右都是堆堆黄叶。
我们家住九楼，是这栋楼房的顶楼。天上的青云更接近我们一点儿。我好像被天空的灰暗颜色弄得很压抑。我渐渐地感觉凉了，关上了大窗，只开了小窗。透过小窗看远处时，浮云在上，莫斯科在下，有动感，好像无主题的电影。
在暑假结束之前，我开始受不了“麒麟城”的喧闹，越来越多地呆在家里盼着开学。可开学一个月后，我心里又开始无聊起来。我不同原来的样子了，好像觉得自己不应该只是个学生似的，老是想着长发是不是应该剪短，口红是不是应该换一种鲜艳的颜色。我看到安娜姐的美艳和舒拉妈咪的端庄，变得开始羡慕开始追求。这种向往型的暗暗的内向的追求很使人发闷，好像这个美丽不应该属于我，好像我需要偷这些美丽一样。
十月初我来月经。经血特别多。我已经沉着了，伏床两天，缓解了疼痛，继续去学我的功课。爸爸已经从安娜姐或者舒拉妈咪那里知道了我已经成人，托人从中国捎来了许多红枣和治痛经的药品，我也吃了一些。我笑着对舒拉妈咪说：“妈咪我失血的时候脸色不好看，让我把口红换个颜色吧。”她笑了，说：“你的唇型美极了，不用太鲜艳也很好看的。”我就换了个不算很重的颜色，对着镜子涂了，有点儿兴高采烈。
我是全班唯一的华裔学生。黑色的长发迷住了班里班外不少同学。三年前我收到过一次男生的字条，被我大骂了写条子的人，至今再没男生敢给我写什么东西了。但交往是有的，相对亲近的男生也是有的。男生背后为了我争吵过我也知道，争吵的原因大概是关于“麒麟城”是不是我爸爸的等问题。我知道我在同学们眼里是有钱人家的女儿，而且是有钱的外国人的女儿。所以，我感觉孤单。
我盼望在学校里出现一个和我一样的华裔男孩子，我会主动去接近他，会和他成为最好的朋友。我从书本上经常看到的“青春期”，现在来临在我的身上了。我想要个男孩子做朋友，而不是想一个女孩子来做我的姐妹。
我喜欢俄罗斯男孩子的相貌。但除了相貌以外，我基本上不去了解俄罗斯的男孩儿。他们英俊，给我以眼睛上的享受，可在平常的抬头低头里一点儿也找不出中国男孩子的朴实和矜持。我对爸爸说：
“爸爸，你十几岁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呢？”
爸爸回答我：“好像是班里的坏学生啊。”
我搂过来爸爸的脖子说：“坏学生我也爱你！”
我在“麒麟城”的“办公室”里继续每天放学后的时光。我曾想过也试过在放学后在家里陪舒拉妈咪等待爸爸回家，但不成功。爸爸通常是午夜以后才能结束当天的工作，而周末的时候往往是通宵达旦地在“麒麟城”忙生意。家里，舒拉妈咪的时间全用在读书上了，她几乎在通读俄国的法学书籍。我在极其安静的环境中最容易产生臆想，脑子里空旷的很可怕。一个周末的晚上，我亲吻了舒拉妈咪，告诉她我实在想去爸爸那里。她歉意地对我笑着，打电话给爸爸的司机。
我最喜欢的位置是在“麒麟城”二楼的围栏处，这位置是酒吧，可以看到楼下的大厅。我时常拿着果汁坐在最外边的座位上看我想看的人群。我几次看见了那几个玩“酷”的男生，他们依然西装革履地坐在赌台前，演员般地举手投足，银行家一样消费着筹码。赶上他们可能正议论二楼的酒吧，抬眼向二楼看了看，我看清了他们的脸面。年龄大概二十五、六的样子，相貌都还不错。我猜，他们可能是家境不错的留学生了。
我不久也会在莫斯科进入大学吗？安娜姐说进入大学是人生必须的。我问她怎么能说是必须的呢？她说在大学里学的有可能是最重要的生存资本，何况，大学里还有那么多的漂亮男孩子呢！
我对什么“生存”什么“资本”不愿意多想，我想的更多的是我要有一个漂亮的小男生。在中学里，我没找到中意的，在大学里会有更多的机会给我，我厌倦了平静生活中难耐的寂寞。
一个俄国男子在酒吧喝啤酒，他身上没有了卢布。他要求付美金，可服务生没有零美金找给他。他在酒吧里找到了我。我大概看上去真的已经不像个小女孩了，那男人很尊敬地和我说话，眼里没流露出一丝一毫对我年龄的犹豫。他可能很相信我能破开他的100美元，他诚恳地递给我那张票子。我接过美钞，在灯光下找到了防伪图形，从容地打开自己的皮夹，兑换给他。
