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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女人，是世界上最有趣的东西，其次是一本书，它使人抓住秘密的核心……”
我的心灵又感到了那种类似肉体被一只纤纤之手触碰的愉快，这种愉快在我目光的牵引下不断长大、盈满，很快覆盖了我白天购书所得到的愉快。这很正常，毕竟那是一种没有交流（因而不流动）的愉快，是僵死的愉快，不会长大，只会消耗。爱德华·纽顿给我的愉快像手和手握在了一起，榫头和榫眼咬紧了牙关，并由此达到贯通，心和心相互映照。这种愉快像火焰，会燃烧，又像水滴，会汇聚、流动，长大。但是，这种愉快愈是在我内心盈满的同时，我心中愈是有种愤懑在堆积。这也就是说，在我通过阅读愈来愈领略、肯定爱德华·纽顿这个作家、这本书的魅力和价值的同时，我心中却愈是有了一种不满和愤怒。为什么？因为我想到这本书在到我手之前，曾是那么被人奚落，混杂在一群*的货色中，失魄、廉价、贱卖，就像一个老鸨。
一个作家最大的幸福和骄傲莫过看到他的作品被人崇敬地捧读，这一点我做到了，我仿佛看见爱德华·纽顿在幸福地微笑。但同时我又看见爱德华·纽顿因为气愤扭曲的面容，因为他的书在被人像处理死人衣服一样地沿街贱卖。一个作家最深刻的痛苦和气愤莫过于此——看不到读者对他作品应有的爱惜和保护。像这样一本蘸着作家心血写就的书，竟然被无知地摊在地上廉价叫卖，这本身已对作家构成了不可饶恕的伤害，而我居然还为便宜了几块钱而沾沾自喜。一想到我白天愚蠢又明确的“愉快”，我心中就充满对自己的责骂。是的，这件事首先要骂的是我自己。我无法去指责别人，但可以指责自己。正因为无法指责别人，对自己的指责就变得更加凶恶、无情，似乎这样可以弥补对别人无法实现的指责。那天晚上，我被无休无止的自责一直纠缠到梦中。在梦中，我依然听到一个对我严厉指责的声音。我对自己的指责是如此深刻、勇敢，使我对爱德华·纽顿的愧疚多少变得有点宽松。
但是，这显然还不够。当我从梦中醒来，看到那本被我用一支烟钱买来的书，我的心中依然欠欠不安，仿佛瞧见了爱德华·纽顿蔑视的目光。我对自己说：看来，你必须要有实际的行动才能弥补你不经意犯下的错误。于是，这天午休时间，我又跑去二环路，找到了那个地摊，买了第二本《聚书的乐趣》。这次，我没有问价钱，而是“很老道”地往封底看了看书本来的定价，照价付了钱。我明显感到书贩子那份包藏不住的窃喜，心里只是想，但愿我的“愚蠢”能让这书贩子多少认识到一点这本书的价值和对它的好感。
把《聚书的乐趣》这样的书挤出书柜，摊在地上，廉价甩卖，这似乎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来势凶猛——越来越猛的潮流。我和我们无法逆转这个潮流，我们能做的无非就是花点时间在这种地摊旁转转，有幸的话（也是不幸），便尊重地（不要去便宜那几块钱）把“这样的书”买回家，用干毛巾拭尽灰尘，然后慢慢品阅。
1996年10月上旬
卡夫卡的“爱人”和“罪人”
她有一双纤细的手。她有一头乌密的黑发。她的笑容天真善良。她的嗓音“有表演的天赋”。她的名字叫多拉·迪阿曼特。1923年7月，被疾病所迫的卡夫卡来到地处波罗的海的米里茨里镇，住进了一个犹太人度假村。有一天，卡夫卡经过厨房，看见一位姑娘正忙着在杀鱼，似乎有所触动，不满地说：“多么纤细的一双手，可干的活又是多么残忍！”
他们就这样相识了。她就是多拉·迪阿曼特。
当时多拉是这家度假村里的一个厨房佣工，之前她还在柏林一个犹太人孤儿院当过小裁缝。这给人一种感觉，好像多拉是一个为生计所迫的难民。其实，她出身于一个有名望的犹太人家庭，只是因于年轻和对父母保守意志的不满，才离家出走，浪迹四方。而同时卡夫卡却因为日益严重的结核病，四处就医、疗养。就这样，两个人像两粒沙子一样，在这个度假村里邂逅。是偶然的，又是命定的。此时，卡夫卡的生命只剩下最后的11个月。但就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卡夫卡受到了一生都没受到的温暖和爱。对此，卡夫卡“幸福而诚恳”地告诉我们：这都是多拉给予的。
