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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出版社，2004年10月）的“导读”文字，则这样言过其实地歌颂狼：“本书是一部关于狼的奇书，它能让读者从书中每个篇章、每个细节感受到呼之欲出的狼的气息，让身体的每一个毛细血管百倍扩张，让血液如潮般奔涌，让身上的每一根神经末梢紧张待命，让灵魂如风般涤荡。”章士法编译的《酷狼——美国西部拓荒传奇》（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年10月）要宣达的主题是：“一种文明的创建通常以另一种文明的毁灭为代价。”还有一部是《像狼一样思考——神奇的商业法则》（贺华著，蓝天出版社，2004年10月），光看书名，就知道作者的命意和立场。若木、郑中的《狼魂——强者的经营法则》（时事出版社，2005年1月）就更是推波助澜，过为已甚：它在《前言》里说，“旷世奇书《狼图腾》和《狼道》横空出世，目前正在市场上热销”，接下来便宣扬自己的狼道主义生存哲学：“狼的智慧和谋略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从狼的一系列行动中，我们看到的是强者与智者的完美结合。学学狼的这些谋略，能使我们在市场竞争中获益匪浅”；那么，不学狼不行吗？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在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中，在‘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市场角逐中，如果心存善良，对竞争对手一味地心慈手软，那么就会被对方毫不留情地吃掉，这已经被无数事实所证明，而且还将不断被新的事实证明”。
由于《狼图腾》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所以，很有研究的价值；由于价值观的混乱和文学性的贫乏，所以，必须对它进行严格的解剖。从文学的角度看，《狼图腾》与其说是一部小说，不如说是一个图解观念的理念化文本。《狼图腾》的写作基源于一个简单的文化猜想。作者信奉一种幼稚的生物主义决定论，认为狼对于人类的文明进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草原精神其实都集中在狼身上”（《狼图腾》，第136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下引此书，只在文末注明页码），因此，谁要是想在草原上生活，谁就必须以狼为师，“不管哪个民族都得崇拜狼，拜狼为师，像匈奴、乌孙、突厥、蒙古等等草原民族都是这样”（第23页）。草原上的牧民为什么不把马当作自己的“图腾”，相反，却要把“马的敌人”——狼作为图腾呢？作者认为“这种反常的逻辑中却包含着深刻的草原逻辑。这是因为蒙古马是草原狼和草原人共同驯出来的‘学生’，而‘学生’能成为被老师崇拜的图腾和宗师呢？而草原狼从未被人驯服，狼的性格和许多本领，人学了几千年还没能学到呢。狼在草原上实际统领着一切，站在草原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的制高点上……”（第253页）“古代草原骑兵确实不是靠蛮力横扫先进国家的。草原民族也确实是草原的捍卫者。她们用从狼那里学来的军事才华和智慧，牢牢地守住了草原，抗住了汉军后面的铁与火，锄和犁对草原的进攻”（第81页）。作者的叙述中，一个叫毕利格的老人，竟然也如此夸大狼的能力和智慧，夸大狼对人的生活的影响：“打仗，狼比人聪明。我们蒙古人打猎、打围、打仗都是跟狼学的。你们汉人地界没有大狼群，打仗就不成。”（第18页）而“草原狼不光是培养了蒙古武士，也培育了蒙古战马”（第196页）。 。。
2004《狼图腾》（2）
狼不仅是人类和“蒙古战马”的老师，而且还是草原上“计划生育”的总设计师和控制人口增长的大功臣呢：“人昼行，狼夜战；人困顿，狼精神，草原狼搅得草原人晨昏颠倒，寝食不安，拖垮了一家又一家，一代又一代的女人。因而，蒙古包的主妇，大多多病短寿，但也练出了一些强悍拖不垮的、具有一副好身骨女人。草原狼繁殖过密，草原人口一年年却难以大幅度增长。然而，古代蒙古草原也从来没有发生过因人口过剩，而大范围垦荒求食的事情。是草原狼控制了草原人口舒舒服服地发展。”（第73页）。
