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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我家来提亲的人家不少，起初以娃娃年级还小，又在上学为由，都一一据绝了。后来奶奶听到传言，小姑的两个女同学订了亲，条件是供女方上学到初中毕业，找上工作后结婚。奶奶动了心思，小姑若能找上这样的人家，也能减轻家里的负担，何况女娃娃长大了最终还是人家的人，由人家供书也是理所应当。于是后来有人寻亲也就留意上了。
在几个寻亲者中，一个外号叫“抖抖”的老汉给我留下的印像最深。他第一次来我家时提着一篮篮土豆，进门后颤颤抖抖地把篮子放在地上对婶婶说：“我大儿媳妇要下娃娃了，请你去给检查一下”。他是新关村最边一个村庄的人，在土改时婶婶在他家住过，对他很熟悉，边沏茶边开玩笑说：“这事应由儿子来，公公关心儿媳妇的肚子，也不怕人笑话。”老汉眉头微展，两腮颤动，似笑又笑不出来，用双手把茶杯接到手里后抖个不停，把茶水洒在了炕桌上，感到很不好意思。婶婶说：“不要紧的！我知道这由不得你自己，你慢慢喝就是了。”老汉姓吴，在年轻的时候得了一场大病，病好后落下了手抖的毛病，于是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抖抖”。
没过几天，“抖抖”又来了，说他大儿子媳肚子痛，请婶婶去接生。“洗三”那天也是“抖抖”亲自来请。在送婶婶回家的路上，“抖抖”对婶婶说：“我这几次去请你，怎么没有见到你那小姑子？”婶婶说：“我小姑子上学去了，你问她是个啥意思？”“抖抖”才说出来他“三顾矛庐”的真实意图。
这是一个亲自给儿子来相亲的故事，在那个时代是很少有的现像。之后，我就住校了，相亲的事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我全然不知。在一个星期天，我和小姑从井上抬水回来，家里来了两个人，一个是“抖抖”，一个是“抖抖”的儿子。小姑放下水桶撒腿走了，我进门时听到院外树上麻雀叽叽喳喳，拿了弹弓也急匆匆地向外走去，“抖抖”的儿子也紧跟着我走出院门。我朝树上打了几次，麻雀从这个树头飞到那个树头，一只也没打着。“抖抖”的儿子见状，为了与我讨近乎，笑眯眯的对我说：“你出手太慢，我来打给你看。”顺手把弹弓拿去，瞄准树梢上的麻雀就打，不知是不会打弹弓，还是激动，却把弹弓拿反了，绷紧弹弓刚一松手，那弹弓丸把门牙打了个正着，鲜血直流，扔掉弹弓握着嘴，低着头，朝他家的方向去了，这一幕也被小姑看得清清楚楚，兴灾乐祸地笑着说：“打的好！打的好！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自打嘴巴。”以后再也没有来过我家。
自这件事以后，每当有人来给小姑提亲，我总想起“抖抖”的儿子自打门牙的笑话。“女大当婚”的一次纠缠和烦恼，也是小姑春心萌动，思索起来了自己的婚姻大事，那时武威有句顺口溜“要想富嫁铁路，要想走嫁石油”，于是她暗下决心要远走高飞。
说来缘份已到，这年冬天，武威城乡掀起了扫盲运动，袁老师他们忙不过来，刚放下寒假就把我和小姑叫去给帮忙。此时，在玉门工作，家住光明寺隔壁的一个叫魏祯年的青年也来相助，他每晚先到，把汽灯点着后高挂在教室的中央，坐在教室后面观看，有时悄悄地和小姑搭讪交谈。有一次下着大雪，课前汽灯怎么也点不着，在无奈之下，老师宣布今晚的课不上了，来学文化的男女青年也就接二连三地走了。小姑叫我先走，她和魏祯年边走边说，我回家足有一顿饭的功夫，小姑还没有回来，家里人都为她担心，婶婶去光明寺找她，他俩还在雪地里谈话。
在武威，虽然有过像黑玉双那样，不循规蹈矩、撕破罗网，冲出篱笆寻找婚姻自由幸福的女青年，但从那时起到当代青年人的婚姻恋爱还是经历了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在家长和媒人陪同下的会面；有第三者在场的户外活动，或看电影看戏，或到公园和野外游玩，在未被别人发现的情况下拉拉手到自由约会，亲吻拥抱的演变过程。这个过程也是时代变革、社会发展，思想解放的过程。我的小姑敢于和她的意中人单独见面，长时间地站在大路上谈话，那时在新关也是很少见的现像。在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小姑踏上了西去的列车，到阳关角下找她自己的归宿，那个雪地里站的青年后来就成了我的小姑父。
