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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推广传统服装等手段建立起来的国家自豪感，的确让墨索里尼政权尝到了一些甜头。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时候，不少意大利女性毅然捐出自己的首饰，以资军费。但这并没有把意大利推上强国之路。
1945年，愤怒的意大利人将墨索里尼的尸体悬挂在米兰罗雷托广场上。墨索里尼妄图通过古典意大利服装建立起来的民族自豪感，最后变成了他的坟墓。
战争开启的社会风尚的影响大大超出二战的界限，一直弥漫至今。二战之前，制服风格、军装元素绝少出现在女装潮流之中，而自1945年以降，军服风潮被设计师大书特书，尤其是冷战阴霾愈来愈浓的六七十年代，或者“”事件之后这样敏感的时间窗里，女装中的制服元素更是频频出镜。墨索里尼欣赏的典雅、高贵的传统气息，为战后“意式风格”的勃兴打下了基础，手工业保护政策也确保意大利时装产业能迅速复兴，并捧出瓦伦蒂诺、费雷、阿玛尼等一系列时尚大师，重新占据欧洲时尚中心地位。
虽然无论军装元素还是传统民族风格，都成为二战之后不可或缺的时尚元素，但我们绝无理由把功劳记在极权主义账上。只有植根于自由意志，时尚才有其存在的价值。依靠权力、暴行、诱骗、洗脑，肆意强加于全体国民身上的“美”，那是远比丑陋更丑陋百倍的东西。■
＞＞ 纳粹通过强大的宣传机器，向公众灌输符合“法西斯精神”的完美女性形象。图/华盖
＞＞ 意大利的女孩在进行形体训练。纳粹鼓吹用科学测量的方法，从眉毛形状到身高体重，为女性提供一组“标准模样”。图/华盖
＞＞ 01。 二战德国空军军装。
＞＞ 02。 陆军下士，肩章镶白边表示步兵，领子上一圈灰白镶线表示军士身份，戴1942…1943年发放的40型便帽，右臂佩带步兵击毁坦克纪念章，银色表示击毁１辆，金色则代表击毁5辆。
＞＞ 03。 陆军坦克兵／驱逐坦克兵／装甲列车兵，身穿40型装甲车黑色战斗服，35型领章，兵种色粉红。
＞＞ 04。 德国海军反潜部队熟练水兵，在标准1848型制服左臂中间佩有军衔臂章，上面的黄星表示正在代理军官职务，下面刺穿水面的红色箭头表示反潜部队，戴40型钢盔、外穿充气救生衣。
＞＞ 05。 陆军炮兵代理下士，穿35型礼服，士兵用大檐帽（黑色皮风带），绶带为礼服用。
＞＞ 06。德国海军山地部队，穿防水皮夹克及防水联合皮裤、水面救生衣。携海军大型望远镜及皮盒。
＞＞ 意大利信仰法西斯的少女们在进行*，制服风格是当时最“保险”的流行。图/华盖
＞＞ 最近的时装发布会上，Marc Jacobs以军装上衣搭配极具女性化的裙装。（左上图）
＞＞ Rag & Bone的军装风格休闲装，用轻薄质地的服装材质打破了一贯军装硬挺的固有形象。（右上图）
＞＞ 2010年《VOGUE》杂志上的一组军装元素的女装。（左、右下图）
关于记忆的记忆（1）
文┃栗月静
记忆是一种重要的能力，有了它，人类的个体和群体才能不断确认自己的身份。起源于希腊的记忆术，历经文艺复兴的辉煌之后，逐渐暗淡下来，随着印刷术的流行，随着电脑搜索的日益便捷，人们再也不热衷于这种记忆的“慢跑”训练了。
意大利学者埃科在其《密涅瓦火柴盒》里提到：我们经常玩一种集体游戏，考验某个人能否在一瞬间迅速回忆起七个小矮人的名字。从我的经验来看，人们通常都能顺利地说出前六个人的名字，偏偏却会在第七个名字上卡壳——至于具体是哪一个名字，则会因人而异。
如果你也有类似的经历，不妨尝试一种记忆小窍门。你可以将需要记忆的东西与一幅想象的场景联系起来，这样枯燥的名字、数字和知识就都一一归位。这样的记忆小窍门就是在西方源远流长的“记忆术（the art of memory）”。从根本上来说，记忆术是认识浩瀚宇宙的一套工具，把抽象的知识形象化。起源于希腊的记忆术，是一种记忆的“慢跑”训练，对记忆力的精神层面的游戏和锻炼。
■ 记忆的“慢跑”运动
启蒙运动以来的历史上，记忆术长期处于隐而未显的位置，对它的研究零星而稀少。英国女学者弗兰西斯·耶茨1966年出版的《记忆的艺术》是第一本系统研究古代记忆术的专著，也是我们了解记忆术最权威的参考书。
在希腊罗马时代附属于人文学科的修辞学。记忆术的鼻祖是希腊抒情诗人、雄辩家西蒙尼戴斯。耶茨说，虽然只有少量作品传世，但是西蒙尼戴斯是希腊最受尊敬的抒情诗人之一。
