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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到今天，她的家里关于餐饮就备有三沓名片：一沓是餐厅，一沓是酒吧，一沓是茶馆，她总是有条不紊，总是能给所有人以最熨贴最舒适的安排。更关键的是小缨长得还颇为妩媚：身材清瘦又不失性感，面庞清淡却藏着些浓艳，林黛玉似的低眉顺眼、轻言细语的风格，但又没有黛玉那一脸的愁容和紧蹙的双眉，更没有林妹妹那叫人无所适从的自怨自艾。
SARS过后的那一年初夏，解除警报的人们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开始过节似的满街游弋。从国外回来不久的小缨也挽着我的手臂，在街上享受劫后余生的喜悦。
那一天，小缨穿着一双非常考验脚力的黑色高跟鞋，让本来就苗条的身体似乎又齐刷刷地长出了妖娆的一节，身上则是一条灰白色的有着蕾丝花边的连衣裙，而偏偏，这一黑一灰的端庄之中，小缨梳了一头爆炸式的充满异国情调的栗色的长发，长发衬托着她白皙而颀长的脖子，一款酒红的珠宝项链随着小缨的步伐轻轻地在她的胸前跳跃。
熙熙攘攘的街头上，迎面走来我们一个共同的朋友，这个朋友自然是男性，他一边亲切地拍着我的肩膀嘻嘻哈哈地寒暄着，一边用一种雾气朦胧的眼神儿不停地扫描小缨。那男性朋友远去，我不由得对小缨说：“你瞧！我的强项是能很快跟异性处成哥们儿，而你的强项就是开不开口，都能让男人想入非非。”
我的手机响了。我看见手机屏幕上出现“小缨”的字样，我想着这么些年来我和小缨性格迥异却情深似海，想着我们之间种种的生活细节，想着前不久在香港小缨对我身体的那些怀疑，我看着手机在响，没有接。
妹妹（3）
我看看陈卫东，他也正看着我。
我说：“你走吧，我去后花园打电话。”
午饭过后，正是医院里最安静的时候，除了个别还在进行的手术外，所有的治疗都停止了，整个医院都沉浸在一种昏昏欲睡的气氛之中。
我做了一个深呼吸，终于拨通了小缨的电话，她此刻还在香港。
“你在哪呢？干吗不接我电话？”小缨上来就说。她说话一向柔声细气，很少见她这么急的。
我说：“你听清楚了，别着急，我现在在妇产医院我得的不是子宫息肉是恶性的我明天就要做手术。”我一口气说完，生怕一停顿就说不下去了，而且，我坚决地不说那个“癌”字。
电话的那一端沉默了一会儿，很快就传来了小缨呜咽的声音，很快，呜咽声渐渐成了肆无忌惮的号啕大哭。
我无能为力，除了让手机听筒离我稍稍远点儿以外，我无能为力。
这时候听筒里小缨开始泣不成声：“我就知道有事儿，实话告诉你，自从你们离开香港之后我就知道要出事儿！你总是这样，洪小冰你总是这样，什么都不在乎，大大咧咧的。每次给你打电话你都说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这回好了，这回好了，这回事儿大了！”
这时候我特别想拍着哭得梨花带雨的小缨，告诉她没事儿，真没事儿，我好好的呢，可是我的小缨离我却又是千里之遥啊！
听筒里似乎有人在用英文问小缨什么，小缨哭着跟人说：“xiaobing got a cancer！cancer！”
不用说这个人一定是小缨的英国丈夫chris了。
因为要应付chris，电话那端小缨的哭声有了一些停顿，我终于可以插话了：“我这是早期，可以手术就证明没事儿！你放心，我不会那么轻易就死的，毛主席不是教导我们说，打得赢要打，打不赢也要打，别以为我好欺负，大不了鱼死网破吗？”
“这是毛主席说的么？”洪小缨破涕为笑了。
“这是毛主席的红小兵说的。”
我笑着说，可是眼泪终于没能忍住，落了我一脸一身。
我忘了我和小缨是谁先挂的电话，又是怎么挂的电话。我只知道在2005年1月份我濒死的日子里，小缨寸步不离日夜守候在我的身边，我要告诉大家，我能活过来，和我的这个妹妹紧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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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柔一枪（1）
