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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势必使军事北伐成为主要政治任务，在这一形势下，组成国民革命军的统一指挥中心迫在眉睫，而以眼下的军事局势论，统一指挥国民革命军之人非他莫属。他早已打好如意算盘。
作为当时国民党的第一把手的汪精卫可不糊涂，“二大”之所以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没有作出决议，就是因为他担心蒋介石上升过快，侵犯到自己的权势。
蒋介石对迟迟不任命他为“总司令”十分不满。在他看来，如果接受“总监”位置，那么以后汪精卫任命“总司令”时可以以此为借口安排他人；而什么“军事委员”、“广州卫戌司令”等职务，他认为要与不要都无足轻重，只要新任的第1军军长、亲信何应钦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再加上他眼下在国民政府军界的地位，任何人要想把他挤出军界已是毫无可能。
其实精明的汪精卫已看清蒋介石以退为进、假辞真要的用心，为遏制蒋，他索性置之不理，既不准辞，也不挽留，让蒋进也不是，退也不是，丢人现眼。
颇有权谋的蒋介石见此情形，立即改“以退为进”为“以进为进”的策略！于是，汪精卫联合蒋介石赶走胡汉民的“蜜月期”结束，羽毛已丰的蒋介石与他获取最高权位的最大阻力汪精卫的争斗开始了。
中山舰事件（1）
国民革命时期，国共之间的斗争从来没有间断过。在大革命的中心阵地黄埔军校内部，虽然作为军校校长的蒋介石一直把自己打扮成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和革命统一战线的坚定维护者，在军校学生大会上，从来不谈右派理论，总是反复宣传三民主义，一再表示拥护国共合作，但与正在兴起的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分左派和右派一样，黄埔军校中的学生组织也分成两大派，一派是青年军人联合会，一派是孙文主义学会。
据当事人曾扩清回忆：“开学不到两个月，学生第一队的共产党员学生蒋先云即与在粤的粤、桂、湘、滇各军所设立的军官学校的学生取得联系，酝酿青年军人联合会的组织，并向黄埔军校建议成立这个组织，意在以革命的黄埔学生，来影响各军官学校的学生，以免成为各军在广东争夺地盘、各霸一方的罪恶工具。这个建议，不仅为全体黄埔同学所赞同，而且得到了蒋介石的特许。当即推蒋先云为青年军人联合会的筹备员，我亦在被推之列，蒋介石还亲笔写了一篇发起这个组织的序言，说明成立青年军人联合会的革命意义。到10月左右，青年军人联合会的组织基本建立起来。加之军校第二期的共产党员同学周逸群、王一飞等的积极活动，在大多数的青年军人中，树立了相当的威信。”
黄埔一期学生徐向前元帅也曾回忆说：“黄埔从筹建开始之后，在共产党特别支部领导和支持下，以共产党员蒋先云同志为代表的进步学生，发起成立青年军人联合会。这个联合会，名义上是联系青年军人的群众组织，实际上是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军校政治部联系青年军人的桥梁，是我们党对青年军人进行共产主义思想宣传教育的一种组织形式。”
在中共黄埔特别支部的领导和组织下，青年军人联合会成为广州地区军校左派学生的中心，发展成员2万余人。联合会以黄埔军校为核心阵地，组织军校学生，支持统一战线，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配合军校中心工作开展革命活动。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右派的担心。曾扩清回忆说：“早在黄埔军校开学时，国民党的老顽固分子谢持由上海来广州，说是参加军校典礼，他住在广州大沙头医院，以养病为名，极力拉拢军校中的右翼分子，如教授部主任王柏龄等以及学生贺衷寒、潘佑强、冷欣等。极尽煽动之能事，说：‘共产党名虽与国民党合作，其实是想乘机篡夺国民党的党权；一朝得逞，所有国民党员，尤其是黄埔同学中的国民党员，将受到无情的迫害，而无立足的余地。’等等，危言耸听，激起了上述诸人对共产党员同学的仇视。后来他们又得知蒋先云、周逸群等在学校内公开散发共产党的《向导》周报和其他宣传共产主义的刊物，而他们又是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核心分子，就断定青年军人联合会不是一般青年军人的联合，而是作为发展共产党组织的据点，从而决定采取以组织对组织的行动。孙文主义学会，就是在这样情势之下，专为对付青年军人联合会而起的。”
