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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这是鲁哀公问关于国家税收的问题。鲁哀公问孔子的弟子有若，如果在灾荒年，国家的财政困难，该怎么办？有若就回答说，何不用“彻”的方法呢？“彻”是周朝的税收方法，也就是收十分之一的税。鲁哀公说我现在收十分之二的税还觉得国家的用度不足，你叫我收十分之一，我该怎么办？有若回答说，老百姓都富足了的话，你国君还会不富足吗？如果百姓都不富足的话，国君又怎么富足得起来呢？这是有若对哀公说的治国之道，一个国家真正富有是她的民众富有。老百姓很穷，国君很富，那就要亡国。这就是儒家的政治思想，国君应与民众同忧苦方可为民之父母。
子张问崇德、辩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诚不以富，亦祗以异。’”
子张问，什么是崇德？什么是辩惑？“崇德”，就是提高道德；“辩惑”，就是辨别迷惑。孔子说，“主忠信，徙义”就是崇德。“主忠信”就是以忠信为人生的主导，“徙义”就是向义迁徙，向义靠拢。以忠信为人生之主导，又能向义靠拢，就能提高道德。什么是辩惑呢？孔子说，爱一个人的时候爱得死去活来，爱的时候希望他不朽，不爱的时候恨之入骨，巴不得他马上死，越快越好，这就是迷惑。喜欢一个人的时候看他觉得满身是优点，讨厌一个人的时候看他满身是缺点，全凭感情用事，不能理性地、正确地认识人事，这不是迷惑又是什么呢？“诚不以富，亦祗以异”，这是《诗经·小雅·我行其野》里的一句诗。“诚”表示确实，“富”表示财富，这里引为智慧。“诚不以富”就是确实不能增加你的智慧。“异”表示怪异，这里引为糊涂。“亦祗以异”就是说也只有增加你的糊涂。这句诗引用在这里意思是说，你不能正确客观分析人事，不仅对你自己没有好处，而且只能说明你的糊涂。子张这人务外好大，感情用事，所以孔子告诉他只有以忠信仁义为主导，并有理性客观之头脑才能够崇德辩惑。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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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渊第十二（6）
孔子周游列国到达齐国时，正遇到齐国的大夫陈恒想专权，所以齐景公向孔子问治国之道。孔子回答说，君要有国君的样子，臣要有臣子的样子，做父亲的要有父亲的样子，做儿子的要有儿子的样子。什么人就应该有什么样子——归纳起来就是两个字：人人，人要有人的样子。你是人吗？是人就要有人的标准，有恻隐之心，有羞耻之心，有礼让之心，有是非之心，这才是人。推而广之，师师、生生，老师要有老师的样子，学生要有学生的样子。老师不像老师，抹个大花脸，头上扎个小辫，走进来就开始跳，像个唱戏的，这能行吗？是什么人就应该有什么样子，你的一切都要符合你的身份。身份就是名，你是老师，你的一切行为都要符合老师的身份；你是学生，你的一切行为都要符合学生的身份，只有这样社会才能稳定有序。齐景公听了孔子的话很有感触。齐景公说，确实是如此啊，如果国君不像国君，臣子不像臣子，就会出现国君不理政事，臣子可以杀国君的情况，这样天下就会大乱。现在一切都是那么混乱无序，就是名实不相符。如果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天下大乱了的话，即使我有很多的粮食，我能吃得到吗？因为当臣子的就先把粮食夺过去了。后来陈氏果然灭齐。这段话体现了孔子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即儒家正名的思想。正名的核心就是要人人都安于自己的本分，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安定有序，和谐发展。而当时社会的混乱正是由于名实不符，诸侯想做天子，大夫想做诸侯，所以出现臣弑君，子杀父的现象。说到本质上那就是人不像人，人没有了人应该具备的品格、德行。孔子的工作就是要通过教化，让人回复到真正的人，具有人所应有的品质、道德。只有人像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才能使社会由乱到治，进而达到和谐。
