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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祖父和佛教之间的更深的关系，我是在成年以后才逐渐了解到的。前面讲到，祖父在主政西康的时候，对于佛教在当地社会中的作用给予了高度重视。这种重视的态度，不仅体现在他对佛教在康区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的估量，而且体现在他对佛教学理的钻研。在祖父看来，一般论康政而欲以崇佛治康的人，只是注意佛教在康区拥有实力这一方面，而对于佛教的内在学理及其与康区治理和建设之间的关系仍缺乏认识。我在阅读一些文献时注意到，在后一个方面，祖父是进行过研究和思考的。这或许构成了他治理康区独具特色的部分。
祖父认为，如果只从实力角度来考虑崇佛，则“不免失之虚伪”，如此治康“无以促进康民之倾心结附”，因而也无法“开康省新文化之良机”。他主张从佛教文献整理、学说研究、论辩等处着手来形成新的文化基础。
祖父之关注佛学研究，除了是出于和佛教界人士深层文化沟通的需要之外，确实有一些现实问题的处理需要他对佛学有所了解。比如，佛教中有黄、红、白三派，从尊崇佛教的理念出发，三派同在尊崇之列。而从政治治理上考虑，哪一派更需提倡，是祖父在康区当时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要处理好这个现实问题，就需要对这三派的特点有所了解。祖父当时采取了“特别提倡黄教”的政策。他这样做具有对佛教中这三派的认识上的根据：
“红、白两派，其教授法多宜于上根人。黄教普遍上、中、下三根，其特点为讲究性相、严守戒律二者。讲究性相，则知识明，严守戒律则行为正。果使人民知识皆明，行为皆正，政治上所得之裨益尚可计耶。”
当时在康区最流行的教派是黄教。从文献看，祖父在上个世纪30年代即对于黄教所倡导的“三士一贯学说”进行过研究并有心得。在他看来，这一学说对于出世法和世间法具有两相圆融之妙。他认为，撇开出世的一面不论，即使仅从“政学”角度看，该学说也有值得重视之处。他将黄教中“下士学说”、“中士学说”和“上士学说”的现实意义分别做了一番推演，其论述如下：
“甲、下士学说，以明业果之取舍为中坚。此项学说，如果昌明，能养成人民止恶行善之自信心，而发为自治自强力量，扫去一切听天认命之依赖恶习与不正确之知见，自创美善环境，而跻之富强。今日欲恢复民族，尤非提倡此学，不易策发其原动力。
“乙、中士学说，以出离心为中坚。此项学说，虽重在出世，但如果昌明，能养成社会上之高尚风概，而一扫沉溺物欲率人相食之流弊。
“丙、上士学说，以大菩提心为中坚。此项学说，特别阐明孝字意义充类至尽，多为儒家所未逮。举凡牺牲自己利济他人，拔一切苦予一切苦予一切乐之高深道德伟大人格与事业皆由此发生，如果昌明则能养成社会上之多数真实贤明首领人才。”
可以看到，祖父在讨论“三士”学说的时候，不限于知其然，他更关注的是该学说在变化了的社会环境、国际环境之中，有哪些积极因素可予引申。培养止恶行善的自信心，引发自治自强的力量，养成高尚风气，培养利济他人的贤明首领人才等，都是这种取向上的思考。
在对西康的治理和对康藏佛教的研究过程中，祖父逐渐体会到，在经营康藏地区中易犯的错误之一，是认识不到康藏佛教和汉土佛教之间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是理解康藏地区宗教文化与汉地不同的不可或缺的环节。他认为，康藏地区“之难于治理者，不惟其地理环境之特殊，语言文字之差异。而其最重要之原因，实由其宗教文化之不同，不易为外人所了解。故以吾汉族同化力之强，接壤而居，自唐迄今，历千余年而终不能沆瀣一气者，即以此故。”祖父在1943年的一篇题为“国人对于康藏佛教应有之认识”的文章中，从康藏佛教的特点入手，对其和汉土佛教的差异进行了一番比较。他举出并作为比较参照的康藏佛教主要特点包括：显密具备、内外合修、大小兼赅。现将其做出的比较录于下：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经堂（3）
“一、显密具备
