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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把学生们派去修水库，这里面的根本问题是个粮食问题。当时南营水库受益的农村已经闹起了饥荒，人们陆陆续续地出外逃荒，能派出劳动力的社队也无力支付工夫的口粮，学生们每月还有二十多斤的供应粮，就是体力差，还能应付告急的收尾工程，整个高中年级的学生都集中在了南营水库的大坝上。天气已经秋凉，能量和营养的摄入量跟不上体力的消耗，生病的人越来越多，逼迫中途撤回了，那个水库的收尾工程当年还没有完成。
我后来的外婆家住在十贯儿，距南营水库不远，在一个休息日我去看她，外婆又高兴又为难，高兴的是我这隔山的外孙有心看她，为难的是没有什么可吃的东西给我，她从面柜里拿出一个残破的升子，里面还有一把面，和灰条粉掺在一起，又加了些野菜，做了两碗拌汤。在吃饭的时候我问外婆，舅舅和舅母那里去了，外婆说：“我们这里的榆树皮也剥光了，能吃的灰条、苦苦菜、马英英、猪耳朵、蒲公英也搜寻得差不多了，听说鸡瓜草人能吃，他们挖鸡瓜草去了。”我见外婆如此可怜，临走的时候，掏出身上唯有的两元钱给了外婆，外婆指着院前晾晒的山药杆说：“听说这山药杆人能吃，把它晒干了磨成粉试试。”山药杆（土豆秧）磨成粉能不能吃我不知道，在那饥饿的年代里，麸糠，包米杆磨成的粉和外婆说的那些野菜我都吃过。十贯儿原本就是一个填不满的穷坑，又基本上是一个靠天吃饭的地方，农民生活的底子很薄，干旱更使他们雪上加霜。这里的人们为了生存，想尽了各种办法，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到邻近的天祝县偷杀牧民的牛养。这个地方最早闹起了饥荒，是武威人面临大灾难的一个先兆。
新关虽比十贯儿的条件好的多，但是社员们也是面临着吃粮难的问题，公共食堂解散后各家基本上是靠供应粮和救济粮维持生活。供应粮和救济粮的分配都掌握在“枣园子”的手里，他想给谁就给谁就给谁。一时“枣园子”成了新关的“救星”，社员们更是不能对他说三道四，在救济粮和供应粮上做足了文章。他按自己的意愿把社员分成三六九等；先是把社员分成普通户和分子（五类分子）户；又把普通户分为纯农户和职工户（后来叫两半户）；在配粮时两半户和分子户同样对待。后来又把纯农户分为缺粮户和无粮户，这就使平静和睦的邻里关系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各家相互盯着谁家的烟囱冒烟，向他报告，把烟囱冒烟与否做为分配粮食一条依据，于是在新关就出现了深更半夜做饭的现像，一些还能吃几顿饭的人家堵上烟囱半夜里把门窗关得严严的偷着点火做饭。我的好朋友张全家庭是地主成份，长期没有得到供应粮，饥病交夹饿死在了家中。
“枣园子”一心想把我家置于死地，别说救济粮，就连供应粮也不给，婶婶找到公社，他还是不给。后来他的老婆生孩子难产，婶婶不计前嫌，守侯了三天三夜生了一个儿子，感动他发了善心，开始每人每月供应五斤粮，总共二十斤全都是原粮，而且大部分是粗粮，有一部分用四斤土豆折算一斤，后来用炸过油的豆饼和油渣顶替，每人每天不到二两。好在爸爸每月还有工资，千方百计买高价粮维持生活。那时粮食根本不流通，粮站的粮食是凭粮本供应的，用粮票买粮也得凭介绍信，谁要无票证在粮站买到粮食比登天还难，私人的粮食就是出高价也不会轻易出手。爸爸被派到黄羊糖厂拉运输，私人手里的粮食价越来越高，捎来的那些钱也买不了多少粮食，后来就是出高价也买不到粮食了。