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子路无宿诺。
孔子说，凭一两句话就能判案的人，大概只有子路吧。“折狱”，即判案。这是称赞子路很忠信。因为他的忠信，所以他说的话大家都信服，他说一两句话就能把案子断了。子路这个人忠信到什么程度？他的诺言绝不过夜。“宿诺”，“宿”是一夜的意思，子路从不将诺言拖过一夜。今天答应的事，绝不会明天来兑现。孔子称赞子路忠信的这一面，但是从中也看出子路这个人很急躁，急于践言，不留余地。一方面讲了子路为什么能取信于人，一方面也含蓄地指出了子路的急躁。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这一句话是接着上一句话说的，孔子说，断案子我和其他人也没有什么区别，子路怎么断我也怎么断。只不过我和别人不同的是，我要使天下根本没有案件发生。子路虽然片言可以折狱，但是不知礼让为国，最终不能使天下归于清明。而孔子的理想是天下根本不要有案子发生，孔子对法律是不太喜欢的。早期中国社会是以礼治贵族，以刑治平民。法家则是把法律从平民推广到贵族，使人人都受法律约束，这实际上是降低了整个国民素质。而儒家是把治贵族的礼用于治平民，使老百姓人人都知礼，老百姓人人都知礼了就不会犯法。因为法律是底线，底线你都触犯了，足见你有多坏。一个真正有德行的人，他会犯法吗？他会去偷、去杀、去抢吗？他的境界不知超出法律底线有多远，法律对他已没有约束意义了。以前那些学者就说，我们根本不需要学法律，因为我们的道德远远超出法律对我们的约束，怎么会犯法呢？所以儒家是要提高整个民众的素质，使人人都知礼而不会犯法。这是法家和儒家最大的区别，儒家是以相信人的善良为基础的。孔子在鲁国做司寇的时候，司寇就是掌管刑法的官，那些强盗、小偷、坏人纷纷逃离鲁国，都说鲁国不是我们的土壤了，没有偷的土壤，没有使坏的土壤。比如说，孔子来治理我们这个集体，有人老在中间说别人的坏话，孔子一治理，大家心就诚敬了，都说别人的好话，绝不说坏话，这时来了一个专门说坏话的人，他说了半天，每个人都不理他，不管他说什么根本没有人听，这个人只好走了。“必也使无讼乎”就是使鲁国根本没有能发生案子的土壤。这是孔子一以贯之的重教化思想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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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渊第十二（7）
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
子张又来问为政之道。孔子说，为政者的心要始终如一，毫不倦怠，推行政事也一定要竭尽全力。当政者确实只有自己始终保持一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心，才能竭尽全力为人民办事。子张少仁，爱民之心不足，所以孔子用这句话来告诫他。
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这句话在第六篇《雍也》中已讲过。孔子说，用学问来广博自己，用礼仪来约束自己，那就不会做出违背仁义道德、违背人的品格的事情来。 一个人如果只是学问好，只是博学而不用礼仪来规范自己，提高自己的品行修养，那么他学问越多，就越容易狂傲，以为自己了不起，自以为是，目中无人。所以有了学问还必须用礼来加以约束。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孔子说，君子成全人家的好事、美事，成全别人的美德，因为君子愿人皆善。君子在人家做坏事的时候则要劝谏阻止，而不去助长。小人就相反，小人专搞破坏，人家要做什么事，就在后面拆台，他也不喜欢别人有美德，别人不做坏事他会怂恿，别人做坏事他更会推波助澜。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鲁国的大夫季康子问孔子从政之道。孔子说，什么是政？正就是政，使天下之人皆归于正，那就是政治。政的象形文字是“”，左边的“正”就是上边一个“一”字，下边一个“止”字，意思是止于一。右边的“”下面是个“手”字，上面是手中拿的鞭子。一只手拿了鞭子教天下人皆能够正，这就是政。政治，以政来治民。因为老百姓有时候不自觉，你就要敲打敲打他，教他把不正的东西归于正，这就叫政治。自己正了，使他人正。你做领导的人能以身作则，把正气立起来，哪个还敢不正呢？你上面都是歪着、斜着的，下面也会跟着你歪着、斜着。上梁不正下梁歪，这也是儒家一贯的理念。要把天下治理好，首先统治者自己要把自己治理好。自己治理好了，天下自然会效法。
