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太好了，泽奈柏，咱们走吧？”克里斯托夫说。
“走吧！”她说道，然后，他们就消失在文化宫前的广场中了。
居辽同志期盼一份请柬（7）
克里斯托夫走在我妻子的肩膀旁边，居辽同志对我小声感叹地说：
“这个克里斯托夫挺不错，不过太能吃，胃口太大了。有一次我去打猎，差不多打了二十只鸽子。我找他到家里吃晚饭，好家伙，他竟吃了我十一只，十一只啊！”居辽把一根手指举得老高。
我们一起站着的时候，我注意到居辽同志的神情很不安。
“Q同志是怎么搞的！莫非是？！”他问道。
“你有出席不了盛大晚会的危险。”我说道。
“怕会这样。”居辽同志说。
我和他分手了，去一个小卖店买盒香烟，我面前是文化宫的台阶。最后一批人登了上去。与此同时，居辽同志匆匆地从小卖店前走过，只走了几步，就钻进“十一月十七日”的电影院旁边的那个小巷子里了……我点着一支烟，叹了一口气，我为居辽同志感到遗憾……
3
我没有到亚当·阿达希那儿去，我感觉先前我没开始为别人写报告和发言时那种从事文学创作的愿望，又在自己身上重新复活了。“只是为了这事儿我也要晓得感谢居辽同志才是。”我思忖着，“是他复活了我自我意识中那早已开始酣睡了的创作激情。然而，我又害怕，那些报告或自然主义的句子，作为出版业的反动，可别涌入我的小说中。不过这是不会的，从今天晚上开始，我就要写起我的长篇来。我要努力展开对居辽同志形象的塑造。归根结底，文学究竟是什么？文学是人的再创造，是创作者的心灵和思想经过过滤器的过滤，是一种对抗，一种创造，它是抽象的东西。它是雕塑出来的一团烟雾。”
我脑子里装着这些想法度过了整个会议时间，直到盛大的会议结束为止。于是，我便从我苦思冥想过这一心事的咖啡店里走出来，向文化宫前的广场走去，等候我妻子。
人们开始走出来，我放眼瞭望，寻找泽奈柏。突然间，居辽同志手拿一个黑黑的提包，汗流满面，不知从哪个胡同里钻了出来。
“你妻子说话就来。”他说道，“太热了，我受不了，所以快点儿出来了。出席这样盛大的会议，为了一支烟会叫你鼻子火烧火燎得难受。”
居辽同志点着一支烟，好像是如愿以偿地开始抽起来。
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泽奈柏和克里斯托夫来了。
“你钻到哪里去了，我说幸福的人！我根本就没看见你，你是不是坐在最后一排了？”居辽同志说道。
“靠近最后一排。”克里斯托夫说道。
“我想就是嘛！我在第一排，跟Q同志坐在一起，休息时我都没出去，因为埋头看研究课题的提纲去了。Q同志怪得很，最爱追根问底了，是一个伟大的探索家！‘你是如何形成这想法的？这一概念有什么意义？这一评价的本质在什么地方？……？’得啦，得啦，对我提出了一百个问题！所以说，差不多，我们就像没见过面似的。”居辽同志说道。
“你的肩上承受了繁重的工作。”克里斯托夫说道。
一切我都了如指掌，心里感到特别可笑，我想起了在我买烟的小卖店前居辽同志的奔跑，那时候会议已经开始了。
我挽起妻子的胳膊，讲了祝愿他们晚安的话，便和他们分手了。
走在路上，泽奈柏对我说：
“居辽同志的工作真忙，即使在盛大的会议上他也忙着工作，可你却说他没有请柬！”
我深思地凝视着泽奈柏，对她说：
“真伟大，我说老婆，他真伟大！……”
路上，亚当·阿达希追上了我们，腋下夹着他那份永远带在身边的材料袋。看得出来，他也去参加盛大会议了。说到会议，他便用左手从腋下抽出材料袋，举得老高，说道：
“我的话剧《战胜暴风雨》终于被‘人民剧院’采纳了，艺术委员会对它评价很高，称它是对我国戏剧事业作出的新贡献。”
“我很高兴！”我说。
“自然喽，他们有些夸大，当他们说是一个新贡献的时候，那是言过其实了……不过，尽管如此，为了创造一点儿新意，我尽了努力。我想居辽同志看了彩排，也会给予好的评价的。我们不晓得评论家们的印象将会怎样，特别是米特洛·卡拉巴达奇和扎依姆·阿瓦吉二位不知会有什么看法。”他若有所思地说道。
“我相信他们会公正地予以评价的。”在这样的时刻碰面我很不情愿，为了能从这种碰面中得到解脱，我如此说道。