西蒙尼戴斯生活在历史的转折时代，当时的希腊日益社会化，像《荷马史诗》这样口口相传的文化传承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人们更多需要依赖文字记忆。根据希腊字母的特征，西蒙尼戴斯发明了一套辅助记忆工具，称之为“视觉形象记忆法”，很多学者认为这就是最古老的记忆术。
西蒙尼戴斯的方法是把要记忆的信息编码成生动的视觉形象，而后把它们置于熟悉的地方，比如家里的某个房间或者市政的某个大厅内。西塞罗在《论演说家》中说，西蒙尼戴斯的记忆术因为一次宴会厅天花板倒塌事件而声名远播。
有一天，西蒙尼德参加一场宴会，席间他被叫了出去，就在他离开时，宴会厅的屋顶倒塌，宾主全被压得血肉模糊。事后由于无法辨别谁是谁，难以安葬罹难者，而西蒙尼德通过他的视觉形象记忆法记得每个人坐的位置。
在没有图书馆和电脑的情况下，教师、教士、学者、讼师需要将大量信息储存在自己的大脑里，西蒙尼德的记忆术对他们来说非常必要，藉此方法，演说家可以记住长篇演说词，条理、次序、语句都不会紊乱。
西蒙尼戴斯之后，采用记忆术的演说家给民众留下了深刻印象。罗马演说家和政治家西塞罗便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他把记忆信息形象化，置于眼睛可见的宫殿和大厦内，通过这样的方法记住他要演讲的内容。作为最有影响的演说家，西塞罗把希腊的记忆术带进了拉丁世界。在当时，记忆术属于修辞学，而修辞是人文教育的重要学科。所以记忆术也就随着修辞学一起沿袭下来，流传千余年。
西塞罗在他的著作《图斯库兰谈话集》中，对记忆进行了深奥的哲学思考，提出了人类的创造能力也许来自记忆。“在我看来，能够激发一系列创造的能力是神圣的，对事物和词语的记忆是什么，什么是创造？再也没有比记忆和创造更能理解神的伟大的了。”
关于记忆的记忆（2）
著名的神学家奥古斯丁也是历史上少数思考过记忆问题的思想家。在19岁的时候，奥古斯丁接触到西塞罗的著作《荷滕西斯：哲学的劝勉》，这部作品让他开始思考哲学问题。在他最著名的作品《忏悔录》中，奥古斯丁说来自感知的形象，被储藏在无限巨大的记忆之宫中，“我来到记忆的领地，它那宽广的宫殿，在此难以计数的形象宝藏，通过感觉分门别类地摆放。通过放大、缩小或者变形之后的安置，遗忘就不能把它们吞噬和埋葬。”
■ 中世纪的黄金时代
在中世纪，记忆术被结合进基督教教义里，成为经院哲学体系里的一个分支。从11世纪起，在教会学者的手里得到充分发展，记忆术这种古典世界中的修辞学开始承担起基督教中伦理教化的功能，教会借助记忆术把教义深入到普通大众的内心。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16世纪最著名的思想家卡米洛（Giulio Camillo）发明的记忆剧场是记忆术发展的一大转折点。卡米洛所选择的摆置记忆形象的地点是剧场，而他所放入的是结构化的一般知识，而不是演讲词、文章里涉及的局部知识。
卡米洛在1550年出版的《剧场要旨》一书中首先阐述了自己的记忆之宫，为了让观众明了，他还建造了一座木结构的剧场，最先在威尼斯展览，随后在巴黎展出，一时之间轰动欧洲。
卡米洛的“记忆之宫”由49个房间组成，房间由过道走廊相联接。这个“魔幻空间”的房间7排7列，每一级都代表着神圣思想的扩展。每间房间有一扇门或者拱廊，绘有各种图像，内有各种符号和虚拟的居住者。各种记录显示，卡米洛的记忆剧场可以同时允许一两个人进入。进入剧场，只要站在舞台上面向观众，任何人都可以像西塞罗一样流利的演说。
卡米洛将自己设计出的这项成果视作至宝，整个欧洲的君主王公都将其拿来钻研。但是卡米洛的作品也没能保存到17世纪。在《世界剧场》这本书里，历史学家弗朗西斯·耶茨指出，莎士比亚很多剧作首演的环球剧场，就是受到卡米洛的影响产生的。
文艺复兴时期，在追求包罗万象知识的人文学者的追逐下，记忆术进入了黄金时代。同时，他们还将这种记忆的艺术传到了东方。随着扬帆而来，希望能够将基督教传播至东方大国的传教士，记忆术也一起来到了中国。将记忆术传播到东方的是著名的耶稣会士利玛窦。
