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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想选择一个地方作为下个世纪实现经济现代化和建设工业强国目标的重点试点。然而路漫漫其修远兮。几年前中国开放时，在中国大陆开设合资企业的欧美商人争先恐后地涌到香港……
“这里的人觉得是工作在地狱里，不同的只是在为鼻子底下的美钞卖命”，一个香港商人说，“围墙这边的想法是，‘为什么报酬一样，我还这么卖命地为外国恶魔工作？’”。员工的利益动机成了问题根源。资本家们会渐渐回归，一些工厂实现的业绩利润会摊分给工人，但心理的转变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另一个问题是工艺的标准。完善的管理要求对劳工质量有严格的管控。把只有33万人口的深圳建成现代化工业城市的号召，吸引了大量全国乡村来的农民和上海来的失业青年。这景象虽然蔚为壮观，但也正成为棘手问题。长期看来还是乐观的，或许管理者中也会有像香港电力公司主席劳伦斯·嘉道理那样精干的老中国通，那么管理将不成问题。
深圳的发展，没有处理好为了更高工资而来的民工大潮，后者继续涌入，水涨船高。或许民工们并不是要和资本主义作对，只是为工作上的考验所打击。
圆珠笔：离书写越近 离艺术越远（4）
《纽约时报》
1890年7月11日
在墨西哥的中国殖民地
芝加哥，7月10日——据在墨西哥城的通讯员称：“华殷皖（音译），来自三藩市的和墨西哥律师J·摩利很有交情的一位富裕华人，刚刚在墨西哥南海岸特旺特佩克地峡一带买下了1500万英亩的土地，明天还将继续购买另一块大地皮。这上面将适宜种植咖啡、槐蓝属植物、烟草甚至茶叶。”
大片的中国殖民地即将出现。华殷皖和摩利明天也将动身到中国去，计划在殖民区安置大量移民。这块区域由于气温高，一直被人忽视，但是中国移民应该能很快适应和在故乡差不多的气温。
＞＞ 抗战期间，防毒演习。图/FOTOE
＞＞ 抗日战争时期，北京，内务部警官高等学校举行防空展。图/FOTOE
＞＞ 开放初期的深圳。图/FOTOE
《BBC历史》 2010年06月
《自由的基石：大宪章》
约翰王外号无地王约翰，是英国历史上最不得人心的国王之一。他对外作战连连失败，失去大片国土，对内践踏封建契约，横征暴敛，导致了国内封建领主对国王的普遍不满。1215年6月10日，封建贵族们在伦敦聚集，提出了用来限制国王绝对权力的“男爵法案”，即大宪章的原型。
大宪章是英国建立宪法政治的起点，也是日后英国宪法的基石。1215年的“男爵法案”虽然只维持了数星期，且在约翰王之后亨利三世及他的继承人们都曾多次避开、破坏大宪章。不过，中世纪时期的英国亦曾三十次重新发布大宪章，证明国王始终不能忽视它的存在，至少大宪章的存在成功确立了一项国王必须遵从的原则：君主受到法律的限制。
《史密森学会会刊》 2010年06月
《哲学家皇帝》
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统治时期，正是罗马帝国由盛及衰的时期，这位杰出皇帝的智慧和勤政也未能阻挡帝国的颓势。国家的重担和个人际遇的沉痛经历使他陷入悲观，他试图以“哲学的沉思”来避开人世的纷扰，追求内心的安宁。因此，贯穿在《沉思录》中最为明显的，是一种隐忍而无奈的恬淡和达观，以及对人在时间的流动中展开着的悲剧命运充满忧郁的深刻洞察。
《历史杂志》 2010年07月
《神秘的巫毒教》
巫毒教也称伏都教，源于非洲西部，是揉合了祖先崇拜、拜物教、通灵术的原始宗教。巫毒教广泛分布于西非、加勒比海、南美、美国新奥尔良和世界其他地区，且基本上都保持了巫毒的原貌——万能的神灵、奇特的传说、狂热的祭礼以及神秘的巫术。
16世纪，法国殖民者把大量非洲黑奴贩卖到海地，同时也把流行于非洲的巫毒教带到了海地，这些非洲黑奴将罗马天主教许多繁杂的宗教仪式与当地土教混合，便形成了神秘、诡异、令人恐怖的伏都教。
《今日历史》 2010年06月
《美国：现代战争发源地》
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内战，一改有限战争的模式，开创了现代总体战的先河，堪称农业时代的最后一次战争和工业革命以来的第一次战争。
