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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是晚清的遗物吧？老秦告诉我，那是他祖爷爷留下的，他爷爷还玩过。为什么能一直留下来？因为在讲究阶级成分的时候，他家成分好，没人来他家翻查，他们也几次打算扔掉，但总没彻底清理堆房，也就一直保存了下来。老秦说你喜欢这没用的东西你尽管拿走。我想起城里的一位朋友专爱搜集民俗旧物，就决定哪天带他来拜访老秦，收购了去。
但是，后来我忙来忙去，没顾上张罗这事。今年秋天带着我那位朋友来到我乡村书房温榆斋所在的村子，也没麻烦三儿，直奔老秦家。唉，你猜怎么着？老秦不在家，他媳妇告诉我们，那二勇已经被她拆了，铺在狗窝里了，那狗可是拉布拉多名贵品种，繁殖好了会有人一千两千地拿钱来买！
我十分沮丧。倒是我那朋友频频劝解我。他说“二勇摔跤”挺有哲理内涵的。细想也真是，人生、社会，说是双方争斗，其实往往是自己跟自己较劲。要想跟人和谐，先得自己协调好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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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好麻秸待踩岁
那天老友马君来我乡村书房温榆斋，一落座就高谈阔论。马君是个民俗研究者，他有一个观点我颇赞同，就是不能把所有民俗都博物馆化，有些民俗，应该在我们的生活里保持下去，比如踩岁。他认为以往的内涵就十分丰富，现在还可以注入更多的意义，推陈出新，成为除夕的一大亮点。
五十七年前，随父母初到北京，我还赶上过踩岁。那时我家住在一个大型四合院里，那是机关宿舍，虽然分住了很多家，却俨然一个团结和睦的大家庭。除夕夜，院里的孩子们从大人那里得到压岁钱以后，都纷纷跑到胡同里乃至胡同外的街市上，买到自己喜欢的耍货零食。记得我买的是可以在地上拖着走的兔儿灯和什锦冰糖葫芦。有的小伙伴买的是木制关公刀和糖瓜儿，或者是手提猴戏傀儡和体积十分夸张的棉花糖……年饭后已经放过几阵炮仗、礼花，子时将临又掀起一番放炮放花的高潮。但真到零点来临，则大人们纷纷嘱咐孩子们暂停放炮，全院的人们都集中到院落前边，从院子的二道门——一座精致的垂花门——到斜对着它的大门口，地上满铺着芝麻秸，大人小孩一齐踩岁。那芝麻秸被踩碎的破裂声尽管远不如炮仗响亮，但噼噼剥剥的十分有趣，而且与大人们“岁岁平安”的笑语和孩子们跳跃拍掌的欢声交织在一起，构成非常浓酽的过年喜气。
压岁完了踩岁，踩岁完了跟大人一起在家里守岁。那时候没有电视，连收音机也并不普及，但听大人讲各种掌故，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说，胜过看电影、翻小人书。屋顶挂下萧何不停地追韩信的走马灯，地板上停着被蜡焰照得雪白透亮的兔儿灯，记得母亲就坐在灯之间，告诉我踩岁其实应该写成“踩祟”，就是把坏东西踩掉轰走。她说，你们那么喜欢过年，知道“年”是什么吗？原来“年”就是个“祟”，是个没头没脸的大怪物，每过十二个月它就要跑来一次，必须把它撵跑，放炮仗的目的在于此；踩麻秸的目的也在于此；把它撵跑了，也就“过年”了。听了这样的解说，小小的心里，全然没有对“年”的恐惧，反而呆想：这“年”可别跑远了啊，它常来多好啊，我们随时可以“过年”，也不用再上学了，压岁钱领了可以再领。