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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表决机制也在变。1987年党的十三大以来实行的“差额选举制”，令人相当兴奋。党代会代表和中央委员的选举都是差额选举，候选人数比当选数多，这样，靠拉关系而不是靠德才进入候选人名单的那些人就很有可能遭淘汰，因为大规模贿选是实际上做不到的。
投反对票以表达不同意见的人也在增多。从前家天下时的“基因库”很狭小，现在党的英才库则宽广得多。由于建立了明确的规则，消除了争夺继承权的斗争以及皇亲国戚的幕后操纵，而且消除了个人利用权位荒淫无度，顺利的交接班和最高层政治上的稳定就有了制度保证。
因此，按照德才选举领导人，而且越来越多地依靠领导人的政绩和体制规则，这就导致了政权的合法性。政绩合法性和体制合法性又保证了领导层交接班的稳定性。脆弱的、王朝式的世袭继承已经彻底地被比较有条不紊的德才继承所代替。
还有体制上的几项重要规定进一步保证了有秩序的德才继承。第一是领导职务的年龄限制。1997年政治局的规定是，除非常情况以外，党和政府最高层领导人应于70岁之前退休。国务院各部委主管、省级首脑和将军应于65岁退休，其副职应于63岁退休。这一规定带来的直接影响是政治局相对年轻化了。2002年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为60岁；1997年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为63岁；1982年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为72岁。另一个有意义的结果是政治局成员有两层，一层是政治局常委，成员较老，另一层是其他委员，地位低些。这种两层安排也可以认为是保证下一步有秩序德才继承的做法。
对领导职务还有任期和年数限制。党和政府最高领导职务每届任期限定为5年，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2006年又规定，同级各种不同职务的任职不得超过15年。
这些年龄、任期、年数的规定属于法治要素，在西方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此西方观察家几乎都忽视了中国这些制度革新的意义。然而应该看到，中国历史上一贯渗透着“虎斗”文化，在“家天下”时代，没有任何机制能使政治竞争内化为自我加强的彼此合作。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被忽视了的革命：从家族政治到政党政治（3）
当统治者的任期是终身制时，政治竞争或是表现为外在的残酷争斗，或是表现为内在的彼此猜忌。皇帝总得提心吊胆，在他的宫廷内或宫廷外都会冒出潜在的敌手。官吏们也得谨防被卷入造反的阴谋。
邓小平的最大政治智慧就是从制度上结束这种“终身制”传统。“家天下”体制之下，由于不容挑战的政治文化和“承诺的有效性”问题，皇位不可能有任期限制。在中国，只有在政党政治下才可能有这方面的革新。取代了世袭继承的德才继承已经演变为不再主要依靠开国时的功绩，而是主要依靠建设国家中的功绩。
中国文化中的互惠式德能政治使中国得以及时地走上“经济优先”之路和确立任期机制（这比苏联做得好）。任期限制和党内选举方面的革新，巧妙地保持了中国的以家庭为中心，相互依靠、以和为贵的国民心理，而与此同时又吸收了西方的以个人为中心、自我依赖、竞争心强的文化心理的长处。
党像是一个大家庭，向全社会开放，珍视协商合作，竞争是比德才，而且在稳定的政治环境之中有可能建立起反腐败机制。政府打算成立一个吸收海外有效反腐措施的国家反贪局。它将直属于国务院，而不是置于检察机关之下。省一级也将成立这样的单位。现在回过头看，坚决平息1989年的###是很有道理的。2002年有条不紊的德才继承将成为中国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
然而，“游戏规则”的这种变化，若是从常识和一般智慧而不从历史的、制度的和范式转变的角度去看，那就不会是那么明显。例如，莱曼·米勒，一位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就被他自己所说的“爬行的制度化”弄糊涂了：“我无法摆脱一种感觉：在日复一日注视中国领导集团政治31年之后，我对这种政治运行情况的了解，现今反而远远不如当初。”他说这是因为，“制度化的实行，加之在1989年以后更加重视公开显示领导集团的团结一致，意味着领导集团内的竞争和冲突都嵌入体制及其相关的日常活动的框架之中。这意味着竞争和冲突更难看到更难发现。领导集团政治中的许多重大事件都令人沮丧地难以从常规现实的角度加以解释。”