“佛法之显教，乃其理论根据。佛法之密宗，则其实际作法。理论可以公开，作法则须秘密。此与现代各国对于科学理论及作法之态度完全相同。汉地密法，虽在唐宋之间曾一度传来，既不完全，且不旋踵而传承即失。日本仅东鳞西爪，得其点滴，亦即举以自豪，近且欲逆传于华夏。西藏则显教密宗，相为表里。而所谓即身成佛之无上密法，则幸赖西藏诸师继继承承，得宜仅存于世界。惟以既属密法，未便昭宣。国人若有兴趣于此而加以钻研，即知其于人类精神上之贡献为何如也。
“二、内外合修
“佛教密宗，凡有四部。初部纯重外形，次部重外兼内，三部重内轻外，至于四部则纯重内心。西藏虽四部并传，而所置重则在一四两部，内外合修。比与现代军学家训练士兵外铄内发之主张完全一致。常见西藏大德内证功德造诣极深，而终日礼拜，供养曾不稍懈，一若初学者然，即可概见。汉地自禅宗盛后，一般佛子莫不偏重内心，遗弃外形，以疏懒放旷为解脱，视礼供禅诵为余事；日高未起，煨芋鸣高；三藏圣言，置之高阁；尚何六度万行之足云。卒之外无所事，内无所得。汉地佛教之不振，其不重外修，亦未始非重大之原因之一也。
“三、大小兼赅
“佛家显教，又分三乘。菩萨为大，声缘为小。小乘专求一己解脱，大乘则求普渡众生。然必先须一己知流转苦，生厌离心，方能推己及人，发心救度，为此意义愿成正觉，是即所谓发大菩提心是也。汉人好高骛远，一般佛徒莫不以大乘自居，甚且有于大乘之上别开所谓圆顿一乘者。故其治学也，乃将一切小乘典籍，摒弃不观。即如玄奘法师所辛勤译成之大毗婆沙论二百卷，梵筴既亡，西藏亦无译本。此乃绝世之珍，而历来缁素读此者鲜，甚至多有不知此书之名者。西藏僧侣通习小乘，俱舍一书列为三大寺必修课程之一，故无驰骛虚名空疏无实之弊。”
康藏佛教和汉土佛教除了在以上三方面存在差异之外，祖父还指出了康藏佛教中的其他一些特征，如治学中“闻修俱重”、“讲辩并行”。这些“皆印度贤圣讲学之遗风，而为汉地佛徒所久已丧失者。且即因其注重辩论之故，因明教典遗籍繁多。以视汉地、日本之仅抱定理门入论二书即沾沾自喜者，相去何啻倍屣。”
从现实治理的动因角度看，祖父钻研佛教，不仅是被动地适应社会环境，而且有在康区建设中形成新的康藏文化的积极设想。考虑到佛教在当地的广泛而深入的影响，他认为在将一系列现代观念引入康藏地区的时候应设法将之和佛教文化结合起来，方能奏效。他设想中的这种新文化具有将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义”（民族、民权、民生）和佛教文化有机结合的特点。他主张：
“须深切了解其〔指康藏佛教――作者注〕宗教文化之情形，在不违反其民众心理之条件下，逐渐以三*义之精神灌输于彼。使其了知彼等实为中华民族之一支分，彼以二三百万人之支分，处此世界民族斗争风云紧急之时代，决不能脱离中华民族全体而独存。且又非消泯阶级，提高民权，应用科学改善民生，决不足以建设地方而应付环境。三*义之精神不惟不与佛教文化相冲突，且可互为表里，相得益彰。特不可操持过切，一概抹煞，以致拂逆其民众心理，挑起种族间之恶感，则犹治丝益楚分，终难条理。不惟影响国防，而国家有形无形之损失殆难数量计算矣。”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经堂（4）
在西康时期，祖父的佛学知识之获得，和他与高僧大德的密切交往以及对佛学人才的延揽是分不开的。从我记事时起，这些已经是过去的历史。但在我的印象中，有的客人到家里来，有时也和祖父讨论一些佛学中的问题。刘衡如先生、郭和卿先生是到北京以后我叫得上名字的两位。他们是祖父的老朋友，在藏学、佛学方面均有造诣。记得迁居北京以后，有一次刘衡如先生和祖父聊起因明学中的逻辑问题，使我很惊讶。在我从《西游记》得来的概念中，佛是和神话中法力相联系的，想象中的佛学定是由神秘的咒语构成。刘先生告诉我，佛学中有相当多的文献涉及到严密的逻辑；在辩经中，逻辑思维是重要的能力；唐僧――玄奘不仅是翻译家，而且也是一位辩经高手。
说到辩经，在这里还想多写几句。祖父当年在倡导从佛教文献整理和学说研究入手形成康区新的文化基础时，对辩经给予了特殊的重视。康藏佛教有辩经传统，当时在康区也设有辩论场，名为“讲扯里”。在祖父制定的宗教政策中，提出要利用辩论场并“奖励辩论”。为何如此？祖父有如下说法：
“凡一切人生宇宙应有之学皆在论辩范围以内，依照因明方式公开对辩，对于养成正确知解与辩才皆有莫大补益。康民习俗，所以至今未能免于迷信之讥者，即由此种性相辩论场所未能普设之故。今以政府地位，欲祛除一般愚迷习俗，除提倡科学之外，莫如因有旧有学术，提倡性相之研究，故对于辩论场，应有奖励金之规定。”
