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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是的，他对咱们的举止行为是有些不一样。”我思考着说。
“如果说这种举止行为是心理疾病造成的后果，那就不要匆忙把罪过加在他的头上。咱们可以只加给他一个罪过：他为什么不努力采取预防措施？”居辽同志说。
“也许他没有觉察到这种病。”我说。
“你所说的那种事儿也发生过。”他肯定道，“尽管如此，我可以用两句民歌概括塞姆塞丁的特点：畜群的牧犬挂着大铃铛，只有半奥卡奶汁的产量！”他放声大笑起来。
我瞪大了眼睛。居辽同志在引用阿拉尼特的话。不久以前，是阿拉尼特把这两句民歌告诉给居辽同志的。奇怪的是，他竟然记住了这两句民歌，虽然他并不喜欢，而且它还成了他与阿拉尼特争执的原因。
这时候，塞姆塞丁同志回头站住了。社长和老师也停下了脚步。居辽同志对我眯缝着眼睛说：
“想起来了！”
“喂，居辽，过来！那么快你就累了？”塞姆塞丁同志喊道。
“来了，塞姆塞丁，我们来了。”居辽同志冷淡地说。
“来吧，澡堂子的火生着了，咱们可以一起洗澡。”塞姆塞丁同志说道。
社长和老师们都笑了。这种发笑叫居辽同志很不开心。哼！他们真是拿居辽同志想组织的行动开玩笑。居辽同志想组织的行动是：他请村里的全体干部洗澡，以便树立一个个生动的榜样。这很必要，塞姆塞丁也承受着唯智论之苦，他觉得这种种行动都是无关紧要的。噢，塞姆塞丁，玩谁呀！
尽管如此，居辽同志并没有让自己露出不愉快的神色，对他们的发笑予以沉默而了之。他走到塞姆塞丁跟前；塞姆塞丁将胳膊夹在夹肢窝下边。
“嗳，你和社长相处得怎么样啊？”塞姆塞丁问道，这次问话的口气带着真诚。
“不错。”居辽同志说，“我们有过一次小小的冲突。”
“那是为了工作。”社长说。
“这个我知道。居辽，你知道吗？人家从地拉那给我打电话，要你赶紧回去，我不愿意在桌子旁边说这件事儿，因为我不愿意把你的幽默给破坏了。这些日子要召开关于若干农村文化问题的会议，我觉得你应当作报告。”塞姆塞丁说道。
我犯起愁来。整个报告将落到我的肩上。在村子的山丘和平原上，我觉得自己安稳多了，虽然在这里报告的影子也时不时地在我面前出现。不行，不行，我一定要请求Q同志安排我一个自由的天地，叫我作为编辑到《新闻工作者论坛》工作。我已经成为半个人了！我走错路了！
“要那么急吗？”居辽同志问道。
“不知道。”塞姆塞丁说道。
社长和老师们在我们面前停下脚步，对我们说，过后还要与我们会晤。他们三个人出了门朝田里奔去。麦子地里到处都摆放着麦捆，排放着刚刚割倒的苜蓿的平展展的田地里，没有放牧骒马和漂亮的小马驹。
“塞姆塞丁，工作情况怎么样？寂寞吗？你没带家眷来，没有家眷在身边日子难过啊。几天前见过你的妻子，她挺好。”居辽同志说道。
塞姆塞丁同志叹了一口气。
“有传言说我将重返地拉那。上边叫我，通知了我一点儿事儿，但是整个事情还没定下来。”塞姆塞丁同志说道。
居辽同志活动一下右臂。塞姆塞丁将到哪里工作？他的岗位现在已经被居辽同志占上了。难道塞姆塞丁将重返自己的岗位？那样的话，居辽同志将干什么？
这些问题在居辽同志面前立刻打起旋儿来。这些问题好像从玉米地和苜蓿地里跳出来，出现在他的面前。它们似乎是从红红的西瓜心里，从团团香瓜籽里走出来，缠绕在他的脑际，叫他不得安宁。
“将会很好的。”居辽同志说。
“我在这儿已经习惯了，居辽！你知道我为分手感到遗憾吗？”塞姆塞丁同志说。
“这是自然的。”
我的心思都在报告上，他们的这次交谈我模模糊糊没听清楚。
“要到戴佩莱那就坐我的车来。”塞姆塞丁同志说。
“那是一定喽。我的车四天以后来，我把车打发回去了，何必白白地把司机留在这里？”居辽同志说。
我们散步时间很长，直到社长来邀请我们到家里一边喝酒，一边聊天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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