“你如果有空闲时间，也可以看看，不过，我想象得出，你工作太多太忙。”亚当·阿达希注视着他的材料袋说道，档案袋封面里边是六十页纸的打字稿。
我沉默不语。他明白我没有阅读这部话剧的愿望。
“人家告诉我居辽同志要去休假。”他说道，将剧本放进材料袋里。
“这事儿我不相信！”我说道。
“我也不相信，居辽同志工作太多太忙。”他仰望着达依迪山说道，仿佛是在沿着山上的小路把居辽同志的心魂追寻。
过了一会儿，我们分手了。亚当·阿达希腋下夹着材料袋走了，他为自己的艺术创作感到自豪，这一工作使他在人民群众当中享有非常高的声誉。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居辽同志未能休成假（1）
人们请求居辽同志开始休假，可是，居辽同志反对，因为他一个劲儿地埋头工作。工作都把他淹到脖颈儿了。于是，巴基里、达奇和我这些他的下属都聚集到一起，劝说他去休假，好好歇一歇，因为他的活动实在是太多太密集，让他太累了。
“工作我是没法放下不做的，你们很对，如同全体公民一样，我也应该休息。可我不能休息。刚刚Q同志还给我来电话，叫我去休假，而我却反对这样去做……”他运用摆在自己面前的研究课题提纲中的话讲道。
在这儿，作为部工会主席，巴基里插了进来。
“我们应该爱护干部，居辽同志。前天差点儿要了你的性命。你叫自己受苦受累，我代表工会有义务敦促你接受准假，马上开始休息。”
居辽同志把我们大伙逐一地打量了一番，您动脑筋想想吧，他就像一个好爸爸仔仔细细地观察围在他身边，跟他恳求什么东西的孩子那样地注视我们。
“我们处面临的状况不允许我休息。我刚到这个处，所以我决定今年取消休息。我们面前有很多任务。十月份，我们要举办盛大的民间文艺会演。会演要取得成功，需要我们流汗、受累、费脑筋。我要去会演现场，亲临其境观察事态的进展，感受将参加会演的艺术团体所面临的实际处境，我要解决这些艺术团体的物质基础问题。我要同官僚主义者、经理、主任、负责人、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交锋；这些人给艺术团体制造种种障碍，不容有才干的人存在，而是把他们死死地钉在劳动岗位上，因为他们一门心思盯在完成生产任务上。我看清楚了，我将和这些官僚主义者进行尖锐的斗争，不过，胜利将属于我们。除了在国内进行这些斗争，可能还要在国外，在国际会议上斗。历史呼唤我们去斗争和为捍卫它的伟大事业而行动。这种伟大的事业就是我们的事业。我们几乎是唯一的捍卫历史正义事业的国家，捍卫人类正经八百的真正幸福的国家。可你们却恳求我去休息，不，弟兄们！集体的利益高于个人狭小的利益！这可是我的原则！请你们去到你们的工作岗位上，在相关的部门做挺得住立得牢的台柱子吧。从你们手里想要得到休假许可的人让他现在就拿到许可吧，让他到都拉斯、发罗拉、申津、迪维亚克、达依迪等地方休息去吧……让他们养精蓄锐，带着新的精力回来。”
这次讲话，对于我们来说是伟大的一课，听完这一席话之后，居辽同志离开椅子站起来，舒展双臂，这表示接见算是结束了，于是我们大家开始从他的办公室里走出去。
“是这样。”我思忖着，“真是这么回事儿啊！他要去非洲啊！啊！我可不喜爱非洲！我不爱兜里带着讲话和报告奔赴通往这片大陆的道路！”我无意识地看了看同志们。
达奇激动得满脸发红，小声地自言自语，怀着对居辽同志一种极大的尊敬之情微笑着。
“这真是条汉子，可不像咱们以前的那些领导！”在走廊里达奇说道，与居辽同志会面留下的印象，依然还让他的脸上泛出红晕。
“咱们应该保护好居辽同志，居辽同志可能会生病呢。”巴基里说道，掩藏住流露在唇边的一种达奇不喜欢的感情。
“巴基里，你总是想嘲讽人们崇高的品质。”
“我不嘲讽，咱们应当保护好居辽同志……”巴基里说道。
对巴基里的第二次肯定性的话语，达奇仍然不满意。
居辽同志未能休成假（2）
“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好了，反正居辽同志是条汉子，跟塞姆塞丁可不一样！”达奇真诚地说。
这时候，居辽同志将门打开了，手上拿着几张开张较大的纸，上面记着研究题目的提纲。
“阿洛！”他说，“你们没看到你们在妨碍我吗？”
“请原谅，居辽同志！”达奇说道，他第一个离开了走廊。在他之后，我们也走了。
