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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成自己也凑趣地喝了两口，夸家乡的茶香。那一大钵肉片汤，几乎全在他的肚子里，他当然不渴，只是一阵阵地想抽烟。
他的衣兜里，廉价的“地球”牌烟盒内，还有三支纸烟，那是他拼命省下来的，因为怕到了成都万一找不到助教，就再不敢用最后的几角钱去买烟了。
现在没有了这个后顾之忧，可以抽了，可是他发现，已出门好多年、而且有钱有身份了的助教大哥，居然没有这恶习，他也就不好意思当面抽了，怕老大哥内心反感，更怕因此而影响“借”钱的事——说自己还有闲钱抽烟——便使劲地熬着。
助教哪知道黄成此时的难受，他只是暂且忍住话头，感谢地看着黄成斟水，并满意地用手指背轻轻弹了弹搪瓷缸。
顿时，他觉得嗓子眼不干了，便赶紧又回到那没个完的历史长河中，这次他到了欧洲：
“你再看德国鬼子的集中营：把犹太人、战俘、平民，成千上万地杀，那种规模和残暴手段，不得了！整个民族都要消灭，太极端了！
那么极端反动，当初还有不少人支持它，否则的话，一个人或少数人是干不起来的。有它的迷惑性，有它的伪装。
极端主义的东西，可能都是那样成反比例：旗号很神圣，所以能迷惑人、吓唬人；行为却不择手段地卑劣——好象动机伟大，代表天命，就任何伤天害理的事都可以干了！
动机真正好不好，其实不能由自己说。
比如你们搞武斗，个个都说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那么你这次又去前线、又去杀人，或者又去拿给别人杀，也是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他老人家，需要你这样的保卫吗？”
他停下话，直看着黄成问。
连自己都操心不过来，正被烟瘾折磨着，哪有心思去操心古今全人类的黄成，在助教莫名其妙的滔滔不绝中，早已走神了。
他疑心助教是做不成学问上不成课了，抓住机会在这儿过瘾和卖弄。他想，真正的知识分子，原来竟是如此地好为人师危言耸听，如此地主观霸道。蓦然听见助教又扯上了他，才赶紧收回注意力。
见黄成尴尬地苦笑着摇摇头，助教满意了，自信地还要对牛弹琴。他快意地觉得，今晚自己好象成了诗人：
“人类的历史那么漫长，不少人一生下来就是奴隶牛马，任人宰杀。你我碰巧生活在今天，真正是天大的运气，上亿万分之一的降生机遇，你说是不是？够幸福的了，要珍惜，还去搞啥子武斗。
老是相互残杀，那么人类进化了半天，跟野兽有啥子区别？比野兽还残忍，比野兽还自取灭亡，叫啥子进化？越打越穷，我看谁也富不了。
你想想，一艘军舰要造多少辆自行车？如果科学家都来研究造房子种粮食，大家都来搞民用科研，全世界是啥子样子？你我早就不是今天的这个日子了。
几十万年了，人类还这么穷。世界上好多国家，都在搞粮食和生活用品配给制，因为没东西。
没搞配给制的国家，也不是人人都吃得饱穿得暖的，穷人多的是！”
说到穷人，助教又想起了黄成的妈：
“你妈那么穷，把你带大真不容易。街坊上的人哪个没亲眼见过，你三、四岁前，你妈经常把你背在背上打草鞋，辛苦得很！因为把你一放到床上你就要哭，晚上不点灯也要哭。你小时候也是怪。”
“林场那些人还关着的吗？”黄成想转移话题，他不喜欢这些危言耸听的可怕理论，尤其不愿听自己的妈如何辛苦带自己的封建说教。从助教没完没了的奇谈怪论中，他嗅到了反对阶级斗争、类似苏联修正主义想搞“和平竞赛、和平演变”的气息。
他心里诧异，才比自己大五、六岁的助教，多读了几年书，就变得这么反动和怪异了，但在表面上还看不出来。怪不得要搞“破四旧”，要搞“触及人们灵魂”的*。
助教沉默了一会儿，不情愿地收回了思路，回答说：
“那些知青啊，大概是我走的前几天吧，已把他们转移到城关二小，去办学习班去了。县革委知道了他们没枪，不跟他们计较了。
我看他们其实比在林场还舒服。有时候晚上都请假出来，在酒馆里划拳，右手打着石膏，左手在那儿比画，撑拐杖的，也围着桌子在那儿乱跳，那帮子人！”