因为缺乏基本的常识感，所以，作者在展开叙述的过程中，就很难维持主题与事象的逻辑上的一致性和关联性。他的判断和观点，常常与文本内部的情节打架。不仅如此，事实上，很多时候作者自己的议论，也在相互抵牾，自我拆解。例如，作者在叙述中说“童话”和“书本”关于狼的叙述都是“误人”的，陈阵“到了草原之后才发现，大自然实在没有比‘大灰狼’进化得更高级更完美的生物了”，但是，我们从他的接下来的叙述文字发现，草原狼实在不是什么“更高级”、“更完美”的东西。作者告诉我们，有一群饿狼，从境外进入中国，“这一轮入境的狼群眼睛特别红，胃口特别大，手段特别残忍，行为特别不计后果。每头狼几乎都是怀着以命拼食的亡命抱负劲头冲过来的”（第41页）。这群狼在殊死的“搏杀”中，给人类和马群带来极大的灾难：“马群发出凄厉的长嘶，一匹又一匹的马被咬破侧肋侧胸，鲜血喷溅，皮肉横飞。大屠杀的血腥使疯狂的狼群异常亢奋，它们顾不上吞吃已经到嘴的鲜活血肉，而是不顾一切地撕咬和屠杀。伤马越来越多，而狼却一浪又一浪地往前冲，继续发疯发狂地攻杀马群。每每身先士卒的狼王和几条凶狠的头狼更是疯狂残暴，它们窜上大马，咬住马皮马肉，然后盘腿弯腰，脚掌死死抵住马身，猛地全身发力，像绷紧的硬钢弹簧，斜射半空，一块连带着马毛的皮肉就被狼活活地撕拽下来。狼吐掉口中的肉，就地一个翻滚，爬起身来，猛跑几步，又去蹿扑另一匹马。追随头狼的狼群，争相仿效，每一条狼都将前辈遗留在血管中的扑杀本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凶猛痛快”；“马群伤痕累累，鲜血淋漓，喷涌的马血喷洒在雪地，冰冷的大雪又覆盖着马血。残酷的草原重复着万年的残酷。狼群在薄薄的蒙古高原草皮上，残酷吞噬着无数鲜活的生灵，烙刻下了一代又一代残酷的血印”（第46页）。
面对这样的基本事实和真相，作者并不是看不到。陈阵看到马群被狼群“集体屠杀的惨状”，被“惊呆了”，也曾表达过这样的困惑：“狼是历史上对人威胁最大、最多、最频繁的猛兽。到了草原，狼简直就是人马牛羊的最大天敌。但为什么草原民族还是要把狼作为民族的图腾呢？陈阵又从刚刚站住的新立场向后退却。”他眼前甚至“突然出现了南京大屠杀的血腥场面。他在狼性中看到了法西斯、看到了日本鬼子。陈阵体内涌出强烈的生理反应：恶心、愤怒，想吐、想骂、想杀狼。他又一次当着毕利格老人的面脱口而出：这群马死得真是太惨了，狼太可恶、太可恨了！比法西斯，比日本鬼子还可恶可恨。真该千刀万剐！” 但被他的话气得“面色灰白”的毕利格老人“底气十足”地纠正了他的观点：狼跟日本鬼子不一样。乌力吉则这样替狼开脱：这次大事故也不能全怪狼，……要怪也只能怪咱们自己没把马群看好。（第56页）最后，陈阵不仅被两位蒙古人说服了，而且还立即极其荒唐地将狼与黄河等量齐观，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草原民族的狼图腾，也应该像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那样得到尊重。”（第57页）不仅如此，狼几乎成了一切美好德性和伟大精神的象征。看到狼，“陈阵似乎看到了被囚在渣滓洞里的那些斗士们才有的性格和品质。可他们只是民族的沙中之金，而这种性格，对狼来说却是普遍的、与生俱来、世代相传、无一例外。”（第139页）看到狼跳悬崖而死的情景，杨克则“低头默立，他想起了中学时看的那个电影《狼牙山五壮士》。”（第184页）总之，在这部神奇的小说中，人们随时都可以看到这种对狼的不着边际的比附和赞美。
2004《狼图腾》（3）
为了用事实改变人们对狼的偏见和敌意，为了充分证明草原民族以狼作图腾的合理性，从而最终将“狼图腾”变成对人类生活具有普遍意义的精神资源，作者让小说中的人物陈阵抓回一条小狼养了起来。陈阵不仅能“亲身感受、亲手能摸到狼性温柔善良的一面，……慢慢地品味着这种纯净的友谊，觉得自己的生命向远古延伸得很远很远。有一刻他忽然觉得自己好像很老很老了，却还保持着人类幼年时代的野蛮童心”（第170页），而且，精神生活随即立竿见影地发生了变化：“陈阵觉得自从对草原狼着了魔以后，他身上萎靡软弱无聊的血液好像正在减弱，而血管里开始流动起使他感到陌生的狼性血液。生命变得茁壮了，以往苍白乏味的生活变得充实饱满了。他觉得自己重新认识了生命和生活，开始珍惜和热爱生活和生命了”（第171页）。到最后，“陈阵的思绪渐渐走远。他突然觉得，生命的真谛不在于运动而在于战斗。哺乳动物的生命起始，亿万个精子抱着决死一战的战斗精神，团团围攻一枚卵子，杀得前赴（仆）后继，尸横遍宫。那些只运动不战斗、游而不击的精子全被无情淘汰，随尿液排出体外。只有战斗力最顽强的一个精子，踏着亿万同胞兄弟的尸体，强悍奋战，才能攻进卵子，与之结合成一个新人的生命胚胎。此间卵子不断地分泌杀液，就是为了消灭一切软弱无战斗力的精子。生命是战斗出来的，战斗是生命的本质。世界上曾有许多农耕民族的伟大文明被消灭，就是因为农业基本上是和平的劳动；而游猎游牧业、航海业和工商业却时时刻刻都处在残酷的猎战、兵战、海战和商战的竞争战斗中。”（第171页）
