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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希闵、刘震寰二人逃往沙田租界，后转往香港。
6月13日，蒋介石率师回到广州，被任命为广州卫戌司令，全权负责整治因叛乱引起的社会混乱，但他没想到比社会###更为严重的一场政治内乱正等着他！
早在广州革命政府忙于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之时，1925年6、7月间，披着国民党左派外衣的戴季陶从广州跑到上海发表了《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这两本小册子发表后，人们才知道，原来他所谓的“纯正三民主义”，不过是打着解释三民主义的旗号，放弃孙中山自己解释的新三民主义，照搬旧三民主义，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反对孙中山提出的以革命方式贯彻三民主义的方针，反对孙中山生前决定的以国共合作的方式完成国民革命的主张。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东征与平叛（4）
戴季陶认为三民主义是“完全渊源于中国正统思想的中庸之道”，从而把三民主义纳入封建思想体系，篡改了孙中山的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同时借称孙中山的“博大精深的思想基础”来贬低马克思主义，他称马克思只是社会病理学家，不是社会生理学家，唯物史观过度单纯。
关于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戴季陶认为进行国民革命的民族斗争，就可不讲工农阶级的利益，不需要阶级斗争，只需要诱发地主资本家的仁爱性能，使之尊重工农群众的利益。简而言之，戴季陶就是要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放弃阶级斗争，向反动势力投降。
关于建立一个所谓纯粹国民党的问题，戴季陶指出，任何团体都有“排拒性”和“独占性”，所以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应该退出去。他要把国民党从各革命阶级联盟倒退到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组织。
总之，当初曾同意国共合作、素有国民党理论家之称的戴季陶此时摇身一变，把国民党右派的理论、观点整理成了理论体系，时人称之为“戴季陶主义”，成了不折不扣的国民党右派的理论家。
戴季陶曾为孙中山起草过一些报告和文章，发表过不少主张反清反侵略的文章，还主编过一些革命党的报刊。此人在党内历任要职，在国民党“一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又是中执会三人常委之一、宣传部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是孙中山领导下的最高三人小组成员，主管党务、宣传和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地位仅居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之后。戴季陶和孙中山关系较好，长期作为孙中山的幕僚，为孙中山出谋划策。他和蒋介石有着特殊关系，“二次革命”失败前后，两人成为好友。蒋介石几次赌气离开护法北伐前线，拒绝出任大本营要职和黄埔军校校长职务，都是戴季陶在孙中山面前疏通，并劝说蒋介石以大局为重，导致蒋介石虽一而再，再而三地离职却得以不断高升。在社会上，更是流传着蒋介石的次子蒋纬国为戴季陶和日本女人所生的传闻，称小纬国出生后，由于戴季陶惧内而将他送给一起在日本共事过的蒋介石。正是因为戴季陶在国民党内有着不同凡响的地位和影响，所以对于戴季陶发表的那两本小册子，国民党右派们纷纷喝彩拍手叫好，他们推波助浪，很快在上海、广州两地刮起了一股“戴季陶主义”的旋风。对于刚刚平息了杨希闵、刘震寰武装叛乱的革命者来说，这股旋风似乎是国民党内在政治、思想上的“文”的叛乱。于是在上海、广州两地，赞成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三大政策的中共和国民党人士立即对“戴季陶主义”进行反击，针锋相对地掀起了批判的浪潮，中共中央执行委员蔡和森发表了《读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中共中央执行委员瞿秋白发表了《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发表了《给戴季陶的一封信》、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部秘书恽代英发表了《读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等文章，口诛笔伐国民党右派的叛逆行径。正因为戴季陶的行为引起了内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即下训令：“规定党员非先经党部议决，不能发表关于违反本党之主义与政策的根本原则的言论。”北京、上海、广东、湖北、江西、江苏等省市国民党党部都向国民党中央提案，要求中央执行委员会查禁戴季陶的两本小册子，改组戴季陶主持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
