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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斗会后，我连夜写出了调查报告，经大队工作组长审阅后，报到了工作队。第三天晚上，大队工作组长来到我的住出处通知我，明天县委常委会审批“赵元帅”的补划问题，让我上午九点钟准时到县委的会议室列席会议，队长在那里等你。听了大队工作组组长的话，我在想像我这样的小萝卜头怎会有资格参加这样的会议，但又不敢拒绝，就问大队工作组组长你去不去？大队工作组长说，明天我有别的事情，你去就行了。我又问叫我去干什么？大队工作组组长说，你去就知道了。
这天上午，我准时到县委的会议室，队长见我打了一个招呼，让我坐在他旁边，拿出一份“赵元帅”补划阶级成份的打印文件给我，并低声说会议开始后你念，不要紧张，不要读错。紧接着县委书记进来了，他坐下来宣布会议开始，让下双工作队先讲。队长向我摆头示意，我照读了那份文件。这份文件是在我原始，报告的基础上修改而成，修改最突出的部分是“赵元帅”的现实表现和和反动言行；在地主前面加了“反动”二字。之后书记让常委们发表意见。一个坐在书记旁边的常委带头发言说：“按报告的意见办吧！”，书记问：“有没有不同意见。”在坐的常委们面面相觑，没人发言。过了片刻，书记说：“没有不同意见就这么定了。”就这样书记和常委的三句话就决定了“赵元帅”个人和家庭的命运。
县委书记的话音刚落，队长让我先回，并让我转告大队工作组组长，把这个反动地主分子监控起来，不要让他发生意外。我带着那份文件走出了会场，在返回的路上，赵元帅的大儿子也骑着自行车迎面而来，他认识我，没有给我打招呼，用敌视的目光看着我，急蹬车而过。他这一瞥是我产生了一些疑虑和后怕，在同时雇佣两个长工的问题上，尽管是贫协组长逼供，难道我没有责任吗？他的儿子是县里的科长，难道不懂政策，是吃干饭的吆？于是我想到上诉和平反的问题，将来若有一天我被牵扯进去，该怎么办？自解的思考和良心的驱驶，回到住处，我把打印文件，原始报告的底稿，还有调查笔记和贫协组长初证时有关材料收集到了一起，并且一直保存到了改革开放后，给地主富农摘帽子，通称为社员的那一年。
实事求是是党的一贯的思想路线。但当时提倡人的阶级性，革命性，很少宣传良心对人们道德约束。干部怕右不怕左，给一些思想不纯的人创造了投机的机会，有的人往往捕风捉影，夸大事实，表现自己，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或欲求博得更高的地位和权力。四清结束后，队长由副处级升到了处级，这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他仍以极左的面貌登场，揭发批判走资派有功，又升了一级，成了革命领导干部。打倒“四人帮”后，他捏造陷害老同志的问题被揭露了出来，被当时政策定为“三种人”，开除了党籍，从副地级降到了副处级。人做任何事情都要讲良心，“实事求是”就是考核人的良心的一个标准。人若不讲良心，或者丧失了良知，任何坏事都能干的出来，结果是害人害己。
县委常委会的第二天，县委的批文下到了公社，第三天召开了全公社的大会，对反动地主分子“赵元帅”进行了批判斗争。会后我的大舅拄着拐杖，一瘸一拐的来找我。我说你成这个样子了还来开会。他说工作组的同志说，上面要求，地富分子和富裕中农必须参加这个大会，贫协组长催的紧，不来不行啊！舅舅家是富裕中农，我也知道上面的这个指示，让他们参加批斗大会，就是要压压这些冒尖户的气焰。
舅舅来找我，不是为了别的，说他的坐骨神经痛的不能动了，向我借钱看病。舅舅有了病，又是一个“借”字了得，当时正好发完工资不久，我当即掏出三十元钱？（当时工资是五十四元零捌分）给了舅舅，并说不用还。运动快结束时，舅舅来给我还钱，我怎么也不要。舅舅说，钱财这东西也是一杆秤，也能秤出人品的分量，当初我是向你借的，不是向你要的，借的东西就必须要还，再说我有儿女，有的还有工作，我的生老病死是他们的责任，如果向你要钱，那我就够可怜了。他还说，你还年纪轻，人世间的好多事情你还不懂，亲是亲财是财，若要亲，钱财分；就是好朋友，也要明算帐，把财和情分清楚，借的就是借的，给的就是给的，借的就得还，给的就不能要
，这样的朋友关系才能保持长久。舅舅的一个“借”字引出了对我的教诲，普通的农民有他们生活的经验和哲理，诚信就是人最基本的道德准则，人而无信，不知其可。
