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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举祖父在“建设新西康的出发点”中的观点为例：
“我们建设新西康的出发点是什么？一言以蔽之，为的是‘争取生存权’。”“有些人狃于过去历史的成例，以为国家亡了以后，只要民族意识仍然存在，还可希望复兴。……这种想法是不明白现在的国际形势与过去不同。……现在的时代不是从前的时代。现代几个拥有强大武力的国家，文化的程度都很高，他们的国家组织比我们还严密，对于统治异族的方法研究得非常巧妙，更有许多科学发明加强他们的统制。因此一个国家如果不幸被灭亡以后，在异族的严密统治之下，便很难得复兴的希望。”他强调： “‘争取时间’、‘迎头赶上’、‘加紧建设’为我们争取生存权的三要件”。“在新战国时代之下，国际的斗争，愈演愈烈，为了增强斗争的力量起见，任何国家都在拼命建设内部，要把国家筑成为一个不可动摇的基础，基础巩固了，才足以保证本身的生存，并且现在的国际斗争，不是以几十年、几百年计算的，是以几年、几月、几日算的。试看近五六年来，英法的国防建设，只比德国落后了两三年，便演成西欧会战的失败，可见国际生存竞争的剧烈。今后更非‘争取时间’、‘迎头赶上’、‘加紧建设’不可！”
“争取时间”、“迎头赶上”、“加紧建设”这些词汇，如若不注明出处，从上个世纪50年代过来的人，一定会以为是那个时代专有的话语。
其实，错误的流行印象还不止于此。比如，一种流行的印象是，在中国，计划经济这个概念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才引入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比如，祖父在1942年讲西康建设时就讲到：“以计划经济代替放任经济――这是本省经济建设的第三个方针。”
名誉社员（4）
祖父为什么主张以计划经济代替放任经济？其根据是自由放任主义在当时中国的社会条件下存在严重的缺点。他从很现实的角度，归纳出三个缺点。
其一，造成奢侈品充斥而必需品缺乏的畸形社会。他说：“在自由放任的经济方针之下，一般经营经济事业的人，都以营利为目的，并且还要于利之中权衡轻重，择利之最大、最可靠者来经营，若是一种经济事业的利小，或利虽大而不到最大的程度，都在他们摒弃之列的。他们时常在研究社会上哪些人才是有力的消费者，哪些东西才适合消费者的需要。很怪的，几乎中外的企业家研究的结果，所得结论都是完全一致的。他们认定社会上有力的消费者是太太小姐，少爷公子，他们才有钱卖东西，也才肯出高价买东西，更认定这一流人物所需要的东西是奢侈品，不是生活必需品。于是他们拼命去加紧生产花样翻新的衣料、皮鞋、香水等等，于是一方面奢侈品充满市场，另一方面生活必需品非常缺乏，一般人却喊民不聊生，造成一个很畸形的社会，这不是自由放任经济的流弊吗？”
其二，也是由于追求最大利润之故，嫌“军需工业之利小，也不肯去生产”。这显然不能满足战时的需要。
其三，作为后进国家，不能抵御强国的经济攻势。他说：“我们须知道二十世纪是经济斗争最猛烈的时代，在这放任经济的方针之下，何能经得起列强经济进攻的打击？所以我们为生产生活必需品计，为参加国际经济斗争计，实不能不抛弃放任经济，而另以计划经济来代替它。现在世界上的强国，几乎没有一个不是采取计划经济的”。
我想，祖父的上述思想多少和蒋百里先生关于民族兴衰的思想有关。祖父讲到，“蒋百里先生从民族之兴衰，发现一个国家民族‘强’、‘弱’、‘亡’的根本原则，就是‘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则强，相离则弱，相反则亡’。” 循着“生活条件和战斗条件一致则强”的道理，对祖父的“以计划经济代替放任经济”的主张便比较容易理解。当然，如果更深入地考虑，即使承认蒋百里先生提出的原则，对于生活条件和战斗条件如何一致等问题也还可以有不同的思路。
由于没有给出严格的前提条件，也没有充分的论证，因此祖父的上述论点从学理的角度看并非是无懈可击的。然而，它无疑体现了一个政治实践者的现实观察、感受和判断。由于没有后来我们接触的那些意识形态的色彩，这些根据倒显得质朴、实在。我始终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曾选择计划经济模式，不仅出于*主义公有制原则的原因，而是出于建立强国的现实考虑。
