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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益波问：“就经济环节论，云岭市强在哪里？”
云教授说：“我是学教微观经济的，看经济问题从小到大，从低到高，我个人发明了一个词，基础经济，就是所有经济环节的第一个节点。在计划经济时代，有小集镇的集市存在，在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共存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有小集镇的集市和农贸市场存在，小集镇的集市和农贸市场，就是经济环节的第一个节点，也就是我说的基础经济。”
陈益波说：“这个经济环节的第一个节点，应该也包括象云岭市老城区那十几条老街的地摊吧。”
云教授说：“对，基础经济包括地摊经济，地摊经济就是基础经济，基础经济还包括背包经济、夜市经济和垃圾经济。背包经济指那些走街串巷的小贩，夜市经济当然指的是夜市，垃圾经济指的是垃圾处理过程中产生的经济效益。云岭市在这四方面的数据是这样的，地摊经济，从业人员两万多，产值上百亿；背包经济，从业人员超过一万，产值五十亿以上；夜市经济，从业人员两万，产值八十亿多；垃圾经济，从业人员一万多，产值五十多亿。”
陈益波说：“还别说，地摊经济、背包经济、夜市经济和垃圾经济这四个方面，我们滨州市根本没法与云岭市比，因为我们有政策限制。”
云教授说：“问题就在这里，无论是数量上或是质量上，这些基础经济微不足道，不被人重视，在大城市还是限制甚至取缔的对象。但是，基础经济却最充满活力，是经济繁荣的基础，是就业的充分保障，是整个经济不必可少的第一环节，与农村集镇的集市和农贸市场同样重要。”
陈益波点着头问：“云教授，你说得很有道理，滨州是省会城市，能不能也把基础经济搞活呢？”
云教授摇着头说：“很难，我举个例子，在云岭市的每一个居民小区，在一定的时间在具体的地点，允许流动摊贩进入，滨州就很难做到。又比如，云岭市对垃圾处理实施严格的分类，其分类处理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这就为垃圾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滨州市很难做到。还有更重要的，从事基础经济的人，在云岭市如同人才，住房、落户、老人、孩子教育等，都与公务员一样同等享受。可在滨州那样的大城市里，从事基础经济的人受到了限制，甚至有不少政策将其挡在了门外。”
陈益波又问：“还有吗？”
云教授说：“最致命的问题是，基础经济的自由度很大，要允许其随意发展，也就是随时随地的进行。你可以去云岭市的街上走一走，几乎每条街上都能见到基础经济的存在，滨州市能做到吗？可能根本做不到，可能会被城管赶走。你要是在滨州市搞基础经济，刻意地搞些地方，将基础经济固定在框子里，那就违背了基础经济的特点，就难以搞活基础经济。总而言之，经济繁荣度的首要指标就是基础经济的活跃度，基础经济充满活力，整个经济就是繁荣的，反之，整个经济就不是完整的，其活跃度肯定不高。”
陈益波感叹说：“省城就是省城，大街上随意撂地摊，确实是做不到啊。”
这时，云教授看向了许教授，“老许，该你说了。”
许教授微笑着说：“一个是省会城市，一个是新的地级市，其实没什么可比性。就拿所谓的幸福指数来说，一般人肯定会认为滨州市强于云岭市，因为大多数人愿意生活在滨州市。殊不知滨州市的生活压力远高于云岭市，就拿物价这一个指标，滨州市就比云岭市高百分之二点七。”
陈益波哦了一声，“就幸福指数来说，许教授也认为云岭市好于滨州市？”
许教授点了点头，“当然。”
陈益波说：“请许教授详细说说。”
许教授说：“幸福指数也叫幸福感指数，实际上是一种心理体验，它既是对生活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的一种事实判断，又是对于生活的主观意义和满足程度的一种价值判断。它表现为在生活满意度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积极心理体验。而幸福指数，就是衡量这种感受具体程度的主观指标数值。幸福指数这个概念起源于三十多年前，最早是由不丹国王提出并付诸实践的。二十多年来，在人均gdp仅为七百多美元的南亚小国不丹，国民总体生活得较幸福，不丹模式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顿了顿，许教授说：“生活质量可以用幸福指数来衡量，如果说 gdp、gnp是衡量国富和民富的标准，那么，百姓幸福指数就可以成为一个衡量百姓幸福感的标准。百姓幸福指数与gdp一样重要，一方面，它可以监控经济社会的运行态势；另一方面，它可以了解民众的生活满意度。可以这样说，作为最重要的非经济因素，它是社会运行状况和民众生活状态的晴雨表，也是社会发展和民心向背的风向标。”
