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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食堂办起来不久，我们几个学生娃接受了一项特殊的任务，到各家各户收废钢铁。当时的新关，除了开炉院的几家有些破铜烂铁，还有个别几户有几张破犁铧外，大部分人家仅有几根铁钉。第一天虽收了一些废钢铁，生产队长还不够满意，在对我们进行批评时说：“食堂已经办起来了，各家的铁锅、菜刀都成了废物，你们为啥不收？明天把它们收回来！”第二天我们按队长的指示到各家收铁锅、菜刀，但有的人家就是不交，有的老人说：“你们把它收了，万一食堂不办了，我们拿什么做饭，这是绝咽喉的事，收不得呀！”这一天收废钢铁的劳动收效甚微，晚上生产队长召集全队社员开会，先讲了收废钢铁的重要性和伟大意义，然后批评那些不交铁锅和菜刀的社员是“顽固不化，想搞复辟，是厕所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次日，生产队长又派了从炼钢工地来拉废钢铁的两个壮汉，拿着铁锤和我们一起去收。每到一家，这两个壮汉见了铁锅轮起铁锤就砸，又些老人含泪而言：“造孽啊造孽啊！”但我们终于还是满载而归，两个壮汉拉着直接到炼钢工地去了。没过几天，这两个人又来了，说规定的指标还没有完成，上面指示，收废钢铁还有潜力可挖，生产队长很快理解了那个可挖的“潜力”，又派我们这些初生之犊到各家撬环扭锁，把凡是有点铁的地方都进行了打扫，到头来还是没有完成上面规定的任务。
之后，人民公社很快成立了，高坝、六坝并为一社，均系杂木河水系的灌溉区，县上为了贯彻“以水为先”的八字方针，决定对高坝公社的水利系统进行全面规划，形成合理有效的干（渠）支（渠）农（渠）毛（渠）灌溉网，使杂木河水最大限度的发挥作用。县上派了一位姓田的水利工程师来负责实施规划，下面的工作人员由公社负责从各大队抽调，要求新关选派两人。
一天晚上，“枣园子”和“姑父”来到我家三代五口人挤在一起的泥草房里，先对我们住宿拥挤的情况进行了一凡解释，并说大队的住宅规划已经有了，明年集中劳力打土坯，后年动工建设，到时你们也是一个独门独院，那就宽敞多了。奶奶和婶婶也好像得到了一些安慰。最后，“姑父”把大队选派我到公社水利规划队去的事情说了出来，。奶奶和婶婶听完到水利规划队将来能转正，留到公社工作，实在是求之不得，欣然表示同意，而我是矛盾重重，七上八下，不敢作声。
这时，新学年开学已有一段时间，一中高一新生的报到人数还远远没有达到入学率的要求，老师们走街串巷，下乡入户动员学生报名上学。就在我要动身去公社的那天上午。我家来了一位素不相识的客人，他进门后自我介绍是武威一中高一丙班的班主任老师孙师礼。很显然，他的来意是动员我去报名上学。奶奶说：“爹爹饭、妈妈饭已经吃到18岁了，该是自己养活自己的时候了。”再加上吃了那颗“将来能转正，留到公社工作”的定心丸，她在不断地拒绝着孙老师的劝说，尽管孙老师讲了评助学金、减免学费，减轻家庭负担的许多话，她还是铁心的不让我继续上学了。孙老师再没有更好的办法来打动奶奶的心，用惋惜的目光，看着我无奈的表情走了。当天下午我就背着行李到公社去了。
新关和我同去的还有我初小的同学杨堂，他比我年长两岁，是一个活泼的青年，在他的带领下我们走进了民主大队一个生产队的食堂，这也是农村食堂化后我进入的第二个食堂。放下行李我们进入了饭场，和我们坐在一起的还有另外六个人，真好坐满了一张“八仙桌”，其中一个是田工程师、其他五人也是从别的大队抽调上来的。他们中年龄最大的是碌碡大队的潘委员，这个跛腿的水利委员被大家号称为农村水利问题的土专家。杨堂平时戏称我“大学生”，不料这个玩笑又开到了饭桌上，引起了田工程师的注意，而后我就成了田工程师助手。
由于田工程师对我的重视，在加上那个“转正”的引力，我认真的，尽心尽力地干着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农田水利规划，在不太长的一段时间我就掌握了测绘的技术和技巧。这不是说我有多能，当时的要求只搞一个平面规划图，而不是施工图，干起来就比较简单，前面有几个人拉杆测线，后面有平板仪定好座标，瞄准调线，然后把数据收集起来，用比例尺缩小，在平板上绘图。哪个平板仪的主要部件有：瞄准仪、测板、三角架，罗针、移点器等。只要眼睛好，有些数学知识就不难掌握。后期田工程师去开会办事，在潘委员的指挥下，我们还是正常地进行测绘工作。