尽管这条狼从来就不曾改变过它的负恩忘义的本性，“丝毫不感谢陈阵对它的养育之恩，也完全不认为这盒食是人赐给它的，而认为这是它自己争来的、夺来的”，但是，在作者和小说中的人物陈阵看来，这恰是一种美德。在他们看来，负恩忘义的狼比知恩图报的狗要高贵：狗看到主人端来食盆，“就摇头摆尾感激涕零”，实属卑贱，而狼对人的照顾“根本不领情”，则是“高贵的天性”的表现。虽然狼的“独立特性、桀骜不驯”让陈阵“觉得脊背一阵阵发冷”，但是，他还是要令人费解地赞美它，甚至以它为师：陈阵“在一旁静静地看小狼进食，虔诚地接受狼性的教诲”（第169页）。作者通过极其虚假的想象和描写，赋予狼以诗意的情调和完美的德性。在陈阵的眼里，狼的难听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嗥叫，是悦耳动听的美妙音乐：“小狼欢天喜地地长嗥着‘哭腔哀调’，兴高采烈地向狼群‘鬼哭狼嗥’，激情澎湃地向草原展示它的美妙歌喉。小狼的音质极嫩、极润、极纯，如婴如童，婉转清脆。在悠扬中它还自作主张地胡乱变调，即兴加了许多颤音和拐弯。……两人听得如醉如痴，杨克情不自禁压低声音去模仿小狼的狼歌。”（第258页）然而，最后的结局否定了作者的所有赞美和幻想。最后，这只小狼直到受尽陈阵们的折磨一命呜呼，也没有给疯狂的狼图腾崇拜者带来什么令人满意的研究成果和重大发现。卡西尔说：“在人类文化的任一领域中，‘卑躬屈膝’的态度都不可能被设想成为真正的和决定性的推动力。从一种完全被动的态度中不可能发展出任何创造性的活力来。”（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第118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卡西尔的观点，适合用来批评包括《狼图腾》在内的所有狂悖混乱、蔑视常识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
2004《狼图腾》（4）
然而，《狼图腾》的作者却自认为寻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答案，相信自己参透了历史背后的玄机。他在小说最后的乏味、冗长的“理性探掘”中说：“我总算用游牧民族狼图腾这把梳子，把中国史家用儒家精神故意弄乱的历史重新梳通了。”（ 第396页）他把影响历史发展的复杂因素简化为“狼图腾”和“羊图腾”的简单对立。他通过假想和猜测，将狼神化为草原民族的精神图腾，进而将它当作全人类都应该崇奉的精神图腾：“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从未中断，这已经成为世界公认的世界文明历史中的奇迹，而奇迹背后的奇迹却是历史更久远、而又从未中断的狼图腾文化。狼图腾之所以成为西北和蒙古草原上无数游牧民族的民族图腾，全在于草原狼的那种让人不得不崇拜的、不可抗拒的魅力和强悍智慧的精神征服力量。这种伟大强悍的狼图腾精神就是中华游牧精神的精髓，它深刻地影响了西北游牧民族的精神和性格，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也深刻影响了全世界。”（第377页）
《狼图腾》的作者通过赋予狼以伟大的精神和高贵的品质，来完成自己的虚幻的文化乌托邦建构。这是一种具有侵略性质的文化情绪和价值主张：以狼为师，率兽食人，只求成功，不讲道义。它把强权和蛮勇当作文明进步的动力，但却忘记真正意义上的人类文明进步，必须符合人道原则，是有着可靠的价值指向和健全的道义尺度的。正像唐君毅所说的那样：“人类固然要求进步，但求进步，只依于我们觉到一理想为真正有价值，因而以之改变现实。进步而不根于理想，只是求变迁、务新奇、失本根、离故常，此并非真进步，因而并不表现真价值，而只是轻薄。现代自由世界之人，其最大的毛病，正在轻薄。”（唐君毅：《文化意识宇宙的探索》，第444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然而，《狼图腾》赞美的就是这种庸俗的生存哲学和“轻薄”的伪价值。它把野蛮当作文明，赞美那些杀人越货、无恶不作的强盗：“在狼旗下冲锋陷阵的草原骑兵，全身都一定奔腾着草原狼的血液，带着从狼那里学来的勇猛、凶悍和智慧征战世界。