此刻居辽同志喊我：
“戴木克，等一下！我找你有事儿，阿洛！”
我回去了。他把一只胳膊放到我肩上，拉我回到办公室。他用手指了指沙发，示意让我坐下。我坐下了。他在他的桌子旁边就位；桌子上摆着档案袋和书籍。书有的是阿文的，有的是别种语言的。他戴上一副大黑框眼镜，打开厚厚的灰皮本子，拿起红铅笔，对我说：
“你写，戴木克！唉，你没有纸吗？从我的簿子上撕给你几张吧。好好看一看，可不要把家中书房里我已经写了字的某张纸撕给你了。戴木克，学着点儿，要使用卡片纸和日历牌把工作干得井井有条才是！卡片纸上记号码！记录后面要记上作者的姓名、书名、页码和书的出版年代。好好看看，可不要把我记下了什么东西的卡片纸给了你……”
我打开一看，果然是四张在一面上写了字的卡片纸。
“你给了我四张卡片纸。”我说道，站起来把纸递给他。
居辽同志微微一笑，问道：
“我在上面写了些什么？”
我念了第一张纸：
萨克斯冯诞辰125周年了。他以1845年发明了具有阿道夫·萨克斯精神的乐器的技艺而成为闻名的发明家。萨克斯是发明家的姓，“冯”是音响的意思。
居辽同志挥了挥手，说道：
“甭提这个！这是我为迪奥金记下的一桩奇闻妙事。我没有给他们讲科学。下一张上写的是什么？”我读了第二张纸：
人睡眠时也要耗费许多精力，计算好了，人睡觉时呼吸动作消耗的全部能量，相当于一天工作中消耗的能量。还可以作个比较，这种能量的消耗也相当于人从他居住的楼房第一层提500公斤的东西登到第二层所消耗的能量。
居辽同志又挥了挥手，说道：
“算了，不说这个！这是我为巴尔德写的。你认识巴尔德吗？他是我八岁的儿子，非常喜欢动物学和植物学。这孩子太怪了！另一张上写的又是什么？”
我读了第三张纸：
生命，类似生命的东西就其本身而言，是死亡的胚胎。黑格尔。哲学科学百科全书。
居辽同志双手捂着头顶，感慨万端地说：
“噗！噗！这条注释将会叫我走投无路！这是黑格尔最强有力的思想之一，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的‘生命与死亡’这一注释里还提到了它！下一张上写的是什么？”
我读了第四张纸：
个子最矮的人曾经是波利娜·玛斯戴尔斯，她身长56厘米。
我笑了，居辽同志皱起眉头说：
“你觉得高吗？”
我忘了他说的数字，肯定地说：
“高嘛。”
“戴木克，你玩什么游戏？我儿子迪奥金出生时就有54厘米，差不多和成年人波利娜·玛斯戴尔斯一般高了！”居辽说道。
我脸红了。
“请原谅，我是想说矮。”
“就是么，你叫我发疯！”他笑了，又给了我几张纸，以便补充我对他写在卡片纸背面的那些东西的认识。我检查了一下，找出五条在一边加了语录。
“怎么会这样子呢？！我竟然全都写上了！”居辽同志笑了，“说说看，我写了什么？”
居辽同志未能休成假（3）
我读了另一条：
思想像小鸟一般飞翔。鸟，我们看得见；思想，我们感觉得到。这就是区别。居辽·卡姆贝里评论。
我不解地凝视着居辽同志，我是读了他的一篇评论。
“得了，得了。这是我对抽象事物的想法。我觉得这些都属于特殊现象的范畴。对于具体范畴的那一些我都放在家里了。活见鬼，这些我给忘在桌子上了！另外一张上又写了什么？”
“写的字看不明白。”我说。
“给我看看，怎么看不明白呢！瞧瞧，这上面写的是什么：我喜欢音响，不过，可不喜欢教堂敲钟的声音……我喜欢听人的声音，但不喜欢牧师的声音。居辽·卡姆贝里评论。”居辽同志读道。
我笑了，居辽同志脸色通红，因为他以为我是在嘲笑他，伤害了他的自尊心。然后，他笑着接过话把儿：
“有带幽默的评论。另一张上还写了什么？”
我念道：
声响是歌曲的爸爸。居辽·卡姆贝里评论。
“你反对吗？”他问道。
“不。”我说道。
“下一张又写了什么？”
我念道：
为什么植物的名字没有性别之分？比如说吧，狗是有性别不同的名字的，公狗我们称它为“Qen”，*叫“Bushtёr”，可是，松树就没有性别不同的名字，我们称公松树为“Lis”，那为什么不称母松树为“Liseshё”，而同样称它们“Lis”呢？居辽·卡姆贝里评论。
这是我读过的最奇妙的评论，逗得我笑出了眼泪。居辽同志挽起我的手，说这是对具体范畴的现象评论的一部分，有时评论也涉及抽象范畴。然后，为了不把话扯得太长，他对我命令道：