对于戴季陶的行为，一直高喊革命口号而内心里沿着王阳明、曾国藩走过的道路以传统“圣道”维护者自居的蒋介石不感兴趣，但蒋对戴季陶的观点十分赞同。因此可以说，戴季陶是说了蒋介石想说但当时不敢说、不便说的话。
1925年7月1日，随着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的胜利，随着批判“戴季陶主义”运动的深入，按照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政府改组决议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时称“广东革命政府”。“广东革命政府”的成立，意味着它是中华民国的正统政府，而北京的“北洋政府”是中华民国的叛逆政府，当然应予打倒，归政于正统国民政府。
国民政府为委员、主席制。
国民政府委员是汪精卫、胡汉民、张静江、谭延辏А⑿沓缰恰⒂谟胰巍⑿烨⒘稚⒘沃兮⒋骷咎铡⑽槌唷⒐庞Ψ摇⒅炫嗟隆⑺锟啤⒊糖薄�
国民政府主席是汪精卫。
人们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人被排除在国民政府之外。这一结果，既对中国共产党人是不公正的，也不利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出现如此结果，有中共自身的原因。从一定意义讲，戴季陶的理论推动了陈独秀等人的右倾思潮，身为中共总书记的陈独秀从发起新文化运动，担当“五四运动总司令”至今，已经出现了明显与国民革命深入发展的新形势不相适应的偏差，政治上开始转向右倾，偏向“既是资产阶级革命即应由资产阶级领导”的认识，所以拒绝了周恩来、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毛泽东等人提出的不能放弃资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正确主张，提出不参加国民政府。当然也有国民党右派的原因。国民党右派的代表人物，都有着参加推翻清王朝，反对北洋军阀的经历，有的曾与孙中山共过生死患难，是孙中山得力的助手和忠诚的追随者，国民党“一大”时，在孙中山亲自圈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名单中，孙中山为保持党内团结和驾驭权力的需要，把这批人放进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并且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因而使他们成为国民党内一股相当大的政治势力。而意志坚决反对右派的中###人在中执会内仅是少数，廖仲恺等国民党左派所占席位也不多，胡汉民、古应芬等人虽说没有右派代表人物那么公开和嚣张的###，但也是与他们眉来眼去明里暗中予以配合，在戴季陶理论还大有市场的背景下，阻止中共人士参加国民政府当然是国民党右派势力的目标。
人们也不难发现，本来是孙中山指定的第一号继承人的胡汉民没有当选为国民政府的主席，仅任外交部长。这是中执委中共人士和国民党左派以及国民政府高等顾问、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的主意。而制造国民党内乱的戴季陶仍为重要的国府委员。
总之，在成立国民政府过程中，曾有过一番曲折而复杂的###。
在东征和平叛中有军功的蒋介石虽没有进入国民政府委员会，也没有进入由5名成员组成的国府常务委员会，但他在军事委员会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因为军委会主席由国府主席汪精卫兼任，首席委员由外交部长胡汉民兼任，二人既不懂军事又不肖于军事，而身为国民政府军事部长的谭延辏Ш驮斡刖轮富拥墓裾普砍ち沃兮峙旁诤竺妫晕涣械谌慕槭晌率瞪系氖紫薄Ｕ馑得魉诰律系牡匚灰殉て谥鞴芫鹿ぷ鞯奶费雨＇、许崇智、廖仲恺、朱培德、程潜、李烈钧等人，成为国民党事实上的最高军事指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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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走胡汉民（1）