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寻觅祖父当年的思路，感觉他更深的思考，似乎是想借助藏传佛教中的因明学和康藏地区的辩经传统来形成民众中的更为理性的宗教文化，减少原有宗教文化中的迷信成份，以适应建设即将带来的变化。这种更加讲究逻辑的理性宗教文化，虽然不是科学，但较之不讲究逻辑的、迷信的宗教文化，和科学有更多的相近之处，因而具有这种宗教文化的人更可能接受科学。这种讲究逻辑和论辩的理性宗教文化，也更容易接纳其他新的观念。这是一个有意思的想法。显然，这个想法的实施，必须得到高僧大德的合作，因为其实质是一种宗教革新。我想，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个想法是有可行性的。只不知这种想法在今日之康藏社会是否还有可行性，也许早已无此必要？亦不知当今研究康藏文化的世俗学者，是否兼具与高僧大德们辩经的能力？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我读到一本由彭迪先教授（彭教授曾是父亲在华西大学读书时的老师）主编的小册子——《刘文辉史话》。书中搜集了一些流传民间的有关祖父的故事。有一节的标题是“信佛教或不信佛教”。书中描述了民间对于祖父究竟信佛教还是不信佛教的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他信，有人认为他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而以崇信佛教为工具。 该书的作者只是叙述而无结论：“刘文辉是怎样想的，是否真信佛教只有他自己明白了。”
其实，“真信还是假信”只是分析人的宗教活动行为的一个角度。用今天的某类学术术语来说，属于偏好的社会表达中是否存在偏好伪装问题。而这样提出问题的行为假定，是理性选择。如若从世界图景和规范内化的角度来看待宗教信仰，那就比“真信还是假信”复杂了，其认知心理过程比理性选择要复杂得多。
对佛教的尊重，是祖父治理西康的组成部分，由此看，无疑具有工具理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能由工具理性蹈入信仰。我注意到，祖父当年对西康省公务员谈尊崇佛教时，就有将治理和信仰结合起来的思想。1936年，国民政府下达一个命令：凡是到康区工作的公务人员，都要尊崇佛教，不得摧残佛教。籍此，祖父向下属人员强调：
“这个命令，非常重要，希望凡是到康的人员，无论如何，都要切实注意这一点。我们就是不信仰佛教，但最小限度也要做到不蹂躏佛教，这样才不至违反西康人民的心理。因为西康人民，各个是信奉佛教的。”“我们要办到不摧残佛教，而且还进一步，信仰佛教，然后才能办到公务人员与民众感情联为一气。从前赵尔丰治康总算有相当成绩，惟因过于摧残佛教，与康人心理背驰，畏威而不怀德，所以结果还是没有好大的成功。这一点，你们也应特别注意。”
祖父要求下属至少不蹂躏、不摧残佛教，这是硬约束。至于信仰佛教，是作为“公务人员与民众感情联为一气”的更高要求提出的。我体会，他本人是依据这个更高要求去做的，在此过程中，他的观念也有被佛教所化的部分，乃至于形成为某些潜意识。信仰形成和变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潜移默化发挥着重要作用。
有一件亲历的小事使我相信佛教对祖父心灵的内化作用。1970年代初，祖父因患肺炎引发高烧，一度昏迷不醒。送到北京医院住院治疗后，我每天去陪住护理。一日清晨，我正站在他的床边，见他醒过来，神情清朗。祖父定睛看了我一会儿，含笑说，我刚看见一个金光菩萨站在那里，再仔细看，是你啊。我告诉祖父，他已经昏迷了几天。他听后说，这次病已无大碍，过来了，我自己晓得。
高烧后的幻觉里出现佛教中的世界，这说明祖父的潜意识中已经留下佛教影响的痕迹。
祖父虽然认为佛教中有很多优秀的东西并对高僧大德十分尊重，但是他的政治决策总是依据其政治理念和实际的冷静分析，而不是神秘的预言，哪怕是这种神秘预言来自高僧大德。他对于藏区政教合一的制度以及不同政治力量对藏区的渗透有深刻的理解。据父亲回忆，1949年临近解放的时候，曾有西藏大德给祖父来电云：共产党有笼罩全国之势，但终不能成功。这封来电父亲在祖父那里看到，准确时间父亲已经记不清了，但内容却记得十分清楚。父亲向我讲述时是逐字背出的。虽然来电者是祖父很尊重的大德，但是祖父起义的决心并未因此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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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书法（1）