24小时不关机是我多年来的一个习惯，倒不是说我真的就日理万机到了那个地步，我只是养成了时时刻刻揪着心的习惯。公司里、我自己的小家里、我的父母家里、我的朋友那里似乎都有没完没了的事儿需要我操心。可是细想想，所有需要我揪着心的任何事任何人里唯独没有我自己。
2004年的6月3日凌晨4点，我迷迷糊糊地不知道是梦还是醒，手机在我的枕边一遍一遍地震动，直到我彻底清醒过来。我伸手拿过手机，一看是小缨，忍不住轻轻地笑了一下，我知道老替我揪着心的人里，我的这个妹妹首当其冲。
听筒里的小缨压低了嗓门：“你这是睡了一觉了还是根本没睡过啊？”
我反问她：“那你呢？你睡没睡？”
小缨说：“我睡不着，过会儿你就手术了，我也过不来；我已经告诉小蔷了，她已经请好假中午过来陪你手术。”
我说：“你别瞎操心了！我没事儿的，小蔷忙就不用来了。”
小缨在电话那头一定撇着嘴：“得了吧你，你就别管了。这次该接受教训了吧，别什么都不当回事儿，你还以为自己是运动员呢。”
我说：“就算是那也是业余的啊。”
估计小缨嘴撇得更厉害了：“业余运动员也是多少年前的事儿了，你还吃老本儿，老本儿早都吃光了。”
我有点儿兴奋起来：“哎呀，我这不正准备手术恢复之后就健身嘛，我们这些常年坐办公室、常年打电脑的知识青年们，早该运动啦！等出了院，我就策划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小缨也抬高了声调：“拉倒吧你，手术还没做，就又想着上班的事了。你还是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
我轻轻笑出了声。
23床默默地翻了个身，22床紧跟着“吭吭”了两声。
我赶紧收住声音，压低嗓门：“我这儿有病友睡觉呢！”
“好吧，拜拜。”我们笑着挂了电话。我轻轻掀开窗帘的一角，天空已经微微地泛着些亮光了。我又轻轻地推开紧闭的窗户，户外的空气有着一股难以言说的新鲜的味道！
我浑身一激灵，心里竟然有了激动的感觉！我要迎接的似乎不是什么冰凉的手术台，而是一次春游一次旅行一次冒险一次……总之是一次激动人心的又不可预测的充满了刺激的行程！
2004年6月3日凌晨5点30分，我仍旧坐在床前面对着窗外渐渐明媚和忙碌起来的清晨。我的大脑里不断变换闪烁着各种不规则的没有规律的画面：这些画面忽而是一群小学生春游，忽而是一群大学生长跑，忽而是一大堆上班族拥挤在写字楼的电梯里，忽而又是高山叠着湖水丛林映照天空，忽而还是一匹白色的骏马横穿都市中的斑马线时迎面过来一群盲人，而所有的这些画面都一概明亮耀眼！
护士小张轻轻地拍了拍我，我猛一回头，回到现实中。
小张是来给我灌肠的，灌肠就是用肥皂水清洗肠子。
“灌完以后，尽量坚持，坚持的时间越久越好。”小张护士边给我灌，边嘱咐我：“而且千万记住，不能吃也不能喝！”
8点30分，我被转到重症监护病房，手术后我将在这里度过三天。护士推来轮椅要把我推走，我坚决拒绝了轮椅，坚持自己爬上位于五楼的手术室。
8点40分，我被要求重新换上一套病号服，在重症监护病房靠窗的病床上等候。我坐在床沿上严阵以待，心里有点儿紧张，不像是害怕，倒像是有点儿兴奋，那心情类似于运动会上从检录处走向跑道时的心情。我对自己说，我已经做足了心理准备，只等发令枪一响，我的心脏就要开始正常的工作了！不过手术有麻醉，我可能听不到那一声清脆的枪响就晕菜了。
我正轻轻拍打着自己的胸脯，用以平静加速跳动的心脏，躺在另一张床上的病人坐了起来！这儿可是重症监护病房啊，就是说这个坐起来的病人手术还没超过三天呢！可是看她翻身起床的动作却非常麻利和连贯！我有点儿不相信她是个重症监护的病人，突然，她开了腔：
温柔一枪（2）
“挺紧张的吧你？没事儿的！我上手术台之前比你还紧张呢，直筛糠，呵！幸亏做了导尿，不然我估计都得尿裤子！哈哈哈，可是你看我现在，一点事儿都没有，睡一觉就回这儿来了。”
她的大嗓门儿让我倏地想到一个人，我惊讶起来：“你就是二病区的那个‘不平等条约’！”
她愣了一下：“哟！你怎么知道的？一看你就是个文化人儿，文化人儿就是神通广大。”说着她又笑起来。
我不自觉地使劲看着她的肚子，似乎是怕刚刚做完手术的她把肚子给笑破了！