我们这些人组成的队伍，号称为公社的水利规划队，既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也没有固定的食宿条件。田工程师基本上吃住在家里，骑着一辆破自行车早出晚归，有时在中午和我们在一起吃顿饭，每天有几毛钱的补助，而我们七人没有这个待遇，随着测量的进度在各生产队的食堂里吃住，每天能把肚子吃饱就很满意了。从民主大队的那一家食堂开始，直到规划夭折，我吃住过108 个食堂，而且是耄耋之年度日，一天不如一天。
民主大队那个生产队的食堂，确实像那个领导讲的：食堂食堂，包子长面。社员门放开大肚皮，吞下包子吃长面，一个个搓着肚皮，喜上眉梢。不到一个月我们吃了三十个食堂，到第三十一个食堂吃饭时，食堂的饭桌已经撤了，社员们排着长队打饭，炊事员用一个大勺搅着锅里饭菜，按社员自报的家庭人口数把饭舀进盛饭的沙锅和砂罐里，我清晰的看到搅起的饭菜里有几根短短的面条。
食堂的管理员知道我们是公社水利规划队的，就把我们让进食堂后面的一间大屋里，屋里摆着三张方桌，靠墙的四周堆满了各种各样的蔬菜和甜菜叶子。不一会队长来陪我们吃饭，炊事员端上几个炒菜，其中有一盆是鸡块，主食是刚刚出笼的蒸馍。队长和我们边吃边聊，说起“食堂食堂，包子长面”的事，队长呲啦一笑：“就这面条汤恐怕也吃不上多少时间了。”紧接着给我们算了一笔帐：“我们这里的庄稼，十分田就是大丰收了，每亩种上40斤，能够做到颗粒归仓，每亩最多能收400 斤，人均2 。5 亩地，总共收1000斤，这里面还有水分，不是每块地都是十分田。除去公购粮、种子、饲料粮和机动粮，落到社员头上的到底还有多少？我再给你算一算。”
说到这里，队长把管理员叫来悄悄地说了几句，接着又对我们说：“今年的产量是虚报的，购量的任务是按虚报的产量下达的，一下子增加了不少，社员头上又少了许多。你们也许在测量时看着了，在麦茬地里又长出了密密麻麻的绿苗，那绿苗是什么？那绿苗是粮食，是浪费在地里的粮食；那绿苗一根挨一根，我长了这么大，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密的回茬苗，每亩没有100 斤撒在地里，也长不成那个样，前前后后算起来，能够是社员吃到嘴里的粮食，最多也超不过300 斤。这300 斤是一个社员一年的口粮，大小人平均每天也就是8 两过些，包子长面吃了一个月，每人每天能干掉2 斤多，这样吃下去，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吃光了，到过年就该喝西北风了。”
我对这个生产队长的直率和滔滔不绝的口才十分赞赏，从中知道了一些生产队当家的苦哀，中途插话问那机动粮的用处。
队长接着说：“你们吃饭是不交粮票吧，等一会公社的文艺宣传队有二三十人也来这里吃饭，他们吃完了也是抹嘴就走。上面公社、县里来人还不得招待招待，我们除了粮食，再就是有几只鸡，他们吃完了总不能开口要粮票吧！不过有的也很自觉，还交钱交粮票，可有的就不行，一分钱不交，一两票不放，还连吃带拿。另外还有些乱七八糟的用粮的地方，我就不细说了。”此时管理员又来向队长说宰鸡的事，队长指着手里的鸡骨头又拉开了话匣子：“说起这鸡来，也真怪，社员们各家养时不见得能吃多少粮食，在房前屋后跑来跑去叼食吃，还能下蛋，有时嘴馋了宰上一只吃起来还怪香的，自打集中到队里的饲养场来喂养，饲料消耗了不少，却瘦骨伶丁的，下蛋也少了，吃起来味道也不如以前了，眼下饲料也跟不上了，猪在圈里也是成天哼哼叽叽。”
