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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法曾国藩
几十年后成为蒋介石政治上的对手的毛泽东，在未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前，“独服曾文正”，曾文正即曾国藩。
有趣的是青年时的蒋介石也推崇曾文正，他不仅在青年时而是一生都推崇曾国藩，并认为“曾公人格乃国人精神典范”。
研究蒋介石的中外学者，大多认为蒋介石某些气质颇类于曾国藩，如在家世的教育和自己的家教上，他和曾国藩如出一辙。
在近代中国史上，很少有人像曾国藩那样，在身后将敬爱与痛恨，推崇与指责，同时集于一身。
蒋介石推崇曾国藩，要从他在日本求学说起。
蒋介石留学日本期间，日本正处于军国主义滋生成长的时代，禁锢的独断的风气日渐在日本社会中弥漫，蒋介石所学的正是当时日本最为封闭的军事教育。在那里，蒋受到的是异常刻板和程式化的训练，被灌输的是日本军人所信奉的以绝对服从为主旨的武士道精神，高度军事化的教育方式对蒋介石的影响，造成了他强烈的军事化思维方式。在代表他早年思想的他在《军志》杂志上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充满了希望通过军事活动解决中国问题的观念。鉴于中国国贫民弱，蒋介石大声疾呼要强种，强种之道在于实行以军事为实力后盾的“铁血主义”，而蒋介石从当时流行于中国的进化论学说中撷取的“弱肉强食”的观念，进一步加深了他的这种思想。
蒋介石对“弱肉强食”的信奉没有维持多久就放弃了。这并不意味蒋介石对进化论有了更切实深入的了解，而是因为这种典型的西方观念难以和他思想中浓厚的中国传统儒学精神相契合。蒋介石后来在回忆录中把这种转变归结为孙中山的指导。孙中山告诉他：“‘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的哲学乃是西方人所崇尚的哲学，弄不好，就是危险的思想。《大学》、《中庸》之道，才是中国很好的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蒋介石说：“经过总理的指导，我的思想和信仰才完全的改变了过来。”实际上与其说是孙中山改变了他的思想，倒不如说社会进化论的思想只是蒋介石思想的一个异物。
蒋介石留学日本期间，还有一种文化现象对他思想中传统背景的形成和加固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那就是中国明代儒教理学思潮之一的阳明学说。
阳明学说兴盛于日本大变革的前夕，对日后的明治维新有极为深远的影响。阳明学说对日本社会的巨大影响，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后来他在回忆留日生活时说：“当我早年留学日本的时候，不论在火车上、电车上或在轮渡上，凡是在旅行的时候，总看到许多日本人在阅读我国明朝的《传习录》，而且很多人读了之后，就闭目静坐，似乎是在聚精会神，思索这个哲学的精义。”受到这种现象的影响，蒋介石跑到书店抱回了一大堆王阳明的著作，“不断的阅读研究，到了后来，对于这个哲学，真是一种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一种心领神驰的仰慕……我从那时候起就重视王阳明的学说。”在当时视野狭窄、思维陈旧的蒋介石看来，日本的发展完全归功于中国的儒家学说，但为什么中国却反而踟蹰不前呢？按蒋介石的推理，结论只能是近代中国失却了古典中国的精神，其结果便是以一种奇特的逆证法，把他思想中原有的对传统的崇信态度进一步固定化了。从这之后，他越来越向中国的正统经典靠拢，对当时风行的《曾文正公全集》、《曾公家训》等书，悉心讨究起来了。显然，在文化方面，蒋介石打算沿着王阳明、曾国藩走过的道路走下去，以传统“圣道”的维护者自居，中国传统的儒家格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蒋介石努力的目标。蒋介石尤其赞赏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人对太平天国的镇压，希望自己的“文治武功”也能像他们一样。
不可讳言，蒋介石一生中对自己坚持的“事业”的追求，确实表现了某种执拗的韧性，这和他师从曾国藩等人所获得助益，当然有着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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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起家（1）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蒋介石闻讯，即与士官学校同学张群、陈星枢于10月30日离日赴上海，被陈其美派往杭州参加光复杭州之役，任先锋敢死队指挥，颇英勇。杭州光复后旋回上海，任陈其美沪军第五团团长。从此，一直追随在孙中山、陈其美左右参与军事。
