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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对方辩友的开场陈词是不是赛前模块化写好的我方一辩在立论时，已经明明白白说了要‘多管齐下’治理上述城市三大综合症，私家车要限制，公车也要限制。新能源车要推广，但旧车数量也要从根本上直接控制。
我实在不明白对方辩友为何还要如此偏废某一种手段地生硬反驳。明明有更有效率、更快解决问题的方案放在那里，却偏偏只选择其中一两招来实践。”
反方这边，三辩陈汉应声反驳：“请对方辩友注意，买不买私家车是公民的个人选择自由。政府在解决一些公益问题的时候，如果有不侵犯私权选择自由的手段可用的情况下，当然应该先穷尽这一方面的可能性。
实在没办法，才能选择侵犯私权选择。所以我方之所以觉得不该限制私车数量，是建立在目前各国政府并没有在限制公车、推广新能源、优化城市规划等方面尽力的社会现实之下的。
在这种情况下，拥堵、污染等问题上私家车究竟有几成责任、限制私家车后能否彻底解决上述问题，都是没法证明的，因此我们要求政府在实施一件并没有必然成功把握、而又要侵害公民私权的政策时，持重谨慎，难道不对吗？”
陈汉说这番话时，羊薇薇一直都仔细地听着，直到陈汉坐下，她才松了口气。
这番话，显然是被田海茉的挑衅逼出来的，不得不答。而陈汉还算争气，并没有把意识形态层面的底牌出完。
他到最后，也没把“对于私人，法无禁止即可为，对于政府，法无授权即不可为”这句话说出来按照赛前的计划，这种控诉对方政治上极为不正确的大帽子、大政治标签，最好是要压到反方总结陈词的时候，由羊薇薇亲口说出来的。
因为反方总结陈词时全场最后一次发言机会，说完后正方是没机会再开口的。
所以这种时候“用已经质证过‘事实判断’部分的证据，结合新的、拔高的‘价值判断’政治标签”，才能发挥最大的杀伤力。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番话还藏藏掖掖，好歹已经足够正方把战火蔓延开来了。
虞美琴几乎是应声反呛：“那我只能说，对方辩友对公共管理事务一无所知治大国如烹小鲜，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政府治理和公共管理事务，每天都在面对新的情况、新的问题。
如果所有的行政策略，都必须被证明‘100％有效、100％能够解决当前问题’，才可以被实施的话，那么这个世界早就不存在行之有效的政府了！
任何解决新问题的新对策，只要小心论证、局部试点、总结经验，然后就可以推广，这是行政常识。我希望对方辩友不要枉顾行政常识，空谈口号，做一个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人。”
陈汉顿时有些窘迫，幸好他已经坐下了，也不一定要他来回答这个问题。
“刚才的处理还是毛躁了，为了保下杀手锏，其他话组织得有些过于保守，这才导致被人当成‘百无一用是书生’。”羊薇薇皱着眉头，反思着陈汉刚才的小小失误。
既然已经被人嘲讽成“不干实事，只能空谈”，这种帽子对队伍在评审团眼中的印象分杀伤是很巨大的，属于不得不正面怼回去的那种。
羊薇薇也只好亲自出马了：
“既然对方辩友认为应该谈谈具体的控制策略和实施细则，让我们理性探讨其是否确实侵害人民的便利，那我们就讨论好了但是我不得不提醒对方辩友，今天的辩题是‘政府是否应该控制私家车的数量’。
而你们刚才已经说了很多天花乱坠诸如‘提倡新能源车’之类的方略，而这些方略控制的是私家车的‘质量’，而不是‘数量’。因此即使这一招有效，也不能用于支持你方今天的立场。
我方正是建立在你们此前随口列举的具体施政方略或超出辩题、或明显不当的大前提下，才认为应该‘持重谨慎’的。”
羊薇薇的话里，还不由自主地把那天场外探班施压的时候，刺探到的那个弱点用了进去。
比赛，终于发展到了mpa人士发挥的场合，也就是具体的施政策略细则比拼。
“辩题是谈私家车数量控制，我们当然会就事论事只谈数量控制，不涉质量，这点用不着对方辩友来越界担心。”虞美琴觉得自己状态热身得还不错，趁热打铁地把她知道的仅有几个具体诱饵抛了出去，