陈益波点着头说：“许教授，请你继续。”
第0483章 幸福指数
许教授说：“对幸福指数这个概念，我个人是有自己的看法的，实际上我们家两口子还有浩东，三个人就有三种不同的看法。所以首先要明确幸福指数的确切含义，在考察民众的幸福指数时，最经济、最有效的方法，便是让人们对自己的主观幸福状况做出直接的评价，这种思路和作法，对考察个体幸福体验可能有一定的意义，但对于揭示隐含在幸福感之中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心理现象则是没有多大帮助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幸福体验的个体特征，决定了不同个体的幸福感具有不同的含义，幸福体验的文化差异特征，则决定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群体的幸福感含义也不尽相同。在歧义丛生的幸福概念下考察幸福指数，也就失去了对幸福感进行描述和比较研究的基础，因而也就失去了研究的可操作性和现实价值。”
“现在的普遍看法是，幸福指数研究首先应当超越幸福这个概念，从研究渊源和研究目的出发，可以将幸福指数视为反映民众主观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在主观生活质量的层面上，我们对以往的幸福感研究并加以整合，提出了体验论幸福感的观点。根据这一观点，幸福感是由人们所具备的客观条件，以及人们的需求价值等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个体对自身存在与发展状况的一种积极的心理体验。”
“不管怎么说，幸福指数有着实际意义，幸福体验能否成为一种切实的政策目标，关键在于政策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民众的幸福体验。在以往的幸福感研究中，研究者们曾经提出了一种幸福感的人格决定理论。按照这种理论，人们的幸福感比较稳定地受到人格特质的影响。”
“以往将gdp这类反映经济发展的指标，作为衡量社会进步发展的核心指标的做法显然是不充分的，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导致社会政策选择上的舍本求末，这也正是人们试图对这一指标加以修正或补充的原因。反映民众主观生活质量的幸福指数，是一种高度人性化的指标，恰恰可以弥补gdp指标的不足，用以衡量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发展。将幸福指数作为一种政策目标，当然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首先，幸福指数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发展的重要指标。其次，幸福指数是监测一个社会良性运转的重要指标。还有，幸福指数是社会政策调整的重要依据。”
“研究幸福指数要避免理解误区，从当前部分人对幸福指数的理解来看，将幸福指数作为一种政策目标，还可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应当注意加以避免。首先，应当避免将幸福指数与gdp视为非此即彼的关系。幸福指数并不一概排斥gdp。尽管幸福指数的倡导者们在提出幸福指数这个指标时是以gdp指标为靶子的，但认为幸福指数可以完全取代gdp的想法却是十分幼稚的。gdp，特别是人均gdp，尽管存在着诸多缺憾，但仍然被认为是体现国民经济增长状况的重要指标，而且还往往被作为体现民众客观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没有财富的积累和民众可支配收入的提高为基础，也就谈不上民众的幸福感。”