时至1917年，孙中山南下护法，次年3月，蒋介石应孙中山电召，离沪赴粤参加护法斗争，就任粤军司令部作战科主任，不久，又任第二支队司令。在战争中曾先后为孙中山拟定过《对北军作战计划》和《滇、粤军对于闽、浙单独作战之计划》，很得孙中山赏识，使孙中山逐渐将他视为军事方面的助手。但由于蒋介石性格暴躁，喜怒无常，且又自视甚高，固执己见，因而与粤军将领矛盾不断，受到他们的排挤倾轧，使他的权力欲望总不能实现，在这期间，蒋介石多次宣布要辞职回上海去。
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重建护法政权，授命张静江、戴季陶、蒋介石合伙在上海搞交易所为其筹措军饷。不久，孙中山与拥兵谋权、实已成为一方军阀的陈炯明的矛盾逐渐激化。1922年6月2日，陈炯明发动叛变前夕，孙中山电蒋，谓：“粤局危急，军事无人负责，无论如何，请兄即来助我。”此时蒋介石因母亲病重人在奉化，在他尚未作出去留决定时，陈炯明叛变就发生了。6月14日，蒋母病故，两天后即6月16日，蒋介石接孙中山再次电召：“事紧急，盼速来。”蒋见此，即“墨绖从戎，贻书张静江托以后事”，急匆匆地于两三千里外的宁波奔赴广州，6月25日摇一叶小舟登上孙中山避难的永丰舰，侍卫孙中山“共历艰难”。事后，孙中山在蒋介石所著《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书序言中写道：“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待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生死。”对蒋介石在这一事变中的表现予以高度的评价。广州蒙难是孙、蒋关系发展的重大转折点。从此，在孙中山的心目中，蒋介石不仅是个孝子，也是个忠臣，孙中山开始把他视为国民党中最重要最能干且对他最忠诚的干部。因此，孙中山只要有重要的职位，蒋介石便是被优先考虑的人选。
蒋介石于1923年12月中旬出使苏联，回到上海后便一直不愿南下广州，原因是他被排除在国民党中央决策圈之外。国民党“一大”上，他既不是代表也不是中央执行委员，所以在接到孙中山任命他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的命令后，他久久不愿南下，并一再以辞职要挟，甚至军校费用的争取和招生他都没有参与，以此来抗议国民党上层对他的轻视，向孙中山要职要权。由于远在广州代理蒋介石作为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的廖仲恺多次来函催请、劝说，又经近在上海老谋深算的张静江点拨，认为经营军校有着无可估量的前程，再加之通过鲍罗廷的努力苏联终于实践了援华的承诺，一次拨给军校开办费二百万元的现款，接着又拨给广州政府四十五万卢布的军队整编费用，并源源不绝运来大批军械……善于机谋的蒋介石综合各种信息，认为自己再不南下，很可能失去未来腾达的良机，于是于1924年4月21日到广州上任，在和孙中山会谈后于4月26日第一次到军校上班。5月3日，孙中山再次签署命令，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参谋长”。至此，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军事人物——一代枭雄蒋介石的崛起已经只是时间问题了！
美国著名的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费正清教授在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一书中写道：“国共统一战线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谋求通过把其成员安插进国民党中央的群众运动部门和黄埔军校从而影响国民党。”
在黄埔军校建校初期，中共有意“安插”进黄埔军校任教官的仅张申府一人，他是最早踏上广州近郊黄埔岛的中共“红色教官”。
1924年2月，刚从欧洲归来的张申府来到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广州，因有李大钊和陈独秀的推荐，加上当时广州留学生很少，改组后的国民党迫切需要人才，张申府受到廖仲恺等人格外热情的欢迎。时值国民党筹办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参与筹建军校的还有孙中山邀请的几名苏联军事顾问，他们中有的会讲英语、德语。通晓英语、德语的张申府很快成为校长蒋介石的翻译员。
黄埔起家（2）
其实张申府与蒋介石相识并非始于黄埔。据张申府回忆：“那是1923年的11月，我从德国回国，取道俄国，住在莫斯科赵世炎处。时蒋介石奉孙中山之命，与张太雷等四人在俄国考察，这是为国民党创办军校作准备的政治军事考察。经世炎同志介绍，认识了蒋介石。”他们第一次见面，蒋介石对张申府“客气的很”，生性高傲的张申府私底下并不喜欢蒋介石，但很佩服蒋的军事才能。蒋介石这次访苏参加了共产国际的会议，并会见了斯大林、托落茨斯等俄共著名人物，而最大的成果，是促使苏联同意“为中国革命者建立军校”。这次不期而遇，成为张申府进黄埔的机缘之一。
