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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开始做文学梦，是解放初听说赵树理名字的那一刻。他觉得，对于自己，这是一个可以类比的例子。事实上，赵树理虽然出于乡村，却受过完整的教育。考察文学史的流变，不难断定，浩然的文学梦其实是被“工农兵创作”这一特定时代生成的文学现象点燃的。《讲话》发表后，延安文学便把在工农兵群众中培养文学人材当作一个重要任务，这个方向完全继承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学体制中，一直延续到“*”并且也在那时达到最高潮。而浩然，可以说三十年中“工农兵创作”所发掘出来的最成功的范例。
当然，这个过程并不轻松。从秉赋上说，浩然确属天资卓奇的文学人材。但是，在站稳脚跟之前，他仍然经历了很多挫折。1956年是关键的一年。是年，他发表了短篇小说《喜鹊登枝》，就像薄薄的窗户纸被捅破，从此，他登上文坛，并且一路坦途。到1962年，浩然已经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十余本，在出书极为不易的当时，可谓成就斐然。
1964《艳阳天》（2）
此时浩然作品以语言清新、叙事流畅、人物鲜活、富于泥土味，为人称道。但是，很大的影响却谈不上。他早有写作长篇小说的打算，《艳阳天》乃至《金光大道》的素材，几年前都曾试写，但写不下去，半途而废。“一气写了六年短篇，出版了十来个短篇小说集”（郑实采写：《浩然口述自传》）的情况下，无论从创作的格局，还是在文坛的影响来说，浩然都觉得自己应该有所突破。对他来说，突破的难度，主要在于精神力不够。他的写作才华，出类拔萃，然而文学这一事物，比到最后，往往比的是精神力。而精神力的培养，离不开多读善思，其中多读又是基础，杜甫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虽然多读未必善思，两脚书橱也有的是，但是肚内空空却能做到善思，倒真的是闻所未闻。浩然小时候受制于生活条件，读书不多；成年后为了早点在文坛出人头地，也是练习写作的时间多，潜心读书的时间少。这当然并不能怪他，像他这样的“工农兵作者”，成功路上实在充满艰辛。不过，当他意欲更上一层楼时，精神资源单薄的确是摆在面前的一道现实障碍。
那么，他是怎样找到突破口、完成了长篇小说《艳阳天》的创作的呢？
1974年12月9日，浩然在“中央‘五·七’艺术大学戏剧学院编剧干部进修班座谈会”上做报告，题为《生活与创作》，其中一段讲到《艳阳天》的由来：
我在写第一部长篇小说《艳阳天》以前，写了将近一百个短篇，应当说是不少的。但是，可以说几乎全部作品都是写一般的新人新事的。从拿起笔来一直到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召开，这样一个相当长的阶段，从主观上说，我要很好地配合党的政治运动，想使自己的笔能够很好地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在怎样服务，怎么能够更好地配合政治运动，或者说怎么样写好新人新事，我确实是费尽了心思，想尽了办法。但是这条路子却越走越窄。为什么呢？生活不熟悉吗？自己认为还是比较熟悉的。过去长期地工作在基层，以后也没有间断跟生活的联系。主要问题是因为我没有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生活、认识世界。所以尽管承认生活是源泉，却没有反映出生活中最本质和主流的东西。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召开，毛主席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自己才恍然大悟，开始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生活、认识世界，写了《艳阳天》。相对地讲，这部小说抓住了生活的一些本质和主流的东西，使自己对生活的深入进了一步，在创作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解放军文艺社《学习资料》，1972年第2期》
浩然这席话，与我们业已了解的他的实际相吻合，实事求是，发自肺腑，并非某种场合下的政治做秀。
浩然确实写了近百篇短篇而没有大的突破，确实有些原地踏步、自我重复，所谓“费尽了心思，想尽了办法。但是这条路子却越走越窄”。连症结他也分析到了，并非对生活不熟悉，并非脱离农村实际，关键就他有生活而缺思想——或者用我们刚才的表述，个人精神资源单薄。
还有一点他也讲得很清楚：自己在精神瓶颈里已经堵了6年，苦于徘徊，是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对阶级斗争的论述，点亮了他的心灵。八届十中全会，于1962年9月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其实是从8月北戴河会议开始），毛泽东扭转了“三年困难时期”特别是“七千人大会”以来经济上务实、政治上宽松的态势，重新并且更加尖锐地提出狠抓阶级斗争，大力倡导“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txt小说上传分享