那时还没有花钎之类的纺织品，人们的日常穿戴都是棉织品，布棉都是凭票供应，数量有限，用起来也是捉襟见肘，就这样无粮缺粮的人家宁可不穿受冻，拿布票和棉花票到有粮的地方换粮。天祝、古浪合并后的天祝藏族自治县大多是二阴地区，年年都有收成，再加上对少数民族地区政策的多项照顾，这里有余粮的人家不少，武威人络绎不绝地拿着布票和棉花票来这里换粮，还得高价付钱。棉花票、布票毕竟有限，新关的人们就拿着仅存的成衣，布料，甚至有新娘子还未上身的衣服和几辈人保存下来的嫁妆都拿出去换粮食
。婶婶多次到天祝换粮，一件条绒裤子只换了一升麦麸子，一床丝绸被面换了不到一升青稞面。
后来，学校执行劳逸结合的教学制度，半天上课，半天休息。这时国家允许农民开荒，在房前屋后种粮种菜，自种自收。我利用下午休息的时间和婶婶在我家房屋被拆后空闲的院子里开了一片荒地，种上了葫萝卜。一个星期六，我按往日的习惯中午放学后把午饭和晚饭要成馍馍带回来全家分着吃，两个馍馍总共不到八两，先让奶奶和两个妹妹分着吃了一个，小妹妹吃完后盯着那个剩下的馍馍还想吃，婶婶说：“这个馍馍谁也不能吃，等一会我和你哥你姐到黄羊川换粮，要走不少路，我们带上万一走不动了加点劲，等换回来粮食让你吃饱。”说着把那馍馍装进了我的口袋里。临走时我把那个馍馍悄悄地放在小妹妹的手里。
上火车后大妹妹蔫不唧唧靠在婶婶的身边，婶婶说应慧饿极了，叫我剥一块馍再让她吃点，我说馍馍给李存了，婶婶还怪我顾小不顾大的。那时火车上每天给长途旅客供应两个面包，大小和形状与一个中等些的桔子差不多，大妹妹眼巴巴的望着列车员端着面包在车厢里走过。我们在十八里堡下车，走出车站不远，三人饿得谁也走不动了，婶婶还给我俩鼓励：“不远了，快到了”，其实还有很长一段路程。通往黄羊川的那条路是条两山夹道，山坡上的粮食都已经收完了，远处的山坡上能看到村庄，路上行人很少，偶尔过来一个人打听，他们也是来换粮食的。我们咬着牙走了一段路，心慌腿软全身虚汗，坐下来休息时，刚好路边有一块萝卜地，也顾不了许多，进到地里就拔萝卜吃，一个青年从地坡下的深沟里走上来，若无其事地走到我们的身边，他一见是我，惊奇地说：“怎么是你！”，这个青年就是我初中的同桌，外号叫“温度计”的高凌。高凌见我们疲惫不堪的样子不知说啥好，转身从地里拔了几个更大些的萝卜给我们吃。这时高凌已是生产大队的文书。多亏那些萝卜给我们解饿解渴，使我们有了点力气，刚天黑走到了黄羊川。
到黄羊川我们找到换粮的人家也姓朱，对我们非常热情，把刚做好的饭端来给我们吃，饥饿难耐的我们，毫不推让，端起来就吃。饭后这家的主人和我们拉起了家常，巧的是这家两代人和我家的两代人排行相同。这家的主人能说会道，说我们是朱元璋的后代，六百年前是一家人，明朝灭亡后我们的祖先被发配充军，落户到了河西走廊。他也知道武威有不少姓朱的人家，就是没有联系过。还说我们同宗同祖，一个朱字剥不成两半，你们到这里就像到自己家一样，有啥难处就说，把两家的关系拉得越来越近。最后说这饥慌年养活一口人也很不容易，在你们那里少一张嘴比多一张嘴总是好些，我看你这小姑娘长得很俊，长大了更有出脱，就是饿得瘦骨伶丁的，不如留在我家还能吃顿饱饱。