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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悍然下令将国民党人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免职，并派兵南下进攻国民党人。
在北洋军阀的进攻威胁面前，南方各省国民党人不得不仓促应战。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举兵讨袁，史称的“二次革命”爆发了。在上海的孙中山立即促令南京、上海等地急起响应。于是，由黄兴前往南京，在15日宣布江苏独立。接着，安徽、上海、广东、福建、湖南、重庆等省市也先后宣布独立。7月下旬，孙中山一再发表宣言和通电，声讨袁世凯杀害宋教仁、违法借款和挑动内战等罪行，要求袁引咎辞职，否则，将以过去“反对君主专制之决心”来推翻他的统治。8月初，他离开上海，准备去广东直接领导讨袁战争。
战争开始后，南方各省讨袁军却不是北洋军的对手。这时涣散无力的国民党，已经失去号召力，不可能像同盟会时那样广泛地发动和组织群众了。在军事上，起兵讨袁的各省之间缺乏统一指挥，而西方列强又积极出来支持袁世凯，德国还派了军官，出动了军舰帮助北洋军作战。在西方列强和北洋军猖狂进攻下，革命军的形势越来越不利，独立各省一个个先后被北洋军攻陷。孙中山在赴粤途中船经福州时，得悉广东局势逆转，军阀龙济光与驻粤将领已合谋依附袁世凯，他再去广东已无希望，只好转赴日本。1913年9月1日，国民党人据守的最后一个重要据点——南京陷落。这样，“二次革命”不到两个月就完全失败了。
“二次革命”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为了从袁世凯手中夺回辛亥革命的果实所进行的一次武装斗争。这次斗争的失败，标志着辛亥革命的最后失败。
1913年10月袁世凯急不可耐的以军警包围国会，胁迫议员们选举他为正式总统。1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并撤销国会中国民党籍议员的资格，通缉孙中山等国民党首要人物。
至此，袁世凯笑了。他深深地以为在“中华民国”这块招牌的掩护下，莽莽的中国大地已是他袁氏的天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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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袁“护法”战争（1）
为中国的命运战斗不息的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后，鉴于国民党的复杂、涣散，没有战斗力，他召集流亡在东京的部分国民党人，总结经验，检讨得失，决定重新建党，名为“中华革命党”，以便集结革命力量，策划“三次革命”。
经过半年多的积极筹划，建立###的工作基本完成。1914年6月22日，中华革命党第一次大会在东京召开，到会者有8省流亡日本的党人，孙中山被选为总理。
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日本东京筑地精养轩举行大会，正式宣告成立。孙中山在会上宣誓加盟，正式就任总理职务。他公布了手书的《中华革命党总章》，规定党的宗旨为“实行民权、民主两大主义”，“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在宪法颁布前，“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党员完全负责”，并规定按入党时间的先后，将党员分为首义、协助、普通三种，各有不同的政治权利，即首义党员有参政、执政的优先权利，协助党员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普通党员只有选举权。入党者都要按手印，立誓约，绝对服从总理。许多国民党人因反对这个规定而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如著名的黄兴就没有加入，他认为这规定“很不民主，家长制”，这对孙中山来说，可是颇大的遗憾。从这之后这两位亲密战友逐渐分手！1916年10月31日黄兴在上海病逝。
没有黄兴的中华革命党本部之组织分为总务、党务、财政、军事和政治。总务部长为陈其美，党务部长为居正，军务部正副部长为许崇智、邓铿，政治部正副部长为胡汉民、杨庶堪，财政部正副部长为张静江、廖仲恺。设支部于国内外各地，国内支部专事组织讨袁，海外支部负责筹款。中华革命党坚持武装斗争，把在国内的军事活动作为主要工作内容。