1964《艳阳天》（3）
浩然说的“恍然大悟”，就是指在他“绕树三匝，无枝可栖”之时，毛泽东上述论述突然给了他有力支撑，使他思想有了落脚点，带来了“观察生活、认识世界”方法上的突破，由此“抓住了生活的一些本质和主流的东西”，创作“前进了一步”。
说起来，这是这位个人精神资源单薄的农民作家，心灵第二次被毛泽东教导所照亮。第一次，是他刚开始尝试练习创作的时候。那时，他握着笔，既不知道该写些什么，也不知道写成什么样子才算好的文学作品。1952年，《讲话》十周年之际，他从书店买了一本，读后，豁然开朗，从此知道文艺之中何为优劣良莠。
眼下，当他已经积累了很充足的长篇小说创作素材，却苦于没有可以统帅它们的“灵魂”时，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学说，使他的问题迎刃而解。如果说，前面那次浩然是从毛泽东那里得到了有关文艺的标准的教诲，这一次，毛泽东教导的作用似乎更加具体一些——他指引浩然解决了一部长篇小说的构思问题。
在今天情境下再读《艳阳天》，无处不在的阶级斗争元素如此刺眼，细看之下，原来它竟是这样一部作品：主题、情节、人物，处处紧扣“阶级斗争”，完全循“以阶级斗争为纲”理念构设而来。
小说中每个人，都贴着阶级标签，都作为某阶级的“代表”出现。萧长春、韩百仲、马老四，是“贫下中农”的代表；弯弯绕、马大炮是“中农”的代表；马小辫、六指马斋是“地富”代表。他们各按“阶级本性”行事，一举一动都验证着“阶级本性”……想必作者落笔之前，便在心里就东山坞这地方绘制了一幅“阶级地图”，每个人物尚未出现，作者就已经替他们安排好了区域和位置，他们始终就在这限定死了的范围里活动，从故事开始到故事结束就注定是那副样子。他对“阶级斗争理论”的图解，细致到丝丝入扣的地步。比如“中农”，浩然很注意他们因富裕或私有观念程度的不同，哪些更保守，哪些略微的不那么“右”；弯弯绕是不可救药的，是要顽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而马子怀就有些不一样，他虽然想着“发家”，却属于愿意“劳动致富”，对共产党的好处他心里是有数的，只是常常摇摆，徘徊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马立本这个人物，也忠实地传达了“阶级斗争理论”的一个要点，即，阶级性是一种遗传基因，“阶级敌人”的子女必然也是阶级敌人，即使一万年之后也不会改变。更值得刮目相看的，是这部动笔于1962年冬的作品，居然已以明确的意识，塑造了类似于“走资派”形象——这就是乡长李世丹、合作社副主任马之悦、一队长马连福，他们非常符合后来对“走资派”的定义：在革命队伍中掌握一定权力、资本主义势力在党内的代理人、思想变质、唯生产力论……如此等等；他们与萧长春之间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由于上述的构思思路，再读《艳阳天》，对于读者可能是一次颠覆性的阅读体验。这里所指，尚非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理念的不认同。纯粹从为文的角度论，作品对于生活，对于人物，怎么可以这样比划于某种概念，作如此刻板的套嵌与征引呢？写作尚未开始，一切就已经规定、决定好了。作家不需要去探究人物繁奥的内心世界，不需要去领悟生活的丰富性，不需要去面对命运对人性的审视与拷问。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1964《艳阳天》（4）
但在当时，《艳阳天》却取得了巨大成功。第一卷出版后，人们在还未看到小说全貌（共三卷）的时候，就异乎寻常地从政治上毫无保留、毫不犹豫发出了赞扬。请看当时几篇评论和报道的标题：《农村青年学习的好教材——评〈艳阳天〉》（北京朝阳区小红门公社牌坊大队第九生产队团支书王桂里，《北京文艺》1965年第2期）、《萧长春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胡绪曾，《北京文艺》1965年第2期）、《贫下中农喜读〈艳阳天〉》（佐平，《文艺报》1965年第2期）、《贫下中农的“硬骨头”——评〈艳阳天〉中萧长春的形象》（汪璞，《北京日报》1965年2月23日）……可以说，全都是称赞，没有任何不同意见。阅读这些评论，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即对于某部问世未久的新作，舆论能够如此一致、决绝、鲜明地给予政治上的好评，非常罕见。人们称赞它：“抓住了阶级斗争，写各种人物都有阶级分析”；“看过这部作品，学习了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看人看事”；“这部小说，写出了不同阶级在斗争中的不同表现”。
小说第三卷出版时，正逢“无产阶级*”爆发。不久，过去“十七年”间所有的作品，均点名或不点名地成为毒草，《艳阳天》成为唯一一部从“十七年”顺利进入“*”并存活下来的作品。不仅如此，事实上《艳阳天》在“*”中享有革命文学典范的地位。1974年，“四人帮”御用写作班子“初澜”，再次发表文章，给予《艳阳天》极高的评价，文章说：
