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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君的伟大-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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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先后是民生、刑罚、文教,从他的诏书里透入出他治国的宗旨和理想。

    史称杨广“发言降诏,辞义可观”,玉树临风的年轻杨广站在玉阶之上用自己的口才和雄辩征服了群臣。杨广的一道道诏令叫大臣们有点措手不及,轻闲惯了的他们从未遇到过这样多的任务同时劈头盖脸地砸下来的情况。他们中的谁都没有想到,那个“深沉严重”以谨慎著称的晋王,刚坐上龙椅还没有坐暖就接连抛出这么多巨大的规划。每一项规划都代价巨大,事关全局未来的。他们明显感觉到了新皇帝杨广登基后的亢奋,但是他们无法使他冷却下来,于是大隋帝国政治旋律从杨坚晚年的阴郁缓慢一变而成为高亢急切。

    杨坚晚年的时候,群臣上书说林邑(今越南中南部)多奇宝,杨坚本来想派兵攻打的,但是还没有正式决定就去世了。于是在大业元年(605),一登基的杨广就委任刘方为罐州道行军总管,以尚书右丞李纲为司马,经略林邑。这刘昉在仁寿二年(602)的时候,就平定过交趾(越南河内)俚人首领李佛子的叛乱,对林巴方面可谓很熟悉。正月,刘方派钦州刺史宁长真等率步、骑兵万余出越棠(今越南),自己率主力以舟师出比景(今越南南部)。当月,大军至海口。林邑国国王梵志派兵据险抵抗,被刘方率领的强大隋军一下就击退了。三月,刘方军至阇黎江,林邑国的军队据南岸立栅,刘方盛陈旗帜,击鼓而进,林邑**队惧而溃逃。刘方随即指挥部队南渡阇黎江,行三十里,林邑军乘巨象由四面合围。刘方出战不利,便挖掘了许多小坑,坑上用草皮伪装,然后派兵挑战。林邑军不知是计,见刘方军败退,便穷追不舍,象多跌入陷坑,部队阵脚大乱。刘方派兵用弩射大象,象返走逃窜,林邑军溃乱不可收拾,被俘万人。于是刘方率大军反击,济区粟,度六里,战斗多次,全取得胜利。隋军进至大缘江,林邑军据险为栅,又被刘方击破。刘方一直追到马援铜柱南,攻占林邑国都。四月,林邑国国王梵志放弃国都逃入海岛。刘方进入国都,俘获其庙主18人,全都为该庙整修了神像,刻石纪功然后班师还朝。

    杨广一登基就是对外征战,对内营建新都、开运河、造龙舟等大规模的项目,这让整个帝国都被杨广灼热的雄心所烤灼着,烤灼得有一点疼痛。大臣们虽然感觉跟不上杨广的工作节奏,但是所有官员都不得不跟随杨广日以继夜地加班。就像黄门侍郎王弘等人的日夜的赶工,终于在五个左右月的时间完成了建造龙舟和各种船只几万艘的艰巨任务。随着他任务的完成,皇帝杨广也就重新踏上巡视天下的步伐。

    大业元年(605)八月十五日杨广从洛阳出发,乘坐龙舟带着皇后以及文武百官浩浩荡荡地南下扬州,巡视江南。对于杨广的江南行,几乎都是认为杨广一来是游玩享乐,二来也是向百姓摆威风。这种认为很大部分是根据片面的现象而做出的一种片面结论。仅仅是因为杨广从洛阳到江南的河流是他自己刚刚下令开凿开来的,更重要的是杨广下江南的队伍之庞大是前无古人的。
第四十五章 首次南巡
    据《资治通鉴》的记载“上御小朱航,自漕渠出洛口,御龙舟。龙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长二百丈。上重有崐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饰以金玉,下重内侍处之。皇后乘翔螭舟,制度差小,而装饰无异。别有浮景九艘,三重,皆水殿也。又有漾彩、朱鸟、苍螭、白虎、玄武、飞羽、青凫、陵波、五楼、道场、玄坛、板、黄篾等数千艘,**、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之,及载内外百司供奉之物,共用挽船艚、八棹、艇舸等数千艘,并十二卫兵乘之,并载兵器帐幕,兵士自引,不给夫。舳舻相接二百余里,照耀川陆,骑兵翊两岸而行,旌旗蔽野。”虽然《资治通鉴》一书对于杨广的很多事情尤其是“劣迹”有着夸张放大的习惯,但是也能说明一点就是杨广的巡视排场确实蛮大的。