孙文主义学会，并不是为了要学孙文主义。曾扩清回忆说：“他们一经发动，就千方百计地找共产党员同学惹是生非，寻衅肇祸，种种蛮不讲理的情形，真是举不胜举。由于他们经常大打出手，恶名就传遍了广州。”
因青年军人联合会接受中共黄埔特别支部的领导，使蒋介石对其大失所望，于是转而暗中对孙文主义学会大力支持。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胡静安经常向蒋报告共产党员的生活情形，颇得蒋的欢心。孙文主义学会的血花剧社的社员，都由蒋直接领导，逢年过节，都齐集在他家聚餐，关系比一般同学亲切。蒋在筹建党军时，除了不得不征用一批军事素质和群众基础好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等进步学生外，挑选的军官人选大多是孙文主义学会成员。
戴季陶的“纯正的三民主义”出笼并风行广州时，孙文主义学会把戴季陶的理论奉为“圣经”，大力鼓吹。这时孙文主义学会的主要人物是已有军职的王柏龄、贺衷寒、冷欣、林振雄、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海军将领陈策、欧阳格、广州市公安局长吴铁城等，这伙人政治野心大，权欲强烈，在蒋介石的暗中怂恿下，活动越来越猖狂。在胡汉民、邹鲁、谢持等老右派的活动被国民党中执委处理后，他们成了国民党中少壮的新右派，急于登上广州的政治舞台……
中山舰事件（2）
国民党“二大”刚开完不久，在国民党军队和政界，突然谣言四起：
“共产党要暴动，要推翻国民政府，组织工农政府！”
“汪精卫都加入了共产党，共产党准备倒蒋，正在黄埔军校查账，说蒋介石有贪污！”
“国民政府准备宣布共产，所有私人财产都要没收！”……
广州城内一时阴云笼罩，山雨欲来风满楼。
蒋介石不断闹着要辞职，使人们总觉得国民党上层在酝酿着风波。
蒋介石逼汪精卫解除与他不和的苏联顾问季山岳的职务，扣押汪精卫任命的广州卫戍司令王斌功等行为，无疑加剧了城内的紧张气氛。
在廖仲恺被刺后，为防遭到暗算，蒋介石和他当时的夫人陈洁如从广州城里搬回到长洲要塞司令部，住在楼上。要塞司令、孙文主义学会成员林振雄住在楼下。
1926年3月10日夜里，在黄埔军校附近江岸担任警戒的卫兵发现有一个穿老百姓服装的人沿岸走来，问蒋校长住在哪里，卫兵即带他去见卫兵长胡公冕。
胡问：“是谁叫你来的？”
那人答：“是中山舰副舰长吴鸣皋，要我把这封信当面交给蒋校长。”
于是胡公冕带送信的人到长洲要塞司令部……
陈洁如立即叫醒蒋介石。蒋起身下楼对送信的人说：“我是蒋介石。”
他接过来信，拆开略微一看，即返回楼上写了回信，下来当面交给送信人，嘱咐要面交吴副舰长。并叫陈洁如准备饭给送信人吃饭后再走，又叫他的副官江志航给送信人50块钱。
据当时蒋介石的卫队长洛熙后来透露：“显然是新右派在活动，显然蒋介石已经相信新右派送来的什么情报……”
3月18日，海军学校副校长、孙文主义学会主要骨干欧阳格，派人来到海军局局长李子龙家中，声称：“奉蒋校长命令，有紧急之事，派战斗舰开赴黄埔，听候蒋校长调遣。”并留下海军局作战科长邹毅的一封信，特意说明宝壁舰已定，请再派一艘。
因为李子龙不在，来人由其夫人接待。李子龙回家知道事情原委后，以为有什么重大军事行动，决定除宝壁舰之外加派主力舰中山舰去黄埔听候蒋校长调遣。
3月19日上午，宝壁舰和中山舰奉命开到黄埔，停泊在军校前面，升火待命……
这时蒋介石人在广州城内黄埔军校办事处，据蒋介石自己后来说：“当时有一个同志，他的名字不能宣布，初见面时就问我‘今天你去不去黄埔？’我说我今天要回去的。后来离别了他之后，到了9点至10点钟模样，那同志又来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去？’……直到第三次来问我的时候，我觉得有些稀奇……我后来答他说：‘我今天去不去还不一定。’他晓得我是不去黄埔了。”蒋介石认为这是有人在探听他当天的行踪。
就在这天下午，因为苏联顾问要参观中山舰，所以李子龙打电话请示蒋介石，要求将中山舰调回广州。蒋介石同意后，李子龙命令中山舰从黄埔开回广州。
不多时蒋介石又得到孙文主义学会成员密报：“共产党要暴动，要推翻政府，唆使中山舰开赴黄埔，劫走校长，送往海参崴转送莫斯科……事态十分严重。”
蒋介石半信半疑，但当他在从广州回黄埔途中，真看到中山舰在往黄埔开动时，顿时感事态严重。他决不能束手就擒，打算立即逃往汕头还未撤销的东征军总司令部，在半路上经秘书陈立夫劝说，又返回广州，急召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第1军经理处长徐样密谋处置。