今天，合作化运动也好，大跃进也好，计划经济也好，已不似当年那样一片光华，其暴露出来的弊端受到了不少的批评，许多批评无疑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看不到这些东西的出现其实有着更深远的社会潮流的涌动为背景，看不到在中国寻求生存发展的过程中各色弄潮者的尝试，而把问题都归到中国共产党的“发明”上去，显然是成问题的。然而，这不也是在一段时间中，把现代革命史和建设史都变成党史的后果吗？欲揽全功，必担全过，历史研究和载述自然是以尽量全面真实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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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游（1）
祖父在成都的时候是比较忙的，经常开会。不过，星期天得暇，有时也与祖母领着哥哥和我出去游玩。
近处去的比较多的是武侯祠和望江楼公园，远处则去过都江堰。
若论印象深，首推都江堰。那一天清晨，雨过天晴，祖父、祖母带领哥哥和我，乘祖父的专车离开成都，前往灌县，说是去看一个水利工程。水利对我并不陌生：出家门向右过街就是大片稻田，水渠纵横；向左走不多远就是府南河。而今天要去看的水利工程是什么样子？
路途中的一个小插曲更增加了此行观水的兴味。在沿一条河行驶的时候，不知道是路坏了还是河水上涨把路淹了，司机李成国看看水不深，向祖父说要把车开到水里去行一段。“走嘛。”祖父相信司机的判断和技术。有这话，司机一脚油门就把车开到水里。顿时，车窗两侧水花飞溅，车子如若行舟。司机如此行路看来是很有经验的，车子既未熄火，也未淤陷，旋即脱身上路，奔驰而去。
至今留在我脑海中的都江堰是从山上俯瞰的景象。两江分势，静静流向辽阔的川西平原。我感受到开阔，但不是震撼。我想到了重庆。那里山夹着江，常常会听到奔腾的涛声。这里却是那么的谧静。
祖父站在山上，远望良久。（那神情，在多年以后的北京十三陵水库边上我也看到过。）这天，他给我们讲了两千多年前李冰修建都江堰的故事，又讲了大禹治水的传说。那一次以及之后，我不止一次听到祖父讲都江堰时感叹它的伟大。
祖父不仅因都江堰的伟大而感慨，也因都江堰出在四川而自豪。他曾经讲过：
“川康人创造的性能，很早就在物质与精神两方面表现出来。秦朝李冰父子在成都平原兴建伟大的水利工程：筑都江堰，凿离堆，分岷江（亦称外江）水入内江，使正流得免水患，而内江亦得借以灌溉，于是内外二江，俱蒙其利，素多水患的成都平原，一变而成年年丰登的沃壤。最奇特的，这种擘划成功于二千年前的水利制度，其所定规模，流传至今，不致改变。民国初年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来川参观都江堰水利之后，赞不绝口，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优良的人工灌溉。”
水利，在中国的社会治理和建设者心中，有挥之不去的情结。出生在川西平原，受都江堰的滋育长大的祖父，怕也不能免去这一情结吧。当他执政西康得到建设机会的时候，在建设规划中也想到了水的利用，要使“从前看不出水利的西康，”有“灌溉工程”。他也确实这样去做了。比如，他在1942年下半年讲到西康经济建设时曾谈到水利方面的建设情况：
“在本年上季已完成雅安青衣渠灌溉工程。现时测量竣事者，还有西昌安宁灌溉区、始阳坝灌溉区、天全坝灌溉区，或正在设计、或设计业已完成，短期内当可设法兴工。现时正在兴工者有雅安周公渠灌溉工程，将来第一期工程完竣，计有受益农田六千市亩，年可增益二百五十九万七千元。”
这些信息，仅从他当年的讲话中得来。当时那些“完成的”、“正在兴建的”以及“可设法兴工的”灌溉工程的实际建设状况如何，今天是否还有遗迹，我全无考察，也就不得而知了。