有限任期制消除了“家天下”时代的一些不确定性：领导人寿命多长不确定；领导人老了能力会如何不确定；怎样从有限的范围选择接班人不确定；接班人能力如何，能得到多大支持以及接班人寿命又会有多长，都不确定。毛泽东的统治带有君主味道，就是因为当时任期无限，德才继承制也不可能实行。君主独裁的两大特点就是绝对权力和终身制。君主立宪制使君主绝对权力受到限制。中国改革了的德能政治实行了任期限制，这反过来也限制了绝对权力。拿到制度变迁的显微镜下一切都一清二楚。但只有制度分析的范式转变，才能让浑水澄清。 txt小说上传分享
被忽视了的革命：从家族政治到政党政治（4）
中国的“游戏规则”的变化，其意义要比人们迄今认识到的更加深远。在党的领导下政治竞争内化为相互取长补短的合作，因此，决策效率提高了，换班费用节省了，领导人能积累经验，有才干的人可以较久地保留在工作岗位上，这些方面都比西方竞选式民主制有优势，是很难否认的。最重要的是，党的精英现在可以对中国自己的制度更有信心，在抵制西方式民主制时也可以比较理直气壮。他们要是对西方民主制的实际情况有更多了解，就会更是如此了。
与这些体制变化相平行的，是中国军队日益职业化。近年来领导更替过程中的一个方面就是军队非政治化。新一代最高领导班子中已没有军人；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中，军人比例在逐渐缩小。党通过中央军委仍然牢牢控制着军队，党的总书记就是军委主席。从军区向集团军转变也有利于党的控制。
党实际上已将“剥削”问题放到一边，党的大门已向私营企业家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开放。这是体制上的一大变化（另一个重大变化是2007年通过物权法，确认私有财产权的合法性）。这就发出了明确信息：党的先进性不仅反映在党员素质上，而且也反映在党能从体制上推动整个中国社会前进。党现在已向所有人开放，同时还有政治协商制度体现的多党合作，因此中共认为没有必要进行西方式多党选举制的政治改革。新的制度是完全中国式的，能与“天命”相呼应，根本不同于欧洲社会民主党人通过竞选加入资产阶级议会的做法。2007年，有两名非共产党员当上了部长：一是卫生部长陈竺，一是科技部长万钢。
无论如何，现今的中国政权已不是罗伯特·达尔在《民主及其批评者》一书中所说的那种专制、独裁、守旧的政权。事实上，“毛时代”只是从家族政治到政党政治转变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无能、不称职、政治僵硬、思想狭隘和目光短浅，是毫无根据的神话。说中共各派之间，尤其是第四代最高层之间正在进行恶性循环的权力之争，因而导致一场重大的内部危机，这也只是一相情愿的想象。持有这些想法的人一定会大失所望，预料中国“即将崩溃”的人更会大失所望。
在制度化的政党政治中，最高领导层稳定了，还有另一种意义深远的影响，就是在过去曾产生“朝代轮回”的中国社会金字塔起了结构性变化。如本书上文中所述，世袭继承是这金字塔顶层经常震荡和崩塌的根本原因。现在的德才继承完全改变了这一政治情景。但顶层这一变化并不是中国正在发生的唯一制度转变，而是正在发生的以下三重转变的一部分：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农业社会转向现代工业社会；从家族政治转向政党政治。市场化正使政府改变以往的传统运转方式，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方面是政府权力的划分和法律的地位。根据《独裁传统与中国政治》一书所述，传统专制时代法律方面的典型特点是：
被忽视了的革命：从家族政治到政党政治（5）
一、传统的法律从来不曾被视为神圣的。法律只不过是专制君主下给臣民的命令。中国从来没有一条法律说过要限制皇帝及其朝廷的权力。
二、自古以来，中国的法律就被视为君主用以维持权威的工具，是帝国用以控制社会的惩罚性和威吓性措施。
三、从来没有一条法律说要保护个人权利不受政府侵犯，因此在中国的帝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律师这一行业。
四、中国从来没有司法独立。立法和司法的权力都从属于帝国行政当局。
