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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提斯的晚餐聚会
在我床头柜上的闹钟响了。已经七点钟了。我起床，在脸上拍了拍水，清理了一下亚曼尼套装，擦亮贝里牌鳄鱼皮鞋，拉直米索尼领带，然后动身前往鲁提斯（Lutéce）。
奥黛莉陪我坐电梯下楼，然后我们走出门去拦了一部计程车。“巴奇，你妈妈打了个电话来，她想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回去过感恩节。”
“你在说些什么呀？我们没办法在感恩节的时候回佛罗里达去。我还有一堆公事要办呢！”
“这样啊，那在那几天假期里我们要干什么呢？如果不去滑雪的话，就只好回佛罗里达了。”
“滑雪？谁要去滑雪？”
“巴奇，我们在假期当中一向都会出去度假的。”
“今年可不行。听着，奥黛莉，我没有办法度假，也没打算去佛罗里达。我得想办法改善操作绩效，不然我的投资人都要跑光了。”
在鲁提斯的这个晚餐是由威利·韦伯（Willie the Web）作东的，他是一个专门为欧洲的富有投资人找寻热门基金经理人的瑞士掮客。威利介绍了一些大客户给我，代价是他想在沙伯林纳海外基金的董事会中取得一个席位。我真的不知道董事会的成员们除了收钱和报费用之外还做些什么，但还是勉为其难地同意了他的要求，因为威利的确控制了不少国外投资人的资金动向。我和威利是经由我的老兄弟尼尔·魏斯曼（Neil Weisman）介绍认识的，但是尼尔今年并没有受邀参加威利的晚餐聚会。尼尔的基金是纯粹的股市基金，而他今年的表现显然不像前三年平均年报酬率七五％那么好。威利希望他来往的操盘手都是当红炸子鸡，而他显然认为我够红。这就是为什么我很希望能参加这个餐会的主要原因。经过了和投资人长达一个月的艰苦沟通后，我很想找个机会到那种高手云集的场合去和别的操盘手打打交道。
威利在鲁提斯的楼上保留了一个隐密的房间。当我走进那里时，可以看到在场有许多市场中的后起之秀。朱利安·罗勃森（Julian Robertson）正和史丹利·德拉肯米勒（Stanley Drucenmiller）谈话。朱利安是一个安静而又谦逊的南方人，他在一九八一年离开奇德——琵芭蒂（Kidder；Peabody）公司后，在他四十七岁时创立了一个只有八百万美元规模的基金。现在他操作的基金规模已经超过十亿美元了。史丹利·德拉肯米勒是乔治·索罗斯的左右手。奥德西合伙基金（Oddysey Partners）的李昂·列维（Leon Levy）正加入他们的谈话。
威利上前来欢迎我。“马提，马提，真高兴看到你。来这里，跟我来见见几个客户。”客户的名字对我来说可是一点意义也没有。在沙伯林纳海外基金之中，我的客户就是一堆位于百慕达、巴哈马、瑞士、开曼群岛和其他免税天堂的银行账户号码。当我走到房间的另一头时，威利向我解释客户们正在进行一种创新式的生意，并且已经从中赚取巨额的利润。“马提，告诉他们你的基金操作得很棒，真的很棒。”威利在我身旁轻听说着。
等到真的可以坐下来的时候，我被安排坐在费翁娜·毕格斯·德拉肯米勒（Fiona Biggs Druckenmiller）的旁边。由于我是这个交际圈中的新人，所以我对这些人并不是都很熟悉，但是在晚餐当中，我知道费翁娜不但是史丹利·德拉肯米勒的太太，也是巴尔顿·毕格斯（Barton Biggs）（摩根史坦利公司的首席策略分析师）的侄女。她和史坦利是在他们任职于德瑞弗斯（Dreyfus）公司时认识的，在我们的谈话中，我发现费翁娜显然很知道要怎么和这些高手们打交道。
这场在鲁提斯的晚餐聚会比起商品公司的半年度操盘手餐会要有意思得多，甚至比在谢克那个位于查理一世别墅里的聚会还要棒。在那两个餐会中，会场中的人相当多，而在这个餐会中，我却是少数与会的菁英人士之一。整个晚餐当中，我都不断地对自己说：“这里是我真正属于的地方。这里是我真正想到的地方。这是为什么我要为别人操作资金的理由。”但是在整个晚餐之间，有另一个细小的声音在我的另一个耳朵里嚅嗫着：“马提，明年你会在麦当劳和尼尔一起吃晚餐，除非你今年能够反败为胜。”