这个生产队在高坝公社是地多人少，产粮比较多的地方，生产队长也在叫苦了，还不知别的生产队是个什么样子，尤其在地少人多的新关不知怎样安排社员的生活。这时，国家放松了招收新工人的政策，武威也紧跟形势，把城镇和农村有文化的青年安排到兴办起来的各种工厂和单位工作，新关一些有文化的青年也得到了这项政策的实惠，与此同时，大队把凡是能迁走的农户都动员迁走了，我的那个叔祖和他的全家迁到了兰州，我们家也得到了“枣园子”的照顾，全家的户口也迁到了城里。当时，爸爸所在的联运社变成了地方国营单位，在北门外的宋家园有一个农场，婶婶在那里劳动，还把党的组织关系转到那里去了，后来返乡后组织关系竟然不知那里去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枣园子”把这件事当成了打击迫害婶婶的一条“罪证”。在我家住的那个生产队几乎有一半的人口迁走了，虽然少了不少张吃饭的口，但还是解决不了新关根本上缺粮的难题。
水利规划队工作仍在由南向北的进行，但我们进入碌碡和新关的地界时，这里的食堂已经是瓜菜代了。在“抖抖”家所在的哪个生产队给我们是特殊待遇，端上来了三样吃的，一样土豆，一样胡萝卜、一样葫芦，而社员们端走的是杂菜拌面汤，里面尽是些胡萝卜、甜菜叶子。最后一家进的是我们队的食堂，社员们的饭碗里漂着几块红红的胡萝卜片片和几块甜菜叶子，还有吃起来麻嘴皮的胡萝卜缨子，喝完了汤，碗底还能见到几颗有数的小米粒。
新关历来是一个缺粮的地方，粮食统购统销后，国家对农村缺粮户有供应和救济的政策；那时虽说吃粮紧张，但还没有到如此地步。虚报浮夸摘掉了缺粮户的帽子，使这项政策远离了新关，在粮食丰收的五八年闹出了饥荒，这不能不说是人为的因素。在县委县政府眼皮子底下的新关，领导门并非熟视无睹，公社派人来进行整顿，但还是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后来不得下拨供应粮来维持。水利规划还有原六坝乡的几个大队没有进行，因各种原因也就此夭折了。我的那个转正的“梦”也破灭了。
我回到家，回忆着那个破灭的“梦”。抱病在床的奶奶虽然告诉我孙老师又几次来过我家，但却有气无力，眼泪汪汪的劝告诉我：“你爸爸、婶婶，养活了朱家三代人，也很不容易，他们也是够累的了，如今你也已经18岁了，也是成年人了，该懂事了，该是帮他们一把的时候了，学就不要上了，先在生产队里劳动，以后些了去找你小姑和小姑父，让他们在玉门给你找个工作。”奶奶说的去玉门的话又给画了一个理想的大饼，为了实现这个“梦”我曾几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仍没实现，这是后话。看着奶奶老泪纵横的样子，我二话没说去找“姑父”。姑父说：“我就不哄你了，实话告诉你，你家户口都迁到城里了，你在他们未迁户口之前早就不是新关的人了，队里现在缺的是粮，不缺你这样的劳动力，你还是到城里去吃供应粮吧！”这时我才突然想起，上初中时我的户口就迁到了学校，毕业后学校又把户口集体迁到一中，我原来是个有乡无籍的人。
在新关我没有了劳动的权利，除了扶侍奶奶，给她请医生看病、煎药，做饭供水，别的什么事情也不想做，闷闷不乐的呆在家里。一天家在中坝公社的舅爷来城里拉城土，顺便来看奶奶，临走是告诉奶奶，他听说城墙上的古石灰能治病胃病，而且效果不错。奶奶当下就要我跟着舅爷去找。我跟着舅爷到北城墙根，到处看到挖城土，运城土的农民，他们有的来自近郊，有的来自远乡，有肩挑的，有人推的、有车拉的，整个城墙根像个大会战的场面。舅爷在城墙土中挑出了几块古石灰，我拿回家中用捣盐的石舀粉面，奶奶用开水冲着喝了几次，胃病果然好了许多，又让我去捡。此时北城墙除了炼钢时被化釉的炉窑壁和似铁非铁的碴釉，有用的城墙土全被掏空、拉光了。当我最后一次捡古石灰时，除了城门口有些残垣断壁，其他的地方都被夷为平地了，四四方方的武威城，就这样被毁掉了。当武威被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时，后来的人们无不为之惋惜。新近武威南大门城楼的落成，给历史文化名城增添了光彩，但也引起了人们对武威古城的深深怀念。