3月20日凌晨3时，蒋介石离开在长洲要塞司令部的家赶到造币厂，组织最高指挥部，下令广州全城戒严，命令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第1军1师师长王柏龄逮捕海军局局长兼中山舰舰长共产党人李子龙；命令刘峙接替王斌功为第2师师长并扣押第2师各级共产党人党代表；命令蒋鼎文指挥第2师第5团占领海军局，并解除海军局武装；命令陈策、欧阳格占领中山舰并解除中山舰武装；命令新编第1师师长、广州市公安局长吴铁城负责监视汪精卫、季山岳及其他苏联顾问、中共机关和中共重要人物的家庭。蒋介石还下令，如果共产党人反击，则坚决镇压！
这就是史称的“中山舰事件”。
中山舰事件（3）
完全出乎蒋介石意料之外，在他命令的所有军事行动执行过程中，不见共产党有丝毫反抗。他要捉拿的要犯共产党人李子龙也是完全没有防备，束手就擒。
当日李子龙正在度蜜月，凌晨时，陈肇英、王柏龄带着人破门而入，将一丝不挂的李子龙嘴里塞满废布，毒打一顿后带走，关进事先准备的关押点。
李子龙原就学于烟台海军学校，因参加五四运动被学校开除，后来加入中共，国民党改组前夕，担任刚到广州的国民党总顾问鲍罗廷的翻译。黄埔军校招生后，他奉中共的命令考入一期，在校内深受蒋介石和廖仲恺的重视，到第二次东征时已经出任国民政府海军局政治部主任，1926年3月升任海军局局长。李子龙被捕，这是新右派阴谋中的一部分，因为他曾严厉制止了新右派欧阳格等人希望通过出任中山舰舰长来控制海军主力舰，从而达到控制海军的阴谋。他还多次抓治新右派利用海路走私的违法乱纪行为。新右派、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曾多次对人表示过对李子龙的不满。李子龙出任海军局局长并没有经过当时正在二次东征前线的蒋介石的同意，蒋对此很不满意。对于李子龙抓走私，惩罚陈肇英一事，蒋介石也不赞成，并让中共有关方面通知李子龙不要做得太过分。因此，新右派当然不会错过机会，狠狠整治李子龙一番，以解心头之恨。
同是3月20日，上午，周恩来得到刚从第1军第3师党代表职位离任、改任黄埔军校入伍生政治部主任的包惠僧的报告，急忙赶往造币厂去见蒋介石。在戒备森严的厂门口，周恩来的4个随身卫士被缴枪。
当周恩来面带怒色见到蒋介石时，蒋介石忙对周恩来说：“恩来呀，李子龙及中山舰有兵变嫌疑，幸亏发现得早，李子龙已被捕，中山舰解除了武装，第2师的所有共产党员，为了保障他们的安全已集中看管。”
此时已升为第1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有意问蒋介石：“既然是为第2师党代表的安全，何必把他们捆绑起来呢？”
蒋介石顿时十分难堪，忙说：“谁叫捆他们的，岂有此理。”
捆他们的是刘峙，此人事后明明白白地说：“我是以校长的意思为意思，校长命令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周恩来对蒋介石这种损害国共合作的行为十分气愤，他两眼喷着怒火向蒋介石抗议道：
“你做得太过分了，现在我的卫士已被缴械，请你再改派卫士吧！”
说完便怒冲冲而去。
在第二次东征中，蒋与周同是指挥官，并肩战斗，共同对敌，两人关系颇融洽。蒋介石见周大怒而去，也清楚周当时在中共内的分量，一时十分尴尬。他考虑再三，因怕引起公愤对他不利，便撤回了他的命令，于当夜派专人将周恩来的卫士的枪械全部发还。
“3·20中山舰事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包惠僧是这样看的：中山舰事件是王柏龄、陈肇英、陈策、欧阳格、徐祥、吴铁城这伙新右派合谋制造出来的。他们一面包围蒋介石说“汪精卫、季山岳阴谋倒蒋”、“共产党准备暴动”；一面布置圈套：3月19日下午，伪造蒋介石的命令，要中山舰开到黄埔江面。同时他们包围蒋介石，令其先回广州去镇压他们所说的“共产党的暴动”，蒋介石由广州回黄埔的途中，真看到中山舰向黄埔开动，就信以为真了。
其实，蒋介石精明得很，他从种种迹象已看出了陈肇英这伙人在向他谎报军情，他们是在玩“借钟馗打鬼”的把戏。他心有点虚，事情闹得太大了！就在周恩来怒冲冲地离开造币厂不久，他就赶去汪精卫家“负荆请罪”，假惺惺地对汪精卫说：
“因事情紧急，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过……自请从严处分，以示惩戒。”