    龙舟船队不仅数量庞大,而且规制特别,用工精致,各色船只如舟、航、舫、舸、船、艙、艚等在形制、功用、大小、花色方面均有明显区别。舟和船是古代对水上航运工具的通称,但一般来说,舟乃尊称,船乃俗称。龙舟船队中冠以舟者,都是皇帝、皇后、妃嫔、贵人、美女、夫人乘坐之船;而冠以船者,则为一般官吏士兵所乘,其规制有明显的不同。航,一般指方形的船,或两船相并而行之船。舫,原指竹木筏,后用以称呼船,一般也指两船相并。舸,一般指大船,但后来可用来称呼小船。艙,也是一种大船,杨广船队中的艙是用来装载“羽仪服饰、百民供奉之物”的,则其规制当然不会小。艚,既用来称呼货船,也指一般战船。艨艟又称“蒙冲斗舰”,则是一种典型的战船,其形制外狭而长,用以冲突撞击敌船。舴艋是一种小船,形似蚱蜢之状,也用以作战。杨广为巡游江都在不到半年时间内制造了大大小小形制不一的多种类的船只,龙舟凤艏货船战舰,琳琅满目,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制作之速,在中国古代造船史上,实属罕见,这也显示当时造船工人的聪明才智和当时造船业的高超水平。当然,船工劳役之苦,亦可想见。

    杨广乘坐的龙舟,规制巨大,豪华至极,堪称水上宫殿。但是绝对没有《大业杂记》与《资治通鉴》中记载的那么庞大,甚至豪华。《大业杂记》关于龙舟记载:“其龙舟,高四十五尺,阔五十尺,长二百尺,四重。上,一重,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周以轩廊;中,二重,有一百六十房,皆饰以丹粉……”。

    其实《资治通鉴》关于这个的记载全都是以《大业杂记》为原本的,只是《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比编《大业杂记》杜宝更为仔细罢了,也可以认为杜宝没有学好数学。司马光他在看到杜宝记载的这一组数据时便发现了问题:长200尺,相当于现今60米,阔50尺,相当于现今15米,就算没有走廊之类的,总共也只有900平方米面积,中间两重160间房,平均面积也只有11。25平米,如果减掉一些走廊之类的什么多余空间,这样房子就有点小了,不是吗。于是发现问题的司马光在偷笑之余果断地在到《资治通鉴》编纂的时候,把数据改为:长二百丈,房百二十间。他们之间的数据的随意编写都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实际上的数据,只能通过想象他们心目中的昏君杨广来想象龙舟的大小,这样他们不同的人造出来的数据都存在着矛盾,而且还相互矛盾。

    至于杨广当时龙舟的大小是可以根据当时杨广南下的河流宽度能推测出一二来。当时杨广南下的专用水道的瘦西湖是只有**米宽的样子,如果龙舟要在水面上行动自如的话,那么龙舟的宽度只能在六七米的样子。这只能说是前无故人但绝不能说是后后无来者的。

