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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杨家庄子的砍人事件，对整个武威都有震动。那两个未被抓到的壮丁连夜逃跑了，解放后知道他们逃出投奔了解放军，在部队干得很不错。上小学后，老师讲课时常把这件事引为穷人反抗剥削的例证，我也常被他们的勇敢精神所感动。
保长来要像皮的这天早上，尤妈神秘兮兮的口对着婶婶的耳朵说了几句话走了。快到吃中午饭的时候，黑玉玲来到我家找黑玉双，还问我：“见你玉双姑没有？”全家人四处寻找，到天黑也没有找到。第二天乡公所的公吏也来打听梁清玉来过没有，后来尤妈的话传到了奶奶的耳朵里，奶奶说这种事不能隐瞒，就把实情告诉了白寡妇，黑玉双天亮前跟梁清玉跑了。
黑玉双私奔后，黑万兴就当做没有这个女儿，再也没有找过她；黑玉双也再没有回来过。一九七二年秋，我所在单位的招工指标划拨到了天祝藏族自治县，因我会一些藏语，考虑到工作上的方便，把我派到天祝参加招工。县上给松山公社分配了四个指标。这是一个汉藏杂居的地方，那时交通很不便利，松山公社不通汽车，我们一行三人步行前往，整整走了一天，脚上都打起了血泡，到公社后都累得精疲力竭了。当晚接待我们的是公社秘书，他是我初中的同班同学，这意想不到的相遇使我的精神振作了起来，就拿我两个伙伴的话来说：在这样偏僻的山沟里能遇上一个故知，真是一种巧合。
第二天，公社特意宰了一只羊，晚上包括公社妇联主任在内的全体干部陪我们吃手抓羊肉，四个八磅的暖壶都装满酒摆在桌上。老同学先一一介绍了每个干部的身份，把摆在酒盘里的十个酒杯都一一倒满，党委的梁书记端起酒盘向我们三个敬酒。然后是共同碰杯，那碰杯的酒是另用茶杯盛的，一杯少说也有二三两，我们三个都被吓住了，尤其是我，从来就不喝酒，先前那三小杯咽下肚已是关公显形、头昏脑涨了，一看这阵势就一再推谢。党委书记说：“天祝这地方的人都能喝酒，碰杯都是用大杯，表示诚心诚意，你们不习惯端起来表示一下也行，公社的人都必须喝干。”
碰杯后，党委书记领头打庄，他左右开弓，手势和声碉给人一种唱歌跳舞的感觉，使我没有想到的是挨到妇联主任应庄时她也是左右开弓，唯有她把党委书记败下阵来。在他们猜拳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这左右开弓的党委书记在那里见过。很像我记忆中的梁清玉，但面目苍老了许多。
第二日，我向老同学打听，他果真是我记忆中的梁清玉，他和黑玉双的去向二十三年来对我来说一直是个迷。下午我冒然去了他的办公室，一进门他就起身向前拉着我的手说：“昨晚我见到你，感到在那儿见过你，酒醒后我猛然想起你就是源娃。”他给我让坐后倒了一杯水说：“时间过的真快，一转眼你也变成大人了，成家了吧？有孩子了吧？你奶奶、婶婶和大姑和小姑都好吗？”从这一连串的问候开始，我们拉起了家常，他问了黑家和尤妈的情况后说：“自从我们离开，再也没有去过新关，年轻的时候也不在乎那次离别，如今我的孩子们都大了，才知道了不养儿不知娘的恩的道理，父母对儿女的付出太多太多，如今也很想念他们，总想有机会去看望他们。你玉双姑很想念她的母亲和姐姐。自解放后阶级斗争的弦绷得越来越紧，他的情况你也知道，他怕给我惹出麻烦，把这个念头一直压在心里，最近几年她又病得不成样子，就是能去也力不存心了。”
