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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情感事务（三）
大先生：门道与选择 一旦确定某妓不复为小先生或是刚开苞的，一般人也都这么看了，那么想同她有肌肤之亲就不但要看老鸨的眼色，还要赢得她本人的好感。不再是小先生的妓女在性的方面也许活跃了些，但也并非有求必应。不易近身是高等妓女自我界定的重要方面，对客人来说，这也是他们理解自己在妓院地位的关键：能够同有名气的、众人追逐的女子亲密无间的客人便自视为妓院的座上客。 欲得到长三妓女的身体受种种限制，这使她们同等级低一些的华妓以及据说十分淫荡的洋妓形成鲜明的区别。1929年《晶报》上有文形容美国娼妓“像咸肉庄和跳老虫，操肉欲淫业”（讲的像是美国的事情）；说她们十分讲究卫生，身体结实健康，每天同十来个男人睡觉不成问题，“像车轮转个不停”；还说她们常在阴户上涂抹唇膏，那里因使用过度而发黑。 20世纪中国娼妓的爱慕者恰恰是通过她们迥异于上述低俗行为这一点来对之进行勾画。孤傲，高品位，这使她们显得文明、优雅，此品行亦延及其嫖客。幺二妓很不喜欢客人在“上局、装干湿后便即住夜，谓之一局一夜厢”（“稍有身份之妓亦不肯从”）。然而，“倘一度之后此客不来，尤为所忌，所谓一去不还乡也。”在长三妓中，客人倘在时机未成熟时贸然提出夜度要求，会被当作愚鲁的乡巴佬，甚至当作脑子出了毛病。长三据称只在生意不好时才会以身易钱，做性的买卖。这样的人被说成操双份职业，正业是长三，卖艺，在场面上应酬，还有一份有点丢人，那就是“上庄零卖”。 对于一个规规矩矩地做分内应做之事的长三来说，夜厢被刻画为一个漫长的、多少有点神秘的过程之顶点： 沪上妓女之佼佼者，每不肯轻易作夜度娘。然亦有不费半丝红线成就了一宵欢爱者，其得之盖自有道……或问嫖之道安在，曰，此不能明言，慧心人自能知之。 姑且不论上文对道家之“道”和佛家之“慧心”的嘲弄，这里确实评说了长三妓女从嫖客中选择体己相好的标准。19世纪末的一部指南书提出说，110妓女选嫖客同嫖客选妓女是一样的，长相好，年纪轻，是两条主要标准。老而丑的客人被告知他们无论如何都会相形见绌。 这一主题在20世纪的文字中经久不衰。1920年编的一部清代的稗官野史说到光绪年间，有一名叫德仙的妓女被一金姓阔客相中，而德仙终日“落寞殊异”，极有可能嫌其“面麻而黑，貌实不”。本来她已答应他寄宿，然而另有客至，德仙即毁前约。金提出赠二十金，“聊助花粉费”，德仙仍是不依，只嘱他改日再来。待他再次前往，却发现她刚留客过夜，那客被形容为“美少年，翩翩浊世佳公子也”。金朝这青年只看一眼，“因悟德仙奚落之由”，遂告知德仙“今已矣，繁华梦醒矣”，除去夜度费用外，另又加付给她仆妇等的小账。德仙如数收进，又讨四元“嬲金”。金不允，德仙再次索要，金终于动怒道，“汝鸳梦同人，而蝇头逐我。”有意思的是，老鸨不得不出面“请肆筵谢过”，但是故事并未说老鸨可以迫使德仙同金过夜。 诸如此类的故事形成了一种说法：“姐儿爱俏，鸨儿爱钞。”1939年的一部指南书对此说得更明白，妓女爱的就是“小白脸”（上海俚语，指长相好的青年男子）： 还有一种，是喜欢小白脸胡调的，她们出堂差看见了小白脸，两只脚便像铁铸的一般，死也不肯走，便胡调胡上了。 这里“胡调”的意思说得相当明确，就是上床了。尽管作者要说的是妓女在感情上朝三暮四、出尔反尔，这段文字却也表明妓女可以选择自己的客人，再说她们自己也有情欲，其行为有时是情欲所至。 然而指点嫖客如何赢得大先生好感的文字并非一味强调长相。金钱是很重要的因素。叫大先生的堂差比叫小先生贵一些，因为她们懂行、专注，又有许多稔客追逐她们。