“按多少兑换你想换的这100美元？”我问。
“随便吧。”他说。
“4000？”我再问。
“真的随便吧。”他还说。
一件这样的小事，我却能记在心底里了。我很开心我在自己认为我成人时，别人也认为我成人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向往成人，成人是一个未知数加上一个未知数地积累，我对未知数却没有半点拒绝，相反，我在等待这个时刻好像好久了。我知道它来了。
十五岁的年纪里，很多很多的事情都在似懂非懂之间。我用眼睛看面前的世界，夏季里我在炎热中刚刚开始产生看的欲望，秋季里我就被阴郁的天空压抑着莫名的心悸。
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我不得不成熟。我一个人闯到了昆明，在故乡扎下了脚。我面对的人群、思维和生活方式都是全新的，都是陌生的。我吃昆明的米线，吃上了辣椒。
爸爸给我提供的有关昆明的东西只有一个人名，一个叫“细波”的人，他是我弟弟。我在爸爸临死前才知道我有一个比我小两岁的弟弟。他是我的亲弟弟，同父同母的弟弟。
“你不要去上海或者北京，如果必须去，那你要带着你的弟弟走，他在昆明没有任何亲人了。”爸爸说。
第二章 弟弟高原反应
我找到了弟弟。在派出所登记后三个月，民警同志通知我他们找到了二十六个叫“王细波”的人。我用了十天筛选，找到了他。
在这之前我已经做好一切准备，我等待接受姐弟之间的亲近，或者冷漠，或者听他对父母的抱怨及仇恨。可我没得到这些。他笑呵呵地认出了我，笑呵呵地叫了我姐，没有对故去的父母表现出任何兴趣，连任何贬义的词汇都没有。
姐，谢谢你来，我知道你会来。他说。
这个弟弟在读大学，妈妈的远房叔叔一直在抚养他，供他的生活和学习。妈妈的叔叔已经很老了，老得走路要依靠拐杖，老得只能和我说几句话就疲劳。
姐，我快自立了，再有一年我就毕业，我应该找工作来回报老人家了。弟弟说。
我没说出来我有很多钱，我不想让弟弟立刻觉得自己再次被别人“罩”着。他看上去是个典型的阳光男孩，应该让他继续阳光。
他是中国的男孩子，他完全不同于那些俄罗斯的男孩子。我这样想。
我很庆幸，我很快喜欢上了我的弟弟，我觉得我很幸福。
2003年的一月和二月，我和弟弟在一起。他走进我在昆都刚租下的办公室的时候，一点也没表现出惊讶。他不问我的生意，只和我聊天吃饭，倒是我在不停地询问他在学校的情况。
春节的长假里，我们一起去了滇西北的大理和丽江。在登上玉龙雪山的时候，我有了高原反应，胸闷，恶心，缺氧使我不得不早下山。
冰雪，我并不陌生，俄罗斯的冰雪我经历了多年。但高原反应我很陌生，突然袭来的难受让我想到了死亡。我曾眼看着妈妈和爸爸的死去，对于死亡，我恐惧，甚至崩溃。
姐，过一段时间，这些反应自然就会消失了。弟弟说。
你可能想到别的什么了。其实只是高原反应，很多人来这里都和你一样胸闷气短，根本没什么可怕的。弟弟说。
姐，氧气机有卖的，等我给你买。弟弟说。
姐，你这样脆弱，可不像干事业的人。弟弟说。
弟弟说话的时候像一个成熟的长者。他扶我上床，给我盖上毛毯。丽江的天气早晚很凉，弟弟的手掌却热乎乎的，让我安稳。我不知道是不是亲情给我们带来的和谐，在丽江的日子里我体会最深刻的就是和弟弟的亲情。
一直想问问妈妈的叔叔，是什么原因我原先不知道我有这个弟弟，但妈妈的叔叔目光呆滞，我不敢去掀动他的心。往往这样的故事都是有一段伤痛在里面。我也不敢问弟弟——他也从不问我爸爸妈妈的事情，好像他已经忘记了他们。我想，一些事情他应该知道的比我多，他也应该在适当的时候对我说。
心中有一个结，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解开它。
