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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了５９张图纸。一区队二分队司机郑学书听说余部长给张文彬下的“军令状”后，自告奋勇报名参加“欲与天公试比高”的革新活动。这郑师傅还真有能耐，他在汽车轮上设计出了一套“防滑鞋” ——用钢板制成的又可固定在轮轴上的“铁鞋”，而且不仅雨天能穿上，晴天还可以卸下，又不磨损轮胎和钢圈。钳工、电工连的同志们加班突击，把郑师傅的“防滑鞋”进行技术加工，待完工后套上汽车一试：嚯，效果好极了！汽车再不怕翻泥浆和陷烂泥地了，装着货物也能跑得飞快。
张文彬让运输处的同志将穿上“防滑鞋”的汽车开到总指挥部。余秋里见后大喜，命令政治部的同志给郑学书师傅和运输处的同志记功嘉奖，同时又立即召开会战总指挥部领导干部会议，进行抢送物资和防雨工作的大动员。
于是全线机关和后勤人员全部出动，帮助供应部门突击抢运前线所需物资。各战区也针对前期对雨季的认识和准备不足的问题，纷纷成立了防雨指挥部和防雨突击队。指挥机关连续七天七夜人不下班、车不熄火，及时将３０００多吨物资送到野外深处的４０多个井场和工地以及数百个点的小分队。各战区的同志更是按照余秋里的统一部署，在自己所属的工作区内和井场周围展开了挖掘排水沟等堵漏防漏的与老天爷争夺时间和比高低的阻击战，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九天九夜不休息”的动人故事。会战后来一直坚持的“九天制工作周”就是从这个时候全面形成，即工作九天休息一天的周十制。一周十天，这是余秋里和大庆人发明的。那个时候没有劳动法，多快好省为社会主义建设是全国上下的大法。毛泽东对石油工业还有一句话叫做“革命加拼命”，余秋里领导他的队伍执行的就是这个法。
历史阶段不一样，“法”的内容和含义也不一样。现在我们对劳动者的尊重是在确保他的劳动权利同时要保障他休息好福利好在内的权利。五六十年代时，让所有劳动者拥有参与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权利是对他的最大保护，这种保护带着一种荣誉和自豪感，是政治和精神方面的因素更多些。一个人如果没有权利参加建设事业，那他就不是社会主义的公民和积极分子了，他很可能是人民的敌人和一个对社会无用的人。那时的人们绝不愿意做这样的人，他们宁愿干死，也不愿做让人唾弃为不劳动的寄生虫。
九天工作制是大庆会战的一个特殊产物。余秋里领导的会战团队在那个时候还发明了许多这样的产物，如“九热一冷”制，即把九成的时间用在热火朝天的生产实践上，一成时间用在冷静研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提高认识上。每月月末有三天时间召开“五级三结合技术座谈会”便是在他提议下、大庆人一直坚持了几十年的好作风。其中有一项叫“大游地宫”的活动，便是会战初期召开的一次“五级三结合”会议上由康世恩同志提议而形成的一种走群众路线、让群众自觉行动起来学习技术知识的活动。“大游地宫”是针对当时会战队伍绝大多数的参战人员来自非石油专业和不懂地质技术和对地下情况不明而开展的一项学习地质科学知识的群众性活动。“地宫”现在仍是大庆油田的一个引以为自豪的标志性博物馆和科普场所。
余秋里后来回到北京有人告诉他，这个五月份的黑龙江松辽地区，是有史以来同期降雨量创下了最高峰，为１０７毫米，比有记载的历史最高纪录的１９１９年５月的８３ ２毫米高出近２４毫米。老天爷给余秋里和石油会战大军来了个“下马威”。但一番激战之后，输家还是老天爷。老天爷无论也想象不出天底下竟然还有这样一支摧不垮、打不烂的建设大军：
大雨滂沱中，他们连搬钻机的样式都变了——５月４日，１２４７队在萨１５井中，利用雨水打滑泥地所产生的润滑，并依靠钻机自身动力，将钻机整体从这一井位挪动了１００米。几天之后，他们第四次试行，仅用１８分钟时间，将钻机移动２５０米，安全准确到达新井位……使石油史上创造了又一个创举。这个队的队长叫段兴枝，也是大庆“五面红旗”之一，他领导的这一创举，为会战的生产队伍提高劳动效率所起的作用是前所未有的；