孙中山主观上希望通过组织###来恢复当年同盟会的革命精神，“再举革命”，但由于组织工作中的严重缺点，即过分强调对他个人的忠诚，采取了入党必须打手印立誓约的办法等方式，影响了吸收更多的人参加这个组织，使中华革命党成为人数寥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狭隘小团体，党员人数最多时才五六百人，严重地脱离了人民群众。
孙中山通过总结“二次革命”失败的教训，进一步明确了掌握军队的重要性。1915年夏末，孙中山举行了本部各部部长会议，决定组织中华革命军，先后派出了各省的军事负责人，并令陈其美、居正、胡汉民、于右任分别组成中华革命军南军（上海）、东北军（青岛）、西南军（广州）、西北军（陕西三原）四个总司令部，分别前往浙江、广东、山东、陕西等地区去组织反袁斗争。他把主要希望寄托在这批没有广泛群众支持的军事领袖上，这样，在反袁的实际行动中，这部分人的所谓军事行动，不过是在各地联络旧军队、收买退伍军人和土匪组织进行暴动或暗杀，即通过金钱的作用“利用土匪，运动军队去打倒袁氏”，走的仍然是辛亥革命前不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单纯军事冒险的老路，所以在这一时期中，中华革命党在反抗袁世凯的斗争中虽然态度很坚决，但先后在湖南、江苏、浙江、广东等省各地所组织的一些小规模的反袁武装斗争，都相继失败了！
在这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孙中山得到了宋庆龄的巨大支持和鼓舞。
宋庆龄是广东省海南岛文昌县人。1893年1月29日出生于上海。她为人娴静、温雅，天资聪颖，1907年留学美国，1913年毕业于乔治亚州梅肯地方的韦斯来茵女子学院文学系，是一位热情洋溢的爱国者。其父亲宋嘉树是个虔诚的基督教牧师，又是一个民主革命者，是孙中山热情的支持者和挚友。孙中山的为人和革命精神，给幼小的宋庆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宋庆龄在孙中山处于革命征途的危难时刻，积极地帮助孙中山工作，把整理文件、处理函电、提供资料以及许多繁重的日常工作都担负起来，并且完成得很出色。孙中山对她非常信赖，把全部机要的通信密码都交给她保管，还将部分对外联络工作让她承担，在革命的战斗工作中，两人甚为契合。通过频繁的工作接触，宋庆龄进一步受到了孙中山高尚品德和革命精神的感召和熏陶，他们在患难中建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进而彼此相爱。他们坚定不移地排除了来自家庭、社会和亲友等的阻挠，终于1915年10月举行了结婚礼。 。。
反袁“护法”战争（2）
孙中山和宋庆龄的结合最初似乎只是建立起一个家庭，但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这个家庭无论对孙中山或对宋庆龄的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当孙中山艰难地在日本开展反袁斗争时，袁世凯在国内大力加强他的独裁统治。1914年5月，他明目张胆地废除了《临时约法》，颁布了一部新的“约法”，进一步把自己变成了终身大总统。但他的野心还不满足，一心想做“天子”，过过皇帝的生活，梦想恢复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使中华大地千秋万代都是他袁氏的天下。这时民国建立已经三年多了，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袁世凯不是傻瓜，他心里非常清楚，他要公开复辟帝制，让历史开倒车，绝非易事。他知晓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思想政治理论基础是孔子学说，要为复辟帝制开路，必须抬出孔子。于是在他的授意下，全国掀起一股尊孔的逆流，他还亲率文武百官钻进文庙，窜到天坛，吹吹打打，祭天祀孔，演出了丑态百出的“尊孔”闹剧。接着他指使他的党徒千方百计捏造所谓拥护帝制的“民意”，组织“筹安会”和各色“请愿团”，导演了“国民代表大会”举行国体投票的丑剧，还拉了一帮人接连给他上什么“请愿书”和“推戴书”。正当他紧锣密鼓得意洋洋闹腾复辟帝制的闹剧时，世界上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事。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在巴尔干半岛塞尔维亚首都萨拉热窝遭刺身亡，7月28日，奥对塞宣战，随后，德国、土耳其、保加利亚等国参战，与奥结成同盟国，与此同时，法、美、俄、英等国先后参战，结为协约国，仅3个月，奥塞冲突发展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火很快由欧洲漫延到亚洲。1914年8月，日本趁英、美等国忙于欧洲战事无暇东顾的时机，以对德宣战为名出兵中国山东，攻占青岛并控制了胶济铁路，取代了德国从清政府获得的在山东的特殊地位。一心想当中国皇帝的袁世凯很希望西方列强支持和帮助他在中国恢复帝制，但英、美各国驻北京公使出于他们本国的利益考虑明确表态不予支持，于是袁世凯只好乞求日本政府。