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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公斤，有信心90岁之前完成》，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090527。）
“中国人完全有能力自主解决吃饭问题。”2009年5月26日，在中国稻作文明发祥地浙江余姚，“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表示，粮食问题不仅关系“三农”，更关系国民经济的命脉；粮食库存不仅具有应急和战略储备的功能，也是国家的调控手段。
…………
《21世纪》：目前我国水稻亩产在什么水平？
袁隆平：全国水稻平均亩产为420公斤，比日本亩产低20公斤。但我国杂交稻种植面积达亿亩，亩产480公斤，比日本高了40公斤。
我们第一期超级稻，已经推广3 500万亩左右，比日本全国水稻种植面积还大，平均亩产是550公斤，比日本高了100公斤以上。
《21世纪》：你曾提出，超级杂交稻亩产量要提高到1 000公斤？
袁隆平：水稻的光能利用率为5％，也就是说，阳光辐射的能量中有5％可以转化为有机物。我们按照光能利用率％来计算，根据长沙在水稻生长季节的辐射量，得出的结论是，亩产最高可达到1 500公斤。
按照我们的进度，2000年超级杂交稻第一个阶段达到亩产700公斤。第二个阶段亩产800公斤，在2004年实现了。我们现在向第三期亩产900公斤攻关，计划2015年实现，争取提前两到三年。
《21世纪》：试验顺利吗？
袁隆平：我们在小面积的试验田里已经实现了。今年在中南6省安排了11个百亩片，进入大范围中试阶段。我有信心在90岁之前，挑战亩产1 500公斤的纪录。
从亩产800公斤增产到900公斤，增产幅度是1％，这样的增产幅度已经在袁院士的试验田中实现，而如果从亩产800公斤增产到1 500公斤，增产幅度将为。
2010年初，中国科技界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一个河南农民，一个被别人嘲笑为“神经病”，对老婆孩子不管不顾，把自己的麦田看得比命还重要的“一根筋”的农民，在人民大会堂捧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奖杯。（崔春冬：《吕平安：创造小麦育种奇迹》，载《光明日报》，20100122。）
吕平安，河南省温县祥云镇喜合村人。这个初中毕业，后来拿到河南农大大专文凭的普通农民，在自家责任田里，先后培育出了10多个小麦高产优质新品种（系）。其中，豫麦49、平安6号获国审，豫麦49—198、平安3号、平安7号获省审；在千里黄淮麦区，累计推广种植面积亿亩，增产小麦亿公斤。不久前，他又被评为“河南省农业科技先进人物”。
国家小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郭天财教授说：“河南小麦连续五年大丰收，优良品种在所有增产要素中所起的作用是第一位的，其中以豫麦49－198为代表的优良品种，对小麦增产的贡献率达40％。”
著名小麦遗传育种专家李振声院士指出：“小麦生产再发展，要有一批过硬的领航品种，豫麦49—198代表了这一方向。”
一个普通农民，在小麦育种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保证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许多人说：“这是一个奇迹。”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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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奇迹吗？这是奇迹。不过这个奇迹是用热情、责任感和执著的努力浇灌出来的，所以我们相信，这样的奇迹还会发生。看来，“传统育种没有增产空间”，这个结论下得有点匆忙。
（2）转基因作物可以长时间大幅度提高产量？
目前全球大多数转基因作物植入的是抗除草剂基因，而非增产基因。也就是说，当农田中喷洒除草剂的时候，田里的其他植物统统被杀死，但抗除草剂的转基因生物却安然无恙。美国、阿根廷、巴西所种植的转基因大豆，绝大部分就是这样的“农药杀不死”大豆，而不是“有增产基因”的大豆。美国农业综合企业开发商业化转基因作物的初衷并非在于增产，而在于销售配套除草剂。
转基因研究者认为其所研发的转基因水稻，产量提高的比例在6％～9％。
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表示，转基因抗虫水稻比非转基因水稻产量高出6％～9％，因为减少病虫害所减少的损失，相当于提高了产量。
当然，转基因抗虫水稻是否可以稳定地带来产量的增加，或许还需进一步观察。（于达维：《转基因水稻：商业化前夜》，载《新世纪》周刊，20100220。）