大雨滂沱中，一支野外地质小分队为了追回因泥泞耽误的时间，在冰冷的溪沟里，顺着湍流趟水八个多小时，一天走完晴天两个工作日的普查线路；大雨滂沱中，“八一部队”的３０００余名官兵在负责铺设管道中，几乎天天是在一米多深的水沟里挥锹挖、用手抠，突击完成输水管线２８公路、输油管道２８公里，共计土方４６。４万方……
“余部长，哪一天需要，我准备到你这儿借一支队伍，再战一次上甘岭也不怕！”一位将军听余秋里介绍会战情况后如此兴奋说。
余秋里笑笑，说我现在带的是找油队伍，不过哪一天真用得着让他们打仗去，我相信他们都是“硬骨头六连”式的好队伍。余秋里心想，我还有许多“雨中上甘岭”没给你讲呢：那天，二战区６５名同志为参加生产技术座谈会和同时向会战指挥部汇报会战成果，为了赶时间，每人仅带了两个饼子，在倾盆大雨中走了２２个小时，行程１４０多华里，而且这１４０多华里全是泥泞之路哟！
这不也是“上甘岭”嘛！跟当年红军翻雪山过草地差不了多少，就差了前后敌人的追击与围堵而已。余秋里坚信，这样的队伍就是有敌人前后追堵也一定能战无不胜、所向披靡。
５月２５日，余秋里见会战队伍在雨季中站住脚跟、生产开始走上正轨后，带着周文龙和康世恩赴哈尔滨向黑龙江省委汇报会战首战情况。
“了不得了不得！石油战士们的冲天干劲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是我们全省人民学习的榜样。我一定要让各地的干部和群众到你们那儿看一看，学一学。” 欧阳钦书记握住余秋里的右手，直伸大姆指。宴会的饭桌上，欧阳钦书记悄悄问余秋里：“北京２０号声援老大哥
的示威大会声势空前，你没看报纸吧？”
余秋里抱歉地笑笑：“这些日子整天被暴雨冲得昏头转向，没来得及看。”
欧阳书记又神秘地问：“你上次电话里说不是也想给老大哥助助威，怎么样，准备差不多了吧？”
余秋里听后笑笑，指指康世恩：“你问他。”
康世恩爽朗地点头说：“争取在六一。”
欧阳书记一听，高兴地站起端上酒杯：“来来，我代表省委先向你们表示祝贺！”
余秋里和周文龙等赶紧跟着起身，频频向黑龙江省委的领导们敬酒致谢：“没有欧阳书记和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的全力支持，我们的几万会战大军真是寸步难行啊！来来，我们敬你们……”
高级干部们轮到有高兴的事聚在一起时，也弄得挺热闹的。那天酒桌上没有露底的事，后几天就在萨尔图那个小小的火车上爆了出来：装满２１节大庆原油的第一列油车在喧天的锣鼓声中徐徐开出……消息传遍了东北大地，也传到了毛泽东的耳朵里。
毛泽东这些天在上海。他是专程为了会见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而从杭州来到黄浦江畔的。蒙哥马利是二战中的名将，指挥过北非战役，又参加过诺曼底登陆战役，名声显赫。毛泽东对这位二战名将的访华十分重视，并与将军进行了长时间的友好而无拘无束的谈话。处在苏美夹击中的毛泽东此时关注的一个中心意思是：希望英法苏中四国接近起来。他提出了“冷战共处”的构想。蒙哥马利对此很感兴趣，并表示愿意做从事能使这四国走到一起的工作。但将军向毛泽东提了另一个重要问题：
“五十年以后的中国命运怎么样呢？我的意思是，到那个时候，中国会不会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了？”
毛泽东“嗯”了一声后，马上敏感到对方想的是什么，便答：“你的看法是，那个时候我们会侵略，是不是？”毛泽东说完自己先笑了，然后坦诚道：“五十年以后，中国的命运还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如果我们占人家一寸土地，我们就是侵略者。实际上，我们是被侵略者，美国还占着我们的台湾。”（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181、188、189页）。
蒙哥马利将军后来回国后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上，他说：毛泽东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建设了一个统一的、人人献身和有目的感的国家。他的人民正在进行一场伟大的奋发图强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这其中，有些成就已经可以让全世界震惊。