周恩来曾说“1926年前的蒋介石仍是国民党中派的代表人物”。所谓“中派”是指不甘心被排除在国民党中央核心之外的一批人。蒋介石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虽然阶级出身的偏见与自小受到的浓烈的中国传统文化意识的熏陶，以及他出使苏联几个月耳闻目睹的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现实，使他内心阴存“联俄终无善果”的念头，但在广州公开场合他却高姿态地赞成“联俄”并接受“联共”。羽毛未丰的蒋介石深谙招揽人才为己用的道理，所以努力拉拢左派势力，包括年轻的共产党，以提高自己在国民党中的地位。正如军校教育长、后任代校长的方鼎英所言：“本校政治部的共产分子，如熊雄等，皆为校长延揽而来。”
由于当时各省均在军阀势力统治下，黄埔军校不能在各地公开招生，国民党中央只好乘“一大”会议之便，委托返籍各省的中央委员私下招生，其中最积极者有毛泽东、于右任、戴季陶、居正等。后来被称作“黄埔奇才”的共产党员蒋先云，他报考黄埔军校的介绍人正是毛泽东。“一大”结束后，毛泽东就不遗余力地投入到黄埔军校的初创工作中，与恽代英一起负责上海考区的秘密招生工作，这从一个侧面表明，黄埔军校的创建亦有毛泽东的一份特殊功劳。经过当地考试的合格者，约有1300名考生秘密来广州复试。复试的国文试题为戴季陶拟定，数学试题由王登云负责，张申府除了和几位苏联顾问负责口试外，还负责笔试监考和阅卷工作。军校第一期招生近500名，其中包括陈赓、徐向前、李之龙、周士弟、左权、宋希濂、郑洞国、侯镜如等日后著名人物。
1924年5月12日，孙中山亲自任命第一批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官。学苏联党要管军的红军体制，廖仲恺被任命为军校国民党代表，戴季陶为政治部主任，张申府为政治部副主任。在蒋介石提名教官的17人中，只有张申府是共产党员。时年32岁，从未接受过军事训练的张申府成为中共在黄埔军校的第一人。
其实张申府被任命为政治部副主任，与当时国民党改组后的建军思想有关。孙中山建军校的宗旨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按孙中山的意思，所谓革命军，就是要有革命精神，就是要学习列宁经验，创建军校就是要培养一批具有奋斗精神，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而战斗的革命战士。军校仿效苏联红军政治第一、军事第二的做法，与德、意、日绝对不谈政治的军国主义教育完全两样。蒋介石内心虽有“联俄终无善果”的念头，但他“利用俄国的援助，把它变成自身利益”的投机心理，并不妨碍他赞同接受苏联军事经验。但是，国民党本身缺乏政治教育人才，于是孙中山与中共协议，由中共派年轻优秀的党员到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领导职务以及政治教官或学校秘书等职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张申府被蒋介石选中。
当时公开身份的中###员往往是“跨党”成员，也就是说是国民党员。但自喻“宁折不弯”的张申府却明确地说自己是“为共产党工作”。只是他在军校的作用并不在本职的“政治教育”上，学校草创，财政艰窘，教材缺乏，政治部闲散，学校甚至无法开设正常的政治课。张申府所能发挥的作用，在于他利用和廖仲恺、戴季陶等人的关系，将更多的优秀中###员引进黄埔。
廖仲恺和戴季陶都是当时的国民党左派。廖仲恺和戴季陶对张申府非常热情，常请他吃饭，谈军校工作。谈话之间，他们希望张申府能够推荐一些在国外学习的优秀学生到黄埔军校，于是张申府义不容辞地推荐起来。在他的推荐信上共有15人，全是共产党员，位列第一位的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周恩来，第二位是周佛海，此外还有恽代英、赵世炎、高语罕、沈雁冰、欧阳继修等人，都是当时中共的精英分子。
张申府与周恩来相识于1920年。当时张申府到巴黎，与先期抵达的周恩来相逢，两人经常一起聊天。1921年春，23岁的周恩来经张申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8个发起组织之一的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成员。
接到张申府的推荐信后，时在法国的周恩来很快回信，表示愿意回国。
1924年9月初，周恩来抵达广州。他对黄埔军校表现出极大热情，但归国初他未进黄埔，而是被中共中央安排在中共广东区委担任军事负责人。