武威初中校门口的两侧写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大字，这是不言自明的校训。自住校以后，学校管理得很严，学习生活紧张有序，早上六点钟起床后的两个钟头内有很多事情要做：盥洗、早操、早饭、早自习样样都是按部就班。八点以后要整整上四节课。午饭后要按时午睡，每到此时，值班老师要每个宿舍查看。有一次值班老师来到我班宿舍，一进门就问：“你们都睡着了吗？”一个同学不知老师问话的用意，冒然回答说：“睡着了。”老师说：“你是在说梦话吧！”老师走后，大家讥讽他是“二百五”。就是这个“二百五”经常搞一些恶作剧。一次用纸包了一包石灰放在教室门扇的顶上，老师推门进教室时撒了老师一身，最气人的是他不睡也不让大家午睡，光着屁股在同学的头前走来走去，还做一些下流的动作。由于他品行不端，劣迹太多，后来被学校开除了。
当时，我们班同学的年龄参差不齐，有两个女同学已经结婚了堪称班里的“老大姐”。在紧张的学习生活之余，在老大姐的带动下，女同学常给男同学洗被子，缝补衣服。一次女同学帮我把被子洗了正在缝的时候，给我洗过被子的那个女同学对我有点责问的口气说：“怎么搞的，你被里上斑斑点点，一团一团的脏东西，怎么也洗不干净。”，那斑渍是我的初次梦遗，她这么一说，我顿是脸红了，像有一个酸枣核卡着了喉咙，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旁边一个结了婚的女同学看破了“天机”低着头恩了一声，并说：“傻丫头，小心别把手扎了。”这才给我解了围。那个女同学的发问并不奇怪，当时，最先进的祛污用品就是肥皂，斑渍是除不掉的
，另外那时生理知识是学生涉问的禁区，许多人都羞于启齿，她当然不会想到这是男孩子青春期的生理现像。
“傻丫头”并不傻，在数学和体育方面是班里的佼佼者。她身材匀称，手脚麻利，每年春秋两季的运动会上，在竞赛项目中准能拿到几个第一。她在老师和同学的眼里是一个很不一般的女孩。一次在千米决赛时，老师安排我和她的同桌到终点迎候照顾她。她第一个冲出终点后，我俩迎上前去，两只胳膊紧紧地搭在了我俩肩上，几乎是搂着脖子，在惯性的作用下推着我俩走了好几步，由于事情的情迫和情绪的紧张，我们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好意思。但有不少切切私语，比比划划，把目光投向了我们，那目光有惊叹、惊奇、惊诧，猛然间她好像意识到了什么，脱手自己走出了跑道，顿时，我也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觉。
这件事别人怎么议论并不奇怪，蹊跷的是日后和她同桌的关系微妙起来，我也对她那一次的亲近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我和另外一个男同学坐在他俩的后面，发现他俩眉来眼去，有时还搞一些小动作，老师还没收过他俩写的纸条，说“什么乱七八遭的”。
那时上晚自习，晚钟一响，住校生和走读生都准时进入教室学习。晚自习前后两排对坐在一起，四人一组，中间点一盏戴玻璃罩的煤油灯，灯光熹微，灯花闪闪，看书的、写作业的，每一组都是对景成八人的影像。自习后由学习委员把作业收齐送到老师的住处。老师更是辛苦，那么晚了还在备课、批改作业，经常是齐眉伏案、挑灯夜战。
晚自习不像上课那样要求严格，可以到室外背诵、朗读或探讨问题；不过出去的时候必须向班长打声招呼。一次刚上晚自习不久，“傻丫头”和她的同桌向班长打了声招呼，悄悄地走出了教室，直到第一节晚自习下了，还没有见到他俩回来，到第二节晚自习的中间，在班主任老师的监视下走进了教室。同学们用惊诧的目光看着他们，班主任老师有些生气的走上讲台说：“有些同学的关系极不正常，竟然把笑话闹到了派出所。派出所是什么地方？那是阶级斗争的现场。”讲了这几句，老师就走了。
“傻丫头”和他的同桌到底出了什么事，老师如此上纲上线，同学们都蒙在鼓里。后来才知道，那天“傻丫头”来上晚自习时把作业本落在了家里，她求同桌用自行车捎她到家取作业本，在回来的路上撞上了行人，那人是个无赖，根本就没有伤着，死皮赖脸的缠着不放，过路的人怎么劝解那无赖也不听，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警察把他们都带到了派出所，所长认识这个无赖，把他敲打了一顿，无赖自讨没趣，灰溜溜地走了。派出所所长怕路上再遇纠缠，派警察把他俩送到学校。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开始后，班主任老师把阶级斗争的弦绷的很紧，才出现了对“傻丫头”
