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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约”中的上述条款对中国来说，实为丧权辱国，中国作为战胜国反而沦为于战败国待遇！
当“中国在巴黎和会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
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在1915年9月15日创办《青年杂志》，倡导中国新文化运动，意在反对袁世凯尊孔复古使中国的历史开倒车。当杂志出到第二卷一号时改名为《新青年》。《新青年》公开提出“打倒孔家店”的革命口号，震动全国。鲁迅在《新青年》发表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中，大声疾呼“救救孩子！”《新青年》在全国知识界以及青年学生中树立起崇高的威望，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名流一时成了名震中华大地的中国新文化革命运动的旗手。
陈独秀在1919年5月4日前发表了一篇《随感录》。文中愤怒地写道：“巴黎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点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他尖锐地指出“巴黎和会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久久集在爱国学生们心中的怒火燃烧了。5月4日，在北京，北大、清华等大中院校的爱国学生五千多人走上街头，他们在天安门举行###，怀着满腔的爱国热忱，高举“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举行了浩浩荡荡的游行示威。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游行示威的爱国学生出于义愤，放火焚烧当时北洋政府交通总长曹汝霖的公馆赵家楼，痛打曹汝霖以及藏在曹宅的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等三个卖国贼。北京北洋政府即派出军警进行镇压，殴打爱国学生，学生们奋起反抗，军警逮捕了刘仁静等32人入狱。次日，不畏强暴的北京爱国学生实行总罢课，表示强烈抗议。5月6日，北京中等院校以上学生联合会成立，发通报、散传单、组织演讲团，爱国学生再次走上北京街头，挥泪演讲，号召人民奋起救国，要求严惩卖国贼，群众也情绪激愤，整个北京城沸腾起来了！
运动很快波及到天津、上海、武汉、长沙、广州……整个中国沸腾起来了！
6月3日上海工人举行政治大罢工，“五四运动”进入新阶段，中国无产阶级作为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中国政治历史舞台。
北洋政府慑于由“五四运动”引发的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怒涛，没敢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拒不承认“和约”强加给中国的有关条款。
在北大师生和员工们的齐心斗争下，北洋政府的法院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最终判刘仁静等被捕的爱国学生无罪释放。当刘仁静等人走出法庭的时候，顿时鞭炮齐鸣，口号震天，人们一路簇拥着刘仁静等人返回校门。
出任“和会”中国专使团的团长陆征祥，由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将他所有的外交梦想摧毁，决定退出外交圈，携妻子远渡比利时。在妻子逝世后他于1927年10月4日在比利时布鲁日的圣安德诺修道院正式出家，成为了一名修道士，皈依基督教，成了中国现代史上唯一的“修道士总理”。
陆征祥成为修道士后，一直在为他当年替袁世凯签署“二十一条”之举而忏悔，并付之行动。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陆征祥主编了《益世报海外通讯》，介绍中国抗战的情况，呼吁欧洲各国人民支持中国的抗战。由于他进行的反法西斯宣传，他险被纳粹押往设在波兰的死亡集中营。1945年抗战胜利之际，两名记者专程从国内赶到比利时采访陆征祥。陆征祥老泪纵横，他一方面对于曾替袁世凯签署“二十一条”向国方表示忏悔，另一方面又对中国取得抗战的胜利异常兴奋，感慨终于“在有生之年得见祖国一雪前耻”。1949年1月15日，中国现代史上唯一的这位“修道士总理”病逝，终年78岁。
陆征祥曲折的人生传奇，从一个侧面反射出了当年的“五四运动”是如何深透中国大地上各个阶层人们的心。
“五四运动”对孙中山的革命理念也是强有力的推动。1919年10月，他把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之所以加上“中国”二字，是表示有别于1912年他创建的让他很不满意的国民党。
新国民党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政纲。孙中山准备用这个国民党###来继续领导革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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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1）