从一定意义上说，卡夫卡和多拉都是“父母意志的弃儿”，精神上的流浪者，同时又都是“文学的寄生者”。两人刚相识，多拉就用希伯来语给卡夫卡朗读了《叶塞尼亚》，让卡夫卡“一天都沉浸在美好的遐想中”。他们很快相爱，并在柏林租房同居，“过着真正愉快的家庭生活”。在去世前一个月，卡夫卡正式向多拉求婚，但迎接他们的不是婚礼，而是卡夫卡的葬礼。因为没有拥有爱人的婚礼，多拉似乎也无权拥有爱人的葬礼。但她还是执意出现在卡夫卡的葬礼上，在一片冷嘲责备的目光中，“哭得死去活来”。多拉的哭声震惊了卡夫卡的亲人们，致使他们都不敢放声而哭，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贬低多拉哭泣的价值。可以说，在卡夫卡入墓之际，他只听到一个人的哭声，就是多拉的。这几乎就是卡夫卡一生的象征：这世界，只有多拉短暂而真心地温暖过他。
想起卡夫卡，我们总觉得人世对他不公，他给我们留下如此珍贵的文学遗产，但他的一生，每一天、每一夜，都是在被极度伤害和凄凉之中度过的。多拉的出现，让我们感觉多少还了卡夫卡一点债。但同时，多拉也欠下了我们一笔债，她曾经在卡夫卡的授意下，亲手烧毁了卡夫卡大量的手稿，没有烧毁的，她又没有及时公诸于世，而是私自珍藏着，以致后来又被盖世太保糟蹋掉了。亲自烧毁和私自珍藏，都是出于爱，对卡夫卡的爱，但构成的是一种难以赎贷的“罪”。卡夫卡总是让我们感到无所适从，感到“存在的荒谬”，这真是没办法的。
2004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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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加莎·克里斯蒂的11之谜
今年春节，我是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世界中度过的，几乎每天一本，连读了七八本。波罗，马普尔小姐，庄园，旅行，凶杀，封闭的空间，开放的时间，耸人听闻的情节，扑朔迷离的案情，欲盖弥彰的眼神，似是而非的供词，错综复杂的关系，缜密的逻辑，精到的推理……如气如雾，水生风起，构成了一个“华丽的世界”，让我轻而易举地打发了这个数十年不遇的寒冷、阴霾、灾情频传的新春佳节。出于一种感谢，或者纪念，我想写点儿关于克里斯蒂的东西。写个书评也许是我最擅长的，但我放弃了。克里斯蒂的小说像个盛名的公园，往来者络绎不绝，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但总的说，万变不离其宗，人们的感受最终似乎都差不多——殊途同归：智力受到挑战，好奇心得到满足。换言之，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主题公园”，主题词不容置疑，赞不绝口的广告词也非妄言。有些东西只要承认或赞同就可以了，消解和重构都可能是画蛇添足。我认定对克里斯蒂小说发言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所以坚定地放弃了。
我决定说一点克里斯蒂的私事，素材来自有关她的访谈和传记。与她作品数量之多相比，克里斯蒂留下的“私事”少得可怜，她有轻度的社交恐惧症，也正因此她才没有成为歌星。据说克里斯蒂在音乐上极具天赋，小时候的她曾梦想当一名歌星，但九岁时一次登台表演把她彻底从舞台赶了下来。晚年的克里斯蒂告诉我们：“即使在两年后，我父亲去世给我带来的恐惧也没有那次表演大，台下无数的目光都是蓝色的。”
11岁，父亲去世，这是一个作家“理想的童年”，正如海明威说的：辛酸的童年是作家最好的训练。1965年，75岁的克里斯蒂宣布封笔，同时她也像所有老人一样，开始静候“另一个未知世界”的到来。对生的恐惧使她减少了对死亡的恐惧，她把随时都可能降临的死亡看做是“与久别的父亲和母亲相会”，并且对死亡方式也有非常明确的期待：像爱斯基摩人一样告别人世。爱斯基摩人是拒绝与死人告别的，他们会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给年迈的母亲准备一餐丰盛的饭菜，然后老人便独自踩着冰雪向深山走去，一去不返……克里斯蒂说：“对于这种充满尊严和决心告别生活的方式，我们应该感到骄傲，如果可能，我希望我能像爱斯基摩人一样离开你们，去见我的父亲和母亲……”
这个愿望，克里斯蒂等了11年也没有实现。1976年，86岁的克里斯蒂像所有受人尊敬的老人一样，死在温暖、舒适的病榻上，随后的葬礼惊动了包括女王在内的所有英国人，还有世界范围内的所有她的读者。临死前，克里斯蒂重复了晚年以来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感谢上帝赐我幸福的一生，给了我深厚的爱。