书上说，想对小先生动脑筋只能鬼鬼祟祟的，同大先生就不一样了，尽管可以大胆、直率地说出愿望，不过自己的分内之事也一定要做好。例如每逢初一、十五要来喝酒、做花头，111节日里要收下特别准备的菜肴并会钞，冬至付帽子钱，立夏付扇子钱，正月里付果盘钱。最好不要抠抠搜搜的：“如果有心规避，就是坍自己的台，不给她的面子，那是不可以的。” 结交妓女首先要考虑的是让她所在的妓家多进账，让她有面子；但接下来还有一件不可少的事情，即多赠财物，馈赠会落到妓女自己的腰包里而不是妓家的钱柜中。走运的妓女叫“红先生”，一般不肯留宿客人，想留下事先要满足一些条件，可能是送几只金手镯或一只钻戒，并付赌账酒账外加20至40元小账。特别阔绰的，想要的又是大红大紫的先生，竟可为共度一宵抛掷千金。 钱财却不是惟一的变数，这更让嫖客感到头痛。一部指南书叹道，“耗费万金，不能一亲芳泽的”大有人在。 1932年有一部上海的游览指南书，其中题为“嫖的门径”的部分就大谈这个问题。指南书直接为嫖客指点说：“做了花头成了熟客，再进一步当然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尽了义务，享些权利，这本是事理所当然。不过这事没有定例。”接着解释道，“很有许多做了不少花头，还是不曾下水（即发生性关系），有的未做花头，已尝风味。”作者指点说，关键在于客人的功夫。他不只应手面大方，还须讲究衣着的品位；应注意邀约有资格的嫖友同伙一起前往，如此“她们怕惧三分，不敢作弄”。假如他“体贴入微，胡调的地方胡调，庄重的地方庄重”，那么“何论使标劲的红妓，也当做你胯下的俘虏”。另有一位作者发挥说，关键是两个字，“小”和“闲”。“小”说的是事无巨细，都要悉心关照，例如帮她穿上外套啦，送她上电梯啦等等（1939年出版的这部指南书揉进了外来的、向妇女献殷勤的骑士派头和外来的技术）。“闲”说的是每日务去看她，如此他的体贴和牵挂便会给妓女留下印象。指南书又奉劝说，如不这样做，那么就要靠金钱权势、而不是爱慕来得到妓女的身体了，女人不信服他，也就谈不上爱，这样的关系还是不结为上。嫖大先生和嫖小先生的道理是一样的，客人图的不只是肉体的关系，而是要“彼此恋爱”，书中描写说这种情爱的关系是“很有滋味的”。 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图改革的娼妓生活写照，对高等妓女的再现也随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112尽管她们仍被刻画为甚具魅力的女人，有本事“劳动”客人、令其心甘情愿掏腰包，然而金钱却已不是她们惟一的驱动力了。相反，她们被说成是情感上深受摧残的物件，为了爱会孤注一掷：
第四章 情感事务（五）
优伶及其他相好 一般说来，妓女即使同客人有了十分缱绻的关系，她多少还是会在钱财上打些小算盘。对比之下，妓女所爱的人却并不见得是客人或甚至不是丈夫。当妓女为了爱情而非物质利益方面的考虑选择性伴侣时，据说她们挑的往往是戏子或是自己的马夫车夫，而不要阔绰的士卿或商贾，即使在妓院生意十分红火、客人中有许多名流的时候也如此。有个名妓艺名叫林黛玉，取的是清朝小说《红楼梦》中女主人公的名字；她将近50岁时同一个不到20岁的优伶好上了，还笑着对朋友说，“我只当是养生药罢了。”梨园伶人和妓女一样，地位低下，向来被看得“贱”。也许是同病相怜，也许是优伶名气大，也许是他们衣着入时，抽的烟喝的酒都很讲品位——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总之妓女很受吸引，乃至妓女与优伶相好已经成为指南书必然要说到的题目。一部回忆录引述了一个妓女的解释： 我等沦落风尘，阅人不为不伙，惟必气味之相投，乃堪身心之相许。