原来攒一套梁山好汉的“洋画儿”（即夹在香烟盒里的烟画）得费一整年的时间，每月过年那就很快能攒齐了！但是父亲偏乐呵呵地走过来纠正母亲，说把“年”当成怪物对待，那说法至少在明清以后就不时兴了；为什么要踩麻秸？一来芝麻开花节节高。花果熟裂抖出芝麻以后，那些“小铃铛”又让人联想起小元宝，而且芝麻秸不是圆形而是带棱的，风干后踩起来声音特别脆响，所以有“岁岁平安”的含义。二来麻秸挺直，一般总有一米多长，象征“长命百岁”。人们一边踩岁，也就一边祈祝自己一年更比一年好，能够长远地丰衣足食，“脆脆生生”地过好日子。
马君听了我的回忆，拊掌喟叹，说那是建国之初吧？他的父母当时也为新*主义的实现而欢欣鼓舞啊。记得那时候看国产电影，片头是工农兵的雕像在明快的乐曲中缓缓旋转，他哼出那乐曲的头几个音节，我随着延续。那乐曲就叫《新*主义进行曲》，贺绿汀谱曲。在那样的氛围里踩岁，人们心中都怀着无限的憧憬啊。我们聊得正欢，村友三儿从厨房出来——他来给我送自家树上的柿子，刚把那些大柿子摆放在我厨房窗台上——听见话茬就问：什么是新*主义啊？我和马君就齐声让他去读毛泽东的宏文《新*主义论》。三儿一脸不解，马君就说，其实，那意思就跟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差不多。马君叹息：可惜后来走了弯路，还“大破四旧”，连踩岁的好民俗也给破没了。三儿四十郎当岁，改革开放初期正是少年郎，他说一九八○年春节的时候，他爷爷还活着，他家踩过岁，他还有印象，那时候他家房子还没翻盖，睡炕，踩完的麻秸正好放进灶眼里，燃起来又是一片“岁岁平安”的吉祥之音。
我说真想踩岁，只是如今哪儿找芝麻秸去呢？三儿说他们村原来没少种芝麻秸，他爷爷说早年还用大车把芝麻秸和松柏枝、野蒿子运到城里当年货卖。我当年参与的踩岁活动的那些芝麻秸，应该就是院里大人们合伙从三儿爷爷那样的农民手里买来的。马君就问三儿还能不能从村里找到芝麻秸？三儿挠耳朵说，今天开发明天开发，咱们村还剩多少地？花椒树砍光了，没人种芝麻了。也许远处的村里还有人种芝麻。
但是春节前我来到温榆斋，忽见门侧整整齐齐码着一摞芝麻秸。不消猜，一定是三儿想方设法给我找来的。今年除夕我可以约马君来一起踩岁了！望着那摞麻秸，我想，踩岁的意义，起码于我，是提醒自己什么事都急不得，大步跨进什么、跑步进入什么，结果欲速则不达，任何方面的“大跃进”都不可取。不追求夸张虚饰的“大满贯”， 拭心灵，除戾气，实打实地稳步朝前推进，尽可能把失误减少到最低，在平安、平和乃至平常、平淡中享受生活，也许，便自己有福，并能融汇进大家共同的福祉之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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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龙尾
在农村书房温榆斋，我问村友三儿他们村过年为什么不舞龙？他说二十几年前舞过，后来兴许是电视呀、网络呀什么的越来越发达，又没有人张罗，所以没人玩了。他建议我去十几里以外的一个度假村看舞龙，我知道，那里只要游客多，就必有舞龙表演，也不光是舞龙，还有舞狮、跑旱船、踩高跷、抬花轿等许多名堂。他们村里有的村民就被招聘去，在那里上班，舞龙什么的成为一种计时挣钱谋生的手段。三儿作为机务队开大农机的驾驶员，眼下用武之地越来越少，许多农田被征用、被开发了，他那营生也成了“夕阳行业”。他说那个度假村也曾来他们村招人，同龄人有的去了，挣的不算少，也动员他去加入舞龙队，他说他去看过几次，不羡慕，不动心，就还是开大农机。