当我研究了克里斯蒂的生平后发现，这里所说的“幸福的一生”，至少要减掉11天。那是1926年，这一年里克里斯蒂的母亲不幸去世，她和阿尔奇十多年的感情也惨遭破裂。阿尔奇是她22岁时在一个舞会上邂逅的，那时她已经有婚约，为了阿尔奇，她“像变了一个人”：当天陷入爱河，次日解除婚约，仿佛再不是那个患有轻度社交恐惧症、性格内向的女孩。不用说，这段感情的结束让她痛不欲生。12月的一天，人们发现克里斯蒂神秘失踪了，直到11天后才在一个旅馆中找到她。没有人知道，这11天里她经历了什么，她以声称“失忆”拒绝任何善意和恶意的追问。
这11天是她的谜。
“11”，似乎也是克里斯蒂一生的谜。如果可能，我们仔细研究她的生平和作品，还会发现她一生中有更多的“11现象”，我不一一道明，故作悬疑，也许是克里斯蒂的小说之于我的后遗症吧。
2008年3月15日
口风欠紧的钱德勒
“你的口风不够紧，话太多，表现欲太强。”
这是一个被跟踪的女人对一个跟踪她的私人侦探说的话，侦探叫马洛，久闻大名了；女人的生活复杂，过多的愿望给她带来了重重麻烦，为了减少麻烦，她反复更换名字，像个秘密特工一样的。她的努力起到了作用，把我搞糊涂了，记不得她的名字。好在我没有忘记她的“家”——小说的名字——《重播》。这是雷蒙德·钱德勒最后一部小说，出版于1958年。第二年，上帝没有让他自己动手，主动带走了这位曾几度试图自杀的作家。我想象，钱德勒走的时候，床头可能放着的东西有酒杯、烟斗、眼镜，还有一本新出版的《重播》。那时候还没有照排技术，书籍都是铅字油印的，墨迹味很浓。有人说这叫墨香，其实那不是香气，而是有点臭的。
兰花浓郁，扶桑略臭。墨臭是扶桑百分之一的臭，只能说是略略臭吧。你不可以把浓郁的兰花香说成臭气冲天，但在心情好的情况下把略略臭的油墨味说成有点儿香，不是不可以的。我不论在任何时候捧读钱德勒的小说都会变得开开心心的，好像有朋自远方来。这时候你说墨迹散发出淡淡的香气，我一定不会反对的。这是个心理感应问题。心不是科学仪器。心是反科学的。墨香阵阵，那暗示着我们沉浸在一个令人心花怒放的虚拟的国度里。《漫长的告别》，《重播》，《湖底女人》都是这样的国度。我猜测，《长眠不醒》，《再见，吾爱》，《简单的谋杀艺术》，都可能是这样的国度，因为它们都出自钱德勒一人。
作为一个侦探小说家，钱德勒不是无可指责的，他的问题正如《重播》的女主人公对马洛侦探说的：口风不够紧，话太多，表现欲太强。钱德勒年轻时写过诗，具备诗人应有的一些毛病，比如嗜酒，好色，愤世嫉俗，落拓不羁，爱较着劲地说一些彰显诗意的漂亮话。这些问题或特征马洛身上都有，这注定钱写的是另类的侦探小说。传统的侦探小说往往以写复杂的案情为己任，侦破复杂的案情需要过人的智慧，似乎还需要对传统的文学进行反叛，要紧紧围绕案情，不要三心两意，不要文学的修饰和诗意。钱笔下的马洛不是传统的侦探，不是福尔摩斯和波罗，坐怀不乱，智力过人，既圣洁，又英明，像下凡的天使，了无常人的局限和缺陷。马洛不同。马洛是个常人，好酒，好色，活色生香，表情丰富，内心有世俗生活的得意和挫败，目光里有女人，花草，家具，街道的景致，小鸟的啁啾，乃至天空的颜色……看钱德勒的小说，我的注意力时常被他别致、精到的比喻，准确、夸张的修辞所吸引，而忘记了案情的发展，故事的跌宕。史上只有一个人像他这样写侦探小说，就是爱伦·坡。对于爱伦·坡，我们并不乐意把他归为侦探小说家，似乎这样就有损了他崇高的文学地位似的。但自有了钱德勒，这种顾虑正在销蚀，因为钱德勒不容置疑地改变了侦探小说业有的枯燥、空洞的形象。钱德勒把单调的侦探小说写得丰润又迷人，紧张又柔软，扣人心弦又诗意绵绵，跟我们常见的正统文学别无二致。
我一直在寻思，小说的好看与耐看之间应该有一条可以沟通的暗道，所谓龙蛇一身，雅俗共赏。钱德勒无需寻找，上路就踏上了这条暗道，独树一帜，独步天下，为此博得了包括艾略特、加缪、奥尼尔等文学大家的盛赞。这当然是他的幸运，但除了小说，他的生活似乎一团糟。酒精、烟碱、焦油、失业、纷争和一个大他十八岁的女人陪伴他度过了混乱、困难的一生，死了依然难以结束这种多舛多蹇的薄命，落户在南加州圣地艾哥的希望山公墓，与一群默默无闻的平民百姓长相守。天缺地补。太满遭损。上帝给了他一个小说家难得的荣耀，又拿走了他许多，这就是我们的人生。
2008年6月8日
再看看茨威格