内战中，南北双方的步兵们都要背很重的装备，骑兵依然在战场上扮演重要的角色，敌对的士兵们在战斗间隙经常互通有无、相互保持对对方的骑士般的尊敬。另一方面，南北双方在战争中使用了那时所有的手段，应用了最新的科技成果，铁路、电报、电话、铁甲船、观测气球等工业革命的产品被首次利用于战争；新式来复枪和杀伤力大的大炮使士兵们躲在深挖的战壕中即可射击敌人；双方的军队都以全民武装为基础，促使战争走向“总体战”——这些都是近代新型战争的明显征兆，对以后的战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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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足球与政治
文┃罗宾·迪克森 译┃张文智 《洛杉矶时报》2010年6月7日
1860年代，足球由英国士兵传入南非，殖民当局、传教士及矿山经理人员则将其作为一种“教化”的任务推广开来。因此，在当时的南非，印第安人及非洲人运作的足球联盟不断涌现。
对于生活在种族隔离制度之下的黑人来说，足球是同种族身份、社会荣耀及为争取自由的斗争纠结在一起的，在当时，踢足球、成立足球俱乐部或者足球联盟，是一个黑人能够取得社会地位的唯一途径。但按照种族隔离制度的逻辑，足球并非一项真正的职业，如果一名黑人职业足球运动员没有别的工作，会被抓起来并送到乡下当农民。即便如此，仍有一些经营足球俱乐部或联盟的人赚了大钱，这也是当时黑人赚大钱的少有几条合法途径之一。
非洲国民大会的领导人看到，在世界大部分地区，这项被称为“足球”的运动，已经成为吸引年轻人参与政治的有效方式，于是他们便会在足球赛举行时发布将要举行政治*及会议的通告，有时比赛一结束便会召开政治会议。而在臭名昭著的罗本岛监狱（纳尔逊·曼德拉27年的监禁生活便有18年在那里渡过），犯人也有自己的足球联赛。正如南非的其他任何事情，足球也被隔离了，取消附着在这项运动上的种族隔离，已经成为他们广义的解放斗争的一部分。
1929年，一些矿业公司职员及白人慈善家在约翰内斯堡创建了“黑色班图人足球联盟”，他们的竞争对手是于1933年分裂的约翰内斯堡非洲足球协会（JAFA）。班图人联盟有来自种族隔离政权的支持，训练及设备自不在话下，JAFA的球队则带着自制的球门，见到块空地就去踢球。1951年，南非足球联合会的成立，标志着消除种族隔离的努力的进步。然而一年之后，国际足联却承认了南非足球协会：一个白人少数派足球联盟，尽管它名下的球员只占全国总数的20％。而到了1960年，由于发生了警察开枪打死69名抗议者的沙佩维尔惨案，将南非足球协会驱逐出国际足联的运动又风生水起，国际足联宣称，国家足协必须对每一位球员开放，不管他是什么种族。
1961年，南非足球协会被暂停国际足联成员资格，并最终还是被逐出国际足联，这等于是给了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政府重重一击。1994年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之后，南非首位*选出的总统纳尔逊·曼德拉给这个国家注入了希望。1995年南非夺得世界杯橄榄球赛的冠军后，曼德拉穿上了一件国家橄榄球队队服。2004年，当南非获得世界杯主办权时，他流下了热泪。时至今日，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已经16年了，但体育运动中的种族分歧依然存在，橄榄球依然主要是白人的运动，足球则仍是黑人的运动——不管是在赛场上还是看台上。南非要想真正实现种族平等，依然任重而道远。■
＞＞2008年8月4日，南非约翰内斯堡，南非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和南非国家足球队、橄榄球国家队送的90岁生日蛋糕。图/CFP
抢救中国少年（1）
文┃胡佳恒
1938年武汉沦陷后，三万抗战儿童被送往大后方。在这一项屈指可数的国共非军事合作中，宋美龄与邓颖超等却在抢救抗战难童的合作中，发展出一段超党派私谊，直至百年。
“敌掳我战区肥壮少年，作为伤员兵输血之工具，因此辈纯洁精壮，输于出血过度之负伤者，得能早日健康，重返*战场”，1938年初，《大公报》数则日军掳掠中国少年抽血的消息震惊了人们。当年此类传闻似幽灵在各地不断浮现，中央社电报更证实，日军“俟血液吸尽，则沉尸江海，现长江沿岸，已有不少装袋童尸。”