五、在中国，法律都是由政府垂直下达臣民，不在臣民之间作横向调解。公民产权、合同权一贯被忽视。社会活动主要由风俗习惯和人际关系予以调节。
六、中国执法传统向来包括酷刑，先认为“犯人”有罪除非最后证明无罪（有罪推定），惩罚往往扩大到亲友乃至邻居，法律不禁止体罚，皇帝的任意决定凌驾于现有法律之上。
在实行改革的30年间，上述特点已大有改变。现在有了合同法和物权法，并已得到贯彻实施。当律师已成为越来越多的人向往的职业。中国的律师25年前约有3000人，现在已约有15万人，即一代人之间增加了50倍。
在立法、司法和法律教育等方面都有类似的进展。民告官已不再是轰动性新闻。立法权和司法权不再是从属于行政当局。政府权力日益受到舆论和社会的监督。1989年的行政诉讼法和1994年的国家赔偿法规定了事后补偿的办法以限制政府的行为，1996年的行政处罚法和2004年的行政处罚法引进了“正当诉讼程序”理念，对政府行为作出了程序限制。
中国的经济金字塔基础已经由于农业改革和市场经济而有了根本改变。农业比重逐渐缩小而二三产业比重在扩大，中产阶级正在出现，将使得金字塔的基础变得更牢靠。“计划生育”和土地集体所有制正在削弱遗产分割的传统，而现代股份制又提供了反分割机制，还有农业之外的产业提供了新的机会。过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起作用的角色是“皇帝、官吏、土匪、士兵和入侵者”，现在变成了“党领导人、农民、官员、中产阶级、士兵和外界利益共享者”。最重要的变化是体制内力量和体制外力量的相对变化。技术的进步、意识形态的发展和政治的内部化，都促进了体制内的力量主导地位，这就提供着中国社会稳定的终极源泉。社会动荡总是难免的，但过去那样的“农民起义”是不会再有了。
最高领导层坚强而又稳定，广大民众和官员根深蒂固的怕乱心理就会得到有效控制。对于失败的政府，中国人常说那是“腐败无能”。对于现政权的说法则是“局部腐败而总体有能”。由于现在的体制已变为“德才接班”，中央政府会有能力处理腐败问题。
把西方的经验拿来看中国而预言“民主化”是文化上、历史上天真的表现。根本不存在什么“中国之谜”。假如中国真是那么一团糟，为什么中国仍在崛起，政府仍然不倒？若是将西方经验概念化，就凭这些概念不顾环境和背景看中国，看到中国不符合抽象概念，这时才会感到中国是个“谜”。如果从中国自己的文化历史环境和背景看中国，似乎“一团糟”的东西可能就实际上并非“一团糟”了。但是心理学规律告诉我们，人们往往会用自己的认知心理程序去衡量那些不符合这程序的事物，因而就认为现实有问题。
从家族政治转向政党政治的制度变迁的重要性，是怎样强调都不会过分的。如果说争夺权力是人之天性，那么，这争斗的性质如何将决定一个政权是否稳定。在“世袭继承”体制下，较量的因素是血统纯度、宠幸程度、势力大小以及品德才干；而在“德才继承”体制下，较量的因素是德才和关系。显然，后者的较量因素少些，因而不确定性也少一些。
“德才继承”禁止多党竞选，使公民权利受到限制，这是这一体制与多党制的一个重大差别。但如果说民主意味着“选举”和“平等自由权”，那么中国政府过去30年已为扩展“平等自由权”做了很多工作。尽管有些老传统仍起作用，但企业国有制和计划经济等传统已彻底改革。为了防止官吏腐败导致现政权陷于“朝代轮回”，中央政权就必须在政治上、财政上和军事上保持强力，现状正是如此，也应该确保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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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会采用西方民主的十二大理由（1）
多数国家的汽车都是沿公路右侧行驶，驾驶盘装在汽车左侧。然而不是全都如此。在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印尼和日本，汽车是行驶于公路左侧，驾驶盘则在汽车右侧。按人口比较，约34％人口驾车行驶于左侧，行驶于右侧的则约有66％。
英文打字机和电脑的标准键盘是QWERTY键盘，它是克里斯托弗·肖尔斯发明的，1874年安装在雷明顿公司生产的第一部商用打字机上。后来，奥古斯特·德沃夏克于1936年发明了德沃夏克键盘，据说有不少优越性。然而人们已习惯于QWERTY键盘，使它“锁定”在市场上，至今不变。