批判斗争反动地主的大会后，我被很快的调离了东巷队，陪同一个副省级干部到别的大队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这位双鬓斑白领导，是西北有名的经济问题专家，因右倾嫌疑下放到甘肃。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我陪他每天走访农户，他问我记，晚上回来交流调查感受，要求我把笔记整理成文稿给他。有时整理工作到深夜，他把中华烟、还有雪茄摆到桌上让我抽。一天，他看完整好的文稿后问我，之前在那个大队，那个生产队工作。他听说我是下双的东巷队调过来的，他知道东巷队揪出了一个漏划地主，他对剥削量的计算很感兴趣，我向他述说了调查情况和先后经过。他听后说：“噢！原来是这样，调离你是一种回避，对你也有好处。”这时我才知道被调离东巷队的真实缘由。接下来他还说，按投入产出先算出剩余价值，再计算剥削量的方法比较科学。不久，全国性大串联开始，红卫兵到处揪走资派，这位领导被红卫兵抓走了。此时下双的四清运动进入了后期，“5408部队”即将被卷入文化大革命的旋窝。
胡子兵造反成名片 逍遥派东进孔孟乡
在人文科学领域里、历史的长卷中有流芳千古的史话，有光彩照人的篇章，但也有阴沉污浊的画面。四十年前开始的那场被称之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非常运动，从批判《海瑞罢官》拉开序幕到“四人帮”垮台，神州狂躁了十年，国人经受了无数的苦难和创伤，被称之为“十年浩劫”，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灰色的一页。
那场运动自批判《三家村》的噪音响起，大大小小的批判会、斗争会、声讨会、辩论会聒噪不止；大字报、小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青年学生手举小红书狂热奔走，串联呼号；形形色色的造反组织风起云涌，拉大旗向旧世界宣战，一个人就是一个战斗队，三五人就是一个兵团。在期间“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喧嚣一时，中国人被分为“红”与“黑”的两类，于是有了走红的红五类、红线、红海洋、红卫兵、红小兵、红袖章、红代会、红司令的事物和名称，和有了被抹黑的黑七类、黑线、黑帮、黑店、黑风、黑旗、黑纲领、黑司令的说词。在“红”与“黑”的斗争中，红的发紫的人又被分划，中国人又被重新组合，出现了被称为“派”的人群，于是革命派、保守派、保皇派、走资派、夺权派成了热门话题，观点的对立和纷争，像控制了灵魂
，亲朋好友、恩爱夫妻、和睦家庭反目为争，国人陷入了口水的海洋和灾难的深渊。
在期间，红卫兵“向旧世界宣战”，在“破旧立新”，“兴无灭资”的一片嘈杂声中，大批的商店铺面被砸，大量的文物古迹被毁，无数个家庭被抄。紧接着横扫“牛鬼蛇神”，连超凡脱俗的僧尼也成了革命的对像，一切被视为“黑”的人失去了自由，有的被剃成了阴阳头，抹成花脸，戴上高帽，挂上大牌游街示众，人格的尊严荡扫无存，不堪忍受污辱的人自尽反抗，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惨绝人寰逼供审讯，使不少人成为酷刑下的冤魂。新鬼喊冤旧鬼哭，草菅人命的事件在不断的发生。
后来，“清理阶级队伍”，把以各种名义、各种方式揪出来的“黑类”编押在各地、各单位的“劳改队”，冤魂遍布中国。“牛鬼蛇神”每天早晚，喊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口号向伟大领袖请罪。其中的不少人经受了跪煤渣、叩响头、坐飞机、吃面条的摧残和折磨。更为恐怖的是在“文攻武卫”名义下的长矛大刀，武斗使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非命。当时的中国天下大乱，阴霾密布。文化大革命已成历史，经过那场灾难的人不会忘记历史上那魔怪翩跹一幕。
