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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奥运结缘纯属偶然。
那是1993年的春天，我当时在中央电视台做节目主持人。有一天接到通知去主持一场为国际奥委会评估团举办的晚会，中英文都由我一个人来担当。我很认真地研究节目，不外京剧、杂技、武术之类国粹。中文好办，串词是现成的，但是直接翻译成英语是不行的。一是缺少背景介绍，老外恐不明就里，而且中文串词多慷慨激昂的对仗，翻成英语就显空洞，甚至莫名其妙。于是我决定英文干脆与中文脱离，另写一份，到时中英文穿插着说也不显重复。
当晚演出一切顺利。演出后，我正在后台卸妆，导演跑来说奥申委的几位领导要见我，其中就有何振梁先生。他一见面就热情地握住我的手表示祝贺：“评估团的官员都在说，这个中国女孩的英语怎么这么漂亮！你给咱们北京争了光！”我也不知该说什么好，大概谦虚了一番。
不久就接二连三地主持一系列申奥活动，如萨马兰奇主席参加的奥林匹克知识竞赛等等，直至七月份接到通知作为申奥代表团成员赴蒙特卡洛。我的任务很明确：一旦申奥成功，中国就要在当地举办答谢酒会，由我主持。虽然我在大学本科学的是英文专业，又主持了三年多以各国风情为主要内容的《正大综艺》，但其实在这之前我从未去过西方国家，又是如此的大事，所以既兴奋也紧张。晚上睡不着觉来琢磨说什么话才显热情喜悦又不失大国风范。还专门定做了中、西式的礼服各一套备用。出国的专机上，同我一样兴奋的团员们按耐不住心中的激动，流传着“某气功大师测过了，这回主办权肯定是咱的了！”
对另外一种可能性，我没有思想准备
到了蒙特卡洛没几天，我的心中就有了不一样的预感。翻开每天的当地报纸，对北京的评价以负面为多。在整体政治气氛下，北京市官员的话被断章取义，一句“申奥不成，没脸去亚特兰大”就变成了第二天的大标语“北京如果申奥不成，将抵制亚特兰大奥运会”。从哪说起呢？干着急，有劲儿使不上。同时，我自己的心情也很复杂。我们的沟通能力与公关水平相比其他城市显得薄弱；代表团成员中懂外语的不多，成天与自己人凑在一起，倒是合唱团的十二个女孩子（为什么总是靠孩子？）在奥委会委员必经的走廊上唱《奥林匹克颂》，恳切又有点单薄。而悉尼的志愿者已经把大街小巷的餐馆酒吧插满了他们的旗帜。中国的一些官员也缺乏应对国际媒体的经验，在记者招待会上遇到尖锐的问题时，竟然以〃咱们会后再交换意见〃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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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功大师的预测也没有那么准（1）
宣布结果的那天晚上，合唱团的女孩们抱在一起哭了，天真的她们认为失败的原因是她们还唱得不够好。转播结束后，我和中央电视台的同事们从体育馆走回饭店，一路上大家都不说话。雨后的马路上到处都是水洼，路灯拖出我们长长的影子。回到房间，我把挂在衣橱里的礼服叠了起来，压进了箱子。那两件礼服，我从此再也没穿过。回国的飞机上我哭了，不是因为输不起，而是因为何老特意走到我身边，说：“杨澜，真对不起，让你白跑一趟。”都这个时候了，老人永远想着我们，让我感动。透过舱窗俯视，美丽的蒙特卡洛阳光灿烂，白帆游弋，让中国人的失落如过眼云烟。我心里想：“我们一定会再回来的。”怎么回来，我其实并不知道。
申奥的经历促使我做出人生的一个决定：辞去工作，出国留学。我感到自己就像一只井底之蛙，对外面的世界了解得那么少，对国际事务的认识那么幼稚，甚至，自己的英语那么不够用！
我要永远感谢2001年春节前接到的那个电话。我当时刚生了女儿两个多月，正在家里手忙脚乱呢，电话铃响了。是奥组委的赵卫，他自我介绍后就直接问：“我们想聘请你做北京申奥形象大使，并且参加文化计划的陈述小组，你愿意吗？”“当然！”我没有丝毫犹豫，甚至没有感到意外，好像自己早就知道会接这个电话。我只问，需要我什么时候到位？那天晚上，抱着怀里的孩子，我对她轻声说：“宝贝，看来妈妈要提前给你断奶了。对不起！妈妈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一件没有完成的事。”直到今天，女儿还会很骄傲地说：“妈妈，这么说我也为北京奥运会做过贡献是吗？”当然，宝贝！