张申府虽然是进入黄埔的中共第一人，但他在黄埔的时间并不长，1924年6月19日便仓促离校了，事后张称之为“开了小差”。关于这个情节，张申府后来脱党后作过一段回忆：“等到开学后不久，一因黄埔不在广州城内，由黄埔到广州坐小汽艇也要一两个小时。我在广东大学教课，本已很忙，这样两边来回跑，实在来不及。再则蒋介石表现出刚愎自用的作风，我便看不惯。当时学校本规定，凡有布告都要党代表与校长联合才能发表，可是蒋介石却常常不待廖仲恺来便发布了。戴季陶已经不辞而去，我当然更不能干了……”
由于孙中山的信任，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拥有很大权力，凡校务几乎由蒋说了算。周恩来后来回忆黄埔时的蒋介石说：“黄埔军校内的队长都是他的私人，有一次我派了几个左派的人当队长，他就大为不满，撤销任命。”张申府对蒋介石不满，戴季陶的不辞而别与张申府的开小差与此时国共关系的风云变幻息息相关……
国共合作几乎破裂（1）
国共合作之初，中共的原则是：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共产党作为一个完整的组织仍然保持独立性，并长期存在；共产党员的党籍仍然保留。这一点很早就得到孙中山的同意，并在国民党“一大”上得到确认，只是共产党组织在国共合作后可以继续活动这一点要求，还没有得到孙中山的明确答复。国共合作建立后，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仍然保持在共产党内的独立活动。国民党右派却以此为借口来攻击共产党，再次反对国共合作。
从1924年5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后不久开始，国民党右派刘成禹、冯自由、谢伯英等人便陆续向孙中山写信或当面报告，控告共产党，要求取消共产党的党团组织。
中共与国民党右派针锋相对，立即召开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从思想上、组织上改造国民党左派，反对国民党右派，以使国民党革命化。当时流行的口号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就是国民党核心组织的优秀成员。”
革命化工作似乎进行得很顺利，当时“差不多一切党部和民众团体的下层组织都充满共产党，尤其军队的党部和政治部更充满共产党”。
共产党发动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被国民党认为“在那里煽动罢工，那无异于挑动民众向国民党反攻，而且一个政府最大的作用是安定秩序，现在没有一天不罢工，没有一个工会不罢工”，很不成体统。
中共如此强烈的政治攻势，使得国民党右派胆战心惊。
就在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召开后不几天，国民党上海党部在上海找到了中共“三大”《关于国###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三届一中全会《关于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及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决议等中###内文件。从中发现中共不仅在国民党内进行党团活动，而且有在国民党左派中发展党员扩展自身组织的目的。他们认为这违反了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会议上所作的“共产党非党内之党”的声明。当初为建立国共合作积极与各方联络的国民党上海党部负责人张继与从一开始就反对国共合作的谢持竟联合起来，从上海直奔广州找孙中山告状。
为了妥善解决这一问题，孙中山决定国共两党采取谈判的方式来寻找途径。
5月中旬中共领导人陈独秀与国民党领导人汪精卫、张继在广州就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党团问题举行谈判。
谈判开始，汪精卫和张继便将他们所获得的中共内部文件交给陈独秀，认为这是中共在国民党内开展党团活动的证据。汪、张二人表示，国民党内诸多人士不赞同国民党内“党中有党”。他们一致向陈独秀提出共产党应该取消在国民党内的党团组织。
陈独秀坦然承认中###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国民党内确有党团的组织，但否认这违反了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所作的声明，认为这既不是党中有党，也不会危害国民党。陈独秀诚恳地解释说：“中共在国民党内有党团组织，其用意是指导它的同志们遵守国民党的决议和纪律，积极工作，并不是要他们在国民党内争权夺势，闹派系和搅和其他不利于国民党的事。”
汪精卫和张继对陈独秀的这种解释并不满意，他们仍然坚持要中共取消在国民党内的党团组织。
陈独秀也毫不退让，他说：“中共如果遵照国民党的意见，取消在国民党内的党团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