    话说杨广南下的队伍在通济渠上,“舳舻相接二万余里,照耀川陆,骑兵翊两岸而行,旌旗蔽野”。杨广命武卫大将军郭衍为前军,右武卫大将军李景为后军负责沿途保护船队,河道上千舸竞发,两岸彩旗招展,这一幕与千年前杨广的偶像秦始皇的南巡队伍一样威武雄壮至极。南巡船队和两岸士兵总计有二三十万人,他们像一股洪流滚滚而来,沿新修的运河徐徐东南行,为供给这么多人的食宿生活,沿途民众苦不堪言,据记载杨广命令“所过州县,五百里内皆令献食,多者一州至辇”,极水陆珍奇,劳民伤财。佳肴丰盛,“**厌饫,将发之际,多弃埋之”,浪费极大,献食从役者每天都在十数万众,以致沿途骚然,农事抛荒,民不得安居。这虽然有很大的部分是夸大之辞,但是几十万人的队伍突然出现对当地来说影响肯定是蛮大的。

    站在船头的杨广某天突然诗心大发,写下《泛龙舟》描述其巡行船队:

    舳胪千里泛归舟,言旋旧镇下扬州。

    借问扬州在何处,淮南江北海西头。

    六辔聊停御百丈,暂罢开山歌棹讴。

    讵似江东掌间地,独自称言鉴里游。

    侍臣虞世基及其弟虞世南亦写有《奉和幸江都应诏诗》,虞世基诗有“泽国翔宸驾,水府泛楼船”诗句,虞世南诗有“安流进玉舳,戒道翼金吾”等诗句,都是描述巡游队伍的。当时隋君臣上下对巡游尽是一片赞扬之声,根本不像后来的一片谩骂之声。这也难怪,中国文人嘛历来都是一个应景的。

    就像后来的唐人对于杨广的南巡人亦有大量诗篇进行着力的描绘,但是唐人与隋人不同,唐诗并不是赞美龙舟船队的壮丽,而是惋惜与批判杨广此行的荒唐。写的最著名的是大诗人白居易的《隋堤柳》,可谓传诵一时。当然,白居易指斥杨广巡游江南不只是指大业元年(605)这次,而足三次南巡江都合在一起批。请看:

    隋堤柳,岁久年深尽衰朽。风飘飘兮雨萧萧,三株两株汴河口。老枝病叶愁杀人,曾经大业年中春。大业年中炀天子,种柳成行夹流水。西自黄河东至淮,绿阴一千三百里。大业末年春暮月,柳色如烟絮如雪。南幸江都恣佚游,应将此柳系龙舟。紫髯郎将护锦缆,青娥御史直迷楼。海内财力此时竭,舟中歌笑何日休?上荒下困势不久,宗社之危如缀旒。炀天子,自言福祚长无穷,岂知皇子封酅公。龙舟未过彭城阁,义旗已入长安宫。萧墙祸生人事变,晏驾不得归秦中。土坟数尺何处葬?吴公台下多悲风。二百年来汴河路,沙草和烟朝复暮。后王何以鉴前王?请看隋堤亡国树。”

    诗中,白居易极尽渲染,将前朝大兴土木修凿大运河,在运河两畔广植柳树,夹岸柳绿桃红的旖旎之景象发挥到极至。用一句“海内财力此时竭,舟中歌笑何日休”淋漓尽致地把杨广奴役民众、挥霍财富的骄横,以及百姓哀号遍地、民不聊生的苦难烘托出来。诗句义正辞严,发人深省。在诗人笔下,“大业年中炀天子”成了个彻彻底底的大昏君。