我最近迷上了色彩，把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译林出版社2003年再版）带回家，完全是因为它鲜艳的封面诱惑了我。这本书我早就有，而且对它满怀敬意，因为我就是读着这本书开始写小说的。在很多作家把茨威格原有的文学影响挤到一边时，我一直默默珍爱着他，把足够的敬意留给他。有时候我也想，我这样对他是不是过于感情用事了。但这次重读，发现茨威格还是值得尊敬的，也许他的文学趣味有些老化，但他的文学能力绝对不容置疑。
这是一本中短篇小说集，里面收录了作家一些名篇，像《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热带癫狂症患者》、《家庭教师》。尽管现在我对文学的欣赏力比二十年前“品位”高得多，就感受力来说又明显麻木多了，但这次重读仍然叫我震惊，让我佩服。他小说有种少见的令人窒息的文学密度和强度，随便读一篇都使我强烈地感到作家内心极其的丰富、敏感、脆弱、善良，而这些是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我相信作家是靠内心生活的人，内心寡淡的人当作家属于先天不足。现在我认为，茨威格在被我们淡忘，不是他小说也不是我们的文学能力出了问题，而是我们耐心出了问题。卡夫卡说，他因为没有耐心被逐出了天堂，因为没有耐心，他永远无法返回天堂。
2004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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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给C（两题）（1）
C的奇思
多少年来，C一直在思寻一种东西，这东西的特点是：没有自己的诞生时日。人们告诉她，具有这般特征的东西人世间是没有的，她漫长而痛苦的寻找也让她领悟到了这点。空中、地上、地下、海底，生存着无数的生灵万物，可要从中找寻出一样她思念的东西——没有诞生时日，却令她感到是那么困难。
也许要使某一做到无穷无尽，变成一种永恒和无垠——就像时间和罪恶，并不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人类也不乏这样的追寻者，比如德国物理学家孜孜不倦的永动机，中国古人梦想长生不老的仙丹，博尔赫斯笔下的无垠的书——沙之书，等等，不一而举。但要使某一做到没有起始，没有诞生时日，这似乎连想都是不可想象的。这种可怜的野心勃勃的愿望，我们也许只能在《囡书》中看到。但《囡书》，谁都知道，这是一本荒僻的书，它从来只有一本，而且只有一人能解读，而此人早已尸烂。所以，《囡书》就像一把特殊的、只配有一枚子弹的枪，当这颗子弹砰的一声穿出枪膛后，枪身也就像被子弹击毙者一样，成了一块报废的尸物。有人说，你想读懂《囡书》，这本身就是一件困难而又困难的事，也许要比创造没有起始、没有诞生时日的某一不会容易一点。这么说来，C的愿望确实是稀奇的：惊世骇俗，不可理喻，甚至要叫人笑掉大牙。因为，这确实太荒唐了！
坦率说，C在寻找的开初就相信，她要寻找的是一种世上没有的东西，她为此而作的努力也将永无结束之时：每一次寻找都不可能是最后一次。没有生，哪有长？这似乎只是一个鸡与鸡蛋的问题，作为一个读过上千册书的人，C知道去找寻一只非鸡蛋而生的鸡的艰难性和荒谬性。而C之所以仍要去找寻，也许是出于强烈的个人需要，也许是对远在星辰之外的运气的一种迷信。C就像赫拉斯笔下的孤独的少年，不喜欢闹闹热热和各种机械的声音，只是喜欢沉溺于豹子式的胡思乱想中（把自己隐蔽一隅），满足于以抽象的观念占有窗外的种种世故人情。说来你也许不会相信，在冥冥幽思中，C常常看见天空中飞舞着纷纷运气，它们像空气一样流动、沉浮，并且和空气共同酝酿风雨和天空的各种颜色、声音、形状。而纷飞的运气中，有一部分并不像汗水、血液一样是从人体毛孔和血管中流出的，而是自遥远的星辰之外像流星一样跌落人间的，它们的特点是来无踪、去无影，中间没有可以捉摸和推敲的联结活动与改换变化：不可期望，不可争取，就像闪电，是天体的一道喷嚏；又如梦中之梦，是大脑的某种神奇。它们的效力也是神奇无比的。在清代学者陈元龙的《格致镜原》中，有两个半的页码对这种运气做了某种神性的解析和论证工作。他认为，人们一旦拥获了这种运气，便可以创造类同使绵羊变成狮子或狮子变为绵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