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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醒过来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的舌头还在吗？后来得官之途改道了，从推荐变成考试，但做官的人，还是得会说话。
做官首先要建言，对政务提出建议和看法。建言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但开会的时候，总要说话，面对面的对话显然更要紧些；其次是拍马，拍马也一样可以有文字的形式，但直接拍、当面拍，立竿见影；其三是“忽悠”，让别人相信你、同意你的看法。这非得直接而且当面才会有效。
不过，但凡说话，就有风险。拍马屁也有拍到马腿上的时候，某些出身草莽、居心叵测的皇帝，比如朱温和朱元璋，还经常设套引诱臣子来拍马，然后安个欺君的罪名杀了。比如朱温就曾经跟臣子说：柳木做车轴好。臣子马上附和道：当然好。朱温大怒：你们玩儿我，柳木怎么能做车轴，车轴必须用枣木做！于是附和的倒霉鬼就真的变了鬼。
至于建言和忽悠，危险就更大，尤其是面对君主的时候，伴君如伴虎，不知道什么时候碰了龙须，龙颜大怒，自己吃饭的家伙就没了。所以，清朝的三朝*曹振镛说，做官要多磕头，少说话。少说话也还是得说话，为了防止说错，唐朝的苏味道告诉你要“模棱”，含含糊糊，藏头缩尾，到处留下活扣，见机行事，看风转舵。
最惹祸的舌头，是跟领导过不去的那种。上司说东他偏说西，上司说西瓜好，他偏说南瓜也不错。中国文人因为管不住舌头活生生就下了割舌地狱的，不知有多少，但是不吸取教训的仍然比比皆是。这样的人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自己觉得皇帝做得不对，给皇帝提意见的，学名叫诤谏；一种是自说自话，发非常奇异可怪之论，不仅皇帝听了不顺耳，连一般人都接受不了。第一种比较常见，在明朝之前，朝廷里设有专门的官员，专职干这个。但别的官员如果想要说点什么，在理论上也是可以的。这种事情，平常往往不显山不露水的，只有在非常时期，或者赶上了非常之人，动静就特别大。比如东汉后半段，外戚、宦官换着专权，把官爵拿出来当街叫卖，于是自命清流的士大夫受不了了，前赴后继地出来说话，太学生们也跟着起哄，闹*，一浪接一浪。害得朝廷不得不动用专政工具，打的打，杀的杀，抄的抄，赶的赶。明朝中叶以后，宦官再一次专权，这一次更厉害，干脆做了“立皇帝”，士大夫又嚷了起来，结社*，不依不饶。当然朝廷也更有办法，干脆扒了裤子当廷打屁股，一直打到稀烂，断了气。
然而，真正令统治者感到不舒服的舌头，是那种虽然未必就具体的朝政说三道四，但是却对统治的意识形态不敬的，所谓，“得罪名教”者。东汉的王充，非孔刺孟，由于当时法网不严，让他滑了过去。接下来孔融仗着自己是圣人之后，混说什么“父子之间有什么亲情道义，当爹的制造孩子，当初无非是出于情欲，而子之于母，就像瓶子里面盛东西，东西出来了就两不相干”。结果被曹操办了，连家中未成年的孩子，一并提前见乃祖去也。明朝的李贽，读了几本佛经，就说《论语》、《孟子》无非是圣人门下的懵懂弟子胡乱记的笔记，有头无尾，残缺不全。更令人不堪的是，虽然历代都儒表法里，行申（不害）、韩（非）之政，但却不能说破，偏这个李贽，公开说申、韩的好话，硬是扯下了政治的*布。于是，李贽以古稀之年，被捉将官里去，断送了老头皮。清朝文字狱最盛，但绝大多数无非是皇帝自己神经过敏，白日见鬼，只有吕留良、曾静案，才是真的“大逆不道”，吕留良在讲学中高扬民族大义，鼓吹反清，虽然未必得罪名教，但在华夷之辨上，戳痛了雍正皇帝，于是已经死掉的吕留良被挫骨扬灰，吕氏一族满门抄斩。
看来，文人最大的祸患，在于有一个不合时宜而且又能说出点名堂的舌头。
花儿与皇帝
皇帝的天下差不多都是凭刀枪打下来的，可是差不多像点样的皇帝都喜欢弄文作诗。刘邦当年不过一亭长，大队干部而已，斗大的字能认识几个都说不准，可是人家也有《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四海兮归故乡。”大抵也就是不识字的王熙凤“一夜北风紧”的水平，可是历代都夸好，说有帝王气象。不过，拿皇帝跟皇帝比，刘邦的诗还真是不错。就说乾隆的几万首歪诗，挨个排过去，没一首能赶得上当年刘亭长的。