饥饿无奈的婶婶听了这番话心里热乎乎的，但把大妹妹留在他家还是犹豫不决。那人又说：“反正都是一个朱家，有什么怕的，黄羊川到武威也不是十万八千里，年成好了，长大些了你们把她领回去也行。”于是婶婶下了决心：“朱家人心真好，只要娃能活命，饿不死就在你家住上几天，下次我来换粮时把娃娃领走。”就这样决定把应慧留下。紧接着又谈起换粮食的事，那人说：“你们带的东西留下也行，不留下也行，我先给你们一斗粮食先吃着，等以后再说。”婶婶说：“把我的娃留下吃饭就够好的了，不要我们的东西，又给粮食，那能过意得去，把这些东西留下，再给你些钱！”那人说：“如今的粮食贵的像金子一样，给多少钱我也不卖，谁让我们是一家人呢，什么也不要，你放心拿去吃好了。”
那人张口一家人，闭口一家人，说得婶婶和我完全相信了他，第二天一大早大妹妹还没有醒来就背着粮食离开了这个“本家”，半路又遇到了高凌，高凌没见应慧就问我：“你妹妹呢？”婶婶把遇到的情况向高凌作了介绍，高凌说：“那人姓朱不错，是个倒插门的‘外来客’，近两年常在外活动，有人揭发他贩卖妇女儿童。”婶婶听了吓得两腿哆嗦，我也捏了一把冷汗。高凌说：“不要紧，他不会走远，我领你们去找人。”高凌背着粮食在前，我和婶婶在后，紧跟忙跑来到了这人的家门口，正赶上那人领着应慧出门，应慧见了我们，撕肝裂肺的哭叫着：“妈┄┄妈┄┄！”扑到了婶婶的怀里。那人见势不妙，转身进门把院门扣上了。高凌装做不知，背着粮食一直往前走。原来高凌的家在离这不远的一个山坡上，我们三人跟着进了他的家门。
进门后高凌向他的父母介绍说：“这是我的同学和他的母亲，妹妹，差点被那‘外来客’骗了。”说话间，高凌的媳妇端上了馍馍和开水。凌的父亲说：“吃！我们边吃边说。人世间啥人都有，就像我们后山的林子啥鸟都有，人肚子饿了顾不上许多，往往会受骗，有些人趁人之危，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我们这后山背后，原先谁家的姑娘都不愿意嫁到那里，听说自打今年，有的年青媳妇到那里逃荒住下来就不走了，给光棍汉当了媳妇，有的人用两三斗粮食就换了人家的黄花闺女，可怜啊！都是饿的，你们这事就算是一个教训，吃一堑长一智吧！”。高凌的父亲虽是个农民，也有些文化，十分健谈，还说了许多他的人生经历和经验，给我们压了那场虚惊。时候不早了，第二天我要上学，还要赶十八里堡那趟停靠的火车，就和高凌一家告别了。临走的时候高凌说：“这斗粮食是他的罪证，你们就不要管了，我来处理。”她母亲已经给我们准备好了一些粮食，其中有二升炒面和几个馍馍让我们带上赶路。
正如高凌父亲说的，林子大了什么鸟都会有，尤其是
在饥荒年，什么事情都会发生，四处觅食，乞讨要饭是很普遍的现像，行骗欺诈受骗上当也是屡见不解，男人饿上三天变成贼，女人饿上五天变成娼的事情也在发生，买儿鬻女的事也有，甚至还有人吃人的现像。这件件桩桩的一个根本问题是一个“粮”字。当时的新关好几家的媳妇外出逃荒没有回来，其中有我家邻居刚结婚不久的新娘和我姑父的嫂子抛弃了他的丈夫和三岁的儿子，在异地做了人妻。
高凌给我们的那些粮食虽然不多，但解了燃眉之急，不久那块荒地里中的胡萝卜也可以吃了，我在学校把午饭的饭票换成粮票，有时爸爸也能从黄羊镇捎来几斤粮票，托城里的亲戚在粮店买上面粉，在胡萝卜汤里撒些面粉维持着生存，胡萝卜叶子也吃的干干净净。