和他的同桌“关系极不正常”的批评，使同学们增加了对他俩微妙关系更多猜疑。
自从“傻丫头”和他的同桌遭批后，班主任老师几乎每晚上来一趟教室，对我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讲旧社会的黑暗统治；讲地主资本家的残酷剥削；讲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和资产阶级右派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罪恶目的。她希望同学们提高警惕，不要上阶级敌人的当，并要求同学们到工人、农民中间搞社会调查，揭露剥削阶级的反动本质，批驳资产阶级右派的胡言乱语，用实际行动保卫社会主义的胜利果实。
老师在我们的脑海里描绘着生动、残酷、美好的图画，那激进的言辞和义愤的神态，打动着我们年少的心灵。同学们利用回家的时间走门串户、去角触社会、涉足人世间的沧桑，用实际行动接受阶级斗争的教育。
我是少先队的大队委员，老师特别要求我们这些人积极行动，在社会调查中做出榜样。为了不辜负老师的教育和期望，我回家后走访了几个曾给地主扛过工的贫雇农，其中一个被老辈们称为严大哥的人，给我讲了以下的故事：
旧社会衣食无着的穷人，常是头插草苗自买本身，找活时手上拿着或脖子上插着一根谷草在人市上等候雇佣。奸猾的地主在这些人群中挑几个到家中进行“食选”，让他们放开肚皮吃饭，看谁吃的多；然后把吃得多选几个领到场院举石磙，这叫“力选”，能举起石磙的就留下做长工。
会经营的地主，很懂得人是铁饭是钢的道理，他们不怕长工吃，最怕长工懒，特别是春种夏收的时候，那是龙口淘金，虎口夺粮的季节，就那么几天，过了节气，种上的长不好，长成的要欠收，在这个时候，地主千方百计的让长工多吃多干，每日三顿饭中间还要加两顿“腰食”，有时那“腰食”还是白面馍呢。
地主如此慷慨，如此“加油”，他们是算过账的，多种多收的部分，比那几顿“腰食”多得多，况且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关键的问题是他们懂得是我们这些长工给他们创造了财富，他们把粮食拿出去放债，“驴打磙”的利又是一大笔收入。当然，在地主中也有吝啬鬼，我也遇到过这样的地主，总是想让马儿跑，不让马儿多吃草、还经常克扣工钱，打骂长工，甚至把牲口粪便中的粮食收拾干净让长工吃的也有。
我曾经过“两选”后给一个地主家当了长工，那时吃的很缺，这个地主财大气粗，仗着他囤积的粮食多，动不动就说：“如今这世道，有粮就是爷。”他经常冷语的嘲笑我们：“只有我这粮食大户，才能养活起你们这些饿死鬼，不要以为你们年轻力壮，没有我那干粮馍馍，你们的力气从那里来的，不要以为你们能行，那些活都是我的干粮馍馍干出来的。”听了这些气人的话，我们想了一个惩治他的主意。一次边对地主说：“明天中午我们不回来，想把那块地一次犁完，午饭和腰食给我们烙成饼子吧！”地主听了很高兴，晚上叫厨房给我们烙了几张饼。第二天，我和另外一个长工带着饼子，赶上牛，慢悠悠的来到地里，套好犁铧，把饼子挂在牛角上，到地头睡觉去了。暖洋洋的日头照在身上，舒服极了，不知不觉的睡过了中午。那天中午地主兴高采烈地来看我们犁地，老远看到牛在地里，却不见人影，还以为我们在地坡处吃午饭呢，到了地里才发现我们在地头睡大觉，连犁沟还没有开，生气的在我们屁股上各踢了一脚，才把我们惊醒。我们什么也不说，只是望着牛角上的饼子发笑，地主见我们笑的奇怪，也往牛站的那边望去，才恍然大悟，但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气呼呼的走了。之后再也不敢说“干粮馍馍干活”的话了。
这个长工讲的这些故事很有趣，给我的印像很深。因为他是生产队长，平时对他有些敬畏，也很相信他讲的都是真的。返校后在一次社会调查的汇报会上，我几乎原封不动的讲了这些故事，同学们听的津津有味，有时还发笑，老师却眉头紧锁，认真地记录着我的发言。
会后，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详细询问了我家和严大哥的情况，并且作了笔记；然后对我说，你是少先队的大队委员，怎么连一点阶级觉悟也没有，对调查不加分析，就敢拿到会上讲。旧社会地主阶级横征暴敛的剥削农民，穷人吃糠咽菜，当牛做马，那里有让长工吃饱饭的地主，那个队长胡言乱语，不是坏人，也是阶级立场有问题。而后老师亲自到我们大队调查，紧接着取掉了我的少先队大队委员。