3月20日晚上9点左右，蒋介石赶到黄埔军校对在校师生讲话。他脸不变色心不跳地说：“中山舰党代表李子龙没有上级命令，擅自将中山舰升火开来黄埔，企图谋害本人。这是一些野心家搞的阴谋，妄图发动政变，推翻革命政府，幸及时察觉，事情已经平定，李子龙和一些有关的人已暂时拘禁。这事发生后，外面会有不少谣言，你们学生不要轻信，我们的革命政策，仍一如既往……”
中山舰事件（4）
就在蒋介石讲话结束时，突然有个名叫王衷的学生提问：
“廖代表牺牲了，汪代表又去哪里了？”
蒋介石以肯定的语气回答道：“汪代表病了，住在医院，刚才我还去看过他，过几天，汪代表病愈，就会出院的。”
其实汪精卫没有住院。
据包惠僧后来回忆说：“3月20日上午8时左右，我得到同意后去看汪精卫时，只见汪精卫对蒋介石的作为气得两眼发直，他用手捶胸，以头碰壁，他简直像小孩子一样，对当时时势毫无主意……”
在中山舰事件爆发后，3月25日，汪精卫便“失踪”了。外界盛传汪精卫经香港去了苏联。其实，汪精卫秘密隐居在广州，他无奈手中无军队，他斗不过蒋介石……
当时在广州的一些共产党人如毛泽东等都主张对蒋介石进行坚决反击，但这一正确意见没有被中共中央和苏联顾问团采纳。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认为：“我们的力量不足以镇压蒋介石”，“况且蒋介石没有露出自己的反革命面目，而且社会舆论也不会同意对他镇压”，因此主张采取“退守和让步的策略”。
在这种妥协退让方针指引下，中共中央授权张国焘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广州与国民党方面进行谈判。
就在这节骨眼上，一位瘦骨嶙峋，双腿瘫痪，年已半百的人物从上海赶来广州。蒋介石待之如上宾，安排他住在广州东山蒋宅对面，以便朝夕过从。此人为蒋介石在“3·20”事件后站稳脚跟、“得寸进尺”，起了谋士乃至“导师”的作用。此人姓张，名人杰，字静江。张静江跟蒋介石属大同乡，浙江吴兴人氏，年长蒋介石十岁。
张静江有着传奇式经历：他在20岁前便患骨癌，致使双腿行走不便，不过，他却有一颗精明的商业头脑，在法国巴黎开办通运公司，赚了大钱。1905年冬，他回国后重返巴黎，正好与孙中山同船。他仰慕孙中山，前去拜望，并表示可以资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他告诉孙中山联络暗号，以ABCDE为序，倘电报中标A，即资助一万元，B为二万元，C为三万元，D为四万元，E为伍万元。两年后，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时，同盟会本部经费匮乏，无计可施，想起了船上邂逅的张静江，便按联系密码往巴黎发电报，电文仅一个字即“C”。几天后，果真从巴黎汇来三万法郎。从此，每当孙中山的革命活动陷于困顿之际，便向巴黎求援，张静江有求必应。不久，张静江加入中国同盟会，成了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后来，他出任中华革命党财政部长，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他被选为国府委员。
张静江跟蒋介石也有着非同寻常的情谊。1920年，蒋介石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当经纪人，靠张静江资助，认了四股，在张静江指点下，蒋介石投机发了财。后来，蒋介石失利，欠了一屁股债，又是张静江替他还清债务并劝他去广州投奔孙中山。在陈炯明炮轰粤秀楼、蒋介石奉孙中山之召前去时曾把两个儿子托给张静江……
张静江得知蒋介石在广州发动“3·20”事件，特地从上海赶来，为蒋介石出谋划策，成为蒋介石的幕后智囊。据张国焘回忆：“他虽从未对外露面，却是人所共知的幕后人物。”
说来也巧，就在“中山舰事件”发生的前一天——1926年3月18日，在这被鲁迅称之为“民国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北洋军阀制造了“3·18惨案”。事情的起因是驻守在天津大沽口的冯玉祥的国民军在日舰入侵时，开炮反击将其驱赶出去，事后日本侵略者集结12艘外国军舰对中国进行军事恫吓。在中共领袖李大钊、陈乔年、赵世炎等人的领导下，北京接连召开数十万民众参加的反日大会，并组织队伍向段祺瑞执政府请愿，要求北洋政府对日本的侵略行为提出强烈抗议，把参加军事恫吓行为的军舰所在国的公使统统赶出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