也许这样说有点不讨人喜欢，但我时候还是认为，93年申奥失利未见得不是好事。只差两票，挺“冤”的，也不“冤”。就像任何一场体育比赛，有本事就别差那秒。输，就要认。有些事必须水到渠成，瓜即使强扭下来，也是不甜的。中国人当年有点心急，急着出头，急着证明给人看，是可以理解的。这二十几年，如果心不急，也发展不了这么快。但高楼大厦起得容易，改变理念，提升政府管理能力和民众的文明素质就没那么容易。失利让人清醒，让人长进，就像发豆芽时要在上面压个碟………有压力了，豆芽长得壯些。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全体眼巴巴地盼着运动员那一块金牌，为国争光，因为那时咱们觉得处处不如人，需要金牌长志气。结果，运动员们不堪重负，奥运金牌也有点变味。朱建华在汉城一失利，上海家里的玻璃就被砸了；李宁从鞍马上摔下来，下飞机时就要老老实实走在最后一个。吓得走在第一位的高敏脊梁发冷，得到的鲜花越多，越怕承担不了日后的失败，不惜装病也要闹着退役。这让她出征巴塞罗那奥运会时经历了炼狱般的精神考验。那时的中国人，输不起啊。
2001年的北京与1993年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了。我们是不是只有奥运会一种机会来让世界认识我们？当然不是，人有了底气，眼光就会放远些，心胸就会宽阔些。就象你在家里请朋友吃饭，人家问你为什麽，你是说：〃因为想秀一秀家里的新装修，你看，家俱都是镶了金边的！〃还是说：〃因为想让大家好好高兴高兴！〃？有了这种心态的成熟，目标也就更单纯些，即使听到风言风语，也要把它们当作是一个民族成长的必然经历的烦恼。
2007年7月13日，当我站在国际奥委会委员面前，准备就北京申奥的文化计划进行陈述时，我一点都不紧张，甚至不去想最后的结果。邓亚萍事先对我说：“想赢就不紧张，怕输才紧张。”而我的心得是：“把自己忘掉，紧张从何而来呢？”那一刻，我就是一名信使，把信传达到是我的使命。每一个字，每一个词，那些凝聚的多少人心血的精简了再精简，推敲了再推敲的字字句句，都要打到听众的心里去。那天现场的光线从观众席后射向讲台，我看不清人们的面孔，但我又似乎能看见他们。该笑的地方，他们笑了，该惊喜的地方，他们在深呼吸。结尾处我说：“七百年前，当马克波罗即将去世时，人们再一次问他：‘你所说的那些关于东方中国的事，到底是不是真的？’马克回答说：‘我告诉你们的不及我看到的一半！’来北京吧，用你们自己的眼发现中国。”这些话打动了他们，我深信不疑。
气功大师的预测也没有那么准（2）
有外国记者问我：“你并不为国家机构工作，甚至也不从事体育，为什么投入这么多时间做与奥运相关的事？”我告诉他们说：“主办奥运在中国现代发展史上是一件重要的事，中国与世界的融合与贡献，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从此都将大不相同。我不仅仅是志愿者，也是受益者。因为我是国家的主人。”今天当我告诉国际媒体，北京奥运需要十万志愿者，却有二百万人报名；北京的公共场所已禁止吸烟；公共厕所全面整改，低排放绿色交通工具在奥运会期间使用，日后将在十个超大型城市中普及推广，大幅降低废气污染，……他们都睁大眼睛说：“这太棒了！我们怎么不知道？”有些固有观念的确会遮蔽视野，那是有选择的盲点，连当事人也不一定意识到。
在奥运年，；《杨澜访谈录》改变以往的周播形态，制作50集系列采访，在东方卫视以日播形式播出。我走访了国内外50位奥运人物，有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大逆转开山铺路的优秀组织者，有奥运史上伟大的运动员和教练员，也有为人文奥运，科技奥运，绿色奥运谱写社会新篇的社会人士。我越来越发现，奥运不仅是万众瞩目的宏大叙事，也是冷暖自知的个人体验。
对于都是冬奥会男子单人花样滑冰冠军普鲁申科来说，滑冰是母亲为了让瘦弱的儿子变得强壮而做出的选择。11岁那年，家乡的滑冰场关闭了。普鲁申科只身来到圣彼得堡投靠教练。为了负担儿子的费用，父母不得不打几份工，母亲一度在马路上干铺沥青的重体力劳动。形单影只的普鲁申科不仅饱一顿饿一顿，而且屡屡遭受同队大男孩的欺负。好几次他在火车站目送母亲离去，不由自主地跟着火车奔跑，呼喊着妈妈把他一起带走。但他终于坚了下来，滑冰是他唯一能够出人头地的机会。他用第一次参加欧锦赛的奖金给妈妈买了一条裙子。“妈妈穿什么都是最美的。”今天的普鲁申科已经把该得得奖杯都拿了，是什么让他在都灵退役之后又宣布参加了2010年的冬奥会？“我要创造历史。因为还没有人能连续两次拿到这个单项的奥运金牌。如果去做职业滑冰选手，我可以赚更多的钱，但是，不，我的目标是成为伟大的运动员。”