华中农业大学介绍：“我校研发的‘华恢1号’和‘Bt汕优63’品系主要优点是控制导致水稻减产的主要害虫。试验证明可减少80％化学农药用量，提高约8％的产量。”（傅勉：《转基因作物提高产量是否美丽神话？》，载《第一财经日报》，20100223。）
而反对者则表示：
“转基因作物能不能增产，看美国的例子就知道了。”蒋高明说，美国是掌握转基因技术最早、最多的国家，其技术远比中国先进，但该国粮食总产量仅亿吨，远低于中国的亿吨；中国粮食单产为278公斤/亩，美国只有125公斤/亩。
美国拥有全球最先进的农业技术包括转基因技术，耕地还比中国多11亿亩，为什么其粮食无论单产还是总产，反而不如中国呢？
蒋高明说，国内转基因的专家声称，他们的转基因水稻能够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产量约8％，如果是和普通水稻比较，这个增产幅度相对于其巨大的生态风险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蒋高明：《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应当慎行》，载《中国周刊》，20100222。）
影响粮食产量的因素包括“水、土、肥、种、密（合理密植）、保（植物保护、防治病虫害）、管（田间管理）、工（工具改良）”八个方面，转基因仅在“种”上做文章，又怎么能说是“唯一可取”呢？
《第一财经日报》2010年1月5日报道了云南省农科院进行的一项新肥料试验，水稻、玉米的标准试验和大田试验都取得了非常明显的增产效果，9亩水稻增产幅度高达。从云南省农科院试验所使用肥料的成分构成来看，氮磷钾含量不足10％，有机质含量丰富，能起到很好的改良土壤的效果。这项试验说明一个道理，肥料的改进、土壤的改良在提升粮食产量上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
中国农业大学张卫锋博士是农田养分综合管理的专家，他们的研究团队已经进行了大量的肥料管理实践，在不增加化肥投资的情况下，通过调整氮、磷、钾的使用比例，起到了明显的增产增收效果。一些农户由于缺乏科学施肥技术，往往是以高肥换取高产，经济效益很低。科学家通过向农民直接传授农田养分综合管理知识，不仅实现了“减肥”（减少肥料使用），还达到了“增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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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2030研究所的文佳筠博士则通过大量调研得出：土壤中的有机质含量每上升一个百分点，每公顷的粮食产量就能提高430公斤。
著名经济学家，地缘政治学家，《粮食危机》一书作者恩道尔先生面对记者的提问，则明确回答：“中国不需要转基因技术来解决吃饭问题。”（傅勉：《对话威廉？恩道尔：中国不需要转基因技术解决吃饭问题》，载《第一财经日报》，20100223。）
《第一财经日报》：过去50年中国人口翻番，超过13亿；一些科学家表示面对日益增长的人口；转基因生物技术能够提高粮食产量；因而是解决粮食问题的良方。但是您提出转基因生物技术不能提高粮食产量；如何理解这一结论？转基因生物对人类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吗？
恩道尔：中国现在最大的财富是拥有大量富有活力和成长性的人口；与之相对应；欧洲的人口却日渐衰退。随着一个国家平均生活水平的提高；家庭人口的数量将自动减少；因此虽然过去50年中国人口翻番；但是未来50年中国人口不会再度成倍增长；中国不需要转基因生物来解决人口的吃饭问题。
需要明确的是；还没有科学而且独立的证据表明转基因作物比传统农作物产量更高。恰恰相反；多项试验以及美国和加拿大农民的亲身经历表明转基因作物的产量比传统玉米、水稻和大豆更低。宣称转基因种子是解决世界饥饿问题不二法门的正是拥有转基因种子专利的孟山都公司和杜邦公司以及洛克菲勒基金会；它们是整个转基因生物计划的始作俑者。当今世界还没有一项转基因生物技术是保持稳定的。
（3）粮食问题仅与作物产量有关，与制度问题、土地问题等无关？
黄大昉研究员认为，“只有转基因技术才能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
中国农业和转基因技术的关系是什么呢？我认为，只有转基因技术才能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
有数据统计，到2020年的时候，中国的人口要在现有基础上增加亿，这就意味着粮食产量还要增加四分之一才够吃。但是，中国18亿亩的耕地红线不再减少已经很困难了，想要增加几乎不可能，因此只有提高单位的粮食产量才能满足需求。
