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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工作的连续性，我还是想从计委里挑几个人，完全抛开国家计委另起炉灶并非完美之策。余秋里向周恩来建议。
你可以先提出个名单。周恩来赞同。
雷厉风行是将军的作风，不足一星期，第一份《关于计划工作革命问题的一些初步设想》（草案）出台，“小计委”的组成人员也同时提交到周恩来手中。
“送主席和政治局常委及书记处各同志阅。”周恩来迅速批转。并特意附上一段说明：“许多设想在这个文件是都没写上，要听他口头讲，就会听出他的决心实行计划革命的。要他组织的计划参谋部，我几次要他提新人，他提了李人俊和其他几个人，但他仍主张从计委抽出几个人帮他工作。”非常简短的一段话，看得出周恩来对新任“建设总长”的爱护和人格上的推崇。
将军知道自己接计委工作远比石油部长难当得多，且不说一个部一个国家的份量之不同，单说现在是在毛泽东的眼鼻子底下工作喔！毛泽东是谁？伟大领袖，英明统帅嘞！其智慧、其能量、其高屋建瓴的目光，其高深莫测的思想，你要在他那儿过关一件事、满意一件事、成全一件事，可跟在下面一挥手“冲啊——”要不知难多少倍。俗话说，高处不胜寒；将军现在是毛泽东眼里的大红人，红人也不行嘛！靠得太阳太近了，稍不小心，不也照样烤你个焦糊嘛！再说，前任计委主任李富春是个什么人？人家是副总理，专门从事经济工作的专家。就连李副总理也没在毛泽东眼里满意，我余秋里打仗出身，即使加上一个大庆油田，又能怎么着？懂多少国家建设问题的事？知道一个六七亿人口的大国怎么个治法？不懂嘛！而且毛泽东对事件处理总是站在特别的高度看问题，更何况国家建设也不是单单国家内部的事，还有国际因素。搞建设，不考虑这种大局，没有这种战略意识，能行吗？那就不叫国家计委，干脆叫过家家算了！
那些日子里，秦老胡同里比平时安静了许多。康世恩忙着渤海湾找油的事，其它几位石油部领导有时见将军独自站在雄鸡形地图面前一站回不过神，也就悄悄退出会客厅，回家干自己的事去了。
将军在想什么？当然想一个全新的、更大的事嘛。过去几年时他脑子转的是两个字：石油。现在想的虽然也是两个字，但内容完全不一样：国家。啥叫国家？方方圆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上下下五千年历史，左左右右都要顾及的世界之一员也。当然大家是由亿亿万万的小家组成的，考虑什么事得从一个个小家的利益出发，但又不能仅仅局限于这样的小家……总而言之，言而概之：国家的事要站得高、看得准和远，要既有平常百姓吃喝拉撒的油盐酱醋柴米事，也得有汽车大炮原子弹……
总理在三届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我们要向“四个现代化”目标前进的努力方向，主席也特别强调指出了要迅速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的英明论断，因此我们的计划思想应该要服从这个大局，着眼这个大局。所以编制“三五”计划时，必须首先考虑加速经济步伐、积极发展新技术，努力赶上世界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形势。将军在中南海第一次以“计划参谋部”负责人的身份向毛泽东等领导面前交第一份“考卷”。
毛泽东半坐半躺在沙发里，手中叼着烟卷，一副欣赏的神色看着自己亲自挑选的“小诸葛”汇报。将军的开场白，毛泽东很满意：我一直很欣赏孙中山的那篇文章。孙中山把一片邪说通通驳了，把欧洲人、日本人通通驳了。后来梁启超驳孙中山的文章，骂孙中山是目无孺子，欺人太甚。我看干什么事就是要目无孺子嘛！
将军为之一振，话音提高了半拍：应该鼓励干部群众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发扬敢想敢干的精神。
这是毛泽东的一向工作方法。不过现在毛泽东有些收敛，因为他大概想起了前些年特别是“大跃进”搞出的不少笑话，所以颇严肃地说道：要敢干敢想，不要胡来；要破除迷信，不要破除科学。
将军心头暗暗一笑：其实我最想听主席能说出这些话。言归正题，将军说：我国国民经济经过三年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现在的基础已经比较好了，从各方面的情况看，今后建设的步子可以迈得大一点。