浩然同志的长篇小说《艳阳天》，是在我国文艺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激烈斗争中产生的一部优秀文学作品，长时期以来，受到广大工农兵读者的热烈欢迎。这部小说，以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为指导，深刻地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农村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成功地塑造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领头人”萧长春的英雄形象。在当前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在反击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回潮、坚持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斗争中，探讨和研究《艳阳天》的思想艺术成就，对于批判*贩卖孔孟的“克己复礼”、“中庸之道”，肃清“阶级斗争熄灭论”在文艺领域中的流毒，反对文艺创作中的“无冲突论”和“中间人物论”等，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努力塑造工农兵英雄典型，是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根本任务。萧长春，是我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中涌现出来的成千上万英雄人物的典型形象。这一人物之所以高大、丰满而感人，很重要的一点，是由于作者在创作中运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通过把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的途径，突出地刻画了萧长春的英雄形象。（《在矛盾冲突中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评长篇小说〈艳阳天〉》，《人民日报》1974年5月5日）
对《艳阳天》评价出现分歧，是在“*”以后。其情形特点是，毁誉不一，针锋相对。誉之者视为异宝，毁之者全盘否定，双方似乎均不留其他选择。当然，在评价之外，也渐有注重文本解析的研究性论文，例如叶君的《论〈艳阳天〉》（《文艺争鸣》，2007年第8期）。
延伸阅读
浩然：《为谁而写作》，《中国建设》1972年第5期
郑实采写：《浩然口述自传》，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卢新宁、胡锡进：《浩然要把自己说清楚》，《环球时报》1998年9月20日
叶君：《论〈艳阳天〉》，《文艺争鸣》2007年第8期
杜秀珍：《〈艳阳天〉再解读史》，《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5卷第1期（2005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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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天安门诗抄》（1）
体裁：诗歌
作者：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童怀周”小组编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1978年12月
（王巨川 撰）
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在《给阿兰尼的信》中说：“假如人民在诗歌当中起着统治的作用，那么人民在政治方面取得统治的日子也就更加靠近了。”这句话也恰当地指喻了发生在丙辰清明的天安门广场上——为了悼念周恩来总理、反对“四人帮”而爆发的一场震惊中外的 “四五”运动——天安门诗歌运动。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4月5日清明前，北京的广大民众纷纷自发地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并借此表达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愤怒。“愤怒出诗人”，诗歌成了这场革命运动的主要表现形式。到了清明的那一天，天安门广场聚集上百万人，花圈的海洋、诗词的海洋、悲痛和愤怒的海洋。人们把书写的诗词、挽联和文章张贴在广场的灯柱、纪念碑的护栏，挂在松柏枝叶间，“诵者声泪俱下，抄者废寝忘食”。“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等等诗歌，被朗诵、传抄及征引一时。还有赞美这些诗词：“纪念碑前洒诗花，/诗刊不登报不发。//莫道谣文篇篇载，此是人民心底花。（《神州正演捉鳖兵》之十）4月8日，“四人帮”控制下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社论，正式把*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在广场张贴、传抄的诗词被指控为“反动诗词”，“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煽动”。此后的几个月里，写作、传抄、保存这些诗词的行为，受到追查，一些人为此受到*，被定罪、囚禁。