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季康子担忧偷盗的现象，就问孔子怎么办。“欲”是贪欲的意思。孔子回答说，如果你自己不贪图财利，以一种清廉的风气去影响百姓，那么即使你给奖赏让百姓去偷窃他也不会去。统治者好利，老百姓也必然会兴起好利的风气，竞相争利，若得不到利就铤而走险，沦为盗贼。这还是与上一句同样的道理。统治者很清廉，老百姓自然也会效法。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季康子又问从政的问题。他说，杀掉无道的人，亲近有道的人，是不是就可以使为政做得很好啊？孔子说，你真正要为政哪里用得着杀人呢？你希望推广善良美好的东西，老百姓自然就向往善良美好。国家提倡什么，老百姓就向往什么。比如说，以前国家提倡孝，以孝治天下，老百姓争当孝子，争立孝子牌坊。这是一个导向的问题。君子的德行像风一样，小人的德行像草，风往哪边吹，草就往哪边倒。这里的君子和小人指的是统治者和百姓。统治者的风朝哪边吹，百姓的草就往哪边偏。“偃”是倒的意思。民众一般容易随波逐流，时风往哪边吹就往哪边倒。国家提倡读经，民众马上就去读经；国家提倡学外语，大家都去学外语了。既然民众多随波逐流，那么统治者的引导作用就相当重要。就像大人对小孩的引导一样，小孩最爱模仿大人，大人是什么样，小孩就模仿什么样。大人天天打牌，小孩也学着打牌；大人好吃懒做，小孩也学着好吃懒做。所以必须大人自己做好了，小孩子才跟着学好。引导的作用，说得小是家庭教育，说得大就是国家政令。所以重视宣传教育、重视舆论导向是为政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
颜渊第十二（8）
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
子张问，士人怎么样才可以叫做通达呢？“达”的本义是指德行能够使人信服。但是子张问的这个“达”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孔子就反问他，什么才是你所谓的达呢？ 子张说，在诸侯国能够声名远播，在大夫之家能声名远播，这就是达。孔子说，你讲的那个是有名而不是达。我所讲的这个达应该是品质正直而崇尚道义，能够揣摩别人的语言，观察别人的脸色，谦恭地和人交往。“虑以下人”，就是自己能够处卑下地、谦恭待人。真正的通达是完成自己，在国以德服人，在大夫之家也以德服人。而有名的人他可以表面上做得很仁德，做得很善良，但是私底下他的行为却完全相反，自己还没有一点惭愧。这样的人他也能在国家、在大夫家里边都有所闻名。子张好名，以为有名就是达。孔子告诉子张名与达是不同的。好名的人伪装出一副仁德的样子同样可以得到名，而真正的达是名实相符，既有内在的德行，也有外在的名望。名者，实之宾也，名是实的宾客，有了实，自然有名。如果为求名而读书治学，一开始就已经离德很远。真正成德之人是不追求名利的，如果他有了名利，名利也只是德行的副产品，并非为名利而名利。这虽是孔子对子张讲的，但对急功近利的今人仍然很有教育意义。
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曰：“敢问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
樊迟陪着孔子在舞雩台下散步，舞雩是祭祀祈雨之台。樊迟说，我斗胆地问一下关于崇德、修慝、辨惑应该怎么做。“崇德”就是提高自己的品德。“慝”读tè，表示邪念。“修慝”就是改正自己的邪念。“辨惑”就是辨别迷惑。孔子说，你问得好啊！“先事后得”，就是先要严格要求自己，然后才能有所收获。这不就是提高自己的品德吗？“攻其恶”，就是要多检讨自己的缺点、错误，“无攻人之恶”，不要老是攻击人家的缺点、错误，这不就是改掉自己的邪念吗？“一朝之忿”，就是一时的气愤，“忘其身以及其亲”，就是由于一时的愤怒就忘掉了自身的安危，以至于连累自己的亲人，这不就是迷惑吗？樊迟问的三个问题，其实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遇到的问题。我们在平常的生活中能严格要求自己，随时以圣贤为楷模来砥砺自己的品格，久而久之，我们的德行就在不知不觉间养成，这就是我们提高自己德行的最佳途径。