这正是毛泽东的想法。当年中央苏区一、二、三次反围剿时，敌人那么多，武器那么好，而我们的人那么少，我们的红军战士每人一支枪，有的是几个人一支枪，有枪的也就只有几十发子弹，但我们还是打了胜仗。现在我们的形势大变样了，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干得更好呢？将军：“三五”计划还是要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农业这一头不能放松。
毛泽东频频点头，又把目光转向其他同僚：人要吃饭，要穿衣服，可麻烦啦！农业这一块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都必须放在我们一切工作的首要，一百年以后也得这样！
将军：1965年开局的经济形势很好，各项计划有可能超额完成。今年的钢产量可以搞到1100万吨。
毛泽东的目光一亮，那意思是：你来计委没几天，情况了解不少啊！不过，他提醒道：钢铁问题要搞质量、搞品种、搞规格。数量慢慢上，不要急。
将军转到毛泽东当时最为关心的一件事上：三线建设应宜集中力量把几条铁路干线、攀枝花钢铁基地和贵州六盘水煤炭基地建设起来。
毛泽东直起身子，将头探向前去：三线只修铁路、规划煤、钢？怕不行吧！应当是机械、化工、军工什么都有才好。还有煤气。四川那个地方就没有石油？计划一下。
将军心里好舒坦：这真是我想到的，但没敢说出。三线牵涉国家全局、备战全局，必须配套才有战斗力、生存力。四川石油嘛，老子当年就不服！非搞它出来不可。于是将军底气十足地：四川石油肯定有。我们石油部今年准备在四川搞个会战。
周恩来笑：现在石油部可不是你的了。
将军自知失口。
毛泽东也笑：还归他指挥。不过四川那地方蛮复杂，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
将军不服：找不到油，还可以找到天然气；找不到天然气，还可以找到卤，找不到卤，还可以找到水。卤可以煮盐，水可以浇田。
毛泽东对将军一副誓在必得的劲头很欣赏：嗯我看有希望。
将军想到了一个重要战略问题：建设“三线”，我以为要依靠沿海地区的支持。
毛泽东立即打断：这个很重要。真打起仗来，就得有两个阵地：三线是一个阵地；一线、二线是一个阵地。以一线、二线的生产来支持三线建设。那样再加上我们在三线建设中把钢铁、国防、机械、化工、石油、铁路等等基地建设一起搞好了，打仗就不用怕了。
将军：三线建设要坚持勤俭建国方针，在开始时要少搞一些非生产性建筑。
这是大庆精神。工业学大庆，三线也要学大庆嘛。周恩来说。
勤俭是我们的建国一向方针。三线也不例外。刘少奇插话。
毛泽东完全赞同：那些东西可以不搞。
将军：在三线建设中，包括所有国家建设中，设计一定要采用新技术，设计上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
好。计划上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毛泽东拍案叫好，并说：设计要做比较，哪些花钱少、办事多，哪些花钱多，办事少。设计人员在家里设计，还是到现场设计？我看了12000吨压水压机的文章，有的设计是经过了一次、二次甚至是几百次的失败。不经过失败，是不会成功的。
将军：各个建设项目一定要成龙配套，这样才能发挥很好作用。
毛泽东：喊了多少年，成龙配套，总是没有配套。到认真抓一抓的时候了。党政军民如果能成龙配套地抓，就可节省投资、节省物力、节省劳动力嘛！
将军：在工业建设上，一定要注意综合利用。
毛泽东对过去不注意综合利用的现象进行了批评。他说：是啊！单打一总是不成。搞化工的单搞化工，搞石油的单搞石油，搞煤炭的单搞煤炭，总不成吧！
将军：总之，国家的计划工作，要注意全局、服从大局，同时也要兼顾局部利益，更要从实际出发，考虑好人民群众的利益。
毛泽东：这就叫战略思想。然后毛泽东将目光转向周恩来等人：怎么样？
同意。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意见一致。
将军长长地透了一口气。他站起身往中南海的院子里一望，外面白雪皑皑，银装素裹。可他感觉自己的后背却是湿滋滋的……紧张得呗！