在崇尚文化的中国，惊人的记忆力是一种打动中国人的有力工具，利玛窦发现了这一点，便试图用他惊人的记忆力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595 年，他在南昌当众表演了他的记忆术，利玛窦在信中说：“我告诉他们，他们可以在一张纸上按照他们选择的任何方式写下大量汉字，它们之间不需要有任何秩序和关联。我将这些汉字读一遍后，就能凭自己的记忆按照他们所写的方式和顺序将这些汉字背出来……为了使他们更加惊奇，我又凭记忆，把这些字从后朝前倒背了一遍。对此，他们全都目瞪口呆，马上就求我同意将形成这种记忆力的神圣法则教授给他们。于是，我的名声便迅速在这些文人学士当中流传开来。说实在的，这种记忆定位体系看起来就像专门为汉字而发明的，因为它确实行之有效，每一个字母都是一个表达意义的形象。”
1956年，利玛窦向中国人传授建立记忆宫殿的方法，其中就有学者徐光启。利玛窦的记忆术，是否帮助中国的学者记住了更多儒家典籍，我们已经不得而知，据推测，利玛窦很可能鼓励他们构建自己的虚拟宫殿。记忆术鼓励每个人建立自己具有个人特色的记忆之宫。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关于记忆的记忆（3）
利玛窦的这套方法不知是否真的帮助了一些人，但它却真的开创了一种独特的写作格式，几个世纪后，知名汉学家史景迁以利玛窦强调的“搭造一座记忆宫殿”的方法，架构了一本利玛窦的传记《利玛窦的记忆之宫》，这本传记有别于一般的编年记事，史景迁让利玛窦的事迹成为精巧的房间、回廊、挂画……
■ 批判记忆术
卡米洛之后，记忆术分成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两大主流，其中思想家布鲁诺（Giordano Bruno） 成了神秘主义记忆术的集大成者。布鲁诺具有惊人的记忆能力，对记忆术有强烈的兴趣。法国的亨利三世国王对他公开宣讲的记忆术产生了浓厚兴趣，任用他为皇室神学教师。
布鲁诺设计的记忆体系最复杂，他试图以前人为榜样，使用记忆剧场的概念来理解宗教和宇宙的神秘。布鲁诺的记忆体系，要求实践者在头脑里构造代表宇宙中各种知识的无数形象，就像一条街道，通往秩序井然的世界，从而掌握现实世界。这种雄心勃勃，博闻广识的记忆术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特色。
虽然随着印刷术的广泛使用，作为信息载体的书籍成本越来越低，在书籍丰富的世界里，记忆术很快被忽略。而且随着17世纪印刷文化的崛起，布鲁诺死后，他的《记忆术调查（Mnemonic Investigations）》一书慢慢淹没无闻了，以布鲁诺为代表的玄秘的记忆系统也让位给客观的科学知识，终致湮没。
在16、17世纪，盛行的记忆术对逻辑和科学方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从中世纪带有玄幻色彩的记忆术向近代科学方法的转变并非易事。在文艺复兴后期，学者们对记忆术训练的效果越来越怀疑。
1584年，一场批判的风暴首先从英国刮起，伦敦的清教徒攻击记忆术亵渎上帝，他们认为这种记忆方法导致谬误和*的想法。虽然英国清教徒的攻击轰动一时，但这场持久的战争并非对记忆术唯一的战役，也不是最具毁灭性的攻击。鹿特丹的伊拉斯谟和其他的人文主义者、欧洲大陆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谴责记忆术，夸大记忆术的负面效应。
为什么从16世纪到20世纪，记忆术的重要性持续下降呢？宗教历史学家约安·库里亚努（Ioan P。 Culianu）认为，在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时代，新教徒和保守的天主教徒有共同的利益，他们联合起来消除异教的影响，铲除深深根植在欧洲人头脑中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视觉形象，这恰恰摧毁了需要在头脑内构建形象宫殿的记忆术。
虽然社会的发展于记忆术越来越不利，但是它最终还是融入进17世纪弗兰西斯·培根和勒内·笛卡尔开创的逻辑学中。在17、18世纪，记忆术是训练辩论学的基本技巧。在19世纪，简化的记忆术还被用来训练演说家，传教士布道也常常用到它。
不幸的是，在当前，人类的记忆能力呈现出逐渐萎缩的趋势。由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设备，比如电脑，帮助我们保存那些需要记忆的信息，我们的大脑反而变得日趋懒惰了。