当时武威初中的教师队伍十分年轻，从南方分配来的大学生居多，有的来自上海，有的来自广东，有的来自四川，他们响应党的号召，满怀豪情地来支援大西北的建设。这些出府不久的学子，英姿飒爽，风华正茂，书生意气，谈古论今。他们中有好几对是为结良缘，比翼而来，其中的爱情故事引发着同学们的好奇心，他们的前程祸福也成了同学关心的问题。
反右斗争搞得如火如荼，老师们成夜成夜的开会，学校的气氛十分紧张，没有几天几个老师被停职反省了，教导主任也在其内。据说在一次交心会上，他的女友和他分道扬镖了，我的班主任老师也和她的男友划清了界线，就这样他们撕裂了原有的恋情，又成了同学们纷纷的话题。
就在这紧张激烈的时期，班主任老师又一次把我叫到了她的办公室，办公室里坐着两个似曾相识而又陌生的人，其中一个问我记不记得“书中有黄金”的打油诗，我说：“记得”。还天真的想给他背一遍，刚开口时，这人制止说：“这是一首反动诗，你还背什么。”紧接着问我“这首诗是不是袁老师写在黑板上的？”他这
一问，听到他说的“反动”二字，又联想到班主任老师对我“连一点阶级觉悟也没有”的批评，我有点害怕了，话到嘴边也不敢说了，班主任老师也斜着眼睛，欲言而未言，这一瞥，不知是鼓励还是胁迫，我便开了口：“我没有见他写。”这人稍缓和了一点口气说：“不要紧张，你好好想想，那黑板上的笔迹像不像袁老师写的？”我说：“那字写的很好看，同学们写不出来，好像是大人们写的。”那人紧逼说：“是那个大人写的？”我说：“也许是老师们吧！”这个问题的调查好像有了眉目，他再没有往下追问。
就在这个人攀问我时，另一个人用散页红格纸认真的作着笔记，他停下笔后，拿出一盒印泥，叫我在稿纸上摁手印。我听奶奶说过，摁手印就是划押，划了押的东西就是人家的执把，我有些犹豫了。这时班主任老师站起来问我：“你说的是不是实话？是实话就摁个手印，有什么怕的。”我想我说的都是实话，摁就摁，于是在稿纸上重重地摁了一个手印。事后我回忆起一次袁老师回家时，文教助理员给我们上过一天课，那打油诗的字迹和文教助理员的字迹有点像，但要重新作证时为时已晚了。
当时，我们这些初中年级的学生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运动，也并不懂得斗争的实际意义，但从老师们沉郁冷峻的面孔中觉察到了斗争的严峻和情势的严重。运动中我尊敬的语文老师和历史老师是重点排查对像，语文老师曾多次在报刊上发表过文章，在学校也有点名气；历史老师是武威通，曾经给中央的大首长当面介绍过武威的历史情况。运动后期这两人都被打成了极右分子，送到河西一个叫夹边沟的农场劳动改造，困难时期饿死在了那里，茫茫戈壁成了他们的归宿；教导主任被定为内部控制对像，调离了学校。我的班主任老师在运动中自始至终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在火线上入了党，并且得到了升迁，接替了曾是她恋人的那份教导主任工作。袁老师也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了公职，遣送回家，由当地贫下中农监督改造。
袁老师被打成右派后，我一直对那红格稿纸上摁的手印提心吊胆，觉得有可能亏对这位仁慈宽厚，爱生如子的启蒙老师，果真是有害于他，总想对他当面忏悔，遗憾的是他离开新关后，再也没有见到他，所幸的是，一次是火车上遇到他的一个同宗兄弟，向我讲述了他回乡后的坎坷经历和晚年生活。
袁老师戴着右派帽子回到家乡，起初村里人不识这顶帽子的色彩和轻重，念他祖上对乡亲们厚道，又是一个书生，处于对他的怜悯，在农活安排上有些照顾，劳动工分和他的同龄人也没有什么区别。后来，右派分子和地富反坏一样，也是阶级敌人的说法，使他常常看到警惕和歧视的目光。不久生产队把他打入了另册，划入了“五类分子”的行列，劳动时和地富反坏分子安排在一起，工分也比他同龄的社员差了一级。有时给他安排一些不计工分的“赎罪”活，但修河、打坝、放牧、饲养之类的活不派，怕他逃跑和破坏。生产队长还定期训话：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好在他有些文化，以看书、写字排解着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