早就听说当年的放牛娃朱和尚也作过诗，一直没福见到，见到以后吓了一跳，原来是首咏菊诗，诗云：“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虽是标准的薛蟠体，但却霸气得紧，听口气就是天字第一号，任谁都不怕，而且还要把别个干掉。不过诗意好像似曾相识，仔细一想，哦，原来黄巢也曾经有过类似的货色：“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过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这首诗，在过去那个特别推崇农民起义的年月里，曾经非常吃香。黄巢跟朱元璋一样，都是农民造反的头儿，只是命不太好，仅仅做了个草头皇帝。草头皇帝也是皇帝，皇帝抄皇帝，跟学者抄学者一样，本是自然之理，那时候又没有版权的说法，抄就抄了，断不会有好事者出来在媒体上说三道四。
本来*秋艳，并没有杀掉百花的意思，要论杀气，本是秋风的事。自古以来，平头百姓家的闺女，名菊叫兰的不知凡几，大户人家的婢女，被赐名秋菊者更是不知有多少，大家看到的其实都是菊的妩媚柔顺。大概只有黄巢、朱元璋这样舞刀弄枪，一路杀奔龙廷，夺了鸟位的人，才会赋予*杀百花的意义。这只是他们自己心理的一种投射。霸气和杀气，对于这些刀口舔血的人来说，本是应有之义。只是，令人奇怪的是，怎么两个大男人，而且都是舞枪弄棒的粗人，作起诗来都以花来自喻？难道他们不能把自己比点别的什么？尤其是那个朱元璋，居然抄袭前辈笔意，可见对以*自况境界的向往。
按传统的周易解说，做皇帝的，都占个“乾”字，属于至刚至阳的东西。同样按传统，花无一例外地属于至阴至柔、属“坤”字的女人的象征。不过，中国文化总是要势不可当地展现出自己阴柔的特性，不仅是审美方面，人们评价一个男性的美，总是以“状若好妇”来比喻，而在政治甚至战争中，往往推崇斗智不斗力的境界，狠毒配上阴柔，才是谋略的善之善者。走刚猛路线的只配叫做一勇之夫，如果碰上晏子，用两个桃子就能杀掉三个。黄巢是个不第书生，在自命是李耳后裔的唐朝皇帝统治下，估计读过《老子》，读没读过《韩非子》很难说，而出身放牛娃并在庙里混过的朱皇帝，肯定两者都没看过，不过这并不耽误他们使阴招、弄诡计。相比起来，什么都没有读过的朱元璋，活儿干得更漂亮，得天下十几年，就把昔日一起打拼的老兄弟杀得干干净净，连一点反抗的机会都没给，古今中外谁能做得到？
娇美*，也弄得阴鸷和戾气。碰上了皇帝和草头皇帝，任它什么东西，都只好自认晦气。
又想起了王大点（1）
在义和团运动100周年（2000年）前后，我曾写过若干文字，算是纪念，也算是抬杠，多少有点为了跟某些永远站在思想正确的制高点的“学术法官”闹点别扭的意思。文字中有一篇是关于王大点的。
在中国的历史上，王大点是个小得不能再小的人物，闹义和团那年，他是北京城里五城公所的一名衙役，干的是“警察”的买卖，当然有点小权力，但社会地位低贱，属于子孙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的贱民。就是这样一个人，由于粗通文墨，而且胆子大（人家是警察！），在义和团在北京城里杀教民、打洋人、攻使馆的时候，他天天跟着看热闹，看了就兴奋，兴奋了就记，留下了一部日记。我当时解读这本日记的时候，写的文字叫做《世纪末的看客》。文章在《读书》发表之后，好像还有点反响，记得有若干人给我写信、打电话，文章也被若干乱七八糟的选本转载过，看来读者对这样一个看客很有点兴趣。
没错，王大点是个相当标准的看客，没心没肺没立场，对于义和团的革命行动，他没有跟着欢呼，被义和团杀的教民，他也不惋惜，这些倒霉的人，有些他还认识，知道姓名，家住哪里，做什么活计。洋人进来了，他虽然没有告发街坊里的义和团，却也很积极地跟洋人套近乎，替洋兵拉皮条，找*，引诱禁酒的美国兵喝酒，无论哪一国的士兵，语言障碍都不成任何问题（由此观之，各国下层人民之间的交往应该没有太多的问题），对付印度缠头兵似乎更得心应手，虽然偶尔也会吃上条洋火腿（挨踢），但也绝没有激起过他老人家什么民族仇恨。同时，他也是个非常勤勉的看客，在北京城闹义和团的那些日子里，他几乎每天出去，满世界寻热闹看，凡是杀人放火的事，大概没有多少能逃得出他老人家那双锐利的眼睛。