“其次，应当避免简单地将幸福指数作为干部政绩考核的标准。如前所述，幸福指数用一组指标来综合反映民众的主观生活质量，从总体上看它所体现的是民众一般的心理体验，因而必然会受到长期的和短期的、宏观的和微观的、主体自身的和外部环境的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幸福指数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它主要是用于对特定社会的进步发展以及良性运行状况进行衡量与评价。在这一点上，也体现了满意感与幸福感的差别。由于满意感可以针对具体的人和事，因而设定一组科学的满意感指标体系，按照一定的原则抽取评价主体的有代表性样本来对个体评价对象进行评价是可行的，在一定意义上满意感指数也可以作为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依据。”
“还有，应当避免将幸福最大化作为一种政策选择。将幸福指数作为政策目标，并不意味着要将幸福最大化作为一种政策选择。近代功利主义所提出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只不过是一个抽象的伦理学命题，如果试图将它作为一种经济学或政治学意义上的具体政策追求，则注定会演变为一种当代的乌托邦，这一宿命已经为福利经济学家们的努力所证实。当然，我们并不否定在个体的层面上实现幸福最大化的可能性。有人提出要构建幸福学这样一门新的学科，其目的就是要帮助人们找到实现幸福最大化的途径。毫无疑问，这一努力是立足于个体的，其现实价值主要在于指导人们的人生实践。将幸福指数作为政策目标，不是为了追求通过调整社会政策和促进社会进步来实现全社会幸福总量的增长，而是力求通过幸福指数来考察民众主观生活质量的状况和变化趋势，进而调整政策取向，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良性运转。”
“目前的幸福指数主要分为三类，一，涉及认知范畴的生活满意程度，包括生存状况满意度，如就业、收入、社会保障等，生活质量满意度，如居住状况、医疗状况、教育状况等。二，涉及情感范畴的心态和情绪愉悦程度，包括精神紧张程度、心态等。三，指人际以及个体与社会的和谐。而目前公认影响幸福指数的十一个因素是：收入、就业、住房、教育、环境、卫生、健康、社区生活、机构管理、安全、工作与家庭关系以及对生活条件的整体满意度。”
“但是，我个人认为，上述十一个因素还远远不够，至少应该包括物价或通货膨胀率、社会的平等度、政府的廉洁度和福利的保障度，这四个因素也与幸福指数息相关。”
说到这里，许教授停了下来。
陈益波说：“许教授，你个人认为的四个因素，三个直接与政府有关，你能否敞开来说说？”
第0484章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许教授说：“关于物价或通货膨胀率，如果物价上涨过快，给大多数人的生活带来压力，当然会影响幸福指数；而通货膨胀率太高，等于是货币贬值，相当于掠夺个人财富，当然也会影响幸福指数。”
陈益波说：“这倒也是，收入最高，要是物价飞涨，也就没有幸福可言。”
许教授说：“社会的平等度，就是公开、公平、公正，这是衡量社会平等度的三个要素。政府的廉洁度，这个不言而喻。福利的保障度，首先是低水平的福利保障，要覆盖全社会的每一个人，再从低水平逐步向高水平发展。”
陈益波问：“许教授，如果按你个人的计算，你认为滨州市与云岭市的幸福指数差距有多大？”
许教授说：“以我的计算，幸福指数由十五个因素组成，每个因素的标准值为一，离一越近，幸福度越高，现在我一个一个的说。收入，云岭市刨去年收入百万以上者，是年人均六万五，而滨州市是年人均五点二万，如果云岭市的幸福指数为一，那滨州市刚好是零点八。”
陈益波让许教授稍等，叫徐浩东拿来笔和纸，记下了许教授关于两个城市收入差距的论述，“许教授，请你继续。”
“就业，就业机会，云岭好于滨州；最低工资保障，云岭高于滨州；登记失业率，云岭低于滨州；对外来劳动力的吸收能力，云岭也高于滨州，如果云岭是一，那滨州顶多就是零点九。住房，房价，云岭只有滨州的百分之五十五；自有住房，云岭是百分之七十六，滨州只有百分之六十二；廉租房，云岭达到人均六平方米，滨州市只有人均一点一平方米；房租，云岭市只有滨州市的一半；人均房贷，云岭市只有滨州市的百分之二十七，如果云岭市是一，那滨州市顶多只有零点六。教育，当然是滨州好于云岭，如果滨州是一，那云岭就只有零点七。环境，双方总体打平。卫生，滨州好于云岭，一比零点九。健康，云岭好于滨州，一比零点九……综上所述，云岭市的幸福指数是十三点九，滨州市的幸福指数是十点二。”
陈益波问：“许教授，这十三点九和十点二意味着什么呢？”