面对黄成，一谈到家乡，助教就总要想起黄成那可怜的母亲，想起那卑微坚韧和慈祥忙碌的身影。他忽然觉得：作为儿子，黄成这个人也够可怕的了！
他沉吟着，对儿时的“麾下”说：
“林场那些人都没事了，你可以抓紧时间回去。听你那些同学说，自从上山下乡，你就没回过一次家，信也不写，连春节都没一张条子，有点过分。这不影响你干革命嘛。”
黄成脸上火辣辣的，心中又生起了对母亲的气愤。这些年，母亲在拿自己没办法了时，常将家中的矛盾，向一些她以为能影响黄成的人说，而一切人又全同情她，弄得黄成满腔怒火。出于忤逆的天性，黄成猜测，这次助教回去，肯定又听她说了些什么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悻悻地回答：
“回去也回不了家，群专部等着我的。”
助教的语调坚定起来：“那就看你自己咋个办了。跟你在火车站的事一样，老老实实开诚布公反而没事。这样吧，我给李副主任写封信，你带回去。”他说的李副主任，即是他那位已当上了派革委副主任的老同学，一个正在县里叱咤风云的大人物。
黄成立即同意了老大哥的安排。
他不是听从了老大哥的说教，而是怕得不着老大哥尽量多的钱和粮票（没有它可不行）。他虽然对人有点慷慨，但更喜欢慷慨地享用亲人朋友的血汗，对他越好，他越狮子大开口，越心安理得，还自尊心强，不能忍受拒绝。这个只会应变不会反省的家伙看出来了，如果坚持要去前线，助教便不会管他。
而且，真的去前线也不是那么轻松：一是有躲避吴玉兰的尴尬，二是自己在县里主持过联派的“立新功”大会，绝对不好解释的。前线都是本县人，知根知底消息灵通，不象林场泸州知青好欺骗。
助教对黄成的意外听话颇感动，仿佛又见到了童年时的那个光屁股小弟弟。怀着旧时的那份温馨，他带着黄成玩了两天省城，使黄成遂了小时候唱的：“胖娃胖嘟嘟，跟着老汉（爸爸）上成都，成都又好耍，萝卜炖嘎嘎 （肉）。” 儿歌中的夙愿。黄成儿时常常惆怅：老汉到远处找钱去了，自己啥子时候才能上成都。
那时他全然没有想到，身边所有老汉在家的小朋友们，也没一个去过成都的。相反，他们反而羡慕自己家里有个好玩的木头机器，常在自己的安排下，围着那机器参观各种草鞋的诞生。
几天后，黄成突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回了县。县革委和群专部大吃一惊，他们觉得，黄成肯定是有恃无恐。
他们一面暗中监视黄成，准备应付他可能来头不小的一击（例如将中央给他的批示抄贴到大街上去），一面惴惴地等待着，看上面是否会传达下来有关黄成的麻烦指示。
不料一等就是一、两个月。不知什么原因，黄成既不回生产队，赖在城里也没什么举动，上头也不下达任何有关他的通知。
县革委最后想好了：就算来个什么通知，也是山高皇帝远，顶多由群专部叫公社给他补贴点工分了事，“赔礼道歉”都不用，因为没谁把他打成反革命。他公开主持了全县联派的“立新功”大会，早就被团结过来当了革命派了，他写下的那两大摞反戈材料，完全可以雄辩地自我证明这一点。
如果他不吃这一套，便将那两摞材料给他抄贴到街上去，让广大革命群众看看，他究竟属于哪一派，是个啥子人！
黄成真的不知是个什么人了：联派如此地提防他，而红派么，则更是十分地疏远了。
在县内度日如年的红派人物们，在街上与黄成相遇了，连招呼也不敢打，一旦看见就转开了目光，更别说同他联络联络、搞点什么活动了。
远在数百里之外的红派流亡队伍，固然有情报来源及时地知道县内的动态，但他们早已把黄成看成了一个叛徒、一条不可打交道的小变色龙、一只不值得同情的丧家犬，丝毫没将他的情况放心上，他们在异乡径自过着自己的自由生活。
第二十八章
二 十 八 一 步 登 天
天下不知哪儿才有真正的自由，在非常自在的红派流亡队伍里，生活中依然充满了磕碰。
去年，汪秀梅接到调令后，人们以为她会不放松陈营长，没想到，这只政治上的惊弓之鸟，当即就收拾东西准备去团部。
*初期，在当局的安排下，她出众地戴上了红卫兵和红小兵们送来的尖尖帽，在小镇上当了近半年的牛鬼蛇神“领袖”，只差没自杀；“二月镇反”后，又成替罪羊被抛出去当了“胖左派”，在全县人人喊打，而且真的挨了打，她已深入骨髓地领教够了丧失政治生命的滋味。