她呢，索性自豪地拍拍肚子：“来来！看！尽管看！你想看伤口吧？”说着她就动手要掀开她的病号服。
我就尴尬起来，真是来都来不及地尴尬起来：“别别，不不不，我不看！不看！”
“看吧看吧，都是女的，怕什么呀！”
我还是头一次面对这么直白的邀请，其实我真有点儿想观摩一下她的伤口，可又觉得她于我而言还几乎是个陌生人呢！
“你们文化人儿就是脸皮儿薄，不看就不看吧，反正我就想告诉你，动完手术就没事儿了！这么大的医院哪能随便死人呢！”
“不平等条约”放下了她的衣服。她刚刚掀起的病号服的一角里露出了白色的肌肤，我根本没看见她的伤口，我就看见一片稍纵即逝的白色的肌肤，那肌肤上曾经有过的青春，我想也是这么稍纵即逝了的，于是我开始仔细端详“不平等条约”，可我竟是不知道怎么形容她。
这样一个女人，大概年龄在45岁上下，乳房微微下垂了，小肚子微微隆起了，脖颈上不深不浅地有几道白净的皱纹，脸上远远近近地点着些淡黄的雀斑。头发烫过了，却没法叫人记住那是个什么发型，眉毛是用古老的文眉术修理过的，却叫人不觉得有什么美感，眼睛里燃烧着淡蓝色的火焰，可毕竟是蒙着一层浑浊的灰色的幕布。岁月在她身上匆匆掠过，不慌不忙地留下了一些痕迹，她的身体不再有任何新鲜的味道，但是笼罩其上的家常的琐屑的卑微的光亮却持久而充满韧性。
我实在无法准确地描绘出“不平等条约”的具体形象，因为她太通俗，通俗到扔进人堆里就再也找不着她，但是我却时常想起她来，想到这样一个女人，她的大嗓门儿、她的直白、她的乐观，她在我手术前的那一刻不经意就给了我的勇气。
我想我很难再遇见她，也不太可能找到她。生活中这样的女人太多太多，如果上天有眼，我祈求您善待所有普通的女人，要了解她们曾经的青春和美丽，是叫那些不屈不挠的日子给一毫米一毫米吞噬了的，她们，本也不愿意变得老而且丑，可是面对岁月，她们认命认得比谁都从容。
护士长进来（“不平等条约”告诉我看她的护士帽上的横杠杠就知道她是护士长），听到我们的说笑，她像面对孩子似的说：“是不是像一年级的小学生第一次春游似的？”
我使劲儿点头，就是这种感觉。
护士长又给我普及了一下早期宫颈癌的医学知识，她的慢条斯理让我完全平静下来，然后，她让我到隔壁房间插尿管、换衣服，再到楼道对面的手术室等待手术。
从重症监护病房来到手术室正式开始实施手术，要经过略显狭窄的楼道。当时楼道里站着陈卫东、易菁、洪小蔷，他们要在这里等候我的手术结果，要等三个半小时。我现在无法确定当时楼道里的光线来源，我得到的印象是：陈卫东、易菁、洪小蔷全都逆光站立。因此，我看不清楚他们的脸他们的眼睛，但也有可能事实是我根本没有看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我有可能就是低着头从他们身边走过的，他们的充满了复杂情感的目光，弥散在被我当成逆光的光线中。我低着头，走过去，似乎他们都不存在，而他们也没有任何人叫住我。
后来，我曾经几次想问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你们当时怎么谁都没有叫住我说点儿什么呢？万一我进了手术室就出不来了呢！
温柔一枪（3）
可是我没有问，直到此刻我坐在这儿写这本书，也仍旧没有向他们中的任何人问出这个问题。我想今生我也不会再去向他们问出这个问题，我的生命已经被他们每一个人爱的光芒而浸透，我的任何问题不都是多余的吗？
2004年6月3日早晨9点钟，手术室对开的大门，在我的眼前，打开，又关上。
我没有激动没有流泪我心无旁骛，我知道我已经站在了起跑线上。
但等待起跑的过程却有些漫长。
那是因为我必须先赤条条地躺在手术台上才能等到那真正的发令枪！
是的，我赤条条地躺在了手术台上。因为要麻醉，所以病人被要求除去所有的衣服、首饰，包括假牙（当然我没有）。
整个房间里就只有这一张手术台，空空荡荡，到处都闪烁着金属器械凄清的光泽。
我赤条条地躺着，六月天里，我忽然就感到冷，是冷冷清清的那样一种冷。
我一个人，一丝不挂。
我想起身看看自己的身体，我想看清楚我每一寸皮肤下有多少毛细血管有多少神经末梢，有多少脂肪、多少肌肉、多少骨骼，那些心肝脾胃肾们又都是什么表情！
我一个人啊，一丝不挂，孤独地躺着。我这是要去哪里？你们要把我送去哪里？我还回得来吗？我的身体要是回不来了我的灵魂还能回来吗？灵魂是不是一股清烟呢？据说灵魂只有21克，灵魂这东西能看见你们吗？能看见我的亲人们、我的小儿子吗？