    细细想来,历史是神奇的,杨广他一生只下了三次江南,就被后世多少代多少人说成骄奢淫逸,祸国殃民;而六下江南的乾隆皇帝却是风流倜傥的楷模,留下无数逸闻故事娱乐民间,更是两岸四地影视作品的大热门,且屡演屡赢,屡赢屡演。如果诗人白居易出生在乾隆朝以后,不知道他对于与杨广南下相比有过之而不及的乾隆南巡是像清朝诗人汪沆的“垂杨不断接残芜,雁齿虹桥俨画图”的献媚还是一样义正言辞呢?这不仅仅是白居易与汪沆的悲哀,而是中国人的悲哀。因为中国人都是以最后的成败去讨论某个人的过去,于是会产生许许多多的可笑的事情。
第四十六章 南巡理由
    杨广大规模巡视江南和营造东都、幵凿大运河、紧密联系在一起,足见这是“大业年中炀天子”杨广即位时头脑屮通盘考虑的“大业”之一。在前文分析了杨广营建东都洛阳的原因时说到是为了就近加强对江淮新经济区域的联系和控制,具有积极的意义。顺着这条思路,如果也从积极的方面加以考虑,杨广南巡亦具有安抚江南,加强对江南的控制,以维护王朝大一统局面的积极意义。要知道江南一直以中华正统自居,对于北方的政权一直视为胡虏,杨广的南巡可以向江南宣示他不仅是北方的皇帝还是南方人的皇帝。杨广盛张仪卫,大讲排场,是要以皇帝至高无上的尊严威慑江南,稳固江南的统治,这与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东巡山东、南祭禹陵的政治意图和基本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正是因为如此,杨广还特意带上了陈后主的遗孀沈婺华。陈叔宝死后,沈后“自为哀辞,文甚酸切”,杨广在后来的几次南巡,都没有忘记带上这位出身大家闺秀、谨守礼法的亡国皇后,其用意则显然是用以联络南人感情,更好地怀柔江南士族。如果是为了游玩,带此老妇不是多余吗。

    还有从大业元年(605)九月到大业二年(606)二月杨广在江都的半年时间里的所作所为来看也能证明杨广的南巡根本不是什么游玩享乐的。

    杨广在江都是对江南的典章文物、制礼作乐特别重视。大业二年(606)二月初一,杨广命尚书令杨素、吏部尚书牛弘、大将军宇文恺、内史侍郎虞世基、礼部侍郎许善心结合江南历史重新“制定舆服”。又令“太府少卿何稠、太府取石定兴盛修仪仗”。杨广对何稠说“今天下大定,朕承洪业,服章文物,阙略犹多。卿可讨阅图籍,营造舆服羽仪,送予‘江都’。”让这么多显要的宰相大臣及仪礼专家修汀舆服仪卫制度,足见杨广对此的重视。在古代制礼作乐既是政治大事,也是文化大事,为了向江南人民显示朝廷对江南的吸收与融合,杨广不惜血本更改朝廷盛大的礼乐文明,“所役工十余万人,用金银钱帛巨亿计”。至于仪卫,则由何稠总其成。太府卿何稠的先祖是西域胡人,他聪慧精巧,博览群书,贯通古今文物典章制度。对于隋炀帝交给他制礼作乐的任务,何稠亦多有创见,多所改作,他在天子礼服上画日、月、星、辰,用漆纱制成皮帽。又制做36000人的黄麾仪仗,以及辂辇、车舆和皇后的仪仗,文武百官的礼服,也都务求华丽壮美。

    杨广的重新修订礼制以及舆服、仪卫,使得文物之盛,近世莫及。旧史和小说往往将杨广的这些举措述为別出心裁的玩乐,然而,杨广的用心并非如此,制作有江南元素的华丽舆服和壮观的仪卫非但不是为玩乐,反倒是客观地促进南北文化的交流。同时杨广南巡为了更好更快的解决南北之间的文化差异,甚至还将后来收藏于东都宝碛、妙楷二台的名画书法“尽将随驾”以在南方展示。还有就是带着中原硕学鸿儒,如大文豪薛道衡,博学通识的牛弘,并且带去大批僧尼道士,回到江都四道场,讲经弘法,好不热闹。杨广对与南北文化差异问题的考虑,不可谓是用心良苦。

    对于杨广在江南的为南北文化交流做出的努力,野史和正史都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记载,然而从其他的书籍中能够找到那么点痕迹了。