历史就是这样的反反复复，人生的道路也总是曲曲折折。我在家无所事事的时候，时光很快地跨入了一九五八年的十一月。月初孙老师又一次来到我家，进门后看到奶奶半躺半坐像有病的样子，没有老调重弹，先把奶奶扶起来问病情怎样，要不要请医生看看。奶奶说：“不用了，这几天好多了；源娃子，你赶快把炕头扫扫，让你老师坐下。”我拿起笤帚要扫时，孙老师把笤帚接过去胡乱扫了几下，坐下来对奶奶说：“你刚才叫的是他的小名吧！家有千贯，小名儿稀罕，小名还是奶奶叫着亲。”孙老师真有着，这几句话钩出了奶奶的微笑，紧接着拉起了家常，说着说着奶奶说起了我的身世：“这娃生下来当天就没了娘，八岁那年爹又去了。从小病病怏怏，在城里上小学时把个手指头砸了，思想起来也怪可怜的。多亏他的继父继母没有嫌他，像亲生儿子一样把他拉扯了这么大，如今生产队里又不让他劳动，把这么大个小伙子难的无路走了，在这节骨眼上，我实在是进退两难。你到我家不知来了多次，还不是为我这孙子好，不让他上学吧，实在是枉费了你的一片好心，让他上吧，我又对他的爸爸婶婶过意不去，还不知何时是个头。”就此，孙老师插话，说了当时教育改革的一些情况：“学校正在搞勤工俭学，马上就要实行半工半读了，学生们一面学习，一面劳动，那时学生们就可以自己挣钱养活自己，不用家里负担了。”听了孙老师的这番话，奶奶眉头稍展，但还有些悲观的说：“我也是黄土拥到脖子上的人了，何必再给娃娃犯难，我也给他把心操够了，儿孙自有福儿孙福，就按老师说的让他去自找出路吧！”
奶奶终于开口让我上学，我的心情像云开日出，一下子豁亮起来，展望着光明的前途去学校报名了，入学后才知道孙老师是学校勤工俭学的负责人兼我们班的班主任老师，尽管他说的勤工俭学，半工半读的美好设想最终没有实现，但入学后给了我特殊的照顾和帮助，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像。
后来孙老师调回了他的家乡临洮，我一直怀念着这位恩师。在那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他的耐心和宽容，我就进不了武威一中，命运之舟不知在何处颠簸，我后来的历史就要重新改写，生活也许不会有今天的状况。一九九一年我调到冶金厅的干休所任职，我的办公室主任是临洮人，他在回家探亲时特意打听到了孙老师的下落，我听到孙老师还健在的消息后，恩重如山的情怀，三十二年的思念顿时涌上心头，恨不得一下子到他身边，在办公室主任的带领下驱车前往临洮拜见了思念以久的恩师。他虽然白发苍苍，但仍是精神满腹，谈笑自若，在回忆起那段往事时，他更是心情恬谈，轻描淡写。说他已年逾古稀，也常常回忆往事，星移斗转，世事变迁是自然和社会的规律，人生的经历都是个人的机遇和造化。
同桌共享青春梦 实话细说女儿愁
西北风劲扫着落叶，尽管深秋的武威寒气袭人，刚满18岁的我还是热血奔涌，心弛神往，满怀希望地背着简单的行李去武威一中寻找自己的前程。报到时受到了孙老师喜忧掺半的欢迎。武威一中是个有着近百年历史的学堂，当时除了几排新盖的教室，还基本上保留着联炔的四合院建筑，有的四合院里有教室，有的的四合院是校领导和老师们办公住宿的地方，有的四合院是学生宿舍。由于校舍比较宽裕，学校安排家在农村的高中学生在校食宿，家在城里的两便。有一间高一的学生宿舍，住着家在农村的两个同学，正好有一个空位，我住了进去，教室里和一个女生坐在一起。
我的这个同桌比我大两岁，脸庞清晰，鼻如玉葱，两条弯弯的眉毛下有一对荡泼秋水样的大眼睛，斜视的眼神里流露着善良和温厚；一件藏青色的短大衣裹背开襟，显示着青春的健美。上课的第一天她和我保持着男女生之间的那种陌生的矜持。第二天第一节课后，我和全班同学一样，起立后注目着老师走出了教室，我坐下来观看着走出室外的同学，而她却是一动不动若有所思的站在我的身边，临了侧过身来问我：“你怎么才来？”我对这突入奇来的关问有些自惭形秽，但从她眼神传递给我的关心和同情使我得到了安慰，我只是微微一笑没有作答。
我报到时学校的勤工俭学活动搞的热火朝天，已经办起了养猪场、养鸡场、烧碱场，电解食盐厂也在紧锣密鼓的建设中，与此同时还在进行着高一年级到天祝石膏矿采矿的事宜。学校不惜巨资，给去天祝石膏矿的同学购置了棉大衣、棉鞋、棉帽、棉手套等，每人几乎是过冬的全副武装。一个星期后学校宣布，男同学去天祝，女同学留在校办厂劳动，我是唯一留校的男生。之前孙老师找我谈过，我报道太迟，缺课太多，他担心我能不能跟上学习，这次留下来的主要原因是让我利用这段时间把功课好好补习补习，迎接期末考试。孙老师对我的关照真是用心良苦，所以我总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