“六一”的第一列原油驶出大庆油田这一事件，引起了全世界许多人的关注。虽然那时连大庆这个名字都是保密的，可再保密的事也不可能不透一点风声。更何况，苏联“老大哥”的专家组一直参与了松辽找油的工作，他们不知道中国发现了大油田那是天大的笑话，已经开始同中国翻脸的苏联人知道的事，美国人不会一点不知道，美国人知道的事，他的欧洲盟国小兄弟们也不会不知道。
很有意思的是“六一”第一列原油驶出萨尔图站时，有一位专管装油的会战英雄却竟然不知道他灌的油车在他呼呼大睡之时“隆隆”轰鸣着从他身边开走了。当他醒来时，听说油车已经过了哈尔滨时，气得直嚷嚷队友们“缺德”。
此人便是薛国邦。４０年后我在这位老英雄的家里听他讲述了一段趣闻：
上面已说过，薛国邦带领他和采油队到松辽后，接受了萨６６井的采油任务。这是大庆油田试验区的第一口高产井。当会战指挥部决定要在“六一”前外运第一列原油时，自然而然装油的任务他薛国邦队又摊上了。那时外界的人还不知道，大庆的原油凝固度特高，从井里喷出后一到地面就凝固起来，尤其是天气一冷，其凝固度就更高了，无法成为流动的液体。薛国邦接受外运列车的装油任务时，只离“六一”一个星期，这一个星期里他们先要把２１节油罐量的原油加温、熔化好。偏偏在临装车的前三天，气温低于原油的凝固度，土油池里的原油变得愈来愈稠，蒸汽盘管又进不了油池中间，那台土抽油机——水泥车的泵机不时发出“哼嘶哼嘶” 的怪叫。“不行了！打不上油啦！”水泥车的司机从驾驶室里地一次次探出头来，异常焦急地喊着，最后干脆关停了抽油机。
这可怎么办？满身油泥的薛国邦瞅着像凝结成冰块一样的油池，直抓头皮。队友们则眼睁睁地瞅着自己的队长，等待他决策。
“指挥部已经确定了第一列外运原油的火车出发时间，要是耽误在装油上，那还要我们干什么？”薛国邦奋然将衣服一脱，腾起双腿，一跃跳进了油池，然后张开双臂，左右划动起来……结成冰块似的原油开始蠢蠢欲动起来，又渐渐变成流动的液体，涌动着、奔流着。
水泥车的泵机重新隆隆响起。“行了行了！”负责抽油的司机欣喜万分地高呼起来。
乌黑的原油再次源源不断地流入油罐车内……
“队长，你的腿关节不好，快上来吧！”队友们一遍又一遍地喊着，可谁也没有喊动池子里的薛国邦。四天四夜，薛国邦就这样和他的战友激战在油池里，用身体熔化着原油，直到灌完前２０节油罐车时，他才被几位党总支的领导硬拉出油池。
“几天几夜下来，太累了，我被大伙抬到宿舍，一躺下就没醒过来……”老英雄回想当年的壮烈一幕，仍然记忆犹新。“‘六一’中午时我才醒过来，走出门一看，怎么油罐车没了？就问队上的人，他们笑着告诉我说，现在火车都快到大连炼油厂了，你还想看什么呀？我生气地问他们为啥开车时不叫醒我？队友们说，我们不知叫了你多少次，叫醒一次你又倒下睡着了，连续叫了不下五六次，就是叫不醒！我听后自己也乐了，心想，反正油车已经走了，毛主席也知道我们大庆的石油要派上用场了，这不就是我的愿望吗？那会儿，人不知啥是累，睁开眼睛就是干活，眼睛闭了也想着工作……”薛国邦后来是大庆“五面红旗”之一，与铁人王进喜等名列在中国石油史篇上。退休前，他是大庆市人大主任。
中外历史上有许多战役可以用艰苦卓绝四个字形容。二万五千里的长征是这样，斯大林指挥的卫国战争是这样，诺曼底登陆战是这样。和平建设时期的不少战斗，能用上这四个字的也有不少，像美国人修建纵横南北的大铁路工程时，每一公里就要死掉十几个人，其中中国的华人在此次修建铁路中便有数千的尸骨埋在加利福尼亚州沿线。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大庆会战可以说五十五年建国史上一场最为壮烈的艰苦卓绝战斗了。
五万余人的队伍从四面八方一下来到荒原后，他们几乎没有顾得上垒一个像样的窝、多备一件卸寒的衣，便投入了紧张而激烈的施工。又可以说在脚跟尚未站稳之际，便遭受了一场连绵不断的暴风雨袭击。于是不管是先前在松辽进行普查的松辽勘探局的几千名职工，还是后来从四川、玉门、新疆和青海来的一万余名石油老职工，和三万多部队转业官兵，他们都是遵照会战总指挥部的命令，以最快速度，轻装来到这儿的。大雨将他们仅有的随身物品泡了又泡、湿了又湿，结果让他们遭受了生命中最严峻的考验。