    释史有载“大业元年(605)九月,銮舆幸巡淮海,光瞩江南,惆怅台岳”。杨广一心想拉拢智者大师智觊圆寂后,杨广并没有放松对天台僧团的拉拢,当了皇太子后,也一刻没有中断与天台僧的联系,信使不断,系情日深。仁寿元年(601)一月初三,皇太子杨广派太子右庶子张衡向天台山僧使灌顶、智璨宣令,问先师智颉“亡后有何灵异?”十二月十七日,杨广又撰文敬告天台山年先师智者全身舍利灵龛之座,并遣员外散骑侍郎兼通事舍人张乾威送僧使灌顶还山,到天台山寺敬设蔬饭,并向山寺赏赐大量物品。天台山僧智者弟子上首智越收到赐物,于仁寿二年(602)正月奉书一封致谢。不久,杨广又派太子右庶子王弘往天台山施物,计有“飞龙绫法衣一万六十领、幡一百五十张、光明盐一石、酥五瓶”。智越等于仁寿二年(602)四月十五日再奉书致谢。这年八月十八,杨广又遣右庶子张衡向天台山寺宣令,称江都慧日道场僧慧庄、法论二大师于东宮讲《净名经》,用的全是智者大师的疏、判释经文,杨广一日两次躬亲临听。为更好地理解经义,杨广令天台寺选派一谙熟智者法华经义者,入京讲论,并又赐物若干,遣扬州司功参军蔡恪入山为智者设千僧斋。大业元年(605)正月十三日,已即帝位的杨广又遣内史侍郎虞世基、内史舍人封德彝向天台僧使智操宣敕,让他传达圣旨,请智者弟子们“勿损先师风望”。又令右仆射苏威宣敕赐天台寺物五百段。三月十七日,智越等得报又启奏陈谢圣恩。当杨广巡幸江都的消息传到天台山,沙门智越等于八月三十日即派智璪奉启致贺,书曰“仲秋已冷,伏惟皇帝陛下起居万福,越等塔蒙垂覆,曲荷慈恩,山众常得安心奉国行道;伏闻舆驾巡抚,江都寺众欣踊,不仟驰恋之诚”。为迎皇帝杨广的銮舆,天台寺僧忙得不可开交。

    大业元年(605)九月十九日,大台竽僧使智璪等于楚州(今江苏淮安)华林园向杨广呈送“起居表”,杨广让通事舍人李大方宣敕让他们至扬州相见。九月二十六智璪与江南诸州其它寺院的僧使一大批人,“引对大牙殿前”受到杨广亲切接见。杨广以帝王之尊称江南各寺院高僧为“师”,自己谦称“弟子”,他让宰相苏威向众高僧宣敕云:“和南师等,天气渐冷,师等各堪行道,弟子巡抚旧住,师等故能来相览,师等好去”。龙飞九五、身踞九鼎之上的隋炀帝能如此谦恭地尊称江南各路高僧为“师”,自已谦称“弟子”,这与唐朝的观世音菩萨碰到李世民还得避讳改名观音菩萨来说不可谓是人品的比较啊。杨广的这一姿态表明他并没有忘记当年藩居江都时为安定江南局势而延揽佛道人士,极具耐心地做天台智者大师工作时的努力,为了融合南北差异,维护国家统一,已当上皇帝的总持菩萨杨广更是身感责任重大,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杨广迫不及待地巡游江南,躬亲存问巡历淮海,就是他早年藩居江都时所从事的感化笼络江南人士成天下一统伟大事业的继续和扩大。

    杨广的南巡像是游玩吗,分明是工作,是在对江南宗教界做意识形态文化融合的工作。这一工作是杨广从当年移镇江南开始便做的工作,十多年后的今天杨广还在做,目的就只有一个那就是通过这些措施希望能够巩固国家的统一与稳定。

    杨广南巡江都,应该说是顺应了南北朝以来南文化区域发展必然融合的大趋势,杨广不惜造作龙舟,编制羽仪,制礼作乐,南国采风,抚慰南人,其实质是以文化联络来巩固政治统一,具有重大深远的历史意义。他的南巡跟后来的乾隆南巡在意义和实质上是有着天差地别的,而与前人秦始皇的南巡却在许多方面着相同的的地方。他和秦始皇在差不多的历史环境下,同样大规模的南巡那些不太安稳的国土,最后也都落了个骂名,他们或许并不孤独,因为他们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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