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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乔治说。
例如，在实施“证据任务”的那个晚上，卡拉坚决说，如果可能，彼尔应该去和安妮调情，这是多个保障的方式。
“事实上，那晚是不是出了点意外？”乔治问道。他记起代人值夜的柯山姆说彼尔赶到时问他杰岷受到枪击，是不是死了的问题。彼尔同意乔治说的话，如果一切都依计而行，捷克人应该在十点半发射第一颗子弹。在柯山姆打电话给安妮之后，彼尔在回“马戏团”接管以前，应该有机会去他的俱乐部看到电传纸带。但由于杰岷受到枪伤，而且捷克方面在处理事情时笨手笨脚，所以电讯发出时，俱乐部已打烊了。
“幸好没有人追根究柢。”他说。点燃了乔治递给他的另一根烟。“顺便问一下，我是哪一个？”他闲谈似地问道。“我忘了。”
“你是‘裁缝’，我是‘乞丐’。”
到这时，乔治觉得已经受够了，所以他连一声再见也没说就走了。他上了车，到处兜了一个小时风，才发现自己正以每小时一百三十公里的时速驶在一条通往牛津的支路上。他停下来，吃了顿午饭，然后返回伦敦去。他仍然无法回水湄街的家，所以看了场电影，在某家餐厅吃饭，然后才略带醉意，在午夜时分回到家。发现莱肯和部长正在他家门口，部长的劳斯莱斯，那辆五公分长的“黑便盆”停在人行道旁，阻碍了每个人的去路。
他们以疯狂的速度驶到沙瑞特，在那里，在广漠的夜里，清朗的天空下，彼尔靠在花园的长凳前，面对着被月光照亮的板球场，被几把手电筒照着，而且被训练所几个面无血色的卫兵瞪视着。他的大衣下穿着看上去颇像囚衣的条纹睡衣。他双眼大张，头部像被行家折断脖子的鸟头似的不自然地垂在一旁。
说起事情的经过，倒没有什么特别的出入。十点半，彼尔向卫兵埋怨他既失眠又有点想吐，想出去吸些新鲜空气。因为大家都认为整个案子已结束了，所以没人想到去陪着他，于是他独自一个人走进黑暗里。有个警卫记得他说过一个有关“检查板球场情况”的笑话，另一个忙着看电视，根本什么也不记得。半小时以后，他们开始有点担心，于是那个官阶较高的警卫出去看看，而他的助手则留在后面，以防彼尔突然回来。彼尔就是在他现在坐着的地方被发现的。起先那卫兵还以为他睡着了，他弯下腰看看彼尔，闻到一阵酒味——他猜是琴酒或伏特加酒——就断定他喝醉了。不过这令他非常讶异，因为训练所中明文规定不准喝酒。在他竭力去扶彼尔起来时，他的头啪嗒一声地垂下，全身也像铅一样沉重，而且僵硬不动。那警卫当场呕吐后（痕迹还留在那棵树的附近）再扶起来，然后发出警报。
乔治问，白天有没有人送任何消息给韩彼尔？
没有。不过他的衣服从洗衣店送回来，也许里面藏有信件——譬如约他见面。
“原来是苏联人干的。”部长对着彼尔毫无反应的尸体满意地宣布：“我想是阻止他胡说八道，那些该死的刺客。”
“不。”乔治说：“他们一向认为把他们的人接回去是件很光荣的事。”
“那么是谁干的？”
每个人都在等乔治的答案，但他一言不发。他们关掉手电筒，一行人犹疑地走回汽车那里。
“我们是不是还能把他送回去？”部长在回程途中问道。
“他是苏联公民，让他们去处理好了。”莱肯说。
他们一致认为那些情报网的事将因此无法得知实在是一大的遗憾，最好看看卡拉还愿不愿意再谈条件。
“他不会愿意的。”乔治说。
第三十九章
在火车头等车厢回想这一切，乔治有一种从望远镜错误的一端观看彼尔的奇怪感觉。从昨晚起，他就吃得很少，幸好在大部分旅程中，车上的酒吧还是照常营业。
离开沙瑞特后，他就有种渴望，希望自己能喜欢和尊敬彼尔：彼尔到底是一个男子汉，他有话要说，而且已经说出来。但他的脑袋反对这种一厢情愿的单纯化，他对彼尔漫谈式的自白愈觉迷惑，就愈意识自己是在反抗这样的单纯化。他起先竭力想以报上常用的浪漫手法，把彼尔当作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对他们而言，莫斯科是上天所赐的麦加。“莫斯科是彼尔的圣地。”他对自己说：“他需要历史和经济的解决方案都能相称而且调和的一个地方。”但他又觉得这理由不够充分，而且太少，所以他替他竭力想喜欢的人补充一些理由：“彼尔不仅思想浪漫，更是个只看得起成功者的势利者。他想加入精英先锋部队，领导群众走出黑暗。”然后他记起在肯特区那女郎客厅里未完成的油画：拘束、矫揉造作和听天由命的特性。他还记起彼尔独裁的父亲——安妮干脆称他为“魔鬼”——他觉得彼尔是用一种政治信仰来弥补作不成艺术家和童年时代缺乏父爱的遗憾。当然，到了后来，教条的领导力渐渐丧失，但那已经无关紧要了。彼尔已在路上前进，而卡拉知道如何把他留在那里。乔治一边做个结论，认为叛国就象一种习惯，是渐渐养成的，到后来就说不出原因了；一边隐约地看到直挺挺地躺在水湄街地板上的彼尔，而安妮正替他在留声机上放唱片的情景。