一九六六的夏末秋初，“5408部队”从“四清”运动的阵地撤回了兰州，又乘上一只船，开始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浪中漂泊。此时，“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北上、南下、西进、东征”的外地学生向全国各地渗透，“西进”的《红卫兵》来到兰州煽风点火，接二连三的冲击省委，高喊“造反有理的口号”，“代表毛主席”要求省委的主要领导出来和他们见面，要揪出制造“兰州事件”的幕后的凶手和镇压学生运动的刽子手。一天晚上外地学生串联了一批兰州的大中学生，又冲击围攻省委，在“5408部队”中得到消息的人闻风而动，去和红卫兵辩论，在辩论中被对方误认为省委机关的干部，被称之为“保皇派”。被冠名为“待分配大学生”的“保皇派”们发现自己还有“学生”的名分，于是连夜赶制了红卫兵袖章，第二天又去辩论，比自己年龄小七八岁的学生们称之为“胡子兵”。
在“胡子兵”和红卫兵辩论的那些天里，“甘待生”中的大部分人还在隔岸观火，其中除了极少数人不关心此事外，大部分人都有自己的态度，有的赞称，有的反对，于是“一只船”上出现了观点对立的两个群体，也相互辩论起来，“5408部队”卷入了文化大革命旋涡。但大家在“学生”名分的观点上还是保持一致，共同要求组织部给自己“正名”，允许大家出外串联，遭到了拒绝。此时组织部内也出现了给领导贴大字报的现像，领导们也自身难保，对“待分配大学生”管理失去控制，在“到北京见毛主席”的一片呼声中，“5408部队”中的绝大部分人都戴上了红卫兵袖章，登上了东去的列车，到北京赶上了毛主席对全国各地来的红卫兵师生第七次接见。
从北京回来，“一只船”上出现了战斗队、兵团、司令部等造反组织。最初这些组织的大部分，只是帖大字报，刷几份标语，跟着形势喊几个口号，或表达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和认识，没有什么具体的造反目标和行为。但也有个别造反组织秘密进行着轰动“一只船”的行动。当时，组织部内的造反者，风闻康生点名一位副部长是隐藏的反党分子，于是抄了副部长设在招待所的办公室，有个造反组织的个别人也参与了这项行动，不久在招待所的礼堂里批斗部长，部长虽然没有戴高帽、挂大牌，还是坐了“飞机”。而后，“5408部队”内在部长是“何许人也”的问题上各执一词，观点相同的人形成了自己的派别，到工厂、农村、车站串联，寻找知音，和社会上的造反组织进行联合。从此，“一只船”淹没在了文化大革命的汪洋大海中。
当时，兰州地区最大的造反组织是《兰州市红色造反派联络委员会》（简称“红联”）此外还有《工联》、《红色长征团》、《赴兰红卫兵联合战斗队》等一些较有影响的造反派组织。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红联》在兰州军区、甘肃省军区的支持下夺了甘肃省委的权，成立了《红联指挥部》，省军区的司令员掌控着指挥部的大权。“二五夺权”后，红联内部发生了内讧，当天下属的《七一战斗对》反对“二五夺权”，第二天下属的《红战总部》发表了《关于兰州时局》的申明，对“二五夺权”提出了不同意见。《红联指挥部》开除了《七一战斗队》和《红战》，造成了《红联》内部的分裂，“二五夺权”也在一片对声中夭折。
“二五夺权”后加剧了兰州地区形势的动荡。六日清晨，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一条爆炸性的新闻宣告《革联》成立，并痛批“二五夺权”是场阴谋，大多数的“甘待生”站在院子里洗耳恭听。在当时，官方的电台里发出造反派的吼声在全国少有，这意味着甘肃的一大喉舌失去了控制，后来被称为“甘电台事件”。《革联》的总司令是中国人民大学生分配来的“甘待生”，在他的鼓动和影响下“甘待生”中的大部分人转向了《革联》，“一只船”被颠上了洪流的浪尖，“甘待生”成了《革联》的名片。然而“一只船”上还是有不同的声音，有七八个人成立了一个《韶山红兵团》加入了《红三司》，领头的也是从中国人民大学分配来的“甘待生”。此外，还有几个人坚守着《红联》的阵地；另有几个人游离于这三派之间，被称为“逍遥派”，我就是其中之一。
逍遥派，最自在的，看书看报逛大街，还有时间谈恋爱。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甘待生”中有几对情侣颠簸在“一只船”上，我在第九章里提到的那个在“滨河路上漫步，雁滩桥上私语”的故事就是一例。这年五月，组织部按“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的精神，动员“甘待生”到工厂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逍遥派”中的大部分人预以响应。我和我的一位同窗去了兰化第五化建公司，在一个机械车间我的同窗学习钳工，我给一个叫玉芳的东北姑娘当学徒，学习镗工技术，同时还有兰大即将毕业的两个女生。我们吃住在化建，晚饭后兰大两个女生常到我们宿舍来打牌，“先二不二，扣底钻桌子”。兰大女生中的四川妹子非常泼辣，说钻就钻。后来我的师傅玉芳也来凑热闹，钻桌子的泼辣劲也不亚于那个四川姑娘，大家在一起玩的十分开心，有时忘了时间，一次玩过了十二点，我和我的同窗去送玉芳。回来的路上，我的同窗开玩笑说，玉芳和辣妹子对我有了意思，听了他的话我并未其然。
