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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需要对“经典”做一些说明。在目前流行的文学史写作或当下的文学批评中，“经典”一词已被广泛引用甚至滥用。其实，“经典”是拥有众多读者的作品，是不受时空所限且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作品，是经过一定时间检验的作品，是“中国经验”与“世界性”可以连结的作品，自然，也是需要我们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持续解读中受益无穷的作品。进一步说，在文学史上，足以构成“经典”的，需要有相当的美学品格，它要能“时空共享”（更多的人在更长更宽的时空中接受），要有“典型共名”（如“宝黛”、“阿Q”“孔乙己”成为许多人的符号），要有“艺术共鸣”（能打动、震撼人的心灵），要能“多元共生”（只要是优秀作品，不分什么主义、流派）。在中心或闹市的鸟鸣不一定比边远山林的鸟鸣清丽动听，在审美与艺术面前，所有的作家作品都是平等的。
我们无意将“六十部”都以“经典”命名，历史还短，还有待于广大读者和时光老人的评判。有些作品，列入六十年“经典”应无愧色，因为它们在精神史、思想史和文学史意义上，都触动了时代神经，也投影于历史沧桑，艺术上都各有追求和光彩。更多的作品，是曾经有争议却对文学进程起过重要影响的，是容易被忽略却在社会变迁中具有一定文化价值的，是在潮流中被反复评论而可望达到矩阵稳固状态的。在这里，依然是“问题”与“价值”主导着我们的选择、叙述与品评。没有必要求大求全，也不必因人废言。不论是堪可称作“经典”，或是足以成为“文献”，“六十部”作品都是风雨路上一份意识与艺术的辩证，一份斑斑点点的内心真实与外部真实的矛盾的文学印痕。
新中国文学六十年的旅程，给人们留下了欲说还休的记忆。我们曾经贫瘠过也狂热过，然而，回首向来萧瑟行，惊鸿一瞥，那内心的冰川刻痕，累筑而成的是一座富有的精神博物馆。所有承受的沉重可以化作微笑，化作把粗糙的石头变成钻石的力量。我们也在微笑中看到文学于新世纪的希望。
己丑小暑记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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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杨早
“六十年”的文学路径和“六十部”的编选原则，已见“前言”的简要说明。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有必要对编撰的过程及相关的事宜做一些交代。
（一）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向建国六十周年献礼的重点项目之一，从提出设想到设计篇目，我所当代文学研究室经过了多次集体反复论证，研究人员都参与了分工撰写。先出样稿再讨论修改，最后由统稿组集中作业。每一部作品的述析与撰稿人均注明于文末。统稿组成员为：杨匡汉、白烨、刘平、陈福民、杨早。
（二）对于每一部作品的重新解读，执笔者力求尽可能地占有资料和公允地叙述，不做过多理论上的置喙，一是为了回到历史现场，二是让文本说话，并兼容各种不同的意见。应当承认，由于对不少作品都可以提出或“仁”或“智”、或“正”或“欹”的见解，无论当初或当下的解读都会出现差异，在评介过程中误读、误解定然不免。但“误读”、“误解”有时亦不失为一种读解；其“误”，往往透露着不同的文化视点和阅读感受。人类总是在不断的“误读”中接近理解与走向通达。我们希望缩短由“误”到“通”的过程。也因此，本书尽管属于集体写作的性质，但在整体的“实证”与“客观”的前提下，对每一部作品的介绍、评点以及意见，只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故，充分尊重撰稿人个性的视角、眼光和判断力，不一定非得表明 “集体”的“统一”立场。
（三）作为当代“文学中国”版图上的作品，自然不仅仅是内地，也不仅仅是汉民族所独有。“文学中国”是多元一体的客观存在。这样，《六十年与六十部》不仅有主流形态的，也有先锋形态和民间文化形态的；既有汉民族的，也有少数民族的；既有“精英”的，也有“雅俗共赏”的。然而，毕竟为篇幅所限只选了六十部，遗珠之憾肯定存在，尤其是少数民族的以及台港澳地区的精萃作品，份额之少也是明显的。我们希望在今后修订或增补时予以合理的解决。
（四）在当今市场化的客观环境中，我们难以预计本书能产生多少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这一并非迎合市场的举措，得到了三联书店的热心扶持，李昕先生和郑勇博士自始至终和我们一起走进 “文学碑林”，温暖着我们的学术心灵。学人与出版人有着先天的血缘和业缘，这种唇齿相依的情谊，在商业化潮流中，更显得弥足珍贵。