日本自15世纪以来就有侵占整个中国的野心，于是趁机于1915年1月令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当面向袁世凯提出签订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以换取日本政府对袁世凯在中国复辟帝制的支持。“二十一条”全文共五号，前四号包括把德国在山东所掠夺的权力移让给日本，增加日本在山东的新权利，授予日本在南满洲和东蒙古的土地租借权或所有权、居住权、工商经营权、建筑铁路和开采矿山的独占权，把中国独办的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让予第三国等条款。第五号所列款项是日本政府要求攫取统治中国的政治、财政、警察、军事的大权并欲攫取湖北、江西和广东之间的重要铁路建筑权。袁世凯急于当皇帝，急于取得日本的支持，即派外交总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与日本代表秘密谈判。5月7日，穷凶极恶的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最后通牒，限定48小时内答复，否则一切后果由袁世凯政府承担。5月9日，袁世凯为了一己私念，不惜大量出卖国家主权，除条款第五号的一部分内容“容日后协商”外，公然同意日本政府的要求，并令当时负责与日本谈判的外交总长陆征祥执行签字。
“二十一条”签字的消息传出，全国震惊，陆征祥为国人所痛骂，皆指他为卖国贼，这位风光一时的外交总长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之鼠。对于这一点陆征祥早有预知，他在签完字后即说道：“我签字即是签了我的死案。”
1915年12月12日，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袁世凯悍然称帝，他恬不知耻地说什么“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接着，他便在北京居仁堂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大封群臣，把北洋将领都封以公、侯、伯、子、男等爵位，改总统府为“新华宫”，把民国五年改为“洪宪”元年，又刻了五颗金印，做了两件龙袍，将封建的卿大夫、士的等级制度以及清朝的仪式、礼节大规模地恢复了起来，准备在1916年元旦正式“登极”做皇帝。他把自己讲的“拥护共和政体，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中国”的诺言一笔勾销，甚至连“中华民国”的空招牌也一脚踢开，公然改称“中华帝国”。
反袁“护法”战争（3）
当袁世凯和他的爪牙们忙着筹备“登极”大典的时候，愤怒的全国军民发出了怒吼，迅速地兴起了反袁护国的浪潮。
数十年来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奋斗不息的孙中山当仁不让地站在了“反袁护国”浪潮的前头。
早在袁世凯指使他的党羽组织“筹安会”搞帝制活动时，孙中山就于1915年夏，委派中华革命党领导成员之一的吕志伊，由日本回云南，秘密运动军队，策划反袁。西南地区的新军阀、原同盟会员唐继尧，在滇军广大官兵坚决反袁怒潮的推动下，秘密地进行着反袁的筹备工作，随后又听从梁启超、蔡锷等进步党人的建议，在袁世凯正要“登极”的前夕——1915年12月25日，首先宣布云南独立。反袁护国战争爆发了。“护国军”以唐继尧为都督，蔡锷、李烈钧、唐继尧分任一、二、三军总司令，分兵三路向四川、贵州、广西进军###袁世凯。贵州、广西、广东、浙江、湖南、四川、陕西等省相继响应，纷纷起义，参加护国讨袁。接着，全国各地及海外华侨纷纷发表宣言、通电声讨，宣布袁贼“叛逆罪恶，已不容诛”。护国烈火在全国熊熊燃烧，迅速形成一个声势浩大的讨袁运动。在这种形势下，袁世凯的心腹将领也开始分裂。1916年5月下旬，四川的陈宦和湖南的督军荡芗铭先后宣布独立。在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下，“护国军”和在孙中山影响下起义的各地反袁军经过艰苦战斗，击败了北洋军。袁世凯这时才感到大事不好，“无可奈何花落去”，在举国群起的反对下，被迫取消帝制，1916年6月，独夫民贼袁世凯仅仅当了八十三天的短命皇帝，便在亿万人民的唾骂声中，众叛亲离，又急又气，一命呜呼，连同他那昙花一现的“洪宪帝国”，一起滚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袁世凯死了，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失去了一个走狗。帝国主义为了争夺中国地盘，划分势力范围，就要进一步扶植新的走狗，于是开始各自扶植一部分军阀充当自己的代理人，中国出现了极端混乱的政治局面，“中华民国”一时被搞得乌七八糟。