无如近世一般阔客，虽或膺国家之显秩，擅富贵之双全，无如就其外而观之，终嫌有市井气，就其内而察之，终嫌有寒俭气，往往出于优伶之下。以故只可图其财帛，而不堪联以心情噫。 优伶与车夫据说心气平和，同花钱的客人相比，他们对妓女好得多。 同优伶落相好（即“姘戏子”）受到一些指南书的嘲弄，被认为是很丢脸的事。但也有一种论调说，不同戏子或车夫相好，妓女就红不起来。报纸的闲话专栏和指南书如说明什么的话，那么可以说在20世纪初期，117姘戏子是很普遍的现象。1918年北京有家报纸刊登了一份名妓的名单，其中有上海名人胡宝玉、林黛玉、陆兰芬、张书玉等（见第六章），她们都有梨园相好。另一份小报列出47桩妓女同戏子的艳情，从中看出有些妓女不止一个优伶情人。有饶舌者打趣道：“昔人有句云，天下名山僧占多，今可易其语曰海上名花优占多矣。” 妓女平时动用各种手段让常客在其身上花钱、在妓家花钱，可是同戏子或别的情人在一起，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是否情人，只要看是不是女人花钱。妓女给情人买昂贵的礼物，甚至借钱替情人还债，这就叫“养小鬼”。指南书告诫嫖客说，妓女若同戏子搅和到了一起，就不要再往那妓院丢钱了，否则或许会发现自己的慷慨馈赠全都填了他人的腰包。有个妓女据说搞得很尴尬：她将客人送她的料子转赠给情人，他做了件袍子，穿出来，给那客人看到了，客人一生气再也不理睬那家妓院了。名妓张书玉喜欢给车夫穿彩条滚边的绸子衣裳，戴上有金穗的毛料帽子，结果传出了她同车夫相好的流言。她听到传言不快，遂叫车夫穿得素些，正告他说不然巡捕会以衣着不当为由拘他入捕房的。 指南书和小报文章的作者对于妓女与戏子的往来时而不安，时而觉得有趣。一位作者从中看到妓女总算有机会可发泄对男人的愤懑：“她们平常做的是男子的玩具，受男子的玩弄，她们有了钱，就想在男子身上报仇。”这时，人们心目中妓女所拥有的社交和选择客人的权力达到了极点。在这类文字表述中，女人不仅能自主地挑选性伴侣——体面人家的妇女无权这样做——而且还利用这种关系，剥夺了选中的男子的自主权，事实上将他们变成了女性。描写“小鬼”生活的文字说他们物质生活优裕，可个人自由却大受限制：他们不能有自己的企图，每夜必须准时去会应完堂差的妓女，差不多已成了豢养他们的女人的奴隶。有一则小报故事，冷嘲热讽地描写一名叫文第老四的自家身体，说她每每抛头露面，身边必有一高大、英俊、强健的大学生。他对她言听计从，她打牌时他在一旁静候，她吸烟时他在一角静坐。她的妓女朋友都叫他“文第老四之侍从武官”，说妓院的“主政”就像中国的首脑一样，118也需要侍从武官。种种描述，重点都在“正常的”权力关系之颠倒：女人养男人，控制男人，尽管不言明却已直逼传统的性别身份安排。 妓院中通常称“怪”的，是发生在妓女之间的性关系。民国期间，西方的性学语汇渐流行起来，但此前，指称女子之间这种关系的通常用语不是“同性恋”或“同性爱”，而是“磨镜子”。1935年出版的一部俗语切口词典解释说，磨镜子一说来自古时候用一平滑铜镜打磨另一面铜镜的做法，两个面上均无突起。女人之间的事也称“摊粉皮”。20世纪初有关名妓生平的故事中提到一个曰“人妖”的“洪奶奶”。洪奶奶住在公共租界的恩庆里，据说她的客人很少，却挥霍无度，有的史料神秘兮兮地添说：“其供给取诸妇人，而不取诸男子者也。”更露骨一点的文字则干脆说，洪的“怪”在于“所狎之男子绝少，而妇女喜与之昵，俗所谓磨镜党者是也，洪为之魁”。该文又说，洪的相好不仅是妓女（“北里中人”），还有“巨室之妾女”，自其同洪有染，“即视男子为厌物矣”。同对待妓女的其他性关系一样，资料中很少直接谈女人之间性关系中的感情或具体行为，但有几种资料提到女人相爱有强烈的占有心，常因忌妒而争吵。