当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五四运动”后重新奋起的时候，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实际结合的过程已经开始。
1919年3月4日，由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宣告成立。由俄国布尔什维克发展成的俄国共产党成了全世界共产党、工人党的中心。共产国际是领导全世界共产党、工人党的活动的组织。
当时美国《时代》杂志的主编是卢斯。卢斯是美国来华传教士的后代，出生在中国，1912年14岁时才离开中国回到美国。后来有人为他写了《卢斯和他的帝国》一书。这位作者在书中写道：“1914年—1918年之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世界格局。战后奥匈帝国瓦解，红色的共产党苏联政权在崛起。从此，在输出革命的口号和世界革命理想的激励下，支持或反对这一红色政权的态度，几乎成了所有国家和地区冲突必不可少的背景，甚至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在全世界无产阶级一致公认的革命导师列宁的政治版图里，中国革命是全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与当时全国最著名的学府北京大学不无关系。
民国后的北京大学校长是著名的蔡元培先生。他是同盟会的成员，原反清的“光复会”创始人之一。在他主持下的北京大学在学术上坚持“兼容并包”的原则，很开放，很民主，这就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传入中国提供了立足之地。
当时在全国知识界和青年学生中颇有影响的《新青年》杂志从上海迁到北京，其编委都是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主编陈独秀和编委李大钊更是左翼的领军人物。这些著名教授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
1918年，陈独秀、李大钊与来往甚为密切的北大教授张申府联手创办了《每周评论》，宣传马克思主义。这份杂志后来被认为是新文化运动的工人运动由文化启蒙转向政治救亡的标志。在当时许多热情的爱国者看来政治比学术更为重要。
正因为如此，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当时传进中国的五花八门的主义中，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1919年“五四运动”后的7月1日，由李大钊、曾留德的音乐大师王光祈等人发起，在北京成立了少年中国学会。不久，李大钊在此基础上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其成员大多是“五四运动”中学生的领袖人物，如北京大学的张国焘、张太雷、邓中夏、刘仁静、罗章龙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随后，一批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拥护者便开始筹划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1920年2月，陈独秀为躲避北洋政府的搜捕，由李大钊陪同秘密离开北京前往天津，准备由天津乘船去上海。途中，两人商讨了建党事宜，决定同时在南方和北方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这就是后来史学家所称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同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并推举陈独秀为党的总书记。
10月，李大钊继陈独秀之后在北京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张国焘、邓中夏、张太雷、刘仁静、罗章龙等为其主要成员。
据当时与李大钊一起在北京筹建共产党组织的张申府回忆说：“关于党的名称叫什么，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在上海的陈独秀自己不能决定，就写信给我，并要我告诉李守常（即李大钊）。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产党——我们回信了。”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一开始不称“组”而是叫上海共产党，它的机关刊物也叫《共产党》。
这之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积极联络，在全国各地筹建其他地方的共产主义小组，还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
1926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三周年纪念日，《共产党》月刊在创刊号首页的“短言”中，发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主张。刊物上既无编辑部地址，也无印刷、发行单位，所有文章的作者或译者都用笔名而不署真名，使人一看便知是本秘密刊物，然而却又以“共产党月刊社”的名义在《新青年》杂志上刊登广告，公开亮出了“共产党”的旗帜。