起初，美国支持非北洋派出身的黎元洪继任总统，同时由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袁世凯生前的助手皖系军阀头子段祺瑞充当国务总理，继承袁的衣钵掌握北京政府的实权。黎、段上台不久，就各以不同的国际势力为背景，争权夺利，上演了“（总统）府、（国务）院之争”。到了1917年春，是否参加世界大战的问题成了双方争执的焦点，段希望通过“参战”取得日本更多的实力支持，坚决主张跟随日本向德国宣战，而依靠国会支持的黎元洪以美国为奥援，表示反对。后来，美、英为了排挤亲日势力，支持总统黎元洪，免去了段祺瑞的总理职务。段便在日本政府的支持和策动下，积极反扑。1917年7月1日，张勋复辟，把被中国人民打倒的清朝皇帝捧上台。这幕复辟丑剧仅上演了12天就草草收场，狡猾的段祺瑞利用全国人民反对复辟的声势，带兵赶跑张勋，以“再造共和”的元勋自命，再次当了总理，把持了北京政府的实权。他再次上台后，完全承袭了袁世凯的反动政策，大量出卖国家主权，蛮横地毁弃《临时约法》，拒绝召开国会，妄图用武力削平众军阀势力，武力统一中国，建立他的独裁统治，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战斗不息的孙中山及其追随者又展开了同封建军阀的斗争。
1916年4月27日，孙中山偕廖仲恺、戴季陶由日本乘船启程回国，5月初抵上海。这时，他对国内政局有了更清醒的认识，提出当时的斗争“不徒以去袁为毕事”，而是要反对一切“谋危民国者”。总统、国会、宪法，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象征，孙中山非常重视这些象征，他把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临时约法》和1913年由各党派选举产生的国会视为“民国”的重要标志，认为《临时约法》乃是革命的产物，又是民国的保证，“约法与国会，共和国之命脉也”，如果听任国会解散，约法废弃，“则数十年革命事业的成绩，固全被推翻，而将来国家之根本实法，亦无从制定”，这是他万万不能容忍的。所以他对于段祺瑞毁法横行的军阀独裁统治采取坚决斗争的态度，主张打倒段祺瑞的“伪共和”。 。。
反袁“护法”战争（4）
1917年夏，孙中山发起“护法”运动。7月6日，他偕同廖仲恺、朱执信、何香凝、章炳麟等人由上海乘军舰赴广州，筹建护法根据地。7月17日抵广州后，响应“护法”运动的部分国会议员和他创建兴中会时的战友、老同盟会会员、现为海军总长的程壁光率领起义的海军第一舰队也相继来粤，拥护“护法”运动。接着，孙中山联合“暂行自主”的西南桂系、滇系军阀，于8月25日至9月1日召开国会非常会议。之所以叫非常会议是因为到粤的议员只有130余人，没有达到法定人数。此会议决定举起“护法”的旗帜，以维护《临时约法》和恢复国会为号召，建立以孙中山为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的反对北方段祺瑞卖国反动政权的中华民国军政府，中华民国行政权由大元帅行使，大元帅对外代表中华民国，从而开始了南北两政府对立的局面。这是孙中山第一次在广东建立政权，与北洋军阀相对抗。
护法军政府成立后，孙中山积极支持和推动粤、桂、湘三省组成了联军，以广西督军谭浩明为总司令。10月6日，联军和北洋军鏖战湖南衡山、宝庆一带，护法战争开始。此后，在军事上双方互有胜负，不久即处于相持状态。
孙中山原打算借助西南军阀的武力，来进行革命斗争，保卫民主政治，然而，这些军阀多是一些具有强烈地方性的封建军事集团，他们从来不尊重民意，不遵守法律，心目中并没有“约法”和国会，他们只是为了保住各自的地盘，才打起“护法”的旗帜，企图利用孙中山做幌子，借以增大其“自主”的声势，便于向北京政府讨价还价，达到割据一方的目的。他们一开始就离心离德，多方相互掣肘。孙中山名为军政府大元帅，实际上军政大权操于桂系之手，军政府有“政府”而无“军”，既无地盘，又无实力，活动范围非常有限，孙中山的政治、军事、经济主张都无法实现，命令不能出府门，最高领导机关实际上成了一个空架子。
1918年春，身为军政府元帅的陆荣廷、唐继尧等西南军阀为和北京政府实行妥协，暗中加紧推翻孙中山和军政府的活动。4月10日，在桂系军僚陆荣廷和在政治上拥护北洋军阀统治的政团之一政学系政客的收买、操纵下，国会非常会议第17次会议通过了改组军政府的《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决定取消大元帅一长制，改为总裁会议制，选举唐绍仪、唐继尧、孙中山、伍廷芳、陆荣廷、岑春煊7人为总裁，并以政学系头子岑春煊为主席，进一步剥夺了孙中山的职权，使他无法立足。孙中山愤恨桂系军阀的跋扈，而本身又无力反击，于是被迫于5月4日向国会非常会议提出辞去大元帅职务的呈文。5月21日，他怀着“时变亟矣”、“国将不国”的沉重心情，黯然离开了广州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