但三儿回忆起二十几年前参加舞龙，却极为兴奋，声量也高了，脸膛也亮了。他说那时候舞龙根本就不为赚钱，村里有自动挑头的，包括他在内的一批男子汉自愿参加，大家凑钱买布，买铁丝，以及其他必备的材料，自己制作长龙，一些娘儿们也兴高采烈地参加进来，用布头拼成龙鳞细心贴上。完工那天，先在村街上拉直了展示，几乎全村的人都来围观，由村里德高望重的老辈人，拿着海笔给龙点睛。笔一点，锣鼓齐鸣，炮仗冲天，欢声一片。
他记得，龙头是由村里最强壮的一位大叔掌执，然后一顺全是壮汉和精豆子般的小伙排列在后，每人掌执一段。他呢，当时刚二十出头，被安排在龙尾的位置。他说你可别小瞧了这舞龙尾的，龙头前还有个举着大海珠的，龙头追叼海珠，那当然是大家伙最喜欢观看的。但龙身子的曲折舞动，还有龙尾的摆动，也必须配合得天衣无缝，才能让观看的人觉得真是蛟龙出海逛到咱们村来啦！
三儿说得我好馋。真想一睹那村中舞龙的盛况啊！
我跟三儿说，舞龙这民俗起源得特别早，有个说法，大家都耳熟能详，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蛟龙生于大海，而我们中华大地的水域，黄河也好长江也好，甚至于我们眼前的潮白河、温榆河，在我们先民的心目中，都是与海相通的，一个猛子扎下去，不管是哪条河哪片湖，最后都可以游到龙宫啊……可见水与我们民族生长的关系太密切了！舞龙，应该就是搬出龙王爷来，朝天求雨啊！
三儿对我这一番感慨，毫无共鸣。他说北京郊区，特别是他们这一片地方，从来都是不怕旱，倒是特别怕涝，从老辈子算起，村民就从来都没有求雨的心情，他们舞龙，没有丝毫祈雨的动机。
啊！那我就细问，你那回舞龙尾，究竟是那一年？是不是欢庆改革开放新阶段？是不是因为新的农村政策允许农民离土？是不是刚刚享受到初步富裕的甜头？……三儿不解地望着我，憨憨地说：“刘叔，你跟我聊这些个事，咋总是想掏腾出那么多的大意义来呢？！”
总愿意从一件事情里掏腾出意义，确实是我经常性的思维习惯。回想去年初夏去俄罗斯，先看见克里姆林宫圣母升天大教堂里勇士格奥尔基刺杀凶龙的古画，后来到了新建成没多久的胜利广场，那中心的大雕塑，也是勇士持剑把凶龙斩成几截的造型，就更觉刺眼。当然，他们心目中的所谓凶龙，跟我们民族所幻想的龙，在形象上还有所不同。冷静下来一想，真不该钻牛角尖。美国又在大选，所谓驴象之争，美国*党居然把驴当成自己的美好象征，而对于一般中国人来说，不要说拿驴比喻政党绝对是污蔑，说谁是驴那肯定是谩骂。一个村有一个村的风俗，一个店有一个店的招牌，各村各店无妨各保其固有传统，而又尊重对方，和谐相处。
三儿说，那回舞龙，对他来说，就是特别高兴。没有人注意到他在舞龙尾，他紧跟着舞前一段的哥儿们，步法潇洒，腰肢灵活，跃进时觉得自己身子开成一朵大花，暂停时不住扭动双臂表示龙尾欢摆，更觉得自己这朵花在结成一个大果子！
啊！生命中那纯净的高兴，与概念化的意义无关，与收入支出无关，与美食烟酒无关，与情爱和*无关，就是生命自身的花果在欢腾！
愿三儿和我，能在生活的新进程里，获得如他那回舞龙尾般的最单纯的快乐！
玉带林中挂
早在一九八四年，周汝昌先生就发表了《冷月寒塘赋宓妃——黛玉夭逝于何时何地何因》一文，提出了曹雪芹对黛玉的结局设计是自沉于湖的观点。我在《揭秘〈红楼梦〉》的系列讲座和书里，承袭、发展了周先生的这一论断，主要是从古本《石头记》前八十回的诸多伏笔里，探佚出曹雪芹在已经写成而又不幸迷失的后二十八回里，安排黛玉在中秋夜沉湖而逝。整个过程构成一次凄美的行为艺术，体现出黛玉生既如诗、逝亦如诗的仙姝特质。