继上海、北京之后，在长沙、武汉、济南、广州以及留日、留法留学生中先后都组建起了共产主义小组。后来由这八个共产主义小组发起组建了中国共产党。 。。
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2）
早在1920年4月，共产国际远东局便派出使者到中国帮助筹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使者是维金斯基，他的中文名字为吴庭康，有时使用“魏琴”的笔名。
维金斯基来华前早与北京的李大钊建立了联系，并通过李大钊与陈独秀也建立了联系。他来中国，除了帮助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筹建中国共产党外，还肩负着另一项使命，拜会列宁的老朋友孙中山。
此时，孙中山领导国民党继续革命，其中的一个重大的行动是决定首先打倒把持南方军政府的桂系军阀，夺回广东这块民主革命斗争的根据地。孙中山把实现这一计划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他用全力培植起来的当时驻福建南部漳州的 “援闽”粤军，期望这支军队打开一个局面，为他撑腰争气。
“援闽”粤军，是以孙中山1917年任护法军政府陆、海大元帅时以极大的努力从当时广东督都陈炳昆等人手中争取到的省长公署的二十营警卫军为基础建立起来的。那时他在广州受桂系军阀威逼，深感必须有自己的军队。他任命一再向他表白忠诚的同盟会会员陈炯明为总司令，并抽调一些中华革命党党员和军事骨干任各级领导。开始时整支部队约八千人，后以护法援闽名义开往闽南，发展到两万余人。孙中山把这支部队视为可靠的革命武力，视陈炯明为“可资依靠”的“革命将领”，他倾尽全力，甚至不惜多次以他在上海的住宅为抵押借筹军饷支持这支部队，他特将国民党得力的军事将领如邓铿、许崇智等配备在这里，甚至批准全体官兵均宣誓加入国民党，他期望他们成为真正的革命军，他要依靠它达到革命的目的。
1920年6、7月间，孙中山特派朱执信、廖仲恺等赴漳州敦促陈炯明回粤###桂系，但陈迟迟不动，直到桂系准备向闽进犯，陈直接受到威胁，才于8月12日誓师回粤。在孙中山的大力支援和广东军民纷纷响应下，经过两个多月的战斗，“援闽”粤军终于把岑春煊、陆荣廷等桂系势力驱逐出广东，广东成了国民党在南方的一个省，省长为陈炯明。
在孙中山夺取了广东作为根据地的同一时期，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提出了“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的主张。根据列宁的这一思想，大会确定了针对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方针。基于此，维金斯基在上海与陈独秀见面后，向陈提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应当与国民党建立合作关系。为了促成即将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也为了进一步了解国民党，1920年11月，经陈独秀介绍，维金斯基拜会了居住在上海法租界寓所的孙中山。这是共产国际使者同孙中山的第一次会见。
维金斯基后来回忆说：“孙中山在自己的书房里接见了我们……孙中山没有搞那套中国的习惯性礼节，他立即请我们在桌子后坐下，接着开始询问关于俄国和俄国革命的情况。”维金斯基对这些一一作了介绍。孙中山“对一个问题极感兴趣，那就是如何将刚刚从盘踞广州的反动桂系手里解放出来的华南斗争与遥远的俄国的斗争结合起来？孙中山抱怨说，‘广东的地理位置无法使我们同俄国建立联系。’他要求与苏俄建立电台联系，一直询问是否能在海参崴或满洲里建立一个我们可以与广州联系的大功率电台，从而使苏俄能够同广州通讯。我表示愿意为此努力。孙中山还说，他希望通过中国南部军事胜利，在中部、北部各省发展革命运动。我告诉孙中山，中国即将建立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希望共产党建立后能与国民党合作。孙中山欣然同意，他说他十分钦佩中国年轻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欢迎共产党人加入广州的政府一道进行革命工作。”
孙中山为了表示他的诚意，在与维金斯基会谈后，即向国民党广州政府直属的广东省指示，吸收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参加政府工作。不久广东省省长陈炯明即向当时中国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领袖陈独秀发出邀请，聘他为广东省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接到邀请书，便写信给陈炯明提出三个条件：一、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二、广东全省收入的十分之一拨作教育经费；三、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的学说作同一趋势。陈炯明按孙中山的指示爽快地答应了这三个条件，陈独秀便于1920年12月16日离开上海赴粤，就任国民党广州政府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
在陈独秀赴粤前的11月25日，孙中山应粤军将领许崇智的请求离开上海重返广州。