彼尔也很喜爱自己的角色，这是乔治绝不会加以怀疑的一点。站在一个秘密舞台的中央，导演国与国间的大对垒，身兼主角和剧作家两种身分。啊，错不了，这正是彼尔最喜欢的。
乔治耸耸肩，把这一切置诸脑后，象以前一样不相信人类的动机有标准的形态。不过他脑海里浮现出一个苏联木娃娃的形象，打开这种娃娃的身体，会发现另一个娃娃，而那个娃娃的身体内还有一个娃娃。如今活在世界的人中，只有卡拉见过彼尔体内最小的娃娃。彼尔在什么时候和如何被吸收的？他在牛津时的右翼立场是否也是一种伪装？或相反而言，是卡拉利用来叫他改过的一种罪恶？
问卡拉，可惜我没法问了。
问杰岷，我永远不该问。
英国东部的平原风光慢慢地从窗外溜过，目前呈现在乔治脑海中的是卡拉倔强的脸，而非彼尔扭曲的死亡面孔。“但是你有一个弱点：安妮，她是你这个对一切已毫无幻想的人的最后一个幻想。他断定如果大家都晓得我是安妮的情人，在碰到别的事情时，你会比较无法正确地摸清楚我的底细。”
幻想？这是否就是卡拉称呼“爱”时所用的名词？也是彼尔对爱的感觉？
“喂。”那个车掌高声地说，也许他已叫了两遍。“快下车吧，你不是要到葛林拜吗？”
“不，不，是英明罕。”然后他又记起孟德皑说它已废止的话，赶忙走上月台。
车站那里一辆计程车也没有，于是他到售票处询问，然后横过一个空置的前院，站在一个写着“请排队”的绿色告示牌旁。他希望她会来接他，但也许她没接到他的电报，呀，对了，邮局在圣诞期间都非常忙碌，谁又能责怪他们？他不晓得她知道彼尔的事后会怎样，不过他还记得康瓦耳悬崖边那张恐惧的脸，他知道对她来说，彼尔从那时起就已经死了。她已感觉到他寒冷的碰触，多少已猜出背后的原因。
幻想？他重复地问自己，或是毫无幻想？
天气寒冷异常，他万分渴望她那无耻的情人会给她找到一个温暖的住处。
他真后悔没替她把那双放在楼梯下小柜子里的毛里长靴给带来。
他想起那本绝版的书，还留在鲁莫迪的俱乐部里没拿回去。
然后他看见她了：她那辆破旧的汽车沿着一条标有“只准公交车驾驶”的车道横冲直撞而来，然后转弯停车。坐在驾驶盘后的安妮没有看到他。他看见她下车——指示灯还闪动着——走到车站询问处找人：高挑俏皮、美得令人屏息，本质上已完全属于另一个男人的女人。
以罗比尔的眼光来看，那学期余下来的时间里，杰岷的举止跟他母亲在他父亲离开后的举止很相似。他花很多时间做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就像替学校的戏剧社装置灯光，用粗绳条补足球门网，在上法文时，小小的发音不准确，也会令他十分痛苦。但像散步和唯一的高尔夫球运动，他反而全部置诸脑后，晚上也完全待在屋内，毫不涉足学校以外的地方。最糟的是，当罗比尔出其不意地注视他时，常会发现他两眼空洞无神，此外，他会在上课时忘记不少事情，甚至连用红笔打高分，罗比尔还得每个星期提醒他交出这种成绩簿。
为了援助他，罗比尔负起了调灯光的任务。因此，在预演时，杰岷就必须给他一个特别的信号——只给彼尔（译注：比尔与彼尔皆为Bill）一个人——也就是在他想要脚灯渐渐消失时，他就举起一只手臂，然后放下来垂在身边。
不过，过了一段时日，杰岷对治疗似乎渐渐有了反应。当他“母亲死亡”的阴影渐渐消失之后，他的眼睛愈来愈清晰，而且再度警觉起来。在公演的那个晚上，罗比尔从来没看见他这么开心过。当表演完毕，他们带着疲惫和得意洋洋的心情走回大楼时，他大叫道：”嗨，大象，你这个傻家伙，你的雨衣呢？没看到在下雨吗？“罗比尔还听到他对一位来访的家长说：”他叫比尔，我们都是新来的。“
罗比尔终于说服了自己，那把手枪，根本只是个梦。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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