如果只是追求优秀，一枚奥运金牌已足以说明问题，但是只想成为“伟大”的运动员，时间的磨砺就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时间是多么无情，在它面前，四年一届的奥运会相隔实在过于漫长；时间有是多么有情，它让精彩成为经典，瞬间成为永恒。当巴德？格林斯潘陪同杰西？欧文斯重返柏林，1936年这位黑人运动员打败希特勒种族优越论的奔跑声依然震耳欲聋。一位普通的德国人对他说：“当年希特勒不肯与你握手，现在请允许我握一握你的手吧。”在那一刻，格林斯潘决定用他一生的时间来记录奥运会上一个个人性闪耀的时刻。“我采用的是海明威式的讲述方式。人，命运，不屈的精神。”正是他，在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上把摄影机对准了马拉松赛的最后一名选手，来自坦桑尼亚的约翰？斯蒂芬？阿赫瓦里。
这是来自非洲的一个小村庄，习惯了赤脚跑着上学的年轻人，代表刚刚独立不久的祖国来到奥运会。主办城市的高海拔让他难以适应，跑到一半的时候就扭伤了大腿。一个又一个选手超过了他，救护车就在一边，招呼他上去。他拒绝了。天黑了，体育馆内颁奖仪式已经结束，看台上的观众已有不少人离去了。就在这时，阿赫瓦里一瘸一拐地跑了进来，在冲过终点时颓然倒地。记者问他为何明知是最后一名还要坚持跑完。他用虚弱的声音说：“我的祖国把我送到7000英里之外，不是让我开始比赛而是为了完成比赛。”2007年我的节目组通过坦桑尼亚驻华使馆找到了已近七旬的阿赫瓦里。他居住的村庄至今没有通电，离他最近的一部电话和电视也要有2公里的路程。作为老年人和学生的业余教练，他没有太多的收入，但他很骄傲，因为他没有给自己的祖国丢脸，并且成功地把五个孩子抚养成人。如今，他仍然坚持每天跑步，这已是一种习惯，或者一种生活方式。“跑步带给我快乐，无法替代的快乐！”
运动，几乎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Game，是竞赛，也是游戏。纽约黑人聚居区的孩子们因为希望有朝一日像迈克尔乔丹一样打篮球而对毒品说“不”；饱受战争摧残的塞黑青年可以在废墟间的空场上踢一场足球，暂时忘记苦难与悲伤；受宗教保守势力束缚的中东女性，正在鼓励她们的女儿们穿上运动服参加运动。奥林匹克，是一种伟大的力量，让人们在人性的原点上彼此接近。有时，当布勃卡这样的运动员每周突破一次撑杆跳世界纪录时，他已不再是某一国家的骄傲，而成为人类共同的英雄，正如他所说的：“极限是什么？极限就是用来突破的！”这是奥林匹克的声音，也是人类的声音。
汶川大地震与奥运发生在同一年，使2008年更加不同寻常。自然的威力让人敬畏，生命的损失让人痛苦，活着的人相互扶助守望，让中华之精神在瓦砾中获得新生。当经历风风雨雨奥运圣火穿越废墟，在生存者的手中，在英雄的手中，在孩子的手中，在祖祖辈辈以此为家的人们的手中传递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热泪盈眶。少了炫耀浮躁之心，有一种更深沉的情感托起奥运的火焰：回到文明的起点，感受生命的尊严与顽强，人性的美好与高贵。我们在奔跑，因为我们还活着，我们还会继续奔跑，因为没有对未来失去希望。血液在身体里加速流动，四肢舒展开来，神经变得兴奋，奔跑带来的快感如此单纯而直接。当人们手手相传，心心相连的时候，我们同时拥有了一种大于个体自身的力量，这正是人类精神不断自我超越的写照。
在这个冲突，饥荒，环境危机不绝于耳，误解、偏见与仇恨分割着人群的时代，有什么力量让我们作为人类聚合在一起？人道的力量。有哪种人道的力量让人充满身心的喜悦，发于本性，彼此相通？运动的力量。有哪种运动团结了世界上最多的国家和人民，代表了人类最高竞技水平？奥林匹克运动会。
与奥运结缘，绝非偶然。
推行商业化改
1980年，萨马兰奇当选为国际奥委会主席时，奥林匹克已经危机重重，偌大的国际奥委会只剩流动资金20万美元。而冷战中的不同政治阵营又把奥运会作为政治博弈的舞台，以抵制奥运会来获取政治利益。由于各国奥委会在经济上完全依赖于政府，因此，奥林匹克在政治图谋面前几乎束手无策。
萨马兰奇：我就任主席后很清楚，国际奥委会的情况不容乐观。很多像你这样的记者，还有世界上很多人都觉得，莫斯科奥运会将是历史上的最后一届了。