午夜过后我才回到家中。简直累得要命，但却没办法入睡。我的思虑飞腾。我知道如果想要继续持在市场高手的阵营里，必须做一些重大改变。朱利安·罗勃森、史丹利·德拉肯米勒、李昂·列维、琼斯、考夫纳、贝肯、索罗斯都是市场中的高手。我能够和他们任何一个人平起平座，我的基金规模可以和他们的一样大甚至超越他们。我得多赚点钱，我需要改善我的操作绩效。
第二天早晨，我告诉我的交易助理艾莉森·布朗（Allison Brown）：“我要你帮我每天卖出二万五千股普强，直到我们的存货都出清为止。我要在今年底之前把这个部位完全出清。”只要这个高达四千万美元的包袱还在我身上，我就铁定没有办法达成投资人期望的报酬率。如果我以每天二万五千股的幅度来调节掉这个部位，我想不会把普强的股价打压得太严重，此外，如果那家瑞士药厂真的开始他们的购并行动，我还是有机会享有部位的涨幅。“内线”史基尼不停地告诉我：“这事马上就要宣布了，马提，不要卖掉那些股票。我知道这的确是拖得久了一点，但这些事不就是一直都会拖得比较久的嘛！”
接着，我坐下来为十一月一日要寄给投资人的信打草稿。如果他们希望我操作的是期货基金，我就帮他们把基金转型为期货基金。在我的信中，写道：
“展望一九九一年的发展计划，我已经决定要为沙伯林纳基金进行几项改变。首先，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将基金在期货市场及股票市场的投资分配比例分别由一九九年的二五％比七五％改变为五％比五％。我们有几个理由做这项改变，第一是我们今年的获利绝大多数来自于期货交易，我们以一六五万美元的投入资金赚得了一二万美元的获利，相当于六一·八％的报酬率。做这个改变的第二个理由是来自许多基金投资人的要求，他们希望投资有更高的波动性，并且愿意承受伴随而来的风险，以追求更高的潜在获利。
第二个重要的改变是由于经济环境的快速变迁，投资人只要支付一％的账务费用，就可以在年中抽回投入的资金。
第三个重要的改变是一个“到价出场”的运作模式，一旦基金的操作产生年初资金总额三五％的亏损时，基金将自动停止运作。
由于我有计划地出清所持有的普强股票部位，并将投入期货和股票市场的比例加以调整。我已经准备好全心投入接下来两个月的交易中了。
抱歉！老爹。你被炒鱿鱼了！
尼尔·魏斯曼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我第一次和尼尔见面可以回溯到七二年我到金字塔工作的那个时候。尼尔是金字塔公司里的一个股票经纪人，他总喜欢到处搜集一大堆资讯，也一直都试着和市场里的好手打交道，由于我在公司里是负责热门产业的新进人员，所以他就自然地和我成为朋友。
能够认识尼尔是我在金字塔公司的工作经验中惟一对我有帮助的事。当我在排队领失业救济金，而华尔街里没有一个人愿意给我工作时，尼尔为我打电话给杰瑞·法柏（Gerry Farber）。杰瑞是金字塔公司的前任分析师，当时他正担任爱德华——韩利（Edwards and Hanly）公司的研究部主管。尼尔告诉杰瑞我被人恶整的事，并且向杰瑞极力推荐我。感谢尼尔，杰瑞真的雇用了我，我也因而认识了鲍伯·佐尔纳。多亏了尼尔才使我从人生最严重的低潮中拉了出来，并且再度回到了市场。
在一九八六年的秋天，我终于有机会报答他。尼尔是一个很棒的操盘手，也一直都想成立自己操作的基金，但他需要有人帮他一把，所以我就对他说：“听着，尼尔，我把我和奥黛莉的退休基金都交给你操作，你放手帮我操作这笔钱吧！”
这笔钱的总额大约有七十五万美元。就以这笔钱作为基础，尼尔募集到了另外的一千二百万美元，这已经足够让他开始操作他的基金了。他在基金募集完毕后很高兴地在一九八七年的第一个星期，动身前往一个位于加勒比海的遥远小岛上度假，并且在这一年的前五个交易中完全断绝了和市场的连系。在这几天当中，市场突然狂飙上涨，而尼尔却完全没有掌握到这次机会。当我们在二月中一起参加某一个晚餐聚会时，市场已经上涨二％，尼尔的基金报酬率却只有九％，所以我对他说：“尼尔，你在搞什么东西啊？怎么会在新年一开盘的时候跑去度假呢？你完全没有把握到这次的涨势。我真不敢相信我竟然把钱交给你操作。如果我现在能够把钱抽回来的话，一定马上就这么做！”这就是我对尼尔，这个把我从人生低潮中拉拔起来，而且刚刚才开始操作他第一个基金的好朋友所说的话。