就在国民政府成立后的第51天，1925年8月20日上午9时30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国民政府委员、财政部长、军事委员廖仲恺身中三枪，被暴徒刺杀于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
当时正在广州城内黄埔军校办事处的蒋介石正准备去中央党部开会，当他接到廖仲恺被刺的电话后迅速赶到现场，抚着廖先生的头大哭。
此时汪精卫、谭延辏А⑺锟啤⑿沓缰堑热硕家迅侠矗捶追缀窟罂蓿粤沃兮淮谈械绞滞葱摹�
廖仲恺，原名思煦，1878年3月10日出生于美国一个华侨家庭。1902年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后通过胡汉民的弟弟胡毅生介绍，结识了孙中山。作为国民党左派代表，对于敌人的暗杀阴谋，廖仲恺早有所闻，夫人何香凝曾劝说丈夫平时多带几个卫兵，廖仲恺大义凛然地说：“我们天天和人民接近，是防不胜防的。现在中国人很好过吗？我自问无负于党，无负于国，无负于人，倘要暗杀，只好由他吧。革命党人说到牺牲，原是不成问题的。”他为国民革命，早已置生死于不顾了。
廖仲恺被刺的当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立即举行联席会议，决定为应付廖仲恺被刺后的紧急局面，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组成特别委员会，指挥政治、军事、警察，全权负责稳定政局和查清案件。
25日，国民政府又决定组成由朱培德任主席，陈树人、甘乃光、周恩来、岳森、吴铁城、陈李木、李福林、陈公博等8人任委员的“廖案检察委员会”，具体负责查办此案。
此事到底为谁所为最后也没有查清，因为在当时复杂的形势下，弄清事情真相实属不易。在广州城中的中共负责人陈延年、周恩来等人表示：共产党人认为廖仲恺被害是国民党右派有计划的阴谋，是两党合作的一个重大损失。周恩来在廖仲恺被害的当天即赶到医院探望，并发表了《勿忘党仇》的纪念文章，强烈谴责反革命势力和国民党右派的卑鄙行为。
时任黄埔军校第3团党代表的包惠僧在回忆录中说：案发当天他在中央党部大楼遇见胡汉民，“他很不自然地同我打招呼，并问黄埔军校入伍生情况，我看他的面色从不自然中流露出惭愧的样子，我也很勉强地答应了他的几句话就走开了。我当时想，这个家伙是廖案的主犯，假若我是广州卫戌司令，就马上把他逮捕起来，还怕不水落石出吗？”
当然，这是包惠僧的个人观点。但不管胡汉民是否涉及案件，胡已成为案件的中心人物，因为在当时的形势下，国民党内经过新一轮的权力调整，如何处理和认定案件已成为国民党内左、右派之间的斗争。
孙中山逝世，国民革命顿失中枢，在国民党内即形成三大派系，右派为胡汉民、张继、邹鲁、谢持、许崇智等人；中派为蒋介石及手下一批将领如何应钦等人；左派为廖仲恺、孙科、汪精卫、徐谦等人。三派之间一直在明争暗斗，廖案发生后，中派保持中立，左派和右派，汪精卫、胡汉民之间，已成水火不相容之势。
要论胡、汪两人关系之亲密，在国民党上层还不多见。两人是同乡、同学，一同去日本留学，一同投入革命党人活动之中，这之后二人一起在革命党中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在国民党改组开始后，胡、汪与廖仲恺等人一起被孙中山指定为改组具体执行人。在对待国共合作问题上，汪先是反对，但很快转为左派；胡先是中立，但很快转为右派。在国民党“一大”上，胡、汪当选为第一、二号中央执行委员，由孙中山的助手而正式成为中央领导核心成员，大权在握，两人的协作也到了结束的时候。
打破这一平衡的是孙中山。孙中山北上后任命胡为代理大元帅主持全面工作，这对权欲极强的汪来说无疑是一大刺激。孙中山逝世，代理大元帅自然成为接班人，汪难于服气。二人相比，从理论上说，胡要强于汪，胡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和五权分立的思想有独到的研究；从实践上说，胡要多于汪，20多年来，胡一直在孙中山身边，协助处理党政军务；从品德上说，胡要好于汪，胡正经认真，敢于直言，汪则表里不一，心术不正；从性格上讲，胡不同于汪，胡死板，汪活泼，胡稳重，汪轻浮；从外表上看，胡文质彬彬，弱不禁风，汪则风度翩翩，神采飞扬；从驾驭权力所需要的权术、魄力、风度上说，胡不如汪，汪有余胡则不足……汪以政治上的善变，表现出奇特的适应性。孙中山逝世后，汪急忙赶回广州，使出浑身解数在各种公开场合极力表明自己从来都是三大政策的坚定拥护者和执行者，是国民党内关于国共合作的先知先觉者。他的进步面目、革命假相，居然瞒过了革命阵营内部的各界人士，包括苏联顾问和中共的领袖们。在组织国民政府时，人们把选择的焦点自然集中在汪的身上，于是他以左派面目出任国府常委、国府主席，又兼国民党军委主席，42岁的汪可谓显赫一时，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而原为代理大元帅的胡汉民则以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的身份兼国府常委、外交部长，第一个回合汪精卫占上风。但事情并未到此为止。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赶走胡汉民（2）