许教授说：“一，这十三点九和十点二是两个城市的比较，不是普遍意义上的幸福指数，是两个城市之间的差距。二，这也是我倡导的幸福指数具体比较法，是以某个城市为参照，拿其他城市与它比较，我认为这更具有实际意义。三，十三点九和十点二相差三点七，平均每项相差约零点二五，这个差距是相当大的。四，滨州和云岭有四项打平，三项胜出，之所以有打平和胜出，完全是因为滨州是省会城市，是政策因素，如果不是，滨州与云岭的差距会更大。”
陈益波又问：“那么，滨州能赶上云岭吗？”
许教授说：“当然能，但很难。马克思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云岭市是一切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属于闷头发财，滨州市如果也能做到，那肯定能赶超。但省会城市就是省会城市，它需要承担更多的其他任务和功能，所以就经济质量和生活质量论，滨州赶上云岭很难，除非云岭市自己出了问题。”
陈益波又是一番感慨，“……学习，考察，幸亏这次我们是来学习的，要是居高临下，自以为是，我这张脸就丢大了。”
许教授说：“陈书记，我再给你举三个例子，说明云岭市的生活质量。一是市民的素质，这是我的亲身经历，今年春节时，我带两个小家伙出去玩，发现在每个路口，都是车让人，不管有没有红绿灯。当时我和外孙外孙女花了一天时间，专门看了一百一十多个路口，并一一做了个记录，竟然无一例外。”
“二还是市民的素质，我看过两个数据。市民献血，每年献血的人数高达五十几万，相当于每五个常住人口里，有一个人每年义务献血一次，人均每次三百cc，云岭市的常住人口只占全省的二十分之一，无偿献血量却占全省的五分之一。意外救人，这十年来，云岭市发生落水救人十七次，交通事故救人二十九次，马路意外救人二十二次，从未发生讹人之类的纠纷，我看过不少视频，一人在马路上晕倒，会有无数人义无反顾地参与抢救，这在其他地方是很少能见到的。”
“三是刚才云教授说的基础经济，我把基础经济叫做细胞经济，我是教宏观经济的，以前有点看不起微观经济，但现在不是了。云教授说得对，基础经济代表了经济的活力，搞活经济首先要搞活基础经济。就象人一样，人是由无数细胞组成的，细胞活人才能活，经济更是如此。拿滨州市与云岭市比，滨州市的gdp是云岭市的四倍，两市的人均gdp差不多，但实际则不然。云岭市的gdp不包括基础经济，甚至一大半的工商个体户，都没有列入统计，如果这一块算进去，云岭市的人均gdp肯定超过滨州市。所以，我可以不客气地说，滨州市虽然是省会城市，但全面落后于云岭市，滨州市任重道远啊。”
陈益波被说得心服口服，“许教授，云教授，听二位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这趟我没有白来，我代表我本人和滨州市委，郑重地谢谢二位教授。”
许教授和云教授急忙谦虚了几句。
陈益波这时看向了徐浩东，“浩东，你不补充一下吗？”
徐浩东说：“不补充了，我怕我补充了，会严重打击你的积极性。”
陈益波笑了，“算你狠。但你得给我说说，我个人要在你们云岭待上三天，你认为我明天该考察些什么？”
想了想，徐浩东说：“明天么，我派个工作人员陪着你给你带路，我建议你考察我们南城街道的老城区，就是今晚看过的那几条街，以小见大。后天么，我陪你去市经济发展论坛，见见我们云岭的那些民营企业家。大后天么，由你自己安排，我随叫随到。”
陈益波一边点头，一边起身告辞。
徐浩东叫了辆出租车，将陈益波护送到八一宾馆，回到家里时，发现岳父岳母还没有休息。
“爸，妈，你们今晚侃侃而谈，我也深受教育，怎么，你们还要继续教育我吗？”
第0485章 头发细的人心软
岳母说：“浩东，没别的意思，我们……我们就是觉得，你与陈益波走得太近了。”
徐浩东哦了一声，大感意外。说他与陈益波走得太近，这是事实，要不然也不会请到家里来做客。意外的是岳父岳母老两口对“政治”的关心，以前可不是这样，钟情于经济学教育工作的许教授和云教授，与“政治”是一点边都不沾的。
岳父及时做了解释，“浩东，我们是关心你，以前想关心也关心不了，现在是一家人了，你的事就是我们的事，都在心里搁着，没法不关心了。”
“我知道，我知道。”点了点头，徐浩东笑着说：“我听小洁说，爸妈以前只看经济书，现在关心我，读政治书多于读经济书，爸，妈，我谢谢你们，你们的提醒是对的。”
岳父也笑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谢谢二字，以后不宜多说。”
岳母也笑着说：“我们也是谨慎的，刚才与陈益波说话，我们只谈经济，并没有涉及到政治方面的内容。”
“爸，妈，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