这也告诉我们，人的品德是在日常点滴小事中修练出来的。人们往往容易犯攻击别人的缺点、错误而原谅自己缺点、错误的毛病。能做到多批评自己，少攻击别人，确实能去除掉我们心中的许多邪念。这样更能“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因为一时冲动而酿成大错，连累亲人的情况屡见不鲜，都是因为我们被情绪蒙蔽，丧失理智。有什么比亲人更重要呢？如果我们心中随时想到亲人，任何让人愤怒的事都是小事，都不会让我们做出不理智的举动。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智，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措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智，子曰：‘举直措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说爱人就是仁。樊迟又问，什么是智？孔子说知人就是智慧，能够识别人就是智。樊迟“未达”，没搞懂，没明白老师说的是什么意思。因为爱人没有分别，知人又有分别，那怎么能同时做到知与仁呢？孔子又说，选拔正直的人，罢黜邪恶的人，这样就能使邪恶的人归于正直了。选拔正直的人，罢黜那些邪恶的人，叫举直错诸枉；能使邪恶的人归于正直，这就叫能使枉者直。樊迟退下来，见到了子夏，就对子夏说，刚才我见到夫子，“乡”，刚才。刚才我见到夫子并向他问知，夫子说 “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这是什么意思呢？子夏就说：“富哉言乎！”意思就是说这个话说得太深刻了。子夏领悟到了孔子的意思。 他说，舜得了天下以后，在众人当中选出了皋陶来辅佐他，不仁的人就自然被疏远了。商汤有了天下以后，从众人当中挑出了伊尹来做宰相，不仁的人也自然被疏远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段是子夏以历史故事来解释孔子所说的爱人与知人的关系。舜和商汤能从众人中选出皋陶、伊尹，这就是知人，这就是智。什么是智？智就是能辨别是非善恶，所以孟子说：“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辨别是非是智慧的发端。正由于舜与商汤有智慧他们才能识别人，才能选出仁德的皋陶与伊尹。但选出皋陶、伊尹并不是目的，选出他们的目的是要以他们为榜样去教化那些不仁德的人，使他们都能改过向善。使不善之人都能向善，这才是仁，是仁者爱人。所以爱人是以知人为前提，仁是以智为基础，这正是樊迟所不解的地方。为政者要真正爱他的百姓，就要善于给百姓树立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雷锋、孔繁森、焦裕禄这些榜样都感染、教育了无数的民众，使民众向仁、向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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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渊第十二（9）
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共和国五十八年暮春，李里绘于天人轩。
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
子贡问怎么交朋友。孔子说对朋友要忠告，进行善意的引导，若他不能接受那就终止友情，而不再和他交朋友，以免自取其辱。对于朋友我们要忠告他，要善于引导他。忠告指的是态度，善于引导指的是方法。我们既要尽到朋友之谊，竭尽全力地去劝导他，但也要注意劝导的方法，不能直来直去，一定要考虑对方能否接受。“道”当引导的“导”字讲。 但是如果这样做了而他不听就算了，不要勉强，勉强反而自取其辱。这可以结合第四篇《里仁》中的“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参看。都是讲交友之道，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