这样的人，你可以说他很麻木，或者冷血，但他的观察的确相当客观，不带主观的爱憎。所以，他的“观察日记”，应该说是相当可靠的。
实际上，这本日记当年之所以被整理出来（出版于1964年），最初的动机无非是想从中找到一点义和团英勇杀敌的事迹，为我们歌功颂德式的义和团研究提供有力的佐证。可惜的是，我在仔细搜寻了王大点庚子时期的日记的每一个字之后，却发现里面根本没有这样的只字片语，难怪那么多年来，几乎没有什么人引用这个材料。
王大点看的热闹，最多的是义和团杀教民（信基督教的老百姓）。被杀的教民一律手无寸铁，不知道反抗，其中还有不少妇女和小孩。有的抓住就杀，干脆痛快。怎么知道人家就是教民呢？或是有人举报，或是……据说有个义和团的大师兄火眼金睛，搭眼一看，就能看出教民额头上有十字印记，所以，拖出去砍了就是。也有谨慎一点的，抓住了嫌疑教民，升坛（义和团的拳坛），焚黄表，让义和团供的关老爷、猪八戒之类的神来判定真伪，只是这些神仙老爷好像一点都不慈悲为怀，但凡焚表的，几乎没几个饶过的，结果还是杀，仅仅让王大点之流的人，所看的热闹情节稍微复杂了一点。当然，也有些人被杀，还是属于“铁证如山”的，比如在他们身上，搜出了洋玩意儿，哪怕一只铅笔，一张洋纸，都足以让他们丧命，这种人，义和团叫他们三毛子。
又想起了王大点（2）
真的洋人是大毛子，信教的是二毛子，用洋货的排第三。义和团发誓要从大毛子一直杀到十毛子。值得一说的是，义和团在剿杀那些用洋货的三毛子时，剿出来的洋货，并没有砸掉了事，而是拿走了。比如王大点记载，某日“冰窖胡同义和拳将长香（巷）四条照象（相）馆张子清俱家三口剿办，剿得自行车、话匣子、洋物等物不少，解送南横街老团”。
义和团杀人的方式比较简单，大多是砍头。所以，北京城那时节到处可以见到没有脑袋的尸体，大热天的，掩埋不及时，往往臭得让王大点这种见惯了死人的人都感到受不了。除了砍头之外，也有一些人是被义和团乱刀剁成肉酱的。据王大点记载，这样的人似乎不是因为有所反抗，就是剁的人想剁，被剁的多半是妇女，大概女人在教，更容易激起义和团的义愤。
义和团杀的第二种人是白莲教徒。这些人其实多半不是真的白莲教徒。白莲教只是明清以来民间宗教的统称，各个教门面目五花八门，教条各异，其实跟原来的白莲教早就没有多少关系了。白莲教自明朝定鼎以来，官方一直禁查，被视为邪教，结果连累所有的民间宗教都邪了起来。所谓邪教的邪，除了这些宗教在传教活动中男女混杂之外，就是传说他们有纸人纸马，可以驱使这些纸人纸马动起来，当成真的兵马杀人冲阵，高明的甚至可以撒豆成兵，杀人于无形。显然，这些都是传说，真实的民间宗教绝对没有这两下子，也不可能有这两下子。然而，北京庚子期间被抓出来的所谓白莲教徒，证据就是在他们身边搜出了纸人纸马，如果不是有人栽赃的话，这些纸人纸马很可能是道具或者手工艺品，这些人，也许只是手艺人或者变戏法跑江湖的，却由于“证据确凿”，结果被义和团抓出去砍了头。在王大点的日记里，这样的事件有五起，每次杀掉男女六七十到二三十人不等。
说起来，义和团练气功，练刀枪不入，喝符念咒，团的头衔上还有八卦的名号，什么“乾字团”、“坎字团”之类，其实跟民间宗教也有那么点联系，至少看起来没有那么清白，怎么进了城就开始拿自家人或者怀疑是自家人的人开刀呢？原因是真正的民间宗教的人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什么白莲教，教义和团“法术”的师傅，即使是这类的教徒，当然也不会认账，加上这种“法术”自身来源也杂，所以，义和团自然没有“邪教”的自我感觉。等到西太后老佛爷封他们为“义民”之后，几乎所有的义和团都打出了御封或者皇封的招牌，竖起大旗“奉旨练团”，既然咱们是皇封的（其实是太后封的），为朝廷出力，主动剿杀邪教，自是当仁不让。
义和团杀或者帮助杀的第三种人，是朝廷里某些不太同意西太后跟11国宣战的官员，他们之所以得罪，除了“主和”之外，主要是被视为“帝党”，即光绪一边的人的缘故。比如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内阁侍读学士联元、户部尚书立山、兵部尚书徐用仪等。这些人被杀之后，由于是官员，多少有点优待，允许家属收尸，而且还可以把首级缝上。无疑，这些都看在了王大点的眼里。在太后和皇帝敌对的问题上，义和团的态度是相当鲜明的，自从西太后赞许义和团之后，他们在名义上都是那个最希望光绪完蛋的端王载漪的部下，所以，几乎无一例外地站在太后一边，端王的战士最听太后的话，有的义和团员，宣称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这个“一龙”，就是光绪，在端王眼里，光绪就是个该千刀万剐的二毛子，在朝堂之上，他就敢对当时至少名义还是皇帝的光绪粗声恶语，全无起码的君臣之礼，连西太后见了都觉得过分。 txt小说上传分享