黑玉双的聪明、活泼、善良、大方和年青时的美丽长相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像，听说她得的是不治之症，使我非常惋惜。我在想，无论如何也得去看看她。又过了一天，那是个星期天。早晨，梁清玉找来了一辆手扶拖拉机，拉着我们向县城走去。那时县政府在乌鞘岭，那是一个常见六月雪，飞鸟难经过的地方，深秋的乌鞘岭已经很冷了。我和梁清玉都穿着军大衣，捂着脑袋坐在车厢里，那个拖拉机手穿着一件破旧的老羊皮袄，虔诚而又吃力地把着拖拉机扶手，迎着下山风向乌鞘岭驶去。
拖拉机开到了安远镇一个靠山坡的小院门口，梁清玉说到了，这就是他的家。小院依阴朝阳，四周是干打垒的围墙，几处残破的地方用篱笆堵着。院内有四间用砖打基的土房，土房的两侧堆放着柴草和牛粪，在柴草堆的旁边卧着一条小狗。
梁清玉推开院门，那小狗汪汪地叫了起来，屋内也发出喊问的声音：“谁呀？”这声音显得特别的有气无力，进屋后躺在床上的黑玉双见来了生人，挣扎着坐了起来。梁清玉说：“你看看这是谁？”黑玉双一眼就认出了我。伸过手来拉着我坐在她的旁边说：“做梦也没有想到是你来，这么多年了你还记得我？”我说：何止是记得，你给我印像很深很深。黑玉双紧紧地拉着我的手问长问短。在谈话中，不知是思念还是激动，黑玉双瘦削的双颊流着泪水。
午饭后，梁清玉安排了一下家里的生活，我们又返回了松山公社。拖拉机刚到公社门口，老同学和我的两个同伴迎了出来，说是要到一个藏民家吃饭。
拖拉机又增加了三人，把我们拉到二十里外的一个村庄。在六十年代初，我们在甘南见到的藏族是随水草而居，过着游牧生活。而定居在这个村庄的藏民是以农业为主，牧业为副，穿戴和汉民没有什么区别，除了几个老人会几句藏话外，大部分人都说的是汉语，只是在生活习惯上有些独特的地方。
我们下车后，主人在门口等候，一个躬腰捋手的姿态欢迎我们进门；一个满间的大土炕上摆着两张四仙桌，四仙桌上摆着一只烤全羊，还有藏刀、筷子、酒坛、酒碗和食盐。四仙桌上的两侧各放着一个鼓囊囊的羊皮袋。我们上炕入座后，主人先打开了一个羊皮袋，往小酒坛里倒了一坛酒，再用酒坛的酒把桌上摆的每个酒碗都斟满。然后，主人先端了一碗站在地下，把酒碗举过头顶，请大家共饮。我知道藏民这样敬酒的分量，你要是一口气把那碗喝干了，就意味为着你真够朋友，也表示相互之间的信任和真诚。我经历过这种场面，硬着头皮把这碗酒喝干了，刹那间头昏目眩，昏昏然睡倒了。第二天醒来时，才发现自己睡在老同学的办公室里。
招工进入了实质性的阶段。老同学说他的弟弟在哈溪公社的家乡务农，想在这次招工中走掉，就是年龄有些大，文化程度有些低，至于户口问题他在这里就可以解决，让我把这件事和招工的头商量一下。
受老同学的委托，我给头儿谈了此事，他思考了一阵说：“我们要的是壮体力劳动，只要身体好，年龄大点，文化程度低些也没有多大关系，只要公社能盖章就行，只是这户口问题他真的能办到？”我说：“他说是没有问题。”头儿说：“那好，你去对他说，我有个侄儿是打柴沟的铁路职工子弟，城市户口，现在天祝中学读高中，能不能和他的弟弟一起走。”我把头儿的话告诉了老同学，老同学不敢作主，领着我去找梁清玉。
梁清玉说：“按原则是不能办的，招工对像是农村劳动力，而且严禁招在校生，有一个停学证明的问题，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招工指标。听说你们手里还有机动指标，这两个问题解决了，事情就好办了。