走马上任的萨马兰奇决心推行商业化改革，以经济的独立开启奥林匹克的重生。然而，决策一出，便引起了关于奥林匹克该不该商业化的巨大争议。
杨 澜：在奥林匹克运动中引入市场机制，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我知道，很多人反对商业化，认为这玷污了神圣的奥运精神。您当时是不是下了决心，一定要推进这种进程？您自己有没有犹豫的时候？
萨马兰奇：国际奥委会必须是一个独立的组织。要独立，你就不能接受来自政府的钱。你得有自己的资金来源，不能依靠各国政府。
杨 澜：那么您是下定了决心要这样做的。
萨马兰奇：是的。
顶着众多反对，萨马兰奇开始以拍卖的方式出售奥运会电视转播权。1984年，萨马兰奇签下了上任后的第一份转播合同。在这份合同里，卡尔加里冬奥会转播权获得了比上届三倍还多的收入，增加了二亿一千七百五十万美元。
杨 澜：我听说举办卡尔加里冬奥会的时候，NBC和ABC争转播权，他们开出的价格是史无前例的，但事后（ 获胜的 ）ABC的代表，甚至不愿意和你共进晚餐，为什么呢？
萨马兰奇：他们不高兴是因为我任主席以前，他们很容易就拿到了转播权，可是我们觉得，我们可以通过电视转播权得到更多利益。
杨 澜：所以你对他们的开价很满意。
萨马兰奇：是的，我很满意，因为有了他们的钱，我们可以保持我们的独立。
对于电视转播权的收入，萨马兰奇坚持在国际奥委会、奥组委、各国奥委会及国际体育单项联合会之间按比例分配，这样就使经济不发达国家的奥委会也有能力组织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从而使奥运会真正具有最广泛代表性。
除拍卖电视转播权，吸引商业赞助是萨马兰奇进行商业自救的另一项重要举措。通过TOP全球赞助商计划，越来越多有实力的企业被吸引进来，直到本届北京奥运会，得到的商业赞助已经超过20亿美元。奥运会已经被称作“全世界最热闹最赚钱的体育盛会”。
一方面推行商业化，另一方面，萨马兰奇也着手进行了一系列制度改革，使其更有利于奥林匹克的发展。
萨马兰奇：1981年在巴登…巴登我们决定，选举两位女士加入国际奥委会。我们还决定允许所有运动员，都可以参与奥运会，无论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
杨 澜：但是你这么做是在挑战，传统的业余选手才能参赛的规矩，你是怎么说服反对者的？
萨马兰奇：嗯，是通过一项体育运动：网球。1984年开始，网球向所有运动员开放。
职业运动员终于能进入奥运竞技场，这大大提高了奥运会的水平和观赏性。而萨马兰奇告诉我们，这一系列改革能成功，运气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在20年任职期间，萨马兰奇经历了风雨无数，而他也总是把他认为能带来好运的家乡特产——栗子带在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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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栗子
杨 澜：我们知道你有个习惯就是收集栗子，放在口袋里代表好运，你一共有多少个？
萨马兰奇：我现在就带了一个。
在巴塞罗那的奥林匹克博物馆里，陈列着萨马兰奇收藏的各种栗子。然而作为国际奥委会的执掌人，萨马兰奇显然也不是时刻都有栗子带来的好运相伴。
1998年，一场重大危机来临了。
1998年，美国一家媒体披露，国际奥委会有大约20名委员接受了盐湖城冬奥会申办委员会的贿赂。消息一出，一片哗然。萨马兰奇立刻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上。
杨 澜：您说作为奥委会主席，您经历的一次最大挑战是在盐湖城冬奥会之后。您承受了来自奥委会内部和外界的压力。西方媒体甚至要求您辞职。在当时的困难处境中，您有没有想过辞职？
萨马兰奇：没有。
杨 澜：没有，为什么？
萨马兰奇：因为，我想作为奥委会主席，我有责任解决问题。
杨 澜：惩罚奥委会的16名委员，包括开除其中的6名，这是不是一个痛苦的经历？您在开除他们之前，有没有和他们谈话？
萨马兰奇：是的。
杨 澜：您是怎么说的？
萨马兰奇：没有别的办法，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