那年冬天，掀起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农村通过查账算账，用事实驳斥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滥言。放寒假的第二天，大队的文书兼会计找我，要我帮他去查账算账
，还说每天给半斤粮食，为那半斤粮食，我当然是救之不得，白天黑夜地坐在他的旁边翻帐本，打算盘。有时“枣园子”也来过问，当听到有些生产队的亩产没有达标时，“枣园子”说：“把他们叫来重算，难道那些麻雀吃了的，老鼠拉到洞里的，还有撒落在地里的都不是粮食吗？这些生产队长怕被拔了白旗，昧着良心虚报，麻雀吃了多少，老鼠偷了多少，撒落在地里多少，七拼八凑亩产超过了指标。其实这年干旱，除了少数能浇上井水的庄稼有些收成，多数浇山水的庄稼都严重欠收，有的甚至颗粒无收。
在《三国演义》里有挖鼠仓的故事，这一次我领教了曹操和“枣园子”的聪明，曹操的聪明，是用在领兵打战上，而“枣园子”的聪明是用在欺骗上级、坑害百姓上。之于《诗经》说的硕鼠偷粮和“官仓老鼠大如斗”的故事，只听过没有见过，在查账算账中我确亲眼见到了“小老鼠偷油”。
食堂化时，在大队部所在的那个场院里办了一个幼儿园，幼儿园里设有食堂，没有多长时间幼儿园就散伙了，但食堂和食堂的灶具还在，有时大队的干部借口开会忙，都不去所在生产队的食堂吃饭，把附近做饭好的年轻妇女叫来另起炉灶。后来有桃色传闻，那几个妇女也不敢去大队部做饭了，有好长一段时间那个食堂没有冒烟。平时到吃饭的时间我就回家了，吃过晚饭后再来干活。一天大队文书说，今晚你就不要回家吃了，书记说了，也叫你在这里改善改善。我们点上煤油灯继续工作，快到十二点的时候，我闻到了一股羊肉香味，顿时又饿又馋，肚子叽哩咕噜地响，到了后半夜，大队文书把我领到了食堂，“枣园子”和几个大队干部都在，还有那个“姑父”，接着几个生产队长进来把背的粮食放下后，“枣园子”说“动手！”于是这些人七手八脚地撕羊肉，“枣园子”也给我撕了一块。羊肉吃着差不多了，大家又各自动手舀汤泡馍馍吃。不一会一只羊和一锅汤扫的一干二净。吃完了羊肉和羊肉汤泡馍，“枣园子”问我：“吃饱了没有？”这是我许多年来吃到的第一顿饱饭，我如实地告诉他说：“吃饱了。”“枣园子”说：“吃饱了就好，今天的这顿饭你也吃了，吃饭的是什么人你也见了，还有你在大队看到的其它事情，不能向任何人说。我知道你们这些念书人爱打抱不平，今天把你叫来，就是给你提个醒。”接着对那几个生产队长说：“你们在队里要注意影响，听说有的队干部在牛院子里打平伙，有的队长还把饲料粮拿回家，是谁我就不再点名了，你们背来的粮食就放在大队吧！以后你们会明白用在什么地方。”
俗话说：“吃了人家的嘴短，拿了人家的手软”，我被“枣园子”一顿羊肉收买了，在查账一个月的时间里，我见到什么，他们怎么吃，怎样喝我都装做不知道。但使我心中不平的是社员们都在挨饿，可他们几乎每天晚上在大队吆五喊六，大吃大喝，更使人气愤的是“枣园子”对乡亲们的那种态度。一天大队隔壁的王老汉，全身浮肿，拄着拐杖步覆维艰地来到大队部，一进门就跪在“枣园子”的面前，王老汉还没有开口，“枣园子”站起来说了句“起来！耍什么死狗”，转身就走了，第二天王老汉就死了。一九六三年我在庄浪县搞“四清”时发现，“小老鼠偷油吃”的现像普遍存在，政策把这种行为界定为“多吃多占”。