1998年的时候，全国粮食产量超过5亿吨，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但是之后，每年粮食产量都在下跌，国家出台了很多利农政策，但直到2007年的时候粮食产量才恢复到5亿吨，2008年时达到亿吨。我们用了10年的时间才使粮食产量维持了历史水平，剩下不多的时间该怎么办？
中国的科研工作者把未来的砝码压在了转基因技术上，这同时也是世界各国最为关注的方向。（黄大昉：《转基因解决粮食问题》，载《北京科技报》，20090803。）
反对者则认为，中国粮食产量自1998年以来每年都在下降这一说法是站不住脚的，1998年以来每年下降的是耕地面积，10年来耕地面积减少了超过1亿亩，而粮食产量自2003年以来都在逐年增长，无论是粮食单产，还是水稻、小麦的单产平均增幅都接近或超过8％，小麦单产增幅甚至超过20％。也就是说，现有单产的提高，已经超过了转基因支持者所宣称能够达到的增产比例。
按照目前的科技水平测算，亩耕地才能养活一个人，即人均耕地不能少于亩。联合国给出的人均耕地警戒线为亩，但我国2 000多个县级城市中，有666个县人均耕地低于警戒线，其中463个县人均耕地甚至不足亩。即使这样，我国的耕地资源仍然在持续减少。国土资源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12月31日，我国耕地面积为亿亩，其中建设占用耕地达万亩；经卫星核查，“十五”期间全国耕地面积净减少616万公顷，其中不可逆转性的建设占用耕地219万公顷，年均新增建设用地万公顷。（参见叶剑平、张有会：《一样的土地，不一样的生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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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农民种粮积极性下降，投入减少，我国粮食生产一度陷入徘徊不前的局面。”河南省社科院副院长喻新安告诉记者，“１９９８年到２００２年的五年间，中国粮仓河南夏粮总产徘徊在４００亿斤上下，一直没有超过１９９７年４４０亿斤的夏粮总产量。”
近几年来，中央连续下发５个指导农业农村工作的１号文件，明确采取“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等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有效调动和激发了农民务农种粮的积极性。（訾红旗、顾立林：《惠农政策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见新华网，20080619。）
中国人民大学的郑风田教授指出，目前由于粮食价格低，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有些能种三季稻的地方现在只种一季稻，还有大量土地被抛荒，如果能够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对抛荒土地恢复耕作、提高复种次数，某些地方的粮食产量甚至可以成倍增加。
可以看出，中国目前在“从未批准任何一种转基因粮食种子进口到中国境内种植，在国内也没有转基因粮食作物种植”的情况下，粮食单产稳步提高。威胁粮食安全的，是耕地面积的不断减少，是农民种粮积极性的挫伤，是土地在各种农药、除草剂等化学物品侵蚀下的严重退化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依靠的是政策和制度，而不是某种单一的技术。
国产大豆败给了转基因大豆？
背景回放
中国是大豆的原产地，是世界上最早栽培和种植大豆的国家，也是野生大豆品种最丰富的国家。大豆的种植在中国已经有四五千年的历史，在殷商的甲骨文上就有记载，当时的“王”问占卜者：“什么时候播种大豆最合适？”到了西周时期，大豆已经是重要的粮食作物了。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大豆一直和茶、丝一起作为中国最具有代表性的商品出口到世界各地。而且，在长期的耕作中，古代中国人民还发现，大豆和其他作物轮作或间种、混种、套种，不仅可以以豆促粮，还可以保持和提高地力。
一直到1995年以前，中国都是大豆的净出口国。但是自1995年以后，中国不断进口美国、阿根廷、巴西等国的转基因大豆，且进口量在1999年以后飞速上涨。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大豆进口国，然而却几乎完全没有大豆的定价权，只能被动接受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形成的国际大豆价格。而国内的大豆产业已经濒临崩溃。我国的大豆主产区黑龙江，2010年初，70多家规模以上大豆加工企业几乎已经全部停产并且停止收购国产大豆。（参见李宾：《黑龙江大豆产业链崩溃：上百家豆企大多停工停产》，载《中国经营报》，20100313。）