第二章 弟弟龙阁
爱玩的人都知道昆明郊外有个名气不小的休闲场所叫“龙阁”，那里是整个昆明唯一能找得到俄罗斯人的地方。龙阁里面的俄罗斯歌舞团在那里持续了多年的演出，演员换了一批又一批，但他们一直持续。
这并不是人们传说中卖春的地方。弟弟说。
娜达莎说，这里的姑娘们全部是经过专业训练的舞蹈演员，他们跳的舞也绝不是艳舞，唱的歌永远都是中国人熟悉的俄罗斯歌曲。龙阁里面俄罗斯的东西全部是体现俄罗斯文化的东西。
娜达莎是我在昆明结识的第一个俄罗斯朋友。我去龙阁，带着我弟弟去，我用俄语和她们说话，娜达莎第一个上前和我说话，她的笑容让我想起了莫斯科。
弟弟领我来到了龙阁，他说姐姐你不用寂寞，其实你想说俄语在龙阁就可以说。
我没对弟弟说过我想说俄语，但弟弟知道我说了很多年俄语。他说，一种语言一定有它自己独有的魅力，不说，可惜了。
在认识弟弟之前我几乎不知道什么是感动。我在昆明说，我感动。
爸爸让我回昆明，并没有说要我干什么。他来不及说清楚需要我做什么就死去了。我带着爸爸留给我的钱回来，最先想起做的事情就是开一家广告公司。我学的是美术，在“麒麟城”里我也学到了很好的管理经验，我想我能做起来。安娜姐对我说，你需要帮忙的时候要找我，你的性格经过磨练后你可以做得成和你爸爸一样的大生意。但你是一个人。记住你的安娜姐。我说好，我说安娜姐你也该回中国了。
安娜姐没有回中国，她去了波兰的华沙，在那里开了一家小小的中国餐馆。
娜达莎说，你们中国人是伟大的，他们可以渗透到世界的任何地方。我说，你们也一样，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不是优秀的。
我说，你们在比中国晚几年接触到开放，但你们确实掌握了机遇，比方你们敢闯荡在中国，闯荡到云南这样边远的地方，你们的渗透力并不比当年的中国人差。
人都是一样的。娜达莎说。
龙阁的客人中，外国人并不多，中国人对俄罗斯人的兴趣也明显从文化转移到美女上。龙阁的俄罗斯歌舞团中美女如云，慕名而来的客人中有八成以上是要看看“金丝猫”的姿色的。娜达莎已经习惯了客人们的眼光，她有个十分恰当的认可，她说，同样在外面流浪，在中国是天堂，比在东欧和阿拉伯世界的俄罗斯人，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简直是幸福。
仰慕东方文化的俄罗斯人对一个原本根就在东方的人说东方，我觉得滑稽，还有点脸热。
姐，你会很快熟悉中国的，尤其是云南，这对你一点也不难。弟弟说。
预感中，弟弟会成为我第一个知心的人。
我想拥抱弟弟。但，我没伸出手臂。
昆都，龙阁。我基本往来于昆明的这两个地方。这是我来到昆明后能记得住的地方。我努力回忆我刚到俄罗斯的时候是怎么过的第一个春夏秋冬，那时我七岁，我应该懂事了，记得爸爸说我懂事了。
对了，那时候，我有爸爸，我有妈妈。
可现在，我也不孤单，我有弟弟。龙阁里我的弟弟和我说，姐，你现在有我啊。
弟弟的笑脸太阳光，我在国外没看到过这样的阳光笑脸。我想，我是沐浴在阳光里。
第二章 弟弟赌局
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创业，我觉得是在进入一个赌局。
爸爸是开赌场起家的，只有几年就为我赚了上千万。这些钱如今变成了我唯一的资本，我在昆明也只有这些资本。我靠我的雄厚资金享受到了云南对外商的最优惠政策，政府官员们劝我去投资更大的生意，我说，我最好从最基本的生意开始做，这样的生意在昆明也并不是没有前途，昆明有全国著名的“风驰”广告公司，有业绩不凡的“光点”广告公司，我为什么不能也做好这一行？
我开始我的赌局。
弟弟说，姐，别怕，我陪你赌。
在波兰的安娜姐在电话里对我说，细艳，我支持你，你需要我的时候，我就回去。
在圣比德堡休假的舒拉妈咪在电话里对我说，细艳，干什么事情都有风险，怕是没用的。