近年从中央电视台拍摄的《走近西康》中得知，康定的水电厂也是在那一时期中颇费周折建成的。当时从美国买进了最先进的发电机，准备先运到越南的河内再运到中国，不料太平洋战争爆发，河内被日本占领，此路不通。又拟通过缅甸的仰光，还是不行。最后改道大西洋，过地中海，运到印度的加尔各答，再通过美军飞虎队空运到昆明，分拆包装后汽车拉、马驮、人扛，历尽千辛万苦才到达康定。用心不可谓不切。那个电厂现在似乎还存在。
携游（2）
那些水利灌溉工程和水电厂都是为使西康“由穷而富”所为。一般而言，这些工程对当地的农业和工业应该是有促进作用的。但今天我们又多了一个更为广泛的生态视角。从更大的生态角度来看，它们的作用如何，以我的知识储备是不敢做推论的。多年来跑了一些地方，耳闻目睹了不少水利建设，其后果并非都如都江堰那样使经济与生态得以完美结合。在河北调查的时候看到许多河流都被治理得干涸了，地下水位年年下降，以致机井越打越深才能取到水；在山东调查时看到我们从小就吟诵的“天上来”的“黄河之水”竟然断流了；回到当年插队的雁北地区山阴县，得知著名的桑干河已多年无水……建设者的水利情结和努力，在此处得到收获的同时在彼处不一定能结出好果实啊。
想到这些，不由得感叹都江堰的伟大！
近年得知，都江堰附近又建造了水库工程，这一工程对都江堰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有不少学者，包括社会学界的周孝政、李强等，都持反对态度。当然，新的水利工程也是得到一批专家论证过的。但愿他们在论证时充分考虑了水库工程对都江堰的影响，考虑了都江堰在经济与生态关系上的象征意义。
祖父、祖母带我们去武侯祠和望江楼，主要的活动是行走于林间。两个老人走累了，在椅子上歇息时，便放哥哥和我到林子里去跑。到北京后，若问我对那两个公园的第一印象，我脱口说出的一定是武侯祠的古柏和望江楼的青竹。如果用今天所谓文化游的眼光来回顾，那么在武侯祠里祖父、祖母间或向我们提及三国人物，应该是内容之一。像许多四川人一样，祖父熟悉三国故事，也从三国人物的作为中得到过启发――比如，他当年在西康处理民族关系问题时就想到了诸葛亮：“诸葛亮南征，首先定下一个原则，是‘俱服其心足矣’！后来七擒孟获而不杀，确有他的见地。” 不过，直到“*”中我才知道，祖父虽然勤于阅读，但是在这场运动到来之前的几十年中，他从没有读过《三国演义》及其他小说。几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都是在“*”中消闲读的。其实，我已经记不起来，我小时候的三国知识，哪些是从祖父、祖母那里听来，哪些是从其他人那里知晓，哪些是自己从小人书上读到的。三国故事，实在已经成为四川许多地方的“地方性知识”，“有文化的”和“没文化的”人，讲起来都是一套一套的。
2007年，我和妻子、女儿到成都旅游，经刚刚到成都来过的朋友介绍，住到了武侯祠对面的“梦之旅”旅社。晚上，到武侯祠旁边的“锦里”吃小吃，在武侯祠外的街上散步。我和女儿聊起小时候与祖父、祖母在这里游园的情景，讲到1949年祖父发动起义时武侯祠的特殊作用，讲到我的父亲即她的祖父在这一带的一些经历。夜幕中，我突然感到脚下这片地方对我们这个家庭有着一些不寻常的意义。
武侯祠，是祖父1949年12月9日和邓锡侯、潘文华将军在彭县联名发出起义通电以后，成都之战的首当其冲之地。
12月7日，祖父和邓锡侯将军潜出成都，脱离虎口，赶到有邓部驻军的崇义桥后，即部署部下按起义计划准备行动。当时，武侯祠驻有祖父的部队，祖父指示该部严加戒备，准备战斗。根据祖父的回忆，在准备起义计划部署西康阻击战时，原来给这个部队规定的任务是：掩护地下工作人员和与*通讯的无线电台；保护华西坝的广播电台和四川、华西两大学；可能时抢救被特务拘禁的革命同志；根据情况发展配合友军作战。12月初，随着解放军迫近，成都的特务活动日益猖獗，有的*党员、*人士和祖父所部在成都城内的工作人员转移到武侯祠及其附近，在城外继续活动。武侯祠一时成为军事、*的一个据点。祖父等人通电起义后，这里因在成都郊区首先面临军事压力。聚集在这里的*党员、*人士有序撤离了。部队是撤，还是不撤？祖父认为这里是钉在敌人身上的一颗钉子，多守一天，就能够多牵制敌人一天，为迎接解放军的到来就多一天主动，因此指示该部坚守。12月13日，胡宗南部以三倍兵力，附以大炮坦克，向驻武侯祠驻军发动进攻。经过激战，终因寡不敌众，阵地被突破，祖父部下守军大部分官兵牺牲。
携游（3）
想到这里，不禁黯然。