又想起了王大点（3）
当然，义和团也有法外开恩的时候，王大点就记过这样一件事。在天桥小茶馆前的玩艺场，有艺人张小轩说唱，挖苦了义和团，当即被团民揪上拳坛，结果是被若干人保了下来，没有丢脑袋。大概，义和团由于一直都对戏曲情有独钟，他们上法来神时，宣称自己变成什么神，这些神，基本都来自于戏曲，所以，放了冒犯的艺人一马。
除了这三种人之外，义和团的刀好像就不太好使了。洋兵破城之时依然出来溜达的王大点（一来看热闹，二来可以乘乱往家顺东西），没有看见义和团的抵抗，只见到此辈的逃跑。义和团运动期间轰轰烈烈的攻打西什库教堂之举，在他的记载中，只有命令各家悬挂红灯一事。另据别的史料记载，那是由于西什库教堂久攻不下，义和团请来金刀圣母、梨山老母前来助战的缘故。当时义和团的通令是这样说的：“各团诸位师兄：今为西什库洋楼无法可破，特请金刀圣母、梨山老母，每日发疏三次，大功即可告成。再者，每日夜晚家家挂红灯一个时辰。北京城内可遍为传晓。”（刘以桐：《民教相仇都门闻见录》）实际上梨山老母似乎没有来，只来了金刀圣母，据看见的人说，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妇人。
在义和团运动期间，西什库教堂是北京天主教的一个据点，里面有千余四外逃来的教民和少数外国传教士，有从使馆拨来的几十洋兵守着。几万义和团员将之围了个水泄不通，但一进攻，发现中弹的人还是死了，没有刀枪不入，于是义和团的勇气也就不见了。不久传出来消息说，义和团法术不灵的原因，是教堂里的洋人头子主教樊国梁，挥舞一个用女人*编织而成的“旌”在指挥，是险恶的洋人用女人的*，破了义和团的神功。最后大家商议的结果是，以毒攻毒，以阴制阴，于是请来了金刀圣母（在此之前，已经有骑枣红马，持青龙刀的人来过，没有顶事）。当然，金刀圣母来了之后，还是没有下文，这个方圆不过百米的教堂，几万精壮的汉子就是拿它没有办法（注意：里面的洋兵没有连发武器诸如机关枪之类的东西）。王大点告诉我们，义和团又让挂白灯了。
显然，北京义和团的想象力远没有他们在天津的兄弟们丰富，那里不仅有黄莲圣母，而且为了使洋人的枪炮失灵，让义和团法术逞威，家家户户要用红纸把烟囱盖上，女人“七日不可入市，七日不可立门外，七日盘腿坐炕上，足不可履地，七日不可梳头洗面，七日不可裹脚”（《天津一月记》）。当时还有歌谣说：“妇女不梳头，砍去洋人头，妇女不裹脚，杀尽洋人笑呵呵。”后来有研究者说，这是红灯照们实现妇女解放、放足，杀鬼子杀得来不及梳头洗脸，真是有想象力。其实，这不过是源于巫术的义和团想象，在所谓的法术失灵之后，指望靠基于女人身体的想象，建功立业。
不仅西什库的故事如此，其他义和团的抗敌故事也差不多，出现在我们各种著作中的义和团战绩，属于跟清军打的还有点真实性，属于跟洋人打的，基本上是我们的史学家施展移花接木、裁剪拼合的妙手，把清军的功劳挪过来的，关于这一点，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林华国老先生有过认真的考辨。其实，当初西太后也不太相信义和团真的顶事，为此还派出刚毅和赵舒翘去打探虚实，结果俩人看了之后，都说义和团的法术是真的（一说赵舒翘不太相信，但在刚毅的压力下，不敢说实话），待到北京城破，西太后逃难的时候，她肠子都悔青了，一个劲下令剿办义和团，结果出现了中国跟西方列强战争状态还没有解除，八国联军就和清军一起打义和团的怪现象。
王大点这样没心没肺的看客，是导致鲁迅从医生变成文学家的刺激源，让人看了可气可恨又可笑，但他也留下了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只要我们的国人一天没有从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