“而我们设想的私家车数量控制具体措施，完全可以是提高燃油税标准、上牌费、排污费，通过经济手段来控制。那种靠行政强制命令一刀切、违背市场规律的粗暴行径，完全是对方辩友的臆想！”
“只说靠加税和牌照费来控制么……这倒是完全采用了经济手段，不好攻击他们‘粗暴施政’呐。”羊薇薇和队员们思忖着，心说对方果然是够狡猾的。
不过比赛场上么，哪怕只是“加钱限车”这种不怎么好喷的手段，也只能没喷找喷了。
羊薇薇一个眼色，汤雯就知道这种胡搅蛮缠的脏活该自己出场了。
汤雯立刻喷出一句鸡汤体：“加钱就一定能控制私家车数量了吗？加了钱，最后还不是转嫁到了刚需身上受罪。君不见国家为了宏观调控限制炒房，已经把土地增值税加到多高了，该炒房的不是还炒房，房价都涨到什么样儿了！”
这种似是而非的鸡汤体，如果不被人戳穿的话，对外行人还是很有欺骗力的。
毕竟国人深受房价之苦，只要有人提起这个来类比，共鸣心几乎是一抓一个准。
虞美琴总觉得对方的话不对劲儿，可惜一两秒钟之内愣是没法瞬间戳穿。
这个是完全不可能赛前提前准备的，因此100％考验的是临场随机应变能力。
这也是区分喷神和喷王的附加题。
冯见雄恰到好处地站起来，扛下了这道考验急智的问题：“请对方辩友不要偷换概念！买公车、企业用车，在经济学的范畴上，属于‘投资’买房也属于投资。但是购买私家车的行为，在经济学上属于‘消费’。这完全是两码事。
对方辩友居然试图用‘加税不能限制投资’这种理由，来推导出‘加税同样不能限制消费’，这不是太可笑了么？君不见进口化妆品被加了几倍的重税？国内合法渠道的进口化妆品消费量，和没有重税时相比，难道没有明显的下降么？”
陈汉这下哑火了。
“靠收钱限制数量有没有效果”这个问题，反方明显不得不服输了。
也就是乖乖地承认，收钱是可以控制数量的。
“可惜，不能证明‘收钱也不一定有控制效果’这一点了。不然，还可以继续黑对方‘经济调控肯定不行，要想控制数量肯定会用到行政强制的暴和谐政’。”羊薇薇在内心无声的叹息，却也无可奈何。
只能转向另一个攻击角度了。
羊薇薇调整好情绪，大大方方地说：“好，或许靠加钱确实可以控制私家车数量。可是在依法行政的善政环境下，所有税费的收取，难道不该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嘛？这些钱收了之后，纯粹被挪用去给其他人和用途，不是对私家车主们最大的不公平么？
而且那些早年买了私家车的车主不用给这笔钱，如今却突然要给，岂不是对晚富起来的人最大的不公平！”
第34章 污染也是交易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羊薇薇这番反驳的厉害之处，绝大多数国内的看客肯定是看不出其意境和精要所在。
这并不是国内的读书人能力不行，而是因为国人早就习惯了逆来顺受各种苛捐杂税。
华夏的税收，是有“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传统的，毕竟这是单一制国家，而且发展很不平衡，也确实需要这种制度。
中央从富庶省份的分税制抽成中拿来钱，然后去建设落后省份、到大西南扶贫、到大西北搞大开发。所有人都觉得这很正常，东南沿海富庶省份的人民也没觉得自己被剥削奴役了。
可是这种情况，在绝大多数的资本注意国家是不可想象的。
尤其是在联邦制的国家，大家理所当然觉得本州人民交的钱，当然应该花在建设本州上。
在华夏，一个沪江人纳的税可能被转移支付去滇黔扶贫了。但是在米国，要是一个纽约州的人纳的税（联邦所得税除外）被拿去救济阿肯色穷逼了，那绝对是要引起闹独立的重大问题“你州”阿肯色人就是饿死，关“我州”纽约老爷什么屁事？
就拿后世2017年华夏讨论得很热的“物业税”（房地产税）。华夏人大多只关注这玩意儿如何征、如何定免征额、如何控制房价（事实上大多数穷人就把物业税当成打压房价的手段了），却很少关心征来的钱该花到哪儿。
这玩意儿，在200年前的米国就玩过了，也一直在玩，只是米国政府从200年前就渐渐发现联邦收这个税会被强烈反抗，放弃了。交给州收，后来州政府收也被各种抗议，只好继续下放到县。一直到如今，米国的物业税还是市县一级在收。