抽血，沉尸，令郭德洁不忍熟视。身为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夫人，消息灵通的郭德洁提笔写出《谨为难童请命》一文，并在文中透露了另一个骇人听闻的故事：在沦陷区，一批批儿童被运送回日本及朝鲜、台湾等日据地区，补充日本因战争而损失的人口，在奴化教育之下，让他们长大，转而重返中国，残杀同胞。
此时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已遭陷落，江淮一带难民涌向相对安全的湖北武汉，战时难童裹挟其间，充满了武汉三镇的大街小巷。此时无论他们是贫农之子，还是名门之后，失怙之后，只能在寒冬沿街乞讨游荡，夜里蜷屈街巷。每天早晨都有冻饿而死的难童，红十字会、防疫所只有推着车子到处收尸。
在《大公报》所发表的《拥护国联反侵略，武汉各儿童团体告*》中，曾以惨烈的数字，来描述这段历史，“中国七千万儿童，在十几个月内，估计遭敌人杀害死亡的，至少在十万以上，被掳掠的儿童，至少在十五万以上。因敌人的侵略战争而流离失所的，至少四十万以上。因遭意外刺激，而精神失常的和残废的还不在内。”
■ 国共携手
作为最早获知日军抓捕难童抽血一事的报界人士，汉口《妇女生活》杂志主编沈慈九，再也坐不住了。她呼吁发起儿童保育会，挽救这难民中的最弱势的群体。但响应者，只是一些无职无权的文人学者，国民政府的官员们更关心来自美国的援助何时到达。
保育会筹办迟迟不能如愿，沈慈九想到了邓颖超。据儿童保育会发起人徐镜平日后回忆，沈慈九等人找到*长江局妇女部，邓颖超当即指示，把力量集中起来，好好干。
1938年1月24日，邓颖超联络各界知名人士，在汉口一江春饭店举行保育儿童发起人会议。那一天，救国会领袖沈均儒和冯玉祥夫人李德全、文化界人士郭沫若、蔡元培等183人参加了会议。会后，*长江局妇女部，承担起了儿童保育会的筹备工作。
由于这个共产党组织的筹委会云集了中国知识界绝大部分名流和各*党派，引起了国民党的担忧。关于儿童保育会筹备工作的一举一动，都被纳入了中统的秘密监视范围。
武汉儿童保育会发起人顿时陷入紧张当中。为了保证保育会能顺利成立，他们想到了宋美龄，便约请她出来主持保育工作。
保育会成立那天，宋美龄一身黑色丝绒旗袍，发表了三千字讲话，“当此国家存亡之际，何为男子应尽之职务？何为女子应尽之职务？原无分别，只与抗战有关，乃均能参加。”次日中央社以通稿的形式向海内外发布了信息，《新华日报》亦全文照登。这一天，宋美龄与邓颖超第一次见面，宋走过来与邓颖超握手，说对她“仰慕已久”。 。 想看书来
抢救中国少年（2）
一开始 ，保育总会并未赢得广大民众的好感。在国民政府崩坏的时代下，人们不免疑惑，“不会是要把我的孩子抓去当兵吧？”为扩大社会影响，总会先后聘请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政要人为保育行动发起人、名誉理事。宋美龄提议邓颖超为组织委员会主任，遭到国民党理事反对。邓颖超此后一直以常务理事的身份参与工作。
保育会虽已运作，却无钱粮来路，极度紧张的国民政府财政，实在拨不出钱来。募集善款的工作，就落到了负责保育会工作的各位国民党家眷身上。这些地位显赫的女人，何时伸手向人要过钱？日后担任新中国卫生部部长的冯玉祥夫人李德全就曾说，“我一遇到能捐款的人就脸红，他们看见我就头疼”。
冯玉祥的二女儿冯弗伐则很会募款。她每次皆指令其父亲的秘书，给中央要人如陈诚、何应钦等打电话，说冯副委员长女儿冯弗伐要来拜访。对方就回答说，转告冯小姐，捐款叫人送去，不必亲自来了。有时对方哭穷，冯弗伐就再三恳求，并说还是亲自来取款。对方无奈，只好追加善款。
轮到冯玉祥募款，则军人气势尽显。冯曾命卫兵挑来一担水，向川康盐贩募捐，说兄弟有难，这一担水两万五千块，盐贩不敢不捐。
不过，更多的官太太们，面对由各地抢救回汉的难童时，忌惮于孩子们的脏乱，纷纷借故离去。
■ 抢救孩子
时局一日紧复一日。1938年2月，郑州、开封告急。3月，江苏和山东大部分城镇也被日军占领。
4月8日这天下午，保育会正在制定难童收容细则，突然传来台儿庄大捷的喜讯。邓颖超当即提议赴徐州前线收容难童。就在这时，徐州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打来电话，要求保育会立即派人收容流浪儿童。原来台儿庄大捷后，日本准备包围徐州，一些流浪儿童在前线经常被乱枪打死。