头儿知道了这两个问题。由公社向县革委会打了一个申请增加招工指标的报告，头儿拿着这份报告对我说：“听说天祝中学的一个校长是你的同学，我们一同去把这两件事办了。”
到了县上，我们径直去了生产指挥部的白部长家。刚到天祝的时候是他接待的我们，并且为他小姨子招工的事情悄悄地请我们吃饭。这次去了他显得更加热情，答应给松山公社增加两个指标，他小姨子没有户口的问题也由松山公社解决。然后我俩又到了天祝中学，我的同学十分为难的答应出据休学证明。
说实在话，天祝之行我没有起到“翻译”的作用；而意外的收获是见到了在我脑海里有着神奇色彩的黑玉双，又一次梦巡了童年时代。同时也引起我对社会生活的深刻的思考，当情权法交织在一起时会变无为有或化有为无。
一九七四年的秋天，我又一次去了天祝。这次去没有见到黑双玉，而只到她的墓前拜谒。墓碑上写着“范玉双之墓”五大字。
黑玉双的私奔，在院子里引起了轩然大波，黑万兴和白寡妇恼羞成怒，以怨报德，说奶奶是癞和念经不怀好心，一口咬定是梁清玉和我家串通，把他们的女儿白白的领走了，使他家丢人显眼，那天后半夜有人敲我家的门就是证据，两家吵了起来，并多次纵容黑玉龙到我家行凶闹事，差点酿成血案。此时，尤妈挺身而出，述说了黑玉双出走的经过，才把这场风波平息下来，但黑家仍是耿耿于怀。
那时，我家的生活十分困难，每日里吃了上顿没下顿，好心的尤妈做饭时总是多做一些，把黑家吃剩的饭端给我家。在没有发生这场风波时，黑家虽然知道此事，但还是睁一眼闭一眼。自那以后，白寡妇告诉尤妈。宁可把剩饭倒给狗吃，也不能给我家。
黑家往来人多，吃饭总是没有定数，剩饭几乎每天都有。黑万兴怕浪费，买了一口猪，圈养在范爷住过的泥草房里，把剩饭倒给猪吃。我家好几天没有开锅了，尤妈非常同情和怜悯，在无奈之下告诉婶婶，她把剩饭刚倒进猪食槽里还没有拌料，让我们快去舀。我提着一个砂罐，乘没人注意时，跑进了猪圈，用双手捧了一罐剩饭，那剩饭还有点温乎，提回来全家即时就吃了。尤妈的这个主意，
解决过我家不少次的断炊之急。
寡妇人家生活的艰难，不仅仅是缺吃少穿。街坊邻居的闲言碎语，地痞无赖的骚扰，同宗门户的暗算，使奶奶和婶婶受尽了屈辱和心酸。我的那个叔祖在奶奶和婶婶身上打过不少主意，在他的企图不能得逞时，不是辱骂，就是找碴子闹事。动不动把屎尿罐子甩在我家门前，一次恼羞成怒地撕住婶婶的头发拳打脚踢，拔掉了几络头发，撕破了衣服。
徐家姑奶奶知道这件事后，非常气愤，领着我去找那个叔祖，把我推到那个叔祖的面前说：“你不是很凶吗？你不是要逼我嫂子和侄儿媳妇嫁人么？你真想达到这个目的，你就把这个娃子杀掉，你要是没有这个本事，就别胡来，把自己放尊重点。”姑奶奶的这几句话，问得那个叔祖哑口无言，刹了他的威风。
男人是女人倚重的大山，女人是男人停泊的港湾。大山倒了，再强的女人也有困惑。婶婶在无数的困惑面前忍气吞声，含辛茹苦，期盼着光明，寻找着希望。这一年的四月，武威爆发了学生运动，党的地下组织营造着解放武威的氛围。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传闻和谣言，一些不明真相的老百姓产生了恐慌，尤其是那些有黄花闺女的家庭，为自己未出门的女儿发愁，一时凉州闺贱。