究其原因，就是每个米国人脑子里都有一根弦：收物业税可以，但“我的土地、房子”收来的物业税，必须用于“维护我的房子周边的基础设施、为我的房子提供区位价值增值”。
换句话说，哪怕今天布鲁克林区的人交的物业税，被拿去修一条皇后区的地铁，只跨了一个区，导致皇后区一些沿线房子增值了，那布鲁克林人也是肯定要把纽约市长掀下去坐牢的。
（注：这里只是用国人能够理解的模式举例，实际上在米国地铁修通并不是导致房地产增值的因素，反而是导致房子贬值的因素。
因为米国人认为“凡是公共交通能到的地方，那就意味着黑人、穷人、养不起车的人也很容易到达其周边晃悠，所以导致这块地皮不安全”，加上米国人的私家车保有量超高，不通公共交通其实对有钱人的出行并不会造成不良影响。
所以在米国，同一座城市里大环境、配套设施相当的情况下，公共交通越差的地块地价才越高。卖点就是“穷人不方便到这儿来”。
另外，前文所说的“绝大多数资本注意国家”，特指‘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也就是英美为代表。独裁时代的德、日这些“国家资本注意”模式不算。二战前的德、日也是跟华夏一样，政府征了钱可以“全国一盘棋”搞建设，比如大造铁路、修战列舰。）
剖析清楚了这些点，再来回头看羊薇薇的控诉，那就可以看出其威力了。
这是一种对“不依法行政、乱行政”的严重控诉。
如果冯见雄或者说金陵师大其他队员应对不当，是完全有可能引起评委们的集体倒戈的。
说到底，这个比赛是在星岛这个资本注意国家举行的，而评委们几乎都挑的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学者。
这也是平行时空这场同题比赛中，正方最后落败的主要原因对依法行政的描述不够重视，以至于被评委们当成了暴和谐政的支持者。
……
“我方此前的辩词中，哪里说过有‘宏观调控私家车数量时所收取的税费，会被挪用于其他用途’了？请对方辩友不要信口开河我们一贯觉得，政府是可以找到精确‘取之于某些民，也用之于这些民’的财政方案的。”
尽管被对方咄咄逼人逼上门了，冯见雄的回答还是非常保持decent的克制。
严格遵守了“谁主张，谁举证”的逻辑。绝不额外多进半步，以免给人留下丝毫“他赛前做了很多功课，所以他主动估计对方会如何如何构陷”的印象。
如果对面的辩手是个容易被激怒的急性子，恐怕想打人的心思都会有。
羊薇薇显然不是容易被激怒的人。
但她也借此意识到了冯见雄的冷静。那份揣着明白装糊涂，一定要攻击方主动捅破每一层窗户纸，才好整以暇的反击。
“那么请对方辩友举个例子告诉我，你们觉得政府征收这些钱后，究竟可以怎么花？”羊薇薇心中微微不忿地把问题问到了细枝末节。
冯见雄等的就是对方不得不问得这么具体。
他精确地举例：“打个比方，我认为限制私家车牌照数量时征收的额外费用，可以用于补贴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以降低公共交通的票价。”
羊薇薇稍许有些意外，但情况还在她控制范围内。仅仅思考了两秒钟，她就应声追问：
“把这种花钱方式定性为‘取之于某些民，也用之于这些民’、你们难道不觉得羞愧么？谁都知道，城市公共交通主要是给没买车的人坐的。而买了私家车的人几乎不会或很少去坐公交车。所以这种税款使用方式，完全是‘用有钱人的钱在补贴穷人’，是平均主义的肆意扩张。”
冯见雄立刻指出羊薇薇逻辑的错误：“不，这完全不是平均主义，如果非要举一个类比，我认为更合适的例子是关于气候和环境的《京都议定书》中定义的‘碳排量交易’在曾经污染问题不严重、环保意识低下的时代，人们没有限制排污的意识，也就不存在‘排污费’。
而随着污染和碳排问题在全球形成共识，人们才意识到，‘某些人和国家采取低碳排量的生产、生活方式；其实是在为全人类作贡献’。因此生活中排污多的、超过人均值的人，向生活方式较为绿色健康、碳排量低的环保人士，支付一定的补偿款、以购买自己的排污指标，又有什么不对吗？
新增私家车主被额外加征的重税，毫无疑问在法理上可以定义为排污税，补贴给排污少、坐公交的无车人士要知道，两个同样通勤需求的家庭，如果其中一个家庭开私家车，另一个家庭充分利用城市公交系统，前者的能耗污染会是后者的五到六倍。”