周先生二十多年前提出的黛玉沉湖说，似乎关注者不多，经我在《百家讲坛》弘扬后，反响开始强烈。质疑者提出的问题，主要是两个。一是黛玉葬花时，她否定了宝玉提出将落英撂到水里的建议：“撂在水里不好，你看这里的水干净，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脏的臭的浑倒，仍旧把花糟蹋了……”她主张土葬，令花瓣在香冢里日久随土化掉。黛玉对落花尚且主张土葬而拒绝沉水，她怎么会到头来自己去沉湖呢？第二个问题是第五回金陵十二钗正册的册页里，画着写着“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如果说后一句意味着宝钗最后孤独地死在雪天，那么前一句是不是意味着黛玉最后是用玉带挂到树上，上吊自尽呢？
正如蔡元培先贤所说，“多歧为贵，不取苟同”，每一位红迷朋友，都有参与讨论、独立思考的权利。针对以上两个问题，提供我个人的看法如下，仅供参考。
黛玉是仙界的绛珠仙草，追随神瑛侍者下凡，她将其一生的眼泪，用以还报后者以甘露灌溉的恩德，眼泪流完以后，她当然就要回归仙界。黛玉沉湖，最后不会留下尸体，不存在像落花一样流出大观园去的可能。当然黛玉在回归仙界前，她又是个凡人，她被赵姨娘通过贾菖、贾菱配制的慢性毒药所害，她在《葬花词》里唱道：“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也向往能够入土为安，但是，“天尽头，何处有香丘？”凡间的险恶令她无法获得“香丘”。因此，在贾母去世、病入膏肓、泪尽恩报的临界点，她选择在中秋夜自沉于“这里的水干净”之区域，是可以理解的。曹雪芹用了许多伏笔（我在《揭秘》第三部中讲到六处重要伏笔）来暗示她最终自沉于大观园净水之中，葬花时的那一笔，其实并不与那些伏笔矛盾。
至于“玉带林中挂”，我的理解是，或许曹雪芹会写到一个细节，就是黛玉沉湖前，解下了自己腰上的玉带，挂在湖边林木上，这样就给寻找她的人们，留下一个记号，因为她实际是仙遁，最后没有尸体的。
《红楼梦》里多次写到汗巾，汗巾是系在外衣里面的腰带，它比较长，系法一般就是用收拢的两端交叉打个活结。那个时代常有人用汗巾上吊自尽，秦可卿“画梁春尽落香尘”，大概用的就是汗巾。但玉带与汗巾并不相同，它往往是系在外衣上的，长度有限，类似于现在我们使用的皮带，收紧后不是用富裕的两端打结约束，而是使用钩扣来合拢。从考古发现的最早玉带，是五代后周时期的，当然它并不完全是玉石制作的，基础材料还是丝织品。简单的，只是两端有玉制的钩扣，复杂的，则整条带子上缀饰着大小、形态不尽相同的玉块。如北京明定陵出土的一条玉带，全长一米四六，由两层黄色素锻夹一层皮革制成，带上用细铜丝缀连白玉饰件二十块，分别为长方形、圭臬形、桃形。《红楼梦》第四十九回写黛玉雪中的装束：罩了一件大红羽纱面白狐狸皮里鹤氅，束一条青金闪绿双环四合如意绦。绦就是丝制的带子。黛玉束的应该就是一条玉带，“双环四合如意”应该就是对那玉带上玉块和钩扣的形容。显然，玉带是不适用于来上吊自尽的。但黛玉沉湖前将那条青金闪绿双环四合如意绦挂到湖边树木的枝桠上，则是可能的。