34岁的保育委员会主任曹孟君，随后带队奔赴徐州，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许多难童的衣服已被扒得精光。野狗、老鸹围着这些已是残肢断臂的骨骸，继续嘶咬，你争我夺。十几名青年妇女冒着硝烟收容流浪儿童，甚至从死人堆里寻找没断气的孩子。
但当曹孟君带领200余名难童从前线回到徐州城，徐州公署却拒绝解决儿童的吃住问题。她们又找到徐州难民救济署，救济署官员要求难童必须参加城防劳动才能得到救济。
曹孟君在徐州的尴尬境地并不是个别现象。江西保育分会在长江湖口收容难童1000多人，由于得不到政府的帮助，饥寒交迫的难童队伍不得不就地解散。安徽保育分会在芜湖收容难童600人，中途却被一支国民党部队扣留，强迫他们替部队挖掘战壕，后来在宋美龄的直接干预下才得以离开。
最终由于日军包围徐州，曹孟君无法硬冲，只好将大部分孩子安顿在徐州城内。不过，她仍决意带100个难童突围。突围的日子整整八昼夜，到处是枪炮的呼啸与难民的呼喊。难童恐惧绝望地跟着曹孟君跑，走路都在打瞌睡，互相紧拉着手生怕走散。即便如此，人群还是不断被冲散。在走完六百华里到达河南驻马店时，曹最终只带出了8个孩子。
回到武汉，曹孟君受到保育总会同仁的热泪相迎。宋美龄在大会上大为褒奖。会后，宋美龄走到曹的面前，问了一句，“你是不是共产党？”曹惊愕不已。但未等回答，宋美龄就转身离去。邓颖超似乎看出了宋美龄的用心，就悄悄将曹调到别处。。 最好的txt下载网
抢救中国少年（3）
事实上，国民党人士不断要求在保育儿童中发展“三*义青年团”，培植党派势力，但宋美龄对此未予理睬。在保育会中，不仅有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如邓颖超，也有隐藏身份的地下党员，如曹孟君等人。
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仅仅3个月，各地保育分会就收容难童2万名。除浙江、湖南及广东、广西省份自行安排外，其他省份收容的难童都要送到汉口临时保育院。
这些难童在武汉度过了短暂的和平时光。1938年9月29日，田家镇陷落，武汉濒临失守，难童们随国民政府转移到陪都重庆。这时，汉口临时保育院还滞留有4100余名难童。10月20日，武汉临时保育院门口突然挤满了拖儿带女的市民，跪求收养自己的孩子。许多家长情绪激动，战事来了，为什么反倒不收孩子了？最后，1000个五六岁的孩子被送入保育院。父母隔栏相望，泣不成声。
第二天清晨，一艘装载三百难童的船只刚出长江口，即被日本飞机击中，三百难童血染长江，哭喊一片，然后沉寂，葬身江底。
时隔半世纪，宋美龄仍念念不忘此事，“300余难童于乘船护送途中惨遭日机炸沉，连同护送人员无一幸免，迄今虽逾50余年，每思及之心中恒感悲愤不已！”
10月24日，日军开始向武汉最后一道防线发起进攻。这天下午，蒋介石下达了武汉守卫部队全部撤退的命令，二十万守军纷纷撤离武汉三镇。但汉口保育院还有500多难童羁留在一所教会小学。就在这危急之刻，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这天下午打来电话，同意保育院师生搭乘民生公司的轮船，那是离开武汉的最后一班船只。
25日上午，在汉口临时保育院里，已精疲力竭的李昆源，抓起电话机向保育总会报告，孩子们都走了，一个也没丢下。据后来统计，汉口临时保育院抢救疏散儿童共9000余名。
第二天黎明，日军第十一集团军的波田支队进入汉口。
■ 重庆“美好时光”
难童沈美安生前忆述，他在湖北沙市被收为难童，与同伴徒步走到武汉，在武汉沦陷前乘船继续逃难。每个孩子都被绑上草绳，以免走丢。“我们离开了爸爸，我们离开了妈妈，我们失去了土地”。每当逃亡的船舶开航，难童们就不禁唱起这首《保育儿童歌》。伴着歌声，一批批难童们从武汉启程，辗转数月，到达重庆。
在重庆，难童被分批就地分配。当得知部分难童无车接送，暂时也无处收容时，宋美龄带领保育会同事，亲自到码头指挥调度车辆。忙乱中，宋美龄身后官太太们的高跟鞋当当作响，宋美龄回过头，大声说：“太太们，脱了你们的高跟鞋！”
1938年10月，保育总会曾经汇总各省分会抢救难童人数约5万余人，但最后进入保育院的只有29000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