1956《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1）
（李洁非 撰）
完成这篇作品时，王蒙年方22岁。然而，他的创作风格已经清晰。词句简洁平易，语调轻松自然，却不时突然地闪现出一点辛辣或者带着俏皮的刻薄；与此同时，尖锐、讽刺的王蒙还和另一个罗曼蒂克的王蒙，奇特地混合在一起。在艺术来源上，可以明显看到苏俄文学的影响，尤其是俄语文学在人物刻画上涉及情感描写时所特别喜爱表现的那种微弱而捉摸不定的文雅气息。此外，由于政治因素深刻参预了解读，王蒙在小说中所调寄的令人心弛神往的青春与爱情旋律，亦即林震与赵慧文之间的朦胧暧昧情意，人们一直注意不够；然而这里实际上是很见王蒙性情的笔墨。总的来说，在50年代语境之下，《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在文学性上明显高于一般作品，即使五十年后，仍然不乏可赏之处。
此外，当时普遍把小说主题描述为批评官僚主义，似乎并不确切。王蒙的批评，要比官僚主义的层面深，他所提出来的问题，已经包含社会正义角度的质疑。因为麻袋厂厂长王清泉的错误，不仅仅是工作方式方法，也有品质的败坏，而区委组织部对此视而不见、无动于衷，无论从职务和做人而言，都有失良知（小说中的用词是“麻木”），这种优不能用、劣不能汰的状况，本质是善恶不辨、是非颠倒，远非“官僚主义”可以开释。
当然，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兴奋点。就50年代而论，敢于批评官僚主义，就是最刺激、最惊险的举动，因为根据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的基点，从正面来说，为人民服务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宗旨，它是最不可能产生官僚主义现象的。现在，居然有人在小说描写中展示存在这种现象，在很多人看来，实属大逆不道。所以它立刻引起激烈争论。
这时，不得不提到《文艺学习》这家刊物。《文艺学习》由中国中国作协主办，1954年创刊，以青年文学爱好者为对象，主要刊登文学评论和文史知识类的文章。刊物的主编是韦君宜。早先在文艺上，韦君宜不单是懂得不多，用黄秋耘的话说：“百分之百的、彻头彻尾的教条主义。”（黄伟经《文学路上六十年——老作家黄秋耘访谈录》，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但是，听完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传达，韦君宜受到很大震动。黄秋耘说她“完全变了”，“前后判若两人”。转变的表现之一，是她决定在《文艺学习》上组织讨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讨论从1956年第12期开始，连续进行了四期，前后发表文章25篇，各种观点都亮了出来，参与者既有文艺界人士，也有党团机关干部。这一来，王蒙出了大名。他在自传《半生多事》（花城出版社，2006）里以调侃语气称，那时“人们争说‘组织部’”。起初，他还比较“享受”这种状况：
看到行行整齐的铅字里王蒙二字出现的频率那么高，我主要是得意洋洋。我喜欢这个，喜欢成为人五人六，喜欢出名，喜欢成为注意的中心，我在心里这样说，相当不好意思地说。
不过没有多久，王蒙就发觉有些异样。《中国青年报》总编和副总编，悄悄找王蒙谈话，“他们忧心忡忡，他们认为我捅了个大漏子，他们告诉我已经有人将此文与王实味《野百合花》相提并论了”。
1957年2月9日 ，《文汇报》的《笔会》突然登出一篇长文，这就是李希凡的《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篇文章有几点特别之处。第一，它不像《文艺学习》讨论中的批评性意见，作为正方、反方之一方，而是以单独占有话语空间的形式出现，给人的印象不是“讨论”，而像王蒙所说，采取了“批判”的姿态。第二，提出的指控和措辞都比较严厉，认为小说对官僚主义的描写歪曲了现实，引用毛泽东论述将这种“值得注意的不健康的倾向”定义为“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王蒙说，批评者“从政治上上纲，干脆把小说往敌对方面揭批，意在一棍毙命。”第三，作者身份比较特殊，他是经过红学事件被毛泽东亲手树立的“小人物”代表，三年来威望日重，所发出的声音较之于别人，尤不可等闲视之。此后，“批判”声音占了上风，包括中国中国作协党组1957年1月29日组织的讨论会，结论也是“总的认为这小说是有毒素的”（《郭小川全集》第 9卷； 日记（1957～1958），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00）。 。。