第五回册页上的图画，具体的交代是：“画着两株枯木，木上悬着一围玉带；又有一堆雪，雪下一股金簪。”这里面影射着林黛玉、薛宝钗两人的姓名自不消说，但按曹雪芹那“一声也而两歌、一手也而二牍”的惯用手法，必定还有另外的意蕴。究竟“木上悬着一围玉带”的画面和“玉带林中挂”的判词，会在曹雪芹的后二十八回里如何应验，值得我们深入地探佚、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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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喉咙
在一个大型超市里遇到一位满头白发的富态老人，他跟我打招呼，我竟想不起他是谁，正觉尴尬，他忽然吆喝：“一九八楼六○二，电话！”呀，敢情是他！我喜出望外，一把握住他的手，呼唤他：“喜喉咙！你好呀！”
真是喜相逢！二十九年前，我从城里一处十平米的小平房，搬到城外一个新建的楼区，住进了有厨房、厕所的两居室单元。那是改革开放给予我的第一轮重大受益。住进去的头三年，家里没电话，打电话要到楼下不远处的一个大自行车棚里头，车棚入口有间小屋子，屋子里的师傅既是车的看管者，也兼公用电话的管理者。他当时的一项频繁而琐碎的任务，就是传呼来电。什么叫传呼电话？八○后、九○后的年轻人，恐怕很难想象了，那时候常有人把电话打到车棚的公用电话，请接电话的师傅去把应邀接电话的人喊过来，师傅也不是偷懒，那么一大片居民楼，都在五层以上，难以爬上楼去叫人，一般就是来到所传那人住的楼下，对着相应的窗户高声呼喊。开头就是敞开大嗓门喊，后来使用了喇叭筒，再后换成了电喇叭。我那时是被喊得最多的一位，“一九八楼六○二，电话！”喇叭响，喜讯到，是我那时的惯有心情。
一九七九年的一天，中国作家协会来电话，下楼去接，通知我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到罗马尼亚访问；一九八○年，北京市作家协会来电话，通知我被吸收为驻会专业作家；一九八二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来电话，说要把我的小说《如意》搬上银幕……你看传呼电话给我带来了多少快乐！也不光是我。那几年，被喊出楼去接电话的，有的被通知*、改正了冤假错案；有的被告知已被大学录取；有的让去领回运动中被抄走的物品；有的被催领第一批个体户执照；有的得到涨工资的好信；有的是分居多年的配偶从外地打来电话告知批准回京团聚；有的是居然接到了失去联系几十年的国外亲友的越洋电话……当然也会有内容不喜甚至报忧报凶的电话。但从比例上说，那几年绝对是喜讯频传，而且是喜事普及的难忘岁月！
看车棚兼看公用电话的师傅，那时候大约四十岁，他本来就嗓门粗犷，使用电喇叭以后，那吆喝的声音就更洪亮，那时大家都管他叫喜喉咙，他也就笑嘻嘻地应答。
但是，到一九八三年左右，喜喉咙的公用电话业务就大大萎缩了，楼里多数人家安装上了私家电话。而且，几年后BP机——俗称“蛐蛐机”——盛行一时。人们如果不能直接通话，可以先通过电话传呼台呼叫，那号码及相关信息会被迅速转到人们持有的BP机上，如果需要通电话，从BP机上获得信息的人再去找电话直接沟通。再往后，手机出现了，第一代手机又大又沉，价比黄金。但手机的发展速度惊人，随着手机的普及，BP机被淘汰掉了。我一九八八年迁出那个小区的时候，喜喉咙已经不再出现于车棚了。原来自行车也算是高档物品，存取的时候要由喜喉咙发、收木制的“虎符”式车牌。后来大自行车棚拆除，在不显眼的地方另设小自行车棚，车主自行锁好，无人看管。大自行车棚拆除后的大片地皮，成为了私家小轿车的停车场。喜喉咙传呼电话的声浪，成为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