有人说，国内大豆产业的失败，是国产大豆对转基因大豆的失败，要扭转败局，避免其他粮食作物遭受同样的命运，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国内推广转基因大豆和其他转基因作物的种植。
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大量媒体报道以及*教授、中国农业大学苗水清等人的研究，却揭示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中国提前WTO规定5年，将大豆进口关税降到了3％。就在中国开始大量进口转基因大豆的1999年左右，中国农民种大豆是赚钱的，同时美国农民种转基因大豆却是赔钱的，不仅赔，而且赔得很厉害，生产成本比价格高30％。美国政府给予了大量名目繁多的补贴，以鼓励农民种植。美国大豆种植面积不减反增；从1997年的2 833万公顷增长到2000年的3 006万公顷。参见苗水清、程国强：《美国大豆补贴政策及其影响》，载《中国农村经济》，2006（5）。2004年，美国农业部相隔4个月发布了两份截然不同的报告，先预测国际大豆产量27年最低，又发布报告称大豆产量27年最高，国际大豆价格暴涨暴跌，高位进口大豆的中国加工企业纷纷破产倒闭，国际粮商此时在中国展开大规模兼并收购，控制了中国的大豆压榨行业，控制了中国大豆80％以上进口货源。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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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事实，似乎看不出来扭转大豆败局的唯一办法是发展转基因大豆，反而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领域引发了人们的深思。
转基因与生态环境
转基因作物与农药
转基因作物因为植入了抗虫基因，因此能大幅度减少农药的使用，这是转基因支持者认为转基因作物所具有的主要优势之一。
化学农药残余量过高，一向是食品安全的一大隐患。种植Bt转基因作物可以不用或少用农药，不仅可以节省费用，还可以避免农药污染，对保护环境和身体健康，都是大有好处的。从这个意义上说，Bt转基因作物更环保、更安全、更绿色。（方舟子：《转基因水稻杀虫不害人，农药更有害》，载《中国青年报》，20050420。）
——方舟子
对中国的亿万农民而言，发展转基因水稻的最大好处就是转基因水稻品质上升带来的价值提升和抗病害或抗虫害能力增加，从而减少农药使用带来的支出，让农民们能够获得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
——孔祥智；中国人民大学农发学院教授
经过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评审，农业部1997年首次批准了转基因抗虫棉花的商业化种植。……（长时间研究发现，种植了抗虫棉以后）在全国范围内有效控制了棉铃虫和红铃虫的危害。棉铃虫和红铃虫是我国棉花生产的主要害虫，以往棉农防治棉铃虫一年需要打药10次到20次，大量用药导致农民成本提高、收益减少、人畜中毒、环境污染、天敌减少、害虫对农药产生抗药性等一系列问题。种植转基因抗虫棉之后，品种本身就具有良好的抗虫效果，一般只需要打药2次到5次，就能有效控制这两种主要害虫，不仅棉花上农药用量减少达70％以上，而且大豆/玉米/花生上棉铃虫的数量也显著减少。（彭于发：《种植抗虫转基因棉花和水稻对生态环境有利》，见农业部网站，20100304。）
——彭于发，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
反对者则直接指出，抗虫转基因作物开始几年时确实会减少农药使用，但随着次生虫的增加和昆虫抗药性的增加，农药的使用不仅不会减少，反而会大量增加。
例如，美国有机中心研究所的报告指出，种植转基因作物后，1996—2008年美国农药使用量大大增加。这一研究指出，转基因作物推出前3年，农药使用量确实有所减少。但最近几年由于耐除草剂作物的大面积种植，农药需求量急剧增多。过去13年耐除草剂作物上的除草剂使用量总共增加了亿磅（即亿公斤），其中2008年比2007年增加了46％。（参见《转基因作物对农药需要量存争议》，载《农资与市场》，20100118。）
中美两国科学家关于中国转基因棉花的长期跟踪调研也揭示了类似的问题。这是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和美国康奈尔大学合作的项目，也是世界第一个对转基因棉花种植状况进行长期跟踪和评估的课题。这项历时7年的研究表明，尽管Bt转基因棉花能有效控制棉铃虫，但长期种植会导致其他害虫肆虐，这使得中国种植的Bt转基因棉花长期经济性不如预想。中美两国科学家对中国481户棉农历时7年的长期跟踪调研后发现：这些农户在种植转基因棉花的第三年经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