细艳，如果决定留在中国，那你物色一个男人结婚，那样你会轻松很多。舒拉妈咪说。
妈咪，如果我决定留在中国，物色一个男人是早晚的事，但物色早了，也许会影响我的事业。我说。
我说，妈咪，我现在有了弟弟。
在“赌局”刚刚成为我和弟弟的口头语的时候，弟弟被车撞倒。
弟弟在医院手术室门前拉住我的手说，姐，我一直在赌，我赌我在没有父母的情况下能生活，我赌我总有一天能见到姐姐，我赌我能坚持到大学毕业，我赌我一定能有圆满的爱情。可我，没想过我赌输掉，没赌我能死。
我突然哽咽起来，看着弟弟满是鲜血的脸，那鲜血遮挡了他脸上的阳光，我看不清楚他的笑容，擦了泪水我也看不清楚。
我也在赌，从小跟着爸爸妈妈赌异国的生活，后来跟着爸爸赌生意上的成功，再后来只身来到中国赌未来的生活，但我没赌我会失去我刚刚找到的弟弟。
没有人愿意在赌局中赌自己输掉。
我第一次见到如此多的鲜血，它竟然流在弟弟的脸上。
弟弟手术失败。
弟弟成了植物人。
昆都的办公楼里，午夜，我把自己留在黑暗中。广告公司的各项批件在傍晚全部拿到了手，我却没有心思继续下去。接下去的程序应该是正式招聘员工和制订公司的管理细则，电视台和报纸的广告都已经策划完毕，就等我发。
我该继续吗？弟弟的病耽误不得，他还在发烧，不停输液。我的公司刚刚“起搏”，也正在“输液”。
我把电话打到波兰，打到了安娜姐的家里，我忘记了时差，直到听到她睡眠被惊醒后沙哑的声音。
细艳，我回去帮你。
安娜姐赶到昆明至少要两天时间。这两天里，我几乎都在窗口站着。我等待在窗口中看到希望。昆明的街道上花草茂密，色彩多样，可我只注意来往的人。我看每个人的脸，看每个人的匆忙或者悠闲，看每个人步履的节奏。
2003年夏天，安娜姐来了，带来一个叫邱雨寒的人，我认识这个人。
我的公司名字叫“聆”。开业的那天我把弟弟接回家来，我为了弟弟在离昆都不远的地方买了一百平米的套房。
弟弟安详地睡在床上，那张床是我请工匠特制的。我询问了一名老中医并得到他的许可，把所有能舒筋活血的中药磨成细丝，制成一张张纸，用了一百层一米见方的厚厚的中药纸糊在一个结实的床架上。我不相信木版和棉絮，我也不懂中医中药，我的潜意识告诉我应该用“创意”为弟弟做些什么，我想这样的纸床能给他帮助，能给我安慰。我盼望这张床能创出一个奇迹，我盼望弟弟能在这张床上睁开眼睛，继续他的满脸阳光。
一九九五年，我高烧，昏迷不醒，爸爸请了莫斯科最好的医生为我看病，却怎么也不能使我退烧，安娜姐和舒拉妈咪就含泪跪在地上为我祈祷，她们各自恳求各自的“上帝”，我在安睡中竟然退了烧。安娜姐说，人的头上是有灵的，你只要做到，那个灵就看得到。
我做。
第三章 爸爸横祸
上世纪九十年代，莫斯科的中国人中有个罗老爷，他一直在“五一市场”卖气球。他的气球卖了很多年，也给中国人看相算命很多年了。罗老爷在摊位前拦住爸爸，叫我和舒拉妈咪四处溜达着，他和我爸爸嘀嘀咕咕了一通。罗老爷给人看相算命向来是免费的，但爸爸给了他二十美元。
“你可怜罗老爷吧？”我问爸爸。
“不是，罗老爷买卖不错，可不缺钱花呢。”爸爸说。
“那您硬要给人家钱？”我说。
“罗老爷说的准啦。他算出来好多我正在解决的事情了，叫我防备有个什么闪失嘛。”爸爸说。
“怎么会有闪失？”我问。
“谁不注意都会有个闪失的。”爸爸说。
舒拉妈咪听不懂我们对话中的“闪失”，悄声询问我是什么意思，我告诉她就是“生病”啦、“丢钱”啦、“受伤”啦什么的。她的表情紧张起来。
“麒麟城”在春节的时候要安排一次大奖，爸爸准备买辆小轿车作为奖品。车子订好的当天，安娜姐就去几家报馆排发了广告。离春节还有二十多天，“麒麟城”的生意就开始红火起来，大家原来担心的是很多中国人在春节要回中国过年，赌场的生意会淡下来，但广告发出去后，俄国人开始成倍地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