正如意大利学者埃科所说，人们还是应该进行更多的记忆“慢跑”训练，如果一个人在一生中每天都能背上几句诗，那么八十岁的他将会比另外一个只知道在书本或光盘里查询这些诗句的人年轻得多。 ■
＞＞图/华盖
＞＞达利的《记忆的永恒》这幅画中表现了一种由弗洛伊德所揭示的个人梦境与幻觉，是自己不加选择，并且尽可能精密地记下自己的下意识，自己的梦的每一个意念的结果。而为了寻找这种超现实的幻觉，他曾去精神病院了解患病人的意识，认为他们的言论和行动往往是一种潜意识世界的最真诚的反映。
＞＞西塞罗在演讲。
＞＞炼金术士的建立的记忆宫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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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劳工：被遗忘在欧洲的人（1）
文┃杨程屹
从上个世纪初到这个世纪的一百多年里，这些背井离乡的中国劳工也许是当权者手中微不足道的棋子，又或是洋人眼里倔强沉默的“工蚁”，抑或是家人心中那一丝对未来幸福生活的期盼，但其实这些来自他人的印象都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他们双手紧握自己的命运，勇敢地走进遥远陌生的西方世界。而我们，既不能去剪齐那遥在异国墓地上的荒草，大约也只好将那些越去越远的荒草记在心底。
1917年春天的威海卫，山东莱芜牛泉镇上裕村农民毕粹德背着行李默默地站在队伍里，等待登船。此时的他对于将要去的地方、将要做的事是茫然无措的，他也完全没有预想到自己的人生会在历史的某处留下重重的痕迹。他心中唯一笃定的是当他再次回到山东老家时，家中一岁的儿子一定长很高了。
然而，当他再次见到来自家乡的人，已经是九十多年后了。此刻，他长眠在法国索姆省博朗古的小村庄里，墓碑上刻着“编号97237，卒于1919年9月27日”。与他同眠在此地的还有十四个中国人：黄子春，昌乐人；王兆祥，曹县人；李福臣，昌乐人；闫宝同，沾化人；安西瑞，沾化人；陈家浩，安丘人；李国佟，青州人；龚春山，湖北人……
比起他们来，来自江苏丹阳的朱桂生显然是幸运的。2002年的春天，他以106岁的高龄在法国拉罗谢尔市仙逝，拉罗谢尔市政府盛赞他是“融入法国社会的典范，拉罗谢尔市民的骄傲。”法国报纸说：“他的辞世标志着一段历史的结束。”
只是在1917那一年，年仅二十岁的朱桂生和毕粹德一样，或许内心充满了对前程的迷茫与焦灼，或许还有对故土的牵挂与留恋，但一定没有预见到自己会亲身参与两次世界大战，并和一个异国女子结成婚姻、生养子嗣，将终生奉献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
从索姆省到拉罗谢尔，从诺莱特到佛兰德，在欧洲的土地上，异国的野草就这样渐渐地掩埋了这些中国男人的前世今生。
■ 从平民到劳工
1917年的山东还是德国人的地盘，此刻德国人在欧洲战场上和英国人、法国人打得不可开交。在欧洲战场上，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一方在德国的步步紧逼下损失惨重，仅仅1916年7月发生的索姆河之战，英军伤亡就达40万人。随着战争的演进，协约国一方面临着严重的人力资源危机。当协议国兵员锐减、劳力奇缺，难以为继之时，英国一位军官提出：“为什么不用中国人？”
为了让更多的欧洲人从工业劳动中解放出来走向前线参战，英国和法国将他们的目光投向中国廉价又丰富的人力资源，希望中国人可以作为工人前往欧洲支援协约国一方的作战。于是，在德国人无暇顾及的远东地盘上，一场大规模的劳工招募运动悄悄拉开。
实际上，早在1915年底，一位名叫陶履德（Truptil）的法国人打着进行农业开发的旗号来到北京，他的真实身份是法国陆军部中校，他此行的真正目的是与北洋政府秘密谈判中国劳工招募事宜。后来，北洋政府与法国达成协议，由袁世凯的心腹梁士诒控制的惠民公司专门负责招募及运送华工。与此同时，英国人则利用其在山东威海卫的租借地，并利用教会网络，悄悄地在山东和河北两省招募中国人。
由于北洋政府不愿意得罪德国人，这些招募计划一开始都是半官方的，但是在1917年中国宣布参战后，开始转由中国政府劳工部组织劳工输出。从1916年5月输出第一批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