1956《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2）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亲自出面力挺王蒙。1957年2月16日，中国作协几个领导正在周扬办公室谈话，忽接胡乔木电话，通知立刻去中南海颐年堂。受到召见的还有新闻、思想、社科界和团中央的领导，谈话内容“主要是对于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和对它的批评” （《郭小川全集》第 9卷； 日记（1957～1958），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00）。
尤为罕见的是，毛泽东就这篇小说接二连三做出指示。有研究者统计，从2月至4月，毛泽东就此共有五次谈话（崔建飞《毛泽东五谈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长城》，2006年第2期）。如此短的时间，就同一个作家作品发表如此频密的谈话，在毛泽东一生，似乎绝无仅有。这些谈话，有三个要点。一是李希凡文章以故事发生地为北京却写了官僚主义，而挞伐王蒙；毛泽东则质问：谁说北京没有官僚主义？二是对王蒙这个人，毛泽东强调要“保护”。三是毛泽东对《人民文学》编辑部修改小说原稿一事大动肝火，斥为“缺德”。
不过，毛泽东究竟有没有读过小说本身，笔者对此存疑。因为在他所有相关指示里，没有只言片语表明他读过小说本身；他谈论的，以及他介入争论的出发点，都在于小说所引出的问题——可不可以写官僚主义。的确，毛泽东阅读面很宽，经常亲自发现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李希凡、王蒙、姚文元，都是如此；但是他的阅读所主要注意的，是言论类文章，至今还没有毛泽东主动阅读新创作出来的小说、诗歌作品的报道。但《文艺学习》的讨论为毛泽东所瞩目，却有切实的记载，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说：
我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次小小的讨论，会引起上层那么大的注意。当大家知道了上边来的那几句“谁说北京没有官僚主义”的话之后，各个都感到鼓舞。特别是李兴华，他简直跳起来了。那些天他每天处于极度兴奋状态，嘴里不停地在议论。一会儿笑呵呵地说：“想不到中央还看我们的刊物！”一会儿又猜测：“某某篇文章不知他看过没有？”那些天，机关里传达有关指示也特别勤，老在责备下边不放，责备“太守”以上的干部不积极。我们是基本做到了“传达不过夜”的。记得有一次传达完了，李兴华听过，动情地说：“听听！说话到这样，简直就觉得是在我们身边拉着手嘱咐啦，是耳提面命。咱们再不干还是人吗？”
通过《文艺学习》而注意起这篇小说，又从李希凡文章引起进一步重视，决定介入——这种可能性比较符合毛泽东的实际。
总之，从2月至4月，事件经历了异峰突起的阶段。原因是毛泽东的介入和一再关切。其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从个别报刊热点变成全国思想文化的焦点，乃至党报不吝篇幅，倾力参与。《人民日报》5月8—10日，连续三天刊登文学界有关《人民文学》修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问题的座谈、《人民文学》编辑部就修改经过的详细说明等。
照理说，毛泽东“力挺”之后，应该有了“定评”，这篇小说可以“翻身”——即令不是推崇备至，视之为“正面”的作品总不再成其为问题。
奇怪的是，事情并非如此。
在郭小川日记里，有一笔非常耐人寻味的有趣记述。2月19日他写道：
1956《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3）
上午由荃麟同志向作家们传达主席的指示，他实已中气不足，传达得也不够鲜明有力，对反官僚主义，他是太顾忌了。
这一段，每个字都值得体味。“对反官僚主义，他是太顾忌了。”根因即在此。
作为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邵荃麟的表现是一种缩影，亦即，尽管毛泽东明确表了态，下面各有关方面主管负责人内心仍未打消疑虑。他们跟《文艺学习》的普通编辑不同，不会忘乎所以、手舞足蹈，他们处在较上层，对“规则”的熟悉和了解远为充分、深入。他们肩负的职责，也非一般干部可比，不会从一时一地一事出发，而势必以更全局的目光看问题，这种目光使得他们从更多角度、运用更多参照系来权衡每一件事。
文艺界高层领导没有一个头脑发热。固然，他们认真落实毛泽东的指示，比如，毛泽东对《人民文学》修改小说原稿大发雷霆，他们就毫不客气地追究编辑部的责任，并布置在会上“勿谈编辑甘苦，只谈检讨”，“形成了一面倒的意见，好像编辑部真的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关口”（秦兆阳《情况说明》，写于1958年，改于1978年，未发表）。但除此之外，他们不越雷池一步；尤其对作品《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本身，出言谨慎，在观点上始终非常注意分寸。