走吧。邓大姐说要给王进喜他们包顿饺子吃，你也一起去嘛！周恩来十分愉快地做了个手势，让将军跟他一起到西花厅。饭桌上，总理告诉将军：中央已经批准小计委的几个主要人员：除将军本人外，还有李人俊、浙江分管农业的书记林乎加和北京市主管工业的书记贾庭三，另外从国家计委机关选调了几位司局长和一些工作人员。满意了吧？将军对周恩来的安排十分满意。后来他和这三个人尤其是李人俊和林乎加，成了并肩战斗共患难的终身好友。用林乎加的秘书、后改任康世恩秘书、为官至大庆市长的郑耀舜同志所言：这三个人是中国经济建设领域中难得的杰出领导人，他们责任心强、又懂业务，工作勤奋，作风务实，特别是在“文革” 这样艰难的岁月里，正是这“三驾马车”，才协助周恩来支撑着那个几近倒塌的国家大厦。郑耀舜甚至说，因为有这三个人，国家才得于没被十年浩劫所毁灭，才有今天我们幸福美好的艳阳天。
余秋里大将风度，站得高，看得远，做得实，干得猛；林乎加，才思敏捷，足智多谋，连恨透他的江青都不得不称其为“摇扇子的小诸葛”；李人俊素有“算盘”之称，他头脑里的数字计算，能使国家的一盘大棋不知精打细算、多快好省了多少财富！如此三人组合，可顶立宇宙苍穹，可支撑寰宇星天，可荡涤惊涛骇浪，可挡抵风暴冰雹。然而这样的国之幸的“梦之队”却未能善始善终。这一切都应归结于余秋里他们始料未及的“文革”风暴。
毛泽东何尝不感到后悔？他本寄希望于这几个人组成的“计划总参谋部”，期望“四个现代化”宏伟大略能在他们的谋划下早日实现。然而历史便是如此无情和多变——毛泽东亲手谋划的一盘好棋，却又亲手将其毁于一旦。
这一切的初始，将军浑然不知。自接手国家计划重任后，他整天埋头于“三五”方案之中。像当年接任石油部长时的气概一样，“我就不信经济搞不上去！” “搞不上去，我就不是余秋里！”瞧瞧，这就是从不服输的他。为这，将军每日所思所想所言所行，都在干一件事：惟国富民强，方食香眠酣。
最初的第一个“三五”编制设想，更多考虑的是让饱受吃不饱穿不暖没的可用的百姓尽快有吃有穿又有用的“吃穿用”方案。后来国际形势变化，毛泽东准备打仗——这不是你想不想的问题，当时的“苏修”和美帝确实在我四周磨刀霍霍，你不作“深挖洞、广积粮”准备，你就得当抬不起头的三孙子。毛泽东和中国人民不干，于是“三线”工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这让本就虚弱的中国国体遭受巨大负担。
将军就是将军，他在毛泽东的一再“要准备打仗”思想的灌输下，不得不将“参谋”的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对付随时可能爆发的大战上。但国力有限，要吃要穿的庶民百姓却有六七亿众。而要统筹兼顾各个部门、各条战线、全国几十个省市区域的平衡和突出重点等等关节，他这“总参谋部”怎个当法？庞大的国家机器，错综复杂、纵横交叉，敢得罪了谁？
又能不把谁放在眼里？就说一个物资部门吧。第一编制方案出来，物资部便说，你得给我留余地大一点，将来执行起计划时方可轻松一点。另外你还得想法为我储备必要的一些库存。听听，说得一套又一套的，而且似乎也挺合情合理。于是他们大呼小叫地说“小计委”尽瞎搞，指标定得太高。将军不同意这种自各为政、不从全局考虑的做法，于是明确表示：物资部的意见并不符合国家经济建设发展实情，而眼下物资部又不归计委管理，会影响国家经济计划整体效果，应改变旧体制——物资部当归计委领导。经委不干了，说就你计委老大？事情一闹就闹到国家主席、政府总理那儿。最后不得不由刘少奇、周恩来出面调停。会上将军竭力陈词。经委那边也不含糊，你说一句，他顶十句，总而言之：物资部是我的！谁也别想动。
都是部长，都是国务院组成成员，都在说为“国家利益”，可又各不相让，吵得面红耳赤，拍桌瞪眼。
将军只有一只手，但声音和拍桌子也不含糊：物资平衡是国民经济计划综合平衡的主要内容，非你我的事，我决不退让！
最后只好由国家主席刘少奇出面定案：物资部由计委、经委、建委领导，计委为主。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余秋里做工作善于抓住关键问题，抓住要害，而且抓得紧，抓得
狠，像打仗一样，务求必胜。”时任物资部部长的袁宝华这样回忆说。