没有了政治生命，就没有了前途、尊严和自由，甚至可能就没有了工作、朋友和亲情、乃至衣食住行和性命，更别说和这个陈某的所谓爱情了。
这种政治上的消灭打击，比法律的判决精巧方便多了。比如仅拿夺取性命来说，就有借刀杀人佯装不知、群众失手法不治众、畏罪自杀、病死狱中等等好招数。这两、三年，汪秀梅全都心有余悸地耳闻目睹过了的。
听说在各县市的头头大会上，专区领导上纲上线地批评了男女关系问题，她顿时感到浑身发凉，又一次有了灭顶之灾的恐惧，而且同床异梦的成天吵闹也实在要人的命，她当机立断：立即离开这条不可靠的烂“沉（陈）船”——这家伙毕竟是有老婆没真正离婚的！
营部准备派人送她，而且要象征性地开个小欢送会，陈营长借口外出回避，由营教导员出面张罗和主持。
流亡“政府”的日子实在有点艰难，多处奔波，好不容易搞来了三斤好块糖，半筲箕炒葵花籽和盐花生，还有十几斤橘子。就营部除陈营长外的几个人；加上两个能抽身来的连长列席，够丰盛的了。
大家拼上两张方桌，刚要用桶泡茶，三个与汪秀梅相好的后勤姑娘，慢条斯理地前来报告说：汪秀梅已经背着一个挎包走了，被盖卷等较大的行李还留在医疗室，托她们请营部派人给她送去。
正在安放桌椅的两个警卫战士要立即去追劝，教导员摆摆手制止了。
教导员亲自去医疗室看了回来，凝视着桌上那包还没打开的珍贵糖块，猛吸着旱烟袋考虑了一会儿，然后叫那两个警卫战士拿报纸包上糖果包，赶紧给汪秀梅追着送去，并命令一定要完成任务，路上不准少一块！必须说明是他教导员代表大家给的。
看着两个战士飞奔而去，在场的人都有点歉疚和羞愧：不知道是自己把人家撵走了，还是人家把自己看穿了。
汪秀梅不仅离开了陈营长，还打算一旦回县后，就要设法调离这个县，哪怕不回成都，去成都附近的农村乡镇医院也行，一定要永远离开这些人，离开这段历史。
从此她有了个女人少有的习惯，喜欢在心底里琢磨人生了。她冷眼观看世上的因果报应，觉得老天常有些疏忽和不公平，但又天意不可违抗，脾气也随和起来。
陈营长似乎也看破红尘了。
老婆当年的“大义灭亲”，至今令他恨之入骨；汪秀梅意外的爽快离开，使他顿感了解脱和轻松，尽管也意外地有了点莫名的惆怅和失落；建议把吴玉兰提拔到营部培养当医生，是这学生姑娘确实可以，也是工作上的安排，没有别的意思。他打算从此不再同女人打交道，决心要清清静静地当一辈子革命和尚了。
他很想告戒部下们：女人真的是祸水，大家最好同他一块儿立地成佛。但他明白人们一定不会信他的，所以没有说。
陈营长同汪秀梅真的分手了，人们又突然良心不安起来，觉得他俩既然已走到了今天，就该好好地过下去，管它什么流言蜚语，儿戏般地不值得。好象这些流言蜚语，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吴玉兰更为汪秀梅感慨。
她一直就暗地里认为：人们对陈营长和汪秀梅的非议，正如当初同学们对张清华的义愤，多半出于嫉妒。陈营长和已牺牲的三连指导员一样，英俊成熟有头脑，又有好工作，是个有事业的男人。而且陈营长比指导员强——应该算个单身男子汉。
文化的大革命，已形势大好地发展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当今，普通的亡命徒，也被尊称为“武斗之花”，陈营长这样的武斗领袖，当然更受人敬羡，在要靠这场战争的胜负来决定大家命运的时候，陈营长这种人物，就意味着安全和希望，他们自当“英雄配美女”。何况你汪秀梅不算美女，比不上人家还没真正离婚的老婆，只不过就是个大学生而已——吴玉兰想。
她心中为汪秀梅惋惜：“早迟总要嫁人的，哪里去找十全十美。”
知心的张清华已不在跟前，家乡也使人时时萦念，人生的前途，更令人暗中茫然和悲哀，在内心的孤寂和空虚中，吴玉兰常常想起黄成，希望他到了那偏僻宁静的地方，不久就会平静下来，然后好歹都来个说法，因为毕竟是公开了朋友关系的。