自从19世纪20年代末以来，最常见的铁路轨距是4英尺英寸。这本是两百多年前英格兰的纽卡斯尔一小批煤矿的马拉矿车轨道的轨距。被后人称为“铁路之父”的英国工程师乔治·斯蒂芬森碰巧在那里设计过老式轨道。他设计出蒸汽机车后，就沿用这种轨距的铁道。尽管别的轨距也许会更好一些或省钱一点，现在也有些地方采用比这宽一点或窄一点的轨距，但世界各地用得最广泛的标准轨距仍是这老轨距。
以上三个例子很生动地说明了一种历史现象，叫做“路径依赖”，即人们往往依赖以往事件所形成的轨迹，而不管现时境况如何。在这种情况下，最初的选择具有持久的影响力。即使当初作出这一选择时所依据的条件到后来有了变化，人们却依然沿袭老的做法。许多人的终身职业也是从自己最初并非有意挑选的工作沿袭下来的。这里的逻辑很简单：“历史是起作用的”。这不仅适用于技术标准和职业，而且也适用于规则和制度安排。
在古代，欧洲和中国有过多多少少相似的封建制度，即君王及其藩属所形成的关系。但欧洲的封建制度具有契约性，又存在着独立的宗教，这就导致了多元文化和个人主义。中国的封建制度则是以君王为中心，又等级森严，使中国走上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即君王专制和中央集权。封建起源也许可以追踪到更早的时间，生态因素和文化因素可能都是需要考虑的，但不论是通过什么方式，最初的偶然的选择总是让制度的发展走上了一条特定的轨道，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以后，就难以再扭转了。这很像是连锁反应，最初的事件引发了暂时相连接而又偶尔紧密的事件之“链”，它就神秘地无法打断了。
经济学家喜欢将“路径依赖”与效率、市场失效、成本和弥补措施联系在一起。问题是：效率并不总是可以客观衡量的，可从外界观察的，可独立确定的。偏爱和不确定性都起一定作用，与政治相关的制度性“路径依赖”更是如此。美国的宪法就有这方面的明显事例。总统为什么不直接民选而要由“选举团”选举？参议员为什么不是按人口比例而是每州一律两名？这样“不公平”的设计给美国的民主带来严重问题。然而，这已经在既得利益方面产生历史性“锁定”效应，想把宪法改得更民主平等一点，已是几乎不可能。
中国不会采用西方民主的十二大理由（2）
从这种“路径依赖”论据也可以看到中国没有采纳“选举式民主”或“多党制民主”的原因。人们偏爱非对抗性政治组织，是表明人们已长期适应一种生活方式，若要改变它，甚至只是议论要改变它，都会引起人们的不安和恐慌。这不仅仅是需要付出心理上的代价，而且还会由于潜在的“心理模式”或“思维方式”的改变而付出相关的认识上的代价。这样，不确定性就会起作用。考虑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注重的是结果而不是过程，是前后左右的联系而不是孤立的事物，中国民众将会计算从德能政治转到多党竞选将会给他们的生活福祉带来多大影响。为变化作准备、向新制度过渡以及新制度的实际运行，人人都会算自己的得失账，形势就会变得失去确定性了。在这些过程之中，对于所得最多或所失最多的人来说，他们的付出就会超出心理的和认知的范围了。
在从博弈论的角度探讨中国的“虎斗”文化遗产时，我们得知竞选民主的“自发遵守”和“开放参与竞争”已在中国现代史上证明是行不通的。在中国，“开放参与竞争”的选举过程进行于党内，而不是在多党之间。这一“政治文化”论据与“路径依赖”论据几乎像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这一“政治文化”论据还能说明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之间不会发生战争：只有双方都是“虎”时，才会斗；若有一方不足以称“虎”，就斗不起来。
对于中国没采取西方的民主制，论据还不只这两条。假定多数中国人都确信对他们来说，竞选民主比德能政治更为有利，这时仍然有一个“集体行动”问题。常识说一个群体内若人人都有共同利益时，则人人都会通过集体行动以实现这些利益。有些人觉得这道理是再明显不过了，所以他们热心地提倡在中国推翻现政权以实现民主。这些主张在互联网上下翻腾了相当久了。不幸的是，似乎明显的道理又是明显地错了。
回想一下感恩节故事中谈过的“搭便车”问题。一方面，有些人提议用暴力实现政治变革，这需要付出巨大的组织费用；另一方面，有些人觉得可以从这一变化获利，但却指望别的人来承受那种代价，也就是指望别人开车而他们则搭便车。曼库尔·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指出，只有当集体行动只给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