能吗？
眼泪就流出来了。
眼泪有温度有味道，是人间的温度和味道啊。
然后，静静地进来了一个人，是麻醉师，他全副武装着，所以我根本看不清楚他的长相。他让我侧卧，身体蜷起，像煮熟的大虾一样。他的手碰到我的身体，冰凉的，我打个冷战，大虾打开了。
“这样不行，我要把针扎到你的第四到第五腰椎之间，扎不准很危险的。”他用极温和的声音威胁我。
“我怕痒。”我想笑笑，但没成功。
但是他成功了，我平躺过来。
我感觉身体从上到下慢慢麻木了，麻了，腿抬不起来了，木了，连脚指头都动不了了。一会儿，他用什么东西在我的身体上划了一下，然后问我：“是锐器还是钝器？”怕我听不懂，他又解释：“是像木棍儿划的还是像小刀儿剌的？”
“钝器，木棍。”说的同时，我抬抬头，看看自己已经麻木的脚。
抬头的时候原本存在眼睛里的眼泪就“啪哒”落了一颗到我的胸前。
麻醉师用他戴着手套也看得出十分修长的手指，极其轻巧地把我落在胸前的那一滴泪珠抹了抹，然后，他没有任何铺垫地说了一句话，他用极其温和的宽厚的磁性的充满无限男性魅力的能够通杀女生和师奶的声音（也许是我当时的错觉），对我说：
“觉得委屈是吗？”
我当下，鼻子势不可挡地再次酸起来，但是紧接着身体软起来，心灵软起来，泪水软起来软到没有力气流出来。我，被深深地麻醉了，我终于没能听见那温柔的一枪！
叫醒（1）
我飞起来了，乘坐的是一条空中飞毯。飞毯上有一张画，画纸是用水浸湿了的，上面有两个小小的人。这两个小人儿并肩而坐，看不见表情却紧紧相偎。一阵风吹过来，将飞毯上的画吹到我的脸上，我迎风从自己的脸上揭下这张画，一看，画的背面有我写的一行小小的字：嘟嘟和妈妈，嘟嘟画于2004年3月13日。
我把画紧紧地贴在自己的胸前，幸福的感觉油然而生。
但是很快我就感到有一双手在拽我胸前的这幅画，轻轻地但是很坚决地拽着。
我看不见这双手也看不见这个人。我有点儿不高兴了，这是我儿子的画，画的是我和儿子，谁这么固执地非要把这幅画拽走而且还将自己隐藏起来呢？
我正有些纳闷，就又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声音从远离飞毯的另一端一声紧似一声地传过来。这声音越来越大，我被吵得有点儿心烦意乱，我乘坐的飞毯似乎很能领会我的心情，它也不再高飞而是随着我的心一点一点地降低。
我觉得伴随着空旷的“砰”的一声，我和我的飞毯着陆了。
我睁开眼睛，我的眼睛似乎是被我落地的声响给震开的，因此被强行打开之后双眼立刻又无力地合上了。
“洪小冰！洪小冰！”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她刚才明明睁了一下眼睛，来，你再喊喊她。”是一个女孩子的声音。
“洪小冰！洪小冰！”还是那个男人的声音。
这声音真是不屈不挠，好吧，那我就睁开眼睛吧。
我使了使劲儿，似乎眼皮上堆积了许多的尘埃，我努力睁开了双眼却发现眼前是一团白色的东西！我重新聚了聚焦，发现那一团白色的东西里面还有一颗闪亮的黑珍珠！这一黑一白异常分明又十分耀眼，我的眼睛一下子不能适应，于是就又合上了。
“又睁了一下，还叫吗？”那个女孩子问。
“再叫一次吧。”那个男的说。
“洪小冰！洪小冰！”这回是男的叫一声女孩子叫一声。
我心里笑了笑，这一男一女真不知道是什么人，这么不肯让我多闭会儿眼。我累我特别累，你们知道吗？我飞了很长一段路飞了很长一段时间我累死了！我在心里跟他们说。
我长长地出了口气，睁开眼睛。
这一次我看明白了，那黑白相间的东西不是别的，是一双十分干净的眼睛。这双干净的眼睛长在那个年轻的男人的脸上，他身边的女孩子更加年轻。
“他是你手术的麻醉师！手术后必须要叫醒你。”女孩子说。
麻醉师？我困惑。
女孩子就拿起我的手，一边把盖在我身上的绿色被单的一角坚决地但是轻轻地从我手上抽离。一边说：“我是重症监护室的护士，我姓孙。”
我努力地抬抬头，发现我的身上并没有什么飞毯也没有嘟嘟的那幅画，我手里攥着的其实是手术室里绿色的被单。我有点儿明白过来了：我的手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