黑玉玲还算运气不错，找的夫婿年龄虽比她大得多，但家境富裕，也算是门当户对，黑万兴还得了一笔丰厚的彩礼，出嫁那天是花轿迎亲，宴请亲朋，十分体面。婚后不久跟着丈夫到武威周边的一个县城做生意去了。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相比之下，我大姑就寒酸多了。
汪国辞婚后，梁清玉的叔叔做媒，把大姑介绍了城门口一个姓王的人家。未来的大姑夫王兴福也是一个车把式，因局势紧张，未出去跑车。
王家老兄俩祖先是东北来的满族人，丧夫后汉族母亲带着他俩嫁给了回民，母子三人也随了回族。这个回民再没有生育，一直像亲儿子一样照关着他们，母亲和继父相继去世后，兄弟俩各奔前程。老大四处游荡，改回为满，一直没有结婚，到老时回到弟弟身边；老二婚后改回为汉，生了三男四女。一家十口靠摆小摊为生，夏秋卖蔬菜瓜果，冬春卖蒸土豆和干鲜果品。
那个时代，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对儿女的婚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尽管是这样一个家庭，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奶奶还是看上了这个女婿。他身材伟岸，名眉大眼，谈吐不凡，奶奶对大姑说：“会择的择婿哩，不会择的择家哩，小伙子长的棱眉仁眼，个头大身子骨又壮，凭那身力气，也把人养活了。”就这样大姑定了终身。娶亲那天没有花轿，也没有婚宴，来了一头毛驴把大姑驮走了。
大姑出嫁后不久武威解放了。一天家里来了一男一女，穿着灰制服，戴着红星帽，他们和奶奶、婶婶谈了很长时间，腾出了一间房子，晚上他们就住了进来，这是我最早见到的解放军。
这是一对夫妻，男的操江西口音，女的是陕北人。他们自己做饭、有时顾不上就吃炒面和干馍。他们有一个搪瓷盆，洗脸、洗衣服、洗脚、甚至和面、淘米、洗菜都用它。婶婶说：“你们什么都不讲究，一个洋瓷盆派了不少用场。”那女的说：“一水洗百净，没关系的。我们都是吃粮人，随住随走，有些东西随用随丢，你要是不嫌，我们走时把这盆子给你。”
男的见了小孩总是叫“小鬼！小鬼！”一天吃饭的时候，他“小鬼！小鬼！”的叫我，我到他家，他们做的大米饭刚出锅，给我盛了一碗，这是我第一次吃大米饭。他们没有第三只碗，那个女的用牙缸盛着吃饭。
住了没有几天，他俩就要走了，走的时候领来了一个操陕北口音的解放军，介绍了我家的情况：“这就是我们的房东，他们是寡妇娃娃，家里很穷，没有依靠……”不知是开玩笑还是真的，那个男的对奶奶说：“我们队伍里也有很多小鬼，让我把你的孙子也领走吧，说不定将来还会有出息。”奶奶说：“我们几辈子就这么一个根。”那男的笑了。后来陕北人转成了区上的干部，人们称他“赵区委”。解放军夫妇临走那天，他们果真把那个洋瓷盆留给了我家。上小学的时候，学校教了一首歌，歌词的前两句是：“九月十六日子好，武威人民解放了。”我才知道那两口子是解放武威的先头部队。可惜的是那个洋瓷盆在五八年被抄家时弄丢了，要不留到现在也是一件革命历史文物。
解放后不久，河西走廊的局势很快就稳定了下来，甘新公路上来跑运输的马车也越来越多了。徐家姑爷爷又拿起了鞭子，去了兰州。这次回来，他领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兰州人，提着一箱兰州百合来看望奶奶，这个兰州人后来成了我的继父。