一史料还提到洪奶奶为这类争执仲裁，别的女人“唯唯从命，不敢违”。另据说“洪党”中人还开始收费在各饭店请小范围观众观其演示女人的性爱。尽管妓女当众表演同性恋被说成是30年代旅馆业的一道风景（以塞满木耳、遇热水便涨大的假阳具为招徕物），但妓女似乎不大可能参加夜总会的系列表演。 炮制关于妓女们在生意之外的性伙伴的故事，传播这些故事，其本身也是一种窥淫的举动。写这样的故事似乎多半是为了让读者间接地感到自己对名妓与狎客的私生活了如指掌。但也可以有别的解释：这些故事勾勒出女人能够选择伴侣的范围——身处娼妓业之外的妇女几乎是绝对不会得到这样的空间的。在评说者所关注的那些选择中，119由男性开始、并控制性交往的“正常”男性特权大大削弱了。每次客人同妓女的交往中都含有被妓女拒绝的可能，但是妓女同优伶、车马夫、“小鬼”和其他女人的勾连所涉及的，就不仅是拒绝的问题了，而是整个地动摇了权力的性别身份。
第四章 情感事务（六）
情妇、小妾及退身计 故事中有三心二意的、自己有主意的、性意识觉醒了的妓女，懂得自己要什么样的情人并敢于去追求的妓女，但也有与之相反的、不那么厉害的妓女，那就是忠贞不贰、有情有义的妓女。重情义的娼妓也有许多变种。1920年的书中重印了一则19世纪70年代的故事，讲的是从小失去父母、被亲戚卖入青楼的林爱官。林出身好人家，故事亦用相称的字眼，谓其“风格温重，寡言语，不喜妆饰”。林看中一雍姓客人，与之私订终身，无奈雍生力量单薄，不能为她赎身。过了几年，雍有一陈姓朋友看上了林爱官，使老鸨责令其与之“通燕好”。故事说到陈与老鸨来到林的房间，林拔出刀子，跪在陈面前对他说， 妾本薄命，生死不足重轻。所以苟延有待者，以虽隶烟花，尚复贞一。君家拥花围柳，何处不逢佳丽者，何以迫吾言欢？君欲污吾身，请污吾刃。言讫，以刃置妆台。陈哑然曰，予固知尔之钟情于雍，然彼力薄不济，奈何。曰，不济则以死继之，不然，怀此刃何为者。陈乃慨然曰，尔识雍，予岂不识雍哉。于是启户遽出，乘夜挟雍至林所。出所带金条脱两枚付鸨母，谓之曰，林不尔向矣，舍女而取金，尔之见机也，如不从，曷观此刃。鸨母无奈，遂以归雍。 在另一些故事中，一个妓女忠心耿耿地照顾得了肺痨的相好，他死后她更改姓名回到青楼，不想因自己的风尘生涯玷污了他家的清白名声。另一妓女尽管不得不替巨商应酬侑酒，却坚不从其夜度要求，然私下里则与一位穷困但懂她心思的男子信誓旦旦，长相厮守。这些事例中，有美德的妓女在感情上均忠贞不贰，均明白自己（低下）的地位，并尽最大努力在这样的环境中守住贞操。 如果说妓女的行为表现出应有的妇德时，120在文字表述中她的危险性也有所下降的话，那么，当她表示愿意做上等人的妾室时，其潜在的危险就进一步得到控制了。指南书和小报中的名妓小传经常包括某妓的声明，称自己不想继续为妓，而欲寻一所爱，依附于其家庭。 男人的大老婆往往是奉父母之命讨进家来，对方必是门当户对，可以为男家增加资产、提高地位的人家。娼妓在这些方面均无能为力。小老婆则相反，她们是男人自己挑选的，后者看中的是其性感、罗曼蒂克的吸引力、对谈的能力，以及能否带来子嗣。妓女就其背景和经历看，想攀上大老婆的地位是不大可能的，但是纳妾的一套语汇实际上同婚姻的语汇并无二致，惟有常用的“从良”一词仍表明妓女并非良家出身。按某外国观察家在1871年时的记载，阔佬纳妓为妾“根本算不得丢脸”。即使有明令禁止高官与娼妓交往，他们仍纳妓为妾。（一位外国评论家试图对西方读者解释中国的这一习俗时，举出伴侣关系这一西方的婚姻观。他说做了小妾的娼妓比起深宅大院中的夫人，对外部世界懂得多一些，因此“于情于理均比大太太更接近外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