“我从四川来时就带了两身外衣，三身内衣，加上到松辽后发的一身工作服和一块棉毯，不到半个月就啥也没可换的了。不瞒你说，我当时下面的裤裆里烂得路都走不动。下裆发烂的不是我一个。那时钻井台上基本没有女同志，所以大伙上班时里面不穿短裤，这样舒服些。一回到住处，大家干脆脱得精光往炕上一趟，十几条汉子，赤条条的躺在上面，双腿叉得大大的，我们自嘲这叫烤小黑鱼——从井台上拣点原油，放在盆罐里点着后，将红肿溃烂的双腿根烤着取干取暖……”一位 “老四川”对我说。
“我们几个女孩子都是地质学校刚毕业就到了会战前线。那时到会战前线、到会战前线最基层的单位是最光荣的事。所以我们几个姐妹抢着上野外普查分队。到野外分队后，整天一身水一身泥的，几乎每天都要趟水。男同志们把衣服一脱，往头顶一举，光着*股就过去了。我们女的不行啊！内衣总得穿吧！所以趟一次水后，就得湿一次身子。时间一长，身体就发生了变化。我和队上的几个女孩，开始几个月的‘例假’都不对劲，两三个月不来是常有的事。队上有个女孩子见两个月没来经，吓得以为自己怀孕了，她有男朋友。后来到医院一检查不是。她为这高兴得请我们几个吃了一斤糖。可后来这位同志到了想生育的时候却再也没了能力。医生说她因长期患经病而丧失了怀孕功能。在参加会战的女同志中，像这样的人不止一二个。可我们至今没有一句怨言，因为我们一直是高唱着‘我为祖国献石油’过来的……”一位女地质师对我说。
在大庆、在石油战线，我听过无数这样的讲述。说起当年会战，他们每个人都可以给我讲三天三夜，每一个人都是一部不朽的史书。
但，我知道在五万多人的会战大军中，余秋里无疑是最精彩和最动人的篇章。因为他是这个队伍的最高指挥官，他有十倍、百倍于普通会战干部和职工所经历的困苦与艰难需要面对。
现在他需要面对的是比雨季更为严重的一件事：荒原上的四五万大军，冬天来了怎么过？
松辽的冬天是什么样？
松辽的冬天有一百种说法：
一场雪能把一年长起来的草压死；
一日结冰能五个月不化；
一次寒流能灭掉秋夏两暖；
而有人说的在冬天的北大荒上拉一回**你累了可以坐在**堆上保证不塌下去，你**一泡**转眼变成冰棒，这绝对不是玩笑话。滴水成冰，随处可见。
余秋里相信，因为在第一次上大同镇视察时他已经领教了北国冬季的严酷。那时整个松辽平原上仅有几台钻机、几个野外地质调查队，无论如何石油部和地方政府都能用全力去保证这些队伍不出任何问题，即使如此，第一次他上松基三井等钻井队看到工人们穿着盔甲似的冰泥服，放岩芯的技术员，稍稍不慎手皮便被整块整块地撕拉出血淋淋的情景，这样的记忆无法抹去。
雨季无论再可怕，那是零上温度的春夏里；东北的冬季，从１０月开始，将一直延续到第二年的三四月份。而这五个多月的时间里，一般气温都在零下一二十度、最低能过零下三四十度。零下三四十度是什么概念？那绝对不仅仅是拉一回**可以当凳子坐和**一泡**成冰棒的事——你假如不小心迷失在露天几个小时就可能会冻成僵尸、你假如穿一身湿透的衣服在几十分钟内便会冻得失去知觉……在冬季，经常还有被当地人称之为“大烟泡”的暴风雪，那一刮起来，真可谓塔倒山移。至于这儿的雪一个冬天下多少场就更是谁也说不清了。在大同镇采访时，当地百姓告诉我，说他们经常遇上这类事：晚上好好的把马儿圈在马厩里，可第二天一开门，却见老马上了房顶。为啥，下雪呗！大雪降至，渐渐积起。马儿没处跑，只好跟着积雪往上走。一夜大雪掩过房墙，马儿也就上了房顶……
“秋里啊，咱东北可不比你老家江西，要是冬天没有很好的防寒设施，别说人过不了冬，就是铁疙瘩的机器设备也会成一堆废铜烂铁呀！”早在会战初期，“钢铁大王”王鹤寿等过去在东北开辟革命根据地的老同志就关切地告诫过余秋里，并说如果会战队伍过不了冬，就争取在１０月份之前把人和设备拉到哈尔滨、长春或沈阳等城市，等来年开春后再把队伍和设备拉到大庆油田去。
“这样保险。”王鹤寿特别提醒跟他仍在较劲“一吨钢一吨油”的石油部部长、好友余秋里。
这是肯定的，把人和设备拉到有保暖设施的城里，都会比天寒地冻的北大荒要保险得多。但余秋里却不甘心这么做：一年１２个月，过冬就要花去６个月，搬进搬出两次折腾，队伍的消耗不说，光会战的时间就至少拉长一倍！这油田开发将拖到什么时候呀？
“不行！这么干我们耗不起！队伍耗不起！国家要油的时间耗不起！既然一*股坐定了北大荒，那就不该随便动来动去。还是我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