爹死娘嫁人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嫁人的方式不同，婶婶始终记着父亲的遗言，一定要把我养大成人，最终选择了招婿入门的方式。这也本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却引起了一场风波。我的那个叔祖却出来阻饶，说要是招进来，必须得改姓，并且还要立个字据，字据上还要写上：“小子无能，愿随女改姓。”否则就不能进门。当时徐家姑奶奶也在场，就问他：“徐玉珍是朱家的媳妇、徐家的女儿，你说让他改姓谁？”问得那个叔祖无言以对。
奶奶说：“改不改姓又能怎样？新关街上姓朱的人家多了，我们情况好的时候，大家都来攀宗认亲，我们到了这个地步，姓朱的谁家给过我们一把米、还是一把面。不改姓不让进门，你们谁来养活我们一家老小五口，算了吧！你也管不了我们的事，他来了还是姓杨，生下的娃娃也姓杨。”
吃了哑巴亏后，那个叔祖还不死心，又到处造谣说：“徐玉珍招的人来路不明。”第二天赵区委来我家询问生活情况，奶奶把这件事告诉了赵区委。赵区委说：“好事！好事！”难得徐玉珍有这份心意，真了不起。
一天家里来了许多客人，他们是奶奶和婶婶的娘家人，还有我的大姑和大姑父。在明媚的阳光下，徐家姑奶奶、姑爷爷陪着继父来到了我家。奶奶兴奋地说：“从今天起朱杨两姓就是一家人了。”说话间把我拉到身边说：“快叫爸爸！”我叫了声“爸爸！”继父点了点头，把我拉到他身边。
继父杨国兴，兰州人。生于民国四年（1915）年，故里皋兰县石洞寺。
石洞寺原名石空寺，位于兰州市北部45公里处，是皋兰县石洞乡魏家庄阳坡村的一座古寺庙，依阳坡村东山而建，分为上下两寺，两寺相距一华里。石空寺最早是杨石空家的佛寺观，始建于明朝嘉靖年间，后来几经战乱、兵劫火烧，于清朝同治年间被毁，光绪年间重修。相传有一年人们避雨时看见一只山羊从上寺口窜入又从下寺口跑出，其实两洞并不相通，人们神话般的认为是这只山羊打通了山洞，就将石空寺改称为石洞寺。这里的杨姓人都认为杨石空是他们的祖先。
爸爸也是一个苦命人，少年丧父，十四五岁时母亲被逼改嫁，远走他乡，自后母子二人再也没有见过一面，只身一人的他给石洞寺一个姓魏人家放羊。到十六岁时魏家置了一套马车，跟着主人随车饲养骡马和打杂，学会了吆喝牲口，后来经魏家介绍受雇于人，成了一位车把式，在陕甘青一带拉运输，解放前曾多次来过武威，对武威的乡土人情有所了解，自招赘入门后，就把武威当做他的第二故乡，再也没有去过皋兰。
爸爸性格内向，为人耿直，虽然斗大的字不识一什，但很懂得人情礼义。对我家的亲戚和街坊总是以父亲的名份称呼，对人从不直呼姓名。那时七星庙的小学搬到了光明寺里，光明寺高台上的建筑是区政府的用地，高台下的平房是学校的教室。他进门的第一件事是送我到光明寺上学。赵区委见了问我“这是谁？”我说：“是兰州爸爸！”赵区委点了点头，把我们领到了袁老师的办公室报了名。过年的时候买了两匹土布，给全家换了新衣服，还说不要忘了给我大姑做上一套。
正月初二，他还和婶婶去了婶婶的娘家，给岳父岳母拜年。那时徐家爷爷生活也很艰难，儿子二十出头了；发愁没钱娶媳妇，认为这个兰州来的女婿肯定会有钱，就张口向爸爸借五十块银元给儿子娶媳妇，他毫不迟疑的答应了下来，这也是他仅有的积蓄。婶婶对他的冒失很不高兴，回家后嚷嚷了起来：“你把钱全都借给人，我们怎么过？再说，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