但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我感到玉芳对我在意。她对我家庭追根问底，也主动地向我介绍她的家庭情况；说他的父亲是企业的领导干部，已被造反派揪斗过多次，现在靠边了，每次挨斗回家后，一个接一个的抽烟，思想包袱很重，精神压力很大。还说父亲当权时，她是车间里、厂里的香花，捧她追她的人很多，父亲靠边后，她的几个好朋友也渐渐地远离了她，车间里有人威胁她要她和父亲划清界线，诱导、煽动她反戈一击，此外几乎没有人主动和她唠嗑。还把她父亲抽的中华烟给我送了一盒，当时能抽到中华烟的只有高干。一天吃午饭时，车间里的人都走光了，她却说我们把加工件赶完再吃饭，原来她把午饭带了两份，让我和她一块吃。吃饭时她说，别看我比你小两岁，十八岁我就进了这个车间，也快有八年工龄了，也算是老工人了，但我还是羡慕你们这些大学生，哪天到我家里去玩敢不敢！我从来没有去过高干家庭，好奇心驱驶，我答应了她的要求。
一个星期天的晚饭后，玉芳把我领到兰化的职工宿舍楼群，一栋青砖的四层楼，她家住在三楼，有两间半房子，而且厕所和厨房还是共有，她父母住的房间较大些，也兼客厅，没有什么特殊的摆设，正墙上挂着毛主席的画像，桌子的左边摆着果盘，里面有一个茶壶和几个茶杯，右边放一个塑料壳的暖壶，桌子中央摆着两个毛主席的石膏像、一大一小。看上去和普通工人家庭没有太大的差别。玉芳把我向她的父母作了介绍，说我就是她的徒弟。玉芳的母亲对我的到来还算热情，她的父亲的态度略有些严肃和拘谨。
在送我回来的路上，玉芳告诉我，她曾经向她的父母说过我的情况，并拐弯抹角、以羊易牛、若隐若现地表达了她的心思。在那个工人阶级雾里飘香
，知识分子臭不可闻的年代，我的师傅能对我有倾慕之心，我确实有些感动，但我还是真诚的告诉她：“我们这些人再分配的去向不明，前途难料，你不要自讨苦吃。”听了这话爽朗大方的玉芳一路上再一言未发，又和往常一样，到我们的宿舍又钻起了桌子，之后她再也没有向我提起她家庭和个人的事情。
一个月的兰化锻炼改造结束了，回到招待所后给我安排了一个接待红卫兵的工作，我们接待的是甘肃各地来的串联者，我的任务是带领他们到省委、兰大等一些大字报集中的地方看大字报，或到几个风景点游览。在众多的接待者中，给我印像最深的是一个和我同姓的女青年，她是陇东一个林场的工人，没有几天功夫她和我拉上了同姓“宗族”的关系，称我为大哥。回场后她给我来了封信，信中说她的父母没有儿子，盼望她找一个同姓的对像，生下后代也就姓朱，能够香火有续，按照父母的意愿，青春年华过了二十有五，在兰州遇上了你，不知大哥你有意无意。在那时，两地婚姻的确不少，但要调到一起谈何容易，我不愿有这样的鹊桥之禧。
逍遥的日子虽然浪漫有趣。但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并未按“逍遥派”的意愿转移，之后，兰州地区形成《红联》、《革联》、《红三司》三大派群众组织，各派凭借自己的人力，物力、财力和社会资源攻击和瓦解对方。传单报纸满天飞，高音喇叭到处响；工厂、机关搞辩论，大街小巷也鸣放。尤其是《革联》被视为保守派，与《红三司》的斗争是你死我活，两派随时利用社会新闻制造事端，使激烈的派系斗争火上浇油。溺死黄河的现像在兰州是常见的，一旦黄河有尸体漂浮，双方都争先恐后的去打捞，把它作为对方的罪证，大肆宣染。后来的斗争越演越烈，每当抓到对方的辫子就组织游行示威，游行的队伍中还有车队，游行的人数和动用的车辆一次比一次多，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有时游行的车队占满了兰州市的主要道路。每当游行，工厂停工，学生停课，商店关门，公交车辆停止运营，机关不能正常办公，兰州市陷入一片混乱之中，造反派在各自标榜的“两条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