再说国家比如要发展一个产业，或者就是想为老百姓多生产些日用品。你以为他将军从总理那儿借来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大红印，“啪”的在红头文件上一盖章就成了？不行！生产钢的冶金部说要我提高钢产量行啊，你地质部就得给我多找矿山出来呀！地质部的何长工说了，你让我一个跛子满天下跑有用吗？你总得给我的野外队伍起码多解决些帐篷什么的吧！这布匹的事是轻工业管的，于是轻工业部的人说，可以呀，不就是帐篷嘛！只要今年农业上多种些棉花，我们保证额外多为他何长工生产些帐篷。农业部长又说，不行，粮食面积不能随时更改，毛主席说了，吃饭问题是第一大问题，今年的粮食种植面积少一亩也不行。又说，即使你让毛主席批准了，可种棉花得防止病虫害，这化工部如果不能保证农药到位，我种棉花有了面积，也出不了棉絮呀！结果转了一大圈，回头一看，仍在原地转悠。什么*事都没解决！
将军气得脸都歪了，想发火，想骂人，却居然发现找不到发火的对象！骂人也没人听嘛！
怪哉怪哉。林乎加笑容可掬地给将军的茶杯里沏上刚刚托人从杭州带回的新“龙井”，说：先别上火，我有主意。然后在将军耳边如此这般地一通“耳语”。将军的脸多云转睛，大手在桌子上又猛地一拍：走，就这么着！
于是乎，将军等关上国务院“计划总参谋部”的办公门舍，夹着本子挨家挨户开始跑部——注意不是跑步，而是跑“部”，国家部委的部。上人家门上，人家一见搞出大庆油田的“余部长”来了，好是一副毕恭毕敬的谦和与欢迎状。
将军呢，也跟着笑嗬嗬的满口都是我们是来“烧香拜佛”的，说得人家乐滋滋的。心平气和之中，一不留神，人家满盘端出，将家底和埋在心底的话全都倒了出来：余主任啊，我们本来是可以这样的，因为没有这样是考虑到不能这样，所以现在才这样了，嘿嘿，你大人不计小人过，今后还望你能在计划内多考虑我们，计划外多照顾我们是不？
将军跟着“嘿嘿”又“哈哈”。晚上回到中南海，再与“小诸葛”和“铁算盘”一合计，得了：某某部门的指标和任务应该如此这般……
什么，你小计委，你余秋里想跟我过不去？没门！那些老资格的部长有的比将军参加革命还要早，身上留的弹痕还要多，见小计委亳不留情给他们加了任务却少了投资，就上中南海翻脸骂娘。那阵势让“小诸葛”林乎加和“铁算盘”李人俊见了都有些怕。这可怎么是好？
将军一听，右手往上一甩：别怕他们，我有治他们的招。
什么招？
将军笑了：你们不是已经将某某部的计划方案起草好了嘛？
是是。
那就行。我今晚上总理家去，让总理把某某部的这一块计划方案呈主席阅批。
林乎加哈哈大笑：此乃高招也！
果不其然，毛泽东批阅了。某某部的某某部长再没脾气了，他见了将军涨红着脸：好你个余秋里，论打仗我不服你，可要说搞经济建设，我服你。
将军伸出右胳膊，一把将某某老部长搂住：老司令员啊，你德高望重，我余秋里学你一辈子都嫌时间短嘞！今后国家建设这盘棋，少了你老司令员，我们这台戏可就唱得没劲儿嘞！哈哈哈，你这独臂老伙计，还是当年那个样。我信你，啥时候用得上我这匹老马，只管言语！
老当益壮，国之所幸。将军要请老部长喝酒，老部长说你忙你的，我还要回去执行你的计划呢！
将军欣慰地夹起皮包，准备将拟好的“三五计划汇报提纲”向毛泽东汇报。但他怎么也想不到一直最关心、最重视计划的毛泽东，却已经再没有时间来听取他的汇报了——尽管将军皮包里的那份“三五计划”提纲做得那样“有血有肉”（簿一波语），而且更让将军雄心勃勃的是实行新的调整、充实等措施后的1965年全国的经济形势已经呈现出少有的生机，特别是到了1966年春天，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营与形势人人都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蒸蒸日上景象。任弼时、贺龙曾多次夸将军是个粗中有细的人。这不，在接手制定国家计划重任之后，将军一方面不时听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的战略意图，一方面不时深入各个行业、各个部门，特别是影响国民经济大局的重点工程项目一线，而那些需要特别关心的山区和农村，他都要亲自现场实地的考察调查。比如当时的“三线建设”，比较集中在云、贵、川一带，将军放不下心，带着几位助手，翻山越岭，逐一将国家确定的重点项目进行考察论证。当年与将军一路同的袁宝华如今回忆起来仍然极其动情：“每到一个地方我们都要停下来，秋里马上召集座谈会，不分日夜，有时还要通宵达旦。经过这段工作，我感到他工作作风雷厉风行，是个办实事的人，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