世界历史上，突厥兵又凶猛又智慧，西突厥被唐朝大军打出中国以后，就很快打出一块新地盘，并慢慢站稳脚跟，几百年后又突然崛起，一路势如破竹，攻下了连蒙古人也没攻下的东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堡和古老埃及，统一中亚西亚，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奥斯曼大帝国，切断了东西方的贸易通道，垄断了东西方的商品交换，以强大的国立和武力压得西方百年抬不起头来。所有先进文明都是被逼出来的，西方森林狼被东方草原狼逼出了内海，逼下深海，逼进了大洋，变成了更加强悍的海浪。他们驾起西方古老的贸易船和海浪船，到外海大洋去寻找通往东方的贸易新通道，结果无意中因祸得福，发现了美洲新大陆，抢得了比西欧大好几倍的富饶土地，以及印加、印第安人的银矿金山，为西方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抢得了第一船原始积累。结果，西方海狼壮大成世界上的大狼巨狼，资本狼，工业狼，科技狼，文化狼，在反攻东方，捣毁了奥斯曼大帝国，最终击败了东方草原狼，而那些东方农耕羊就更不在话下了……”（第135页）作者对世界历史的发展历史和人类文明的进步过程的描述，不仅是简单的，而且还是冷酷的，缺乏最起码的是非判断和道德考量。好像没有一个无辜的人在“凶猛又智慧”的突厥兵刀下流血、丧命，好像西方的“森林狼”在“抢得”“银矿金山”的过程中，不曾给当地的土著人带来苦难和血泪，好像东方的“农耕羊”活该“不在话下”地被“西方海狼”蹂躏和虐杀。作者的历史观和生存哲学是*裸的“丛林原则”：强者即刀俎，弱者为鱼肉，弱肉强食就是人类社会的永恒原则。
2004《狼图腾》（5）
与这种缺乏历史感和伦理感的叙事相反，面对同样的叙事内容，那些优秀的作家给我们提供了更为可靠的叙事文本。在日本作家井上靖的长篇小说《苍狼》中，成吉思汗和合撒儿一起射杀了自己的兄弟别克惕儿。他的母亲诃额仑得知后“怒叱”道：“你们杀死了，杀死了一个难以替代的自家人。你们像乘风为害的饿狼，你们像逐其雏而食的鸳鸯，你们像动其卧穴而袭击的狼豺，你们像捕食无踌躇的猛虎，你们像横冲直撞的灵獒。”（井上靖：《井上靖西域小说选》，第309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当成吉思汗说自己的名字将“在历史上永存不泯”的时候，博学而正直的异族青年耶律楚材“毫无惧色地”回答他：“十分遗憾，我相信可汗的名字能在历史上保存下来，这是因为可汗让自己的部下肆无忌惮地尽情地杀戮。”（同前，第521页）勒内·格鲁塞则在著名的《草原帝国》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成吉思汗被看成是人类的灾难之一。他是12个世纪中草原游牧民族对古代定居文明入侵的典型。确实，在他的祖先中不曾有人留下如此可怕的名声。他使恐怖成为一种政体，使屠杀成为一种蓄意的有条理的制度。”（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317页，商务印书馆，1998）面对这样的基本事实，我们怎么能无动于衷地宣扬“狼图腾”？怎么能热情洋溢地赞美灾难的制造者？
如果说游牧民族和西方“大狼巨狼”因为凶悍残忍而成功的话，那么，华夏农耕文明正是因为不够凶悍残忍，或者，形象地说，是因为“羊性”太多而落后。作者和作品中的人物都认为，“华夏文明的致命缺陷就在于，这种文明内部没有比阶级斗争更深层更广泛的残酷激烈的生存竞争”（第365页）。这种激烈的生存竞争，就是狼性化的生存方式。司马光说秦“以贪狼为俗”，本来并不是一句赞美的话。但在《狼图腾》的作者看来，这简直就是无以复加的赞美。秦始皇虽然是一个“狼性暴君”，但这未始不是一件好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可以造成“残酷激烈的生存竞争”。看么，秦朝虽然二世而亡，“但是，秦朝对中国历史影响极为深远，而游牧民族的狼性格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如果没有秦国君民狼性格的因素，中国历史决不会出现以后汉唐的辉煌上升时期”（第379页）。这实在是一个缺乏起码的历史感和事实感的虚妄判断。汉唐的盛世繁荣，恰恰是统治者“过秦”反思、力行仁政、轻赋少事、约法省刑、善制侵陵、与民休息的结果。而暴秦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狼性”太多，人性太少。贾谊在《过秦论》中总结秦败亡的原因是：“仁义不施”。司马迁则在伟大的《史记》中，借侯生和卢生的议论，表达了自己对暴秦的批判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