林默涵的评论《关于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是作者参加毛泽东召见之后写的，文章3月12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时，改题《一篇引起争论的小说》，其中，有肯定的话，也有“挑剔”的话。肯定的话，基本是重复、转述毛泽东颐年堂谈话的意思；“挑剔”的话，则都是林默涵自己的，例如，认为主人公林震具有“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孤芳自赏的情绪”，而小说对此“抱着同情和欣赏的态度”，至于作者，他的问题是虽然“痛恨生活中的消极事物，可是他却没找到能够战胜这种消极事物的真正的积极力量”。据说此前亦即1月29日中国作协党组那个“总的认为这小说是有毒素的”的会上，林默涵也是“基本上持否定态度”的人士之一（谢泳《重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南方文坛》2006年第2期），现在，他如果全都转到“肯定”方面，当然很难。但是，恐怕这里主要不是一个面子问题。郭小川的情况跟林默涵非常相似。那次讨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党组会上，他毫不例外地表示了对小说的否定。颐年堂召见后的第二天，上午，林默涵来跟他谈了连夜赶出来的《关于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到下午4时至6时，郭小川自己也写出一篇大约意在表态的短文，题为《香花与毒草》；他说：“写得词不达意。”——看看这题目，再品味一番“词不达意”这几个字，可以想见郭小川腹内的“难色”。当晚8时，他又到林默涵家聊了一会儿，日记说：“心情极端沉重，他（指林默涵）也很不安于这个工作，互相影响，弄得异常烦恼。痛苦得很。”不安、烦恼、痛苦，归结起来就是四字个：左右为难。左不是，右亦不可。到6月“鸣放”期间，中国作协同志在会上攻他“曾基本上否定了王蒙的小说”，对此，郭小川做出的反应是：
在我结束会议时，我就明白地说，我曾经是否定的。“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而且我根本不认为有什么多少错误。（日记，6月3日）
光明磊落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感到，说出这种话的人，对自己似乎格外有信心。尽管毛泽东那样不同寻常地显示了对王蒙的“回护”之意，可不知怎的，郭小川内心有一种“不为所动”的坚定，拒绝认为“否定”《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有什么多少错误”。
在那些必须掌握“全局”的人里头，究竟有多少人跟郭小川抱着同样想法呢？这是让人饶有兴趣的事情。
或者，并不肩负掌握“全局”之责的人，只要政治经验颇丰，他们也会恰如其分地应对局面。我们看到在王蒙笔下，那年春天北京文联《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座谈会上的一幕：
而老作家（其中不少是在高校工作的名人）则谈笑风生，海阔天空，闪转腾挪，行云流水，不溅水滴，不沾泥点，与作品与批判都保持着绝佳的距离。我的印象是有点不知所云，但又都很学问，很教授，很潇洒，很老练，很成熟，与毛头小伙子果然不同。（《半生多事》，着重号系引者加）
与批判“保持着绝佳的距离”容易理解，因为毛泽东斥责“批判”了嘛；不好理解的是，既然如此，为什么“与作品”仍然也保持绝佳距离呢？这，就是王蒙所称的“学问”，就是经验。这些经验丰富、晓得对自己负责的老作家，同负有一定领导之责、必须放眼“全局”的人，目光一样长远。他们靠直觉认为，对待《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或者说，对待反官僚主义这个问题，还是不即不离比较稳妥。
多年来，对于毛泽东亲施援手，而王蒙仍未免于厄运，人们都感困惑。假如我们目光只徘徊于毛泽东和王蒙这两点之间，这困惑确实无法驱除。但是我们大抵忽视了“现场”是一个更加开阔的空间，在上述两点之外，还交织着其他许多的表情、神色。放眼这更广阔的范围，我们就能读到更复杂也更真实的信息。当我们把事件在全景意义上复原时，应不难发现虽然毛泽东制止了批判，《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却只是暂时在报端上“化险为夷”，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