1976年10月，江青等“四人帮”被逮捕，“*”宣告结束。
1977年1月8日，在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之际，以“童怀周”为笔名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十六名教师，油印了《天安门革命诗抄》，并张贴在天安门广场，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响应和支持。随即，他们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童怀周”小组的名义，从征集到大量作品中选出1500多篇，编成《天安门革命诗抄》、《天安门革命诗文选》（正、续编）、《天安门诗词一百首》、《天安门诗词三百首》、《“四五”运动纪实》和《天安门运动画册》等书。1978年12月，在《天安门革命诗文选》正、续编的基础上，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天安门诗抄》，由当时任*中央主席的华国锋题写书名。《诗抄》收入了六百余篇诗文。全书分为三辑：第一辑，收古体诗、词、曲、挽联等；第二辑，收新体诗；第三辑，收悼词、誓词、祭文、散文诗。在书的前言中这样写道：
这些凝聚着革命人民的血和泪的诗词，无不出自作者们灵魂深处的呐喊，因此具有强烈的战斗力和艺术感染力。革命群众看了愈益斗志昂扬，敌人看了则心惊肉跳，坐立不安，它们真正起到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巨大作用。其中不少作品无论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达到了很高的高度，无论在我国还是世界文学史上，它们必将占有光辉的一页。
从艺术的衡量标准来看，这些诗词虽然并非如编纂者所说的艺术性“达到了很高的高度”。但是，在《天安门诗抄》里，是凝聚着百万人民的集体创作行为以及蕴藏其中的集体意志与情感，这些作品的背后隐含了一股强大的“动力场”——人民的力量，作品集中的每一首诗，都不是某个人的声音，每一个作品实际的书写者，每一种声音的实际发出者都是‘人民’这个范围巨大的群体。鲁迅在《革命时代的文学》中说：“有些民族因为叫苦无用；连苦也不叫了；他们便成为沉默的民族；渐渐更加衰颓下去；……至于富有反抗性，蕴有力量的民族，因为叫苦没有用，他便觉悟起来，由哀音而变为怒吼。怒吼的文学一出现，反抗就快到了。”（《而已集》）郁积在人民心底的忧愤，终于以诗的方式爆发了。
1976《天安门诗抄》（2）
在确定《天安门诗抄》的时代意义的同时，我们又不得不思考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历史的叙述并非是单元的而是多元的，并非是线性的而是复线的。历史在叙述自己的时候会有意无意地遮蔽着一些“意义”。所以，当文学史叙述有意无意忽略另一些“天安门诗歌”时，历史本身就可能被戕害了。如1976年，当天安门诗歌运动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时，“主流”的《诗刊》，扮演了政治风向的积极呼应者。在5月号上，不仅全文转发了“两个决议”，即《*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中央关于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均据新华社1976年4月7日讯）。还原文发表了当时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的天安门广场讲话以及为胜利平定“反革命运动”而配发的一组诗。其中《两个决议捧手上》一诗，编者还特别为作者加了注解：“本诗作者在粉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中曾分别荣立个人二等功”，以达到其宣传的目的。同期刊登的还有田间的《写在金水桥旁》和臧克家的《工农兵铁拳奇高举》、《声讨*》等诗。田间继续着他的战斗体的诗歌传统：“万里神州雷动，/痛击翻案妖风。//鲲鹏展翅九重，/蓬雀瑟缩哀鸣。//一出‘纳吉’丑剧，/妄图演出成功。//庄严天安门前，/岂容魔怪横行！ //无产阶级专政——/东风横扫残云。//两个决议公布——/红日喷薄东升。//金水浪花翻涌，/胜利不忘斗争。//翘首瞻望北斗，/高路继续攀登。”臧克家的诗歌，呈示了与当时天安门诗歌完全相对立的立场：“批邓声势如狂飙，/敌人性急作狗跳。/清明时节天安门前，/光天化日下鬼魔闹。//谣言、歪诗、黑传单，/妄把红白乱颠倒。/大好春光黑烟熏，/白日纵火毒焰高。”
这一期的《诗刊》及其他站在“天安门诗歌运动”对立面“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声音在以后的文学史中并没有被提及，从而遮蔽了人们了解那个复杂时代的另一个视角。龙扬志在《叙述中的天安门诗歌运动》（《江汉大学学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