尼尔或许可以对我说：“去你的！马提，我不需要你的钱。拿走你的臭钱然后滚蛋。”但是他没有这么做，因为他知道市场里的规矩。身为一个成功的生意人，不论你是操盘手、投资人、企业家或是其他什么身分，绝不能让友谊或是家族关系介入你和金钱相关的重要决策当中。尼尔当时给我的回答是：“马提，如果你想的话，可以狠狠揍我一顿，因为没有人能比我自己给我更大的压力。”尼尔回去后努力操作，并且在那年创造了七五％的优秀绩效。在接下来的三年当中，他把我投入的资金增加为原来的三倍。到了一九九四年，他的基金已经成长为五亿美元的规模。我现在仍然有一些资金放在他的基金里，但我们两个人都很清楚，如果我在别的地方能够找到更高的报酬率，我会毫不考虑地和尼尔说拜拜。这无关任何私人恩怨，只不过是这个市场里的游戏规则罢了！
第 15 章 病魔缠身－－两堂重要的人生课程
我发觉如果能够在十一月份有良好的绩效表现，或许就可以保住大部分的投资人。到了十一月二日星期五下午三点半时，我再也忍不住了。在那个星期中，我和亚伯特·贝克渥（Albert Backward）、伯纳李·巴福（Bernard Le Buffoon）、海默·谢斯可夫（Helmut Scheisskopf）以及皮耶·莫德（Pierre Tete du Merde）等几位最重要，也是平常最支持我的客户见面。现在我的时间被分割得零零散散的。我以前为自己的资金操作时，从来不在营业日晚间出门，而那场在周一于鲁提斯餐厅举行的餐会，以及十月份以来和客户的密集会谈简直把我累坏了。我整个白天都投入史坦普期指的交易，并且在那周之中赚了十万美元，但以我所承受到的压力来看，这种获利根本算不了什么。在十一月二日的早上我收到一封由乔治·葛兰诺里斯（Georges Grenouilles）从日内瓦发来的传真，里面只写着：
请惠予协助将本人于沙伯林纳海外基金中之持分赎回。万分感谢。
其实有两个投资人在十月份就已经通知我，准备赎回他们的基金持分，但是他们都有其他的理由。这封传真代表的是第一个因为对我的投资绩效不满而决定赎回基金持分的投资人。
我好像要病倒了
我累得倒在沙发里，连起身看市场收盘状况的力气都没有，只想好好睡一觉，但是我的一位老朋友麦克·施密斯（Mike Schmeiss）正要前来拜访我。麦克打算要经营自己的基金公司，所以想向我寻求一些建议。当他在五点半到达时，我告诉他我之前是如何募集资金的，并且让他看一看我在过去一年中的操作绩效，当他准备离开时，我对他说：“利用他人的资金是你想要赚大钱的不二法门，但是这其中也有一些难以避免的坏处。每个人都在身后监视着你的一举一动，而永远没有一个人会对你的绩效感到满意。他们总是不断打电话来问东问西的，‘我的资金操作得怎么样啦？’不管你对他们说什么都没有用。他们总是贪得无厌。”
到了周末，我一直睡到上午十一点才起床。奥黛莉已经带孩子们去参观一个书展了，而我则打算中午去那里和他们会合，但是我一点力气都没有，觉得自己好像快要因感冒而病倒了。我知道必须努力对抗病魔，因为我根本没有时间生病，有太多事情要做。我得补画技术图，计算各项技术指标，并且想好星期一要采取的操作策略。
当我到达书展现场时，气温上升到暖和的华氏七十五度，但我却热得满身大汗。在我走进会场，我觉得头晕，而且痛得不得了，几乎没有办法继续迈出脚步。这个书展当中到处都是老师和阖家光临的人潮，里面一点空调都没有，一大堆小孩在我四周奔跑、嬉戏、推挤、尖叫着。我不知道是否有力气走上阶梯。这些年以来，我的体重已经增加到二八磅，比在陆战队时苗条那付而结实的体型重了二十三磅，我现在可是清清楚楚地感受到每一磅肉在我身上所造成的负担。
奥黛莉和我在那天接下来的时间里等于是在出差，晚上我们到六十八街的戏院去看一部名为“Reversal of Fortune”的电影。戏院里的空气令人窒息。在戏院大厅里有一个写着因为岁修关掉空调，并向观众道歉的告示牌。在等电影开演的时候，我就已经汗流浃背。或许我应该在看到电影看板时，就推算出进了戏院会遇到的状况，可是我已经病得没有办法去做任何联想了。奥黛莉想带我回家，但是我并不想照做。“算了吧！”我说：“我们已经付了电影票钱了。我能挺得住。我很悍。我是陆战队员。”