人们总是同情弱者。尽管本县联派靠武力、谋略和外援夺取了政权，而且实行了严厉的管制，但由于红派中“二月镇反”受害者较多，加上在专区和省上的新政权里有坚强后盾，所以本县红派的人比联派多。经常有人受不了联派的派性政策，从县里跑来前线“从军”，并带来各种消息。
暗中的情报渠道和公开的来往信件，也使消息的传递从没中断。
在好长的一段时间里，在众多的信息中，吴玉兰始终没听到黄成的情况，便努力猜测他的各种现状和想法。她疑心黄成已有了新的女朋友，担心自己“回头草”没吃成，反惹一身骚。
她假借别的事，同黄成的好朋友通过信，放下面子，“顺便”问了一下黄成的去向和近况，可惜回信是“这家伙去了云雾山中，好象石沉大海”了，不清楚、没联系，只知去了亮崖区，可能是分到云岭公社，哪个大队和生产队不晓得。
她曾打算：管他黄成是什么情况和态度，先写信叫妹妹去黄成隔壁家，找陈三娘的二女儿，打听到他的准确通信地址再说。满怀希望地发了信。
没想到，已上山下乡了的妹妹回信：和陈二妹虽是同一年级的同学，但都已“背井离乡”（上山下乡）天各一方，而且陈二妹也不一定知道，至少近期无法效力！对姐姐如此诡秘执着地打听男生信址，信中还颇感不妥。
吴玉兰气得头晕，当即将鬼信撕得粉碎，然后又仔细收拣，出门悄悄烧掉——怕有人拾看碎片。
为了抵御期盼和空虚的苦楚，她常强迫自己去回忆已牺牲了的指导员，玩看他那把曾救了自己的命的漂亮电镀小折刀。尽管耳闻目睹着身边形形色色的爱情，却出淤泥而不染地苦撑着清高。
但黄成始终是杳如黄鹤。直到听说黄成连春节也没回家，真似泥牛入海了，她才慢慢不想了。
这期间，好友张清华的美满嫁人，身边小姐妹们的掩耳盗铃，周围男女们的粗野多情，早已使矜持的她高处不胜寒，有人还曾怀疑她不是正常人。
她美丽的面庞和娇好的身子，常被人们温情的目光或贪婪的眼神缠绕。
老少男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喜欢和她聊天，而且聊多久都不嫌累。有几个年轻人，还为此暗地里争风吃醋起来，有一次，相互的讥讽变成了打架，恼羞成怒者险些儿动了枪。
无聊的丑闻传到她耳中，她难堪得无地自容，感到环境真是越来越不好对付。
同时，她觉得自己也越来越不好对付：
在前途渺茫内心空虚的漫长时光里，芳龄越大越恐慌了。自己的实际年龄已即将二十四，眼看成了老姑娘，无论生理或心理上，什么欲望和憧憬没有？*这样搞下去，哪年哪月才能熬到头？
在调到营部前的那两个月里，她已不敢轻易与男的随便聊天，不敢独自一人久呆在宿舍里，做梦都在渴求有个真正的男人来保护自己。
她心底中的真正男人，是不能象她父亲那样的男人。
父亲聪明善良脾气好，什么事都屈从母亲，屈从他人。对自己也从不摆父亲的威严，因此既是慈父又象兄长，使自己对他的眷念比对母亲的感情还深。但父亲的柔顺畏缩和家中的贫贱卑微，又使自己从小就觉得父亲缺少点什么，不象一棵大树而象一株柔藤，一株任凭他人扭曲挤压的藤。
自己将来的丈夫，可不能像那样的。
眼前这些成天和女孩子们卿卿我我的多情男孩，饭桶似的好象心中只有爱爱爱。更有甚者，见着稍好的年轻异性，不管人家有无男朋友或已婚未婚，就两眼迷离想碰目光，正如男同学们所形容：“一副处处想推荐自己当人种的可怕相”，更不象男人的样子。
而指导员、陈营长，甚至胆大倔强敏感小气的黄成，都和他们不一样，可惜命中注定与己无缘。
得到调往营部当医生的命令，吴玉兰大感惊讶，简直不敢相信是真的，那职位是正式的好医生，而且是较有身份的医生才能有的。
她知道，好几个原来是公社卫生院或街道诊所的医生，由于跑出来的时间短，或者是因为各种原因才被迫反戈过来的，到前线来仅当了个普通的扛枪战士而已。自己被调去接受培养边干边学当医生，等于一步登天！
她不仅高兴好象一步上了天堂，还高兴好象逃出了虎狼窝，有了一种强烈的、脱离了苦海的幸福预感。这预感似乎也是种模糊的计划……
连队距营部有七、八里路远，连里没车。对她的调走感到很无奈的连长，执意要亲自带一帮子战士送吴玉兰去，吴玉兰笑着坚决地谢绝了。
她已不愿和连里的任何男性近距离打交道，说自己的行李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