春节过后，家里又断粮了，我受到“枣园子”老鼠拉粮的启发，和婶婶到一块地里挖老鼠洞，挖了近两米深，不见有什么粮食，也不见老鼠出来，灰心丧气地要走时，突然从挖开的洞口跑出了几只老鼠，于是我们沿着那洞继续挖，果然看到已经发霉的粮食，顺着发霉粮食出处再挖时找到了鼠仓，里面有小麦、黄豆、大豆等粮食，不少颗粒还完好无损，那时也顾不上鼠仓里的粮食有毒无毒，如获至宝的拿回家吃了。
虽然每天都感到肚子饿，但我对学习还是抓住不放，新的一年进入了高二的第二学期，学校里勤工俭学的劳动还是不断，先是每周两半天安排我班到离我家很近的窑沟开荒。学校想着要尽快地解决食堂蔬菜短缺的问题，要求我们快些把那块荒地整平好。那是一个坟滩，我们把坟堆铲平，捡掉地里的石头，打好了田埂，指导劳动的老师缺乏应有的经验，急急忙忙撒播了种子，浇水后那些有过坟堆的地方都塌陷了下去，到处坑坑洼洼，不得不进行二次平整。那时学校已经在远离县城三十里外的清源办起了一个农场，在我班开这块荒地的同时，另有班在那里搞春播，我们把窑沟的那块地二次整平种上蔬菜后，又轮到了我们班到清源劳动，这时已经过了清明。
我们班到清源劳动，，因班主任老师去兰州看他生病的弟弟，代队的是两个辅课老师，一个老师是上海人，一个老师是本地人。那个上海老师是著名女作家的弟弟，原是上海一个造船厂的工程师，被打成右派后发配到武威。当时农场里只有小麦，在剩下的一块地里种什么的问题上两位老师发生了争执。上海老师说：“只有小麦那就种小麦吧！”本地老师一听这是外行话，轻蔑地说：“你种没有种过庄稼，啥也不懂瞎指挥。”上海老师好像受到了污辱，也不逊色地对本地老师说：“我是没有种过庄稼，但我会造船，你会造船么？”问得本地老师哑口无言。
过了清明节，小麦肯定种不成了，于是用小麦在附近的生产队换了蚕豆，全班同学被分成了三伙，一伙种蚕豆，一伙修水渠、一伙翻肥料，我被分在了种蚕豆的那一伙。蚕豆可以点种，也可以犁种，在点种还是犁种的问题上两位老师又发生了争执。本地老师说：“蚕豆点种好，株距均匀，成活率高，产量也高。”上海老师说：“我们连一把铲子都没有，怎么点种。”本地老师说：“没有铲子可以找农民去借么！”于是我们这一伙的同学到农民家里借铲子，这已到了除草的季节，没有一个农民肯把他们的铲子借给我们，最后还是上海老师的意见占了上风，决定犁种蚕豆。
在那人困马乏的年代，我们背着绳子拉犁铧种蚕豆，拉了不多会就拉不动了，大家坐在地头休息，不少同学说肚子饿，要是有些吃的就好了。我说：“吃的有没人敢吃”一个同学问我：“吃的在那儿？”我指着蚕豆种子说：“那东西就可以吃。”一个同学欣然抓了几颗蚕豆吃了起来，大家看他吃的津津有味，你一把我一把地抓蚕豆吃。那个上海老师看见了说：“生吃蚕豆不卫生，吃了会拉肚子的。”同学们都当没听见，仍在继续吃。第二天谁也没拉肚子，又去种蚕豆，休息时大家又抓着吃蚕豆种子，本地老师过来看见了对上海老师说：“把种子都吃了，你怎么麻木不仁。”这次的训斥，上海老师敢怒不敢言。本地老师对同学们说：“粮食种子吃不得的，吃了种子绝了根，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