这时，在共产国际影响下，与时俱进的孙中山认识到光举护法旗帜“断断不能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也就是不能在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这说明他的思想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因此，孙中山建议在粤的国会议员迅速组织正式政府，并号召广东军民给予赞助。与此同时，国内外愿追随他革命的人们要求他在广州成立正式政府及选举他为总统的呼声越来越高。1921年4月7日，国会非常会议参众两院联合通过《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撤销原军政府，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孙中山于5月5日宣誓就任。这是孙中山第二次在广东建立与北京北洋政府相对抗的政权。
不久，孙中山对广州工人发表演说，指出根据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他新建的政权应恢复工人人格及增进工界幸福，公开表示他支持当时方兴未艾的广东工人运动。同时命令支持他的粤、赣、滇、黔各军###广西桂系军阀陆荣廷，以图平定广西，进而统一两广。
正当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广州政府在中国南方站住脚跟的时候，在中国的大地上，开天辟地的一件大事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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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林与中国共产党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树德里3号举行。由于会场受到暗探注意和外国巡捕搜查，最后一次的会议改在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艇上举行。”
以上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机构对中共正式建立这一历史时刻的权威记述。
为什么“会场受到暗探注意和外国巡捕搜查”？是不是当时中共的活动特别引人注意？是不是有人泄漏了机密？都不是。只是因为共产国际派来协助创建中共的高级官员马林早就落入了法租界情报机关的视线。
据最新发现的保存在荷兰外交部G类档案中的一封密信（上海法租界工部局致荷兰驻上海总领事信，第124号，1921年6月17日。G类156号，总号2349。）可知当时法租界情报机关对马林在上海的秘密活动了如指掌。这封信向荷兰驻上海总领事通报：斯内夫利特（马林的原名）乘意大利客轮阿奎拉号于6月3日抵上海，住南京路东方饭店，化名安德烈森。此后是对马林的活动的跟踪通报：斯内夫利特于1921年6月14日离开南京路东方饭店，住进麦根路32号公寓。9月底他到威赛德路俄国人里亚赞诺夫家里居住。在这个地方一直住到1921年12月10日。不仅如此，甚至连马林在1922年6月由荷兰以普通邮件寄往莫斯科的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秘密报告的副本也被荷兰中央情报所截获（此件放在荷兰司法部档案处）。
国际敌对势力对国际共运和中共的仇视可以说是“源远流长”。
“爪哇国”在中国近代语汇中常常用来指很远很远的地方。实际上它位于东南亚太平洋中的东印度群岛，那里曾经是欧洲小国荷兰的殖民地。1913年，出生于荷兰鹿特丹的铁路工人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前往爪哇，从事民族解放运动。斯内夫利特当时是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人，他在爪哇创建了社会民主联盟。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非常左倾，同情支持列宁领导的苏俄革命，于1918年被爪哇当局驱逐出境。由于他的影响，爪哇社会民主联盟于1920年创建了印尼共产党。同年，他作为爪哇党的代表被邀请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成员。
斯内夫利特对远东的民族解放寄予了极大的热情和希望，在大会上他慷慨陈词：“莫斯科和彼得堡已成为东方人的新的麦加，而资产阶级政府则全都企图阻止共产党的朝圣者到莫斯科和彼得堡来。我们应给东方革命者在苏俄学习理论的机会，以使远东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有朝气的成员。”
为此，他在1920年8月被列宁亲自委派为共产国际驻中国正式代表。在他处理完奥地利维也纳的一些工作后，于1921年4月启程前往中国。
帝国主义国家都知道斯内夫利特是一个从事共产主义活动的革命党人，所以对他的行踪特别注意。斯内夫利特离开莫斯科来上海，途经维也纳，向奥地利政府当局领取来中国的签证时，竟被拘留六天，后来在朋友和律师的帮助下才获释。他被维也纳警察局驱逐出境，并被吊销了护照。奥地利政府还与斯内夫利特打算路过和要去的国家和地方联系，要这些国家和地方当局密切注意斯内夫利特的动向。当荷兰爪哇当局得知斯内夫利特可能到上海时便立即通知荷兰驻上海总领馆，要他们监视斯内夫利特的行动。斯内夫利特一到上海，就引起了荷兰驻沪总领事馆的注意。帝国主义的租界当局从他一登上上海滩起，就对他进行严密的监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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