羊薇薇只觉得嘴里有些发苦，大脑飞速地运转着，只能先给队友一个眼神，让他们接上场子应付一下，她自己则思考着怎么转移战场。
“这个冯见雄实际施政技巧准备得很扎实，‘依法行政’和‘税金取之于民必须用之于民’这两个角度，已经被他严丝合缝彻底堵死了。”
“怎么办？只能把杀手锏提前用了？或者就‘政府的此项行政干预了公民自由、限制了公民选择权’再尝试一下进攻？”
羊薇薇想了大约半分多钟。对面的冯见雄，也暂时偃旗息鼓了一会儿，显然是在准备引领全队调整节奏、carry全场。
场面暂且让给了田海茉、虞美琴和中s大学的二线队员们唇枪舌剑、短暂交锋。
汤雯按照赛前的排练，用略显无力的辩力强调道：“请对方辩友注意，即使是市场性的调控手段，多少也导致了一些社会的不公平。
比如我们以如今已经开始限牌的沪江市为例，一张车牌如今靠竞拍，要好几万块钱。很多原本可以买得起车的人，就因为上不起牌，只能把买车机会让给更富裕、不差钱的人，这不是加大了社会不公平的落差吗？”（注：这几句话差不多算是史实，当时反方就说过这么弱智的理由，予以保留。）
面对这种弱智的抵抗，田海茉潇潇洒洒地就怼了回去：“原来对方辩友刚才口口声声说反对行政强制、要自由市场。转眼又觉得‘供给稀缺、价高者得’也是一种加剧社会不公平？
我倒是想问了，对方辩友究竟是站在什么立场上的？钱多可以买到钱少买不到的东西，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嘛！如果这都做不到，岂不是回到了平均主义，或者封建王朝时的‘商人虽富，不得衣锦’状态了吗？”
陈汉刚才一听汤雯的照计划宣科，就知道要遭，连忙过来救场转移话题：“我们也请对方辩友注意，以沪江的政策，虽然政府用经济手段限牌了，可是控制城市拥堵和排污的问题根本没有解决。
很多花不起钱的购车户却转而靠托关系、想办法，到周边城市去上牌，然后继续回到沪江的路上开。限牌限了这些年，沪江依然那么堵、空气质量依然要承受那么大体量的废气。所以堵不如疏，限牌是没用的啊！”
陈汉自以为这番话说完可以松一口气，可惜虞美琴的发言立刻打破了他的幻想。
“限牌有没有用是技术性的问题，不是立场性的问题。方法是可以在试点中改进的，如果外地牌照车问题太严重，完全可以设为‘上下班高峰时间外地牌照不得上中环，甚至将来不得上外环’，请对方辩友不要顾左右而言他！”
第35章 最后底牌
比赛进行到这一刻，双方的言辞交锋其实早已超出历史上同一辩题的发挥水平了。
换句话说，哪怕今天有一个刚刚看过2007年这场“政府该不该控制私家车数量”国际大专辩论赛原视频的人，并且把正反方每句话都背下来。
然后趁热立刻穿越回冯见雄和羊薇薇对阵的赛场上，当一把文抄公。
那么，这个文抄公在冯见雄和羊薇薇面前也是必输无疑的。
辩论是个技术活儿，是高智商精英人士玩的游戏。在这个领域，哪怕开挂做了文抄公，弱智还是弱智。
如果自己功底、素养、内涵、应变不过关，就是给他重生的机会也拯救不了。
因为，历史上那支正方队伍，场面气势其实并不弱，输就输在脑子里对“依法行政”、“什么人纳的税就该给什么人花”这两点没那根弦。
本来这也是07年国内大学生的常态，因为国人习惯了政府随便行政。除了专门学过行政法的之外，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去质疑行政行为的依法性。而正是对这一点的缺失和蔑视，让历史上的正方遭到了绝大多数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评委团的反感。
现在，经过层层对具体施政手法的辩驳。冯见雄和队友们，其实已经履险如夷地把“不依法行政”、“税金取用对象不当”这两个大坑都绕了过去。
所以，比赛彻底进入了一个未知的领域。
一个哪怕重生者都丝毫不能获取先知优势的领域。
不过，羊薇薇也比历史上的反方队员们要更强。这让比赛的精彩程度和对抗性得以继续推向最后一个**。
……
汤雯和陈汉的抵抗不成体系，被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