到了星期日，我躺在沙发上研究技术图，为星期一的操作做准备。我觉得身体状况糟糕透了。十月过后，我该去度个假的，但是如果我想要保住投资人，就没有时间去度假。我确信如果能在沙发上打发一整天的话，就能够在下周上工前得到充分的休息，可惜天不从人愿。
十一月五日星期一，我一起床就感到喉咙沙哑、全身酸痛。“去他的陆战队！”我跟奥黛莉说：“打电话给啥克曼。我得去看医生。”我和家庭医生雷蒙·哈克曼（Raymond Hochman）约好十点钟门诊。他说我被病毒感染，开了一些含抗生素的处方，命令我躺在床上休息。我吃了抗生素，但却没有办法休息。我得继续为沙伯林纳基金操盘，得在这个月赚到一笔大钱。可是我根本累得没办法交易，所以倒在沙发上收看“金融新闻网”（Financial News Network）。
到了星期二我还是只能整天倒在沙发上看金融新闻网。我试着做了几笔交易，但是都不成功，总共赔了三万美元。到了下午五点半，背后和胸前的疼痛已经到了令我难以忍受的状况。这是我一生中头一回怀疑自己快要死了。奥黛莉打电话给哈克曼，但是因为时间已经超过五点，所以他已经回家了。他的服务人员帮我安排在六点半给急诊医生辛（Singh）医师看门诊。我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穿上衣服，然后栽进一部计程车里。
辛医师直到七点十五分才出现。当他终于看到我时，我的体温已经高达华氏一五度，心电图读数也相当不正常，医生劝我最好住院做深入检查。讽刺的是，正如我和人面狮身在十八年前所预测的一样，真要感谢健康保险和医疗给付制度，让每个挂急诊的人都得待在急诊室外面等待，即使我付了数以百万计的税，而且只住在八条街的距离外，还是因为没有房间而无法住进纽约市立医院。我被推进急诊室时，他们根本什么都没做。除非你被枪击、被刀刺伤或是发了精神病，否则急诊室里的工作人员根本连正眼都不会瞧你一下。
辛医师照理应该在我们之后立刻赶到医院的，但他再一次迟到了，直到九点十五分左右还没出现。奥黛莉打电话到他的办公室，他的助手说他因为有事耽搁了，但是请我们不要担心，医生正在赶来的路上。可是他仍然没有出现。到了十点整，我已经气得没有心思去害怕了。“让我们离开这个鬼地方。”我告诉奥黛莉：“我恨这个鸟城市！”我那一夜就在厨房的桌子上抱着四个枕头勉强入睡。我的姿势看起来就像一个虔诚祷告的修道士，但这却是我在当时惟一能够用来克服肺部压力的方法。
到了星期三，我的病情一点也没有好转，在读完两封刚收到的传真后，觉得更糟了。其中一封传真是来自伦敦的亚伯特。贝克渥，另一封是来自巴黎的皮耶·莫德。第一封的内容很唐突：
请将本传真视为本人赎回所持有之沙伯林纳海外基金持份之正式通知。生效日为一九九一年一月一日。
第二封的开头就客气多了：
早安。我们想卖出一、二九、八五五单位的沙伯林纳海外基金。请以传真或电报告知我们应采取哪些手续以配合贵处之作业，谢谢。
老鼠们已经开始出现弃船的动作了。我真想用下面这种方式来回覆：“各位早安，拿着你们的一、二九、八五五单位基金，把它们塞到你们的臭嘴巴里，这就是我要请你们配合的事。”但是我没有力气去回这封传真。
第一次住院
当天早上稍晚，我们又到哈克曼的诊所去看病。坏消息是我的感冒已经发展成肺炎了，而且两个肺叶中都有积水。好消息则是哈克曼动用了一些关系帮我弄到一间私人病房。我们在下午一点钟到达医院，但是却又多花了三个钟头才拿到住院许可。真要好好感谢蓝十字会、健保以及医疗给付制度，医院可以规定一大堆他们认为必要的检验来决定你是否可以住院，并且从中再捞一票。我因此必须做全套的心电图测试、血液检定以及X光照射。在此同时我的体温已经高达华氏一三·三度。我真的病得很厉害，但却只能在一个吵嚷不堪的房间里独自躺着，拉开衣服、卷起袖子，等着轮到我做检验。真是荒谬到了极点！
终于我可以住进那间单人房了。奥黛莉雇用了全天候的私人护士。他们要价每天七五美元，但在那种情况下，我才不在乎呢！我知道得要有人仔细地照顾我，我需要那种专为帮我战胜病魔的人。通常这个人会是奥黛莉，但奥黛莉没办法整天寸步不离地守着我。她得在家里陪着孩子们。
现在我终于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