“请记录我下面的几点要求，你要在这几点上下下工夫，为我的研究课题《知识分子与文化馆》搜集材料。”
我拿出钢笔，等着记录。居辽同志坐下来，埋头看着他在那个灰色笔记本里记下的东西。
“请记下来这些问题：我国有多少个文化馆和文化之家；有多少个知识分子；从前有多少名牧师和神甫；文化馆和文化之家的现实状况怎样；农业技术之角使用情况如何，是否有文化馆变成粮库的事情发生；是否有将这些设施变成了村子里的一种点缀，而不使用的现象出现？何地、如何、何时，要了解得具体才好。村名；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的名字；有多少册书，有人阅读或无人阅读；在文化馆里青年人唱些什么歌，我们的新歌曲传播得如何，人们所说的那首歌《噢，从山上下来着黑装的她是个啥！》是否在流传。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不存在悲剧。在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要斩断旧事物的爪子。要唱《先进的队长》。在它之后是那首《噢，从山上下来着黑装的她是个啥！》……黑色产生悲观主义，当歌曲里也这么唱的时候，情况尤其是这样。歌里唱的这些东西是个啥！一位穿着黑衣服从山上下来，另一位来自德莱诺瓦，待在草地上。德莱诺瓦我是熟悉的，正像人们所歌唱的：德莱诺瓦，我说德莱诺瓦女人啊，你把我的心给抓去啦！似乎我们没有其他的事情可做，似乎我们也拿不出个啥，可我们能把心儿往外拿！句号！那些科尔察男人没有放弃德莱诺瓦女人或从山上下来的那个她。来，戴木克！好好想想，对我说的这些要拿出一个主意！我们要为新歌开辟道路！”他命令道。
我机械地写着，因为我的思想溜了号，心思都在我需要炮制的整个那份报告上了。他口授给我所有的几点，居辽同志称其为提纲。是这样，是这样，我的命运已经注定了，我整个一生都要在报告中度过，倒霉啊，泽奈柏，她以为我们得救了。
居辽同志未能休成假（4）
居辽同志把话说得很长，他给我的几张纸我全写完了。《噢，从山上下来着黑装的她是个啥！》，他对这首歌的想法，我记在了他在背面写了评论的纸上了。我注意到了这一点，请求他原谅，他把手在空中一挥说，没关系，因为他要在一张新卡片纸上再抄写一次。他只是命令我念给他听。
那张纸上只写了一个格言：嘴里叼着烟，整个嘴唇痒不了。
我不由得大笑起来。
“戴木克，你发神经？”居辽同志看我不停地笑，对我说道。
“高！”我说道，我笑得说话都有些困难了。
“奇怪，有些事情并不能让我发笑，可是却能叫你那样地感到好笑。”他说道。
我停下来，不笑了，因为我注意到居辽同志发火了。
“今天就说这么多，好好干，搜集好资料！深入地研究悲剧问题！在社会主义现实哲学万花筒的照耀下，今日生活中的悲剧观念不应该存在于乡村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中。悲剧只作为范畴的东西存在。生活的欢乐——这应成为基础观念。”他说道。
我大胆地插话：
“我们是否坠入了享乐主义哲学？”
他耸了一下右肩，说道：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让生活过得愉快，不是享乐主义，我看你与我是相隔十万八千里，说话根本说不到一起，我要把那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清理出去，因为你会无意中把一些毫无关系的东西汇集到资料里，然后为了我的课题你还要交上来，对此我可不感兴趣。然后，你就停止为我提供服务于国际会议的材料！这么一来，事情可就完蛋了。政治路线在受到伤害！”
我深受震动地走了出去。居辽同志曾是个严厉的人，他真的挺厉害！
他能在我为他准备的报告中找出某一思想性错误。真是见鬼了！是什么火燃起了欲望，促使他要求我来面对悲剧范畴的问题？这个范畴同农村知识分子有联系吗？
他打开门，再次把我喊了回去。
“戴木克，”居辽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