胡汉民对被夺权降职一事本未鸣冤叫屈，更没有在行动上进行反击。廖仲恺被害，胡汉民本人并没有涉案，从争权夺利的角度出发，他也不会去谋刺廖仲恺，因为廖在党内的地位当时还没威胁到胡汉民，如果真要刺杀，他应该去谋刺汪精卫，因为汪才是他的挑战者。问题是案件中的主要嫌疑人除有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外，包括梁鸿铭、许崇智在内的大部分嫌疑人都是胡汉民的老部下和老熟人。
登上国府主席宝座，但总觉得权力不稳的汪精卫一直把胡汉民视为心头大患，早就想搬去胡汉民这座大山了。
对于蒋介石来说，在他的仕途上有三座大山：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只要任何一个人存在，蒋介石就不能爬上权力的顶峰，三人中间，胡汉民最弱，汪精卫略高一筹，廖仲恺实力最强，现廖已去世，去掉了最强者，蒋介石初步的夺权部署就是明里坐山观虎斗，暗里先联汪压胡，再逐个清理自己的夺权障碍。
蒋介石在处理廖案过程中，十分卖力。
经过“廖案检察委员会”的追查认定，策划杀害廖仲恺的的确是国民党内一批极右势力，具体策划者为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朱草文、林直勉和粤军军官魏邦平、梁鸿铭、杨金龙、梅光培等人，粤军旅长兼民团司令朱草文便是凶犯。因廖仲恺在孙中山逝世后，继续坚持孙中山亲自制定的三大政策，坚决反对右派势力任何破坏统一战线的行为，他相信中###人，与他们并肩作战，发动工农群众，搅乱了广州的“旧世界”，一批极右势力视他为“眼中钉”，非要置他于死地。当然这伙人的最终目的是要推倒刚刚成立的国民政府。而对于当时的国民政府来说，因为管辖范围有限，大敌当前，具体政务不多，最主要的莫过于两项：一是保证财政收入，维持国府运转；二是保证军事作战的胜利。极右势力认为杀了主持财政政务的廖仲恺就断了国民政府的“命脉”，能使之彻底垮台。在他们的暗杀名单上不只廖仲恺，还有汪精卫、鲍罗廷、谭平山、蒋介石、陈延年、周恩来等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领导者。这个结论成为汪精卫、蒋介石惩治胡汉民的理由。同样，因为嫌疑犯中有多名粤军军官，所以身为处理廖案特别委员会3人成员之一的粤军主持人许崇智也就很快被累及。
8月25日，涉案者第4军副军长梁鸿铭等一些粤军军官被捕。梁被关押在长洲要塞炮台下的地道里，熊克武、汤子模被送到虎门，张国桢、杨金龙、梁士峰等被捕后不久被枪决，李基鸿、关霁、胡清瑞、林直勉等被投入监狱。一批粤军部队被解除武装。
9月20日，不知是真是假，蒋介石称接到秘密情报，说许崇智将乘广州至九龙的列车去香港。蒋介石立即下令军校入伍生总队长陈复带领300入伍生，赶往列车必经的石龙车站。他们急行军到车站，等到深夜12点，也未见许崇智的影子。此时蒋介石突然来电话，通知陈复说许崇智已在粤军总司令部被拘留。许崇智昔日有恩于蒋介石，蒋介石当年初到粤军时曾得到许崇智的关照，所以蒋对这位旧长官较为客气，在见面时依旧以当年部下对长官的礼貌对待许，劝说其离开广州去上海“休息”，财产可以全部带走，并送上2万元旅费，待广州平稳后再回来。最后许崇智在陈铭枢的“照顾”下上了赴上海的轮船。随后，在蒋介石的策划下，粤军进行全面改组，第4军由李济深指挥。搬掉掌握粤军部队的许崇智，阻碍蒋介石在广州城内独揽军事大权的最大的地方实力派被清除，蒋的个人势力和地位巩固了，前景一片光明。
蒋介石对付胡汉民也是用同样的方法。治胡过重不符合“党义”，因为胡汉民毕竟是党国重臣，又无确凿的涉案证据；不治胡则无法夺取权力，所以蒋介石对胡汉民，只要其放弃权力、让出位子，离开广州即达到目的。此时的胡汉民，因为亲堂弟成为谋杀廖仲恺的主犯之一，也深知难逃干系，担惊受怕、寝食不安。一天晚间，他听到有人敲门，顿时吓得光着脚由后门溜出，逃到附近的汪精卫家。汪精卫假惺惺地把胡安顿好后，立即通知蒋介石，蒋立即派人赶来把胡汉民押往黄埔军校软禁起来。在民国历史上，有蒋介石“二禁胡汉民”之说，这次是胡汉民第一次被蒋介石软禁。9月15日，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上报告说，胡汉民与廖案无关，但他接着提议请胡汉民作为中国国民党赴国外代表，出国考察兼发展国民党与外国政党的关系。汪的举动，实是逼胡出国。列席会议的蒋介石立即举手表示赞同。不几天，在鲍罗廷、汪精卫的亲自安排下，胡汉民由秘书李文范、朱和中及女儿胡木兰陪同，登上去苏联海参崴的苏联轮船，旅途中他写了“雅子李衣上远航，送行无赖是秋光；看云遮处山仍好，待月半时秋渐凉”的诗句，以抒发心中的郁闷之情。
赶走胡汉民（3）
廖仲恺被刺案，成为汪精卫扩权固权的机会，汪精卫成为廖案的最大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