武侯祠附近当年有一所建国中学，是祖父出资创办的。1948年底到成都解放这一年多的时间中，父亲根据*地下党的指示，担任该校的校长。我到成都后，曾试图打听到建国中学的旧址，但时间仓促，未能得到结果。
当时代表*地下党要求父亲出任建国中学校长的，是父亲在华西大学的同学和好友胡立民。我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到成都开会时，遵父亲嘱咐曾去看望过他。他比父亲年长，我们称他“胡伯伯”。胡伯伯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错划成“右派”，直到“*”结束后才彻底*。后来，他来北京时到父亲家里住过。胡伯伯于1993年去世。父亲写了一篇小文“送信”，记述了他和胡立民之间的一段交往。文章的最后一句是：“写这篇小文，也是对亡友的一点纪念。”
父亲记述的“送信”，是他在地下党和祖父之间，充当信使的一段往事。对这一段经历，父亲留下深刻印象。
父亲和胡立民（当时的名字叫胡庚炳）是1946年结识的。他们在一起组织社团（方生社），一起办《西方日报》副刊和《西方夜报》，一起讨论问题，一起参加学生运动，了解日益加深。1948年春节后的一天，胡立民郑重地向父亲说，他是共产党员，并提出地下党要与祖父面谈，希望父亲从中联系。父亲立即同意了胡立民的要求。此前，父亲已经估计到他是共产党员，不过彼此没有说透。
回到家中，在祖父吃早餐没有旁人在场的时候，父亲向祖父转达了四川地下党的要求。祖父同意谈，并简短地告诉父亲，*中央已经派人在雅安了，并设有电台联系。此前，父亲完全不知道这些事情。祖父叮嘱父亲，这是高度机密的事，不能和任何人讲。父亲把祖父同意和地下党晤谈的话转达给胡立民，出于保密要求，没有和他讲*中央派员和设电台的事。后来，四川地下党派胡立民长住雅安，直到祖父起义前他始终以为*中央派去的王少春是祖父部队中的一个高参。祖父宣布起义后，王少春公开身份，胡立民才知真相。
在祖父同意和地下党晤面之后的一段时间中，四川地下党并未派人来。过了一个多月，胡立民忽然对父亲说，地下党要送一封重要的信给祖父。当时祖父正在雅安，胡立民要求父亲亲自把信送到雅安。父亲找到可靠的车子后，立即动身。（父亲突然去雅安的事，后来父亲和我聊起来的时候，母亲还清楚记得。她说，我当时奇怪，他怎么突然要去雅安，去做什么事情却没有说。）祖父看了父亲面交的信以后说，他们暂时不来了，并把信递给父亲看。父亲至今记得信中内容，信上说：
承允晤面，本应尽快拜谒，因家兄经商外出，一时不能回蓉，只好以后另约时间。请你告诉令郎并转告胡君，目前时机不宜，暂缓晤面，以免播口失风，两均不便也。
信中最后两句，父亲在向我讲述时说，他是记得一字不差的。
回到成都以后，父亲按照四川地下党信中的要求，向胡立民说，祖父觉得现在时机不合适，晤面的事以后再说。当然，信中的内容，不便告诉胡。以后，四川地下党没有再通过这条渠道和祖父联系。
地下党的这封信是很有意思的。地下党因某些原因一时不能和祖父面晤的信息，为何不直接告诉负责和祖父联系的胡立民，而要写一封重要的机密信件，让祖父演一出婉拒戏，通过祖父之口 “告诉令郎并转告胡君”呢？内幕情况不得而知，只能猜测，而客观效果，则是：第一，切断原来的联系人和祖父在晤谈方面的联系；第二，在原联系人环节如果“失风”，传出去的是祖父婉拒晤谈的假信息。地下党工作之缜密，由此可见一斑。
这封信的内容，父亲直到1992年回成都旅游时才和胡立民谈起。那时两人都离休，因而有时间去闲谈这些往事，去说当年不便说的细节，讨论当时的存疑。胡立民回忆当时的情形提供的信息是，那时地下党内出了叛徒，地下党采取了周密的防范措施。当然，两位老人也只能是猜测而已。这封信不知是哪位地下党领导人所写，当时的考虑，只有决策的人才能知道。
在夜幕笼罩的武侯祠外的街道上，望着祠内团团树影，给女儿讲这段故事，她可能感到好玩吧。但在那个严酷*的年代，这些防范技巧却不知是多少生命换来的。
告别成都
1959年春季，我和哥哥得知，我们将在暑假期间随祖父、祖母迁居北京，我们将和分别多年的父母、姐妹以及出生在北京的两个弟弟团聚了。由这时起，我和哥哥经常说到的一个话题是记忆中的世旭、世昕、世宽的样子：世旭的脸很圆，世昕小时候胖胖的下巴上像有个汤圆，世宽的脸色特别白……成都这边的工作人员们则常常逗我们说：“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