祖母有写毛笔字的习惯，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每天必写。她写字的时候，祖父如果在家，偶尔也在一旁看看。
我有的时候也在一旁看，看着看着，就看出了一点兴趣。祖母看我有兴趣，就开始教我写。怎样握笔，怎样起笔，怎样转折，等等都一一教来。祖母常临帖，她喜欢临的是颜真卿的《勤礼碑》。这也是我最早临的帖。祖母还特别告诫，写字要使每一笔都有力量，好看不好看倒在其次；写过了，即使不满意也不能描。这都是上小学之前的事。记得上小学后，学校书法课的初始阶段是“描红模”，即把作为样本的字以红色在纸上印好，让学生循之描写。祖母对于这种教法很不以为然，并特别反感于“描”字。她认为这样做，就把基础打歪了。尊她要求，我在完成“红模”作业时从来不描，只是写。祖母的这些告诫，对我后来的写字风格，不无影响。
我学写过几次，得到夸奖，更有了劲头。看我开始上道，祖父也介入了。他是用我的名字为例作示范的。他的书法示范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有两处。一是祖父用雄浑的笔触写了个繁体的“刘”字。这个“劉”字，不仅左边的结构使人觉得非常稳固，而且写右边的立刀时最后的顿挫、回笔、挑钩让人感到了意外的力度；二是“定”字最后的一笔“捺”，由细到粗，顿足之后再提起来，很是厚重。祖父写这几个字时的运笔状态深深地印在我脑子里。从祖父行笔和字体结构看，他的字也是颜体的底子。我猜想，祖母习颜真卿碑帖可能是受他的影响，或者就是他推荐的。和《勤礼碑》的字体风格相比，祖父的字没有那样丰润，要更加刚一些，但和我后来临过的颜真卿的《多宝塔》――我觉得那是颜字中偏刚健和秀气的一部帖――的风格相比，没有那样秀。
行笔至此，我想到祖母碑铭的书写。祖母去世后，骨灰存放于福田公墓。后来将骨灰盒移置于公墓骨灰廊时，需要镶一块小墓碑。父亲命我书写碑铭。我以楷书写下“刘母杨蕴光千古”。写那个“刘”字的时候，我想到了祖父教我写“刘”字时的情景。如果我写在祖母墓碑上的字（严格说来，是我写好字样，由公墓的石匠刻在碑上）留有祖父遗风，那也算是对祖母的一种安慰吧。
在我印象中，祖父的字是有功底的。但那是儿童和少年时代的印象，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如何便不得而知了。非常遗憾的是，我手头没有保留祖父的一纸――哪怕是一小片――墨迹。我询问父亲，他那里也没有。从小没有养成搜集这些东西的习惯是造成我今天回忆往事却无祖父手迹的主观原因。而在祖父方面，从我记事时起，一直有多读少写的习惯，这自然使其留迹甚少。从大处看，则是剧烈的社会动荡使然。1949年祖父宣布起义而解放军尚未到达之际，家中被胡宗南部队洗劫；胡宗南部队撤出，成都暂时处于政权真空期间，又有趁火打劫者入家行窃，不料引爆了胡宗南部队在家里安装的大量炸药，楼毁人亡，家中所存书籍和其他纸制文献大都灰飞烟灭；“*”伊始，抄家风雨欲来，以祖父的政治经验，更不会留什么墨迹授人；而后抄家数次，若有文字东西也早抄归他处了。如此折腾几轮，我手无墨迹也是不足为奇的。
我曾问父亲，祖父是否有题字可寻。父亲说，祖父从无题字的爱好。不得已的应酬，多是别人代写署个他的名而已。比如，西康建省之后，在四川和西康交界的山崖上，有祖父署名的“西康东界”几个大字，那是父亲的老师，书法家曾默恭写的。我问父亲，大邑的“庄园”中有祖父署名的匾额，是否真是祖父所写？父亲回答说：“不是哦。”我琢磨过那匾额上的字，和我印象中祖父的字的确不像。
学习书法（2）
回到对少年时代的回忆上来。随祖父、祖母移居北京，和父母团圆后，指点我们习毛笔字的“任务”主要由父亲承担。父亲在工作之余也有写写字的习惯，以此作为休息。据父亲说，他习书法正是在祖父的重视下开始的。父亲小时候，祖父专门聘请了家庭教师来授课，书法是课程之一。祖父曾有一个说法：字就像出手的枪。以今天的流行术语来说，书法是一个标志着人的文化修养的“信号”，就如同枪法标志着人的武功基础一样。由此来看，祖父对父亲的书法教育或许带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