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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农田。3号处在靠近十七街南端的路西。这是一座独立的院子，院内的主建筑是一栋小楼。类似结构的院子向北比邻排列还有两座。和我家相邻的一座住着邓锡侯将军，我们称其邓爷爷。邓爷爷比祖父年长，他和祖父一样也是毕业于保定军校，上个世纪40年代当过四川省省长，抗日战争时期率川军出川，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参与指挥台儿庄战役。1949年12月，和祖父一起离开成都到彭县宣布起义。解放后任四川省副省长。
3号的院门坐西朝东，比较高大，至少当时觉得如此，门框是水泥的。进得门来有一条宽四五米长十几米的通道，通道两边种着葡萄，上面是葡萄架。 走过通道向右亮出一块“坝子”，和通道面对也即坝子的西面有一排平房，大约五六间，是工作人员的住房。坝子北面有一个花园，花园是圆形的，围种着齐腰高的万年青，有几个口可以进入。挨着花园是一座两层的小楼，楼门坐北朝南，外面有一个敞厅。
进楼来是一个厅，正中央挂着一个大表。厅的左侧是秘书的办公室，右侧是客厅。穿过客厅是饭厅，饭厅是南北向矩形的，里面摆着一张可围坐10人的大圆桌。饭厅西北角上的一个门通到楼后面门廊，门廊东西狭长，北面是后院。后院不大，通过楼侧的两条狭窄的过道和前院连通。后院的西北角是厨房，厨房门和门廊仅距一两步，遇下雨天把饭菜端到饭厅虽略有不便，但也无大碍。
从楼厅直走是一个过厅，厅的左手是楼梯，楼梯下有可堆放杂物的小屋，小屋旁有一间居室。厅的右手边也有一间居室。这两间居室分别是两个保姆以及她们的家属居住。过厅北面的门通向后面的门廊和后院。
楼梯拐两个弯就上了二楼。上楼后的左边有一门通阳台，右边是一个过道，过道为南北走向，尽头的门进入二楼客厅。过道边还有一个门，进去是家里设的经堂，即通常所说的佛堂。进二楼客厅，左边是祖父祖母的起居室。起居室有三个门，一个通客厅，一个通经堂，一个通卧室。祖父祖母卧室还有一门通阳台。客厅右边的房间是我和哥哥的卧室，里面是卫生间。
站在二楼的阳台上可以看到邓爷爷家的院子。他家和我们家相隔的墙边，栽着几棵芭蕉树，树高过墙。我每次从墙边走过，总要看看那几棵芭蕉树的大叶子。正是因为那几棵芭蕉树，使我初步知道了芭蕉和香蕉在外形和味道上的区别。
这个院里的常住人员除了祖父、祖母、哥哥和我之外，还有法贤师、厨师张汉文、勤务员姚月明和他的妻子、勤务员贺国九、保姆彭、保姆黄黄和她的女儿黄良芬。张师傅的妻子和孩子都在乡下，有时也过来住。敖秘书那间屋里有床，可以住，但他通常不住在这里。司机李成国若无特别情况也不在这里住。到成都以后，祖父身边没有安排警卫人员。我觉得贺国九的身份和祖父在重庆时的警卫亮鹏有些类似，祖父出门的时候他总跟着，但是他没有佩带枪。
在十七街3号我们一直住到1959年夏天迁居北京之前。离别成都后，祖父、祖母一直到去世（他们分别于1976年和1982年去世），都没有再回去过。
十七街3号（2）
我最早一次重回成都是1984年，那次是去开会，来去匆匆，会场住地两点一线，无暇他顾。1988年秋天再到成都出差时略有空闲，遂动了到故居看看的念头。问到新南门，易寻十七街。然而昔日半城半乡的景象已经不见，到处是拥挤的房屋。如果不是那座水泥的院门框，我恐怕未必能准确指出当年的3号院子所在的位置。
站到水泥门框前，童时的情景油然浮现：祖父清晨定时的散步；祖母每日做自编的一套体操；张师傅讲三国故事；李成国谈远征东南亚时吃大象肉；贺国九跑过我身边时总要摸一下我的头说“哈，哈，三弟”；和哥哥及他的同学玩“打棍子”……
还有，到了葡萄成熟季节，门内通道的葡萄架上，一串串紫红色的葡萄缀在碧叶之间，十分诱人。但是葡萄架太高，非搭梯子不能采摘，而我当时又扛不动梯子，于是产生用竹竿去够的想法。几番挥摆后发现，葡萄串和葡萄藤连接很韧，用竹竿很难弄下来，打下的都是零星的葡萄。有一次行此道时还发生了一个非预料事件：捅到一个隐蔽在藤叶丛中的蜂窝上，惊慌的蜜蜂在惊慌的我头上留下一个包。这是我第一次被蜜蜂蜇。
眼前已不再有葡萄架，不再有通道，不再有坝子，不再有花园，密密的房屋拥出前面的一座小楼。我走了过去。
楼门敞开着，向里望去，厅两侧的屋门口都摆放着破烂杂物，具有那个时期典型的公共空间的特征，显然，楼里住了好几户人家。我正在门口踌躇之际，从原来的客厅中出来一个人问我找谁，我说我曾经在这里住过，不知能否进去看看。他以四川人常有的那种热情说：“来嘛，来嘛，进去就是了。”
我穿过前厅，上楼梯，来到楼上的那间客厅。一切还是那么熟悉，只是拥挤了。一个年龄较大的妇女从我和哥哥住过的那间房里出来，我向她说，我曾经在那间房里住过，能不能进去看看。她神情有些诧异地看着我，问：“你啥子时候在这儿住？”我想她一定在这里住了不少年了，大概怀疑我是不是搞错了。“小时候，三十年前。”我回答。她“噢”了一声，不再疑惑，同意我进去。我没想到就这样回到小时候住过的房间，真后悔这次出差没有带相机！
当年祖父、祖母住的房间的门关着。我问那个妇女，对面是不是你家的屋子？她回答说不是，并告诉我，那家人不在。我只好作罢。其实，对我来说，已经感到很满足了。
又过了17年，2005年10月，我又一次在到达成都时与朋友散步到了新南门。十七街两侧密密的平房已经变成了楼房，那个向我指示方位的水泥门框已经不复存在。十七街3号及附近的一片成了工地，被临时修的围墙围着，里面成什么样了，不得而知。问周围的居民，回答说房子已经拆了四五年了，因为缺钱，楼还没有盖起来。
天色暗下来，已是晚饭时分。在附近找了一个餐馆，准备进去临故地而举觞。这时，过来一个穿着还算体面的乞丐，向我要钱，并说了一番“你已有世间瑰珍何惜与我小钱”之类的话。劝将不如激将，我使之如愿。的确，上苍、社会、好友，给我的太多了。
晚饭出来，沿府南河回宾馆。灯红酒绿的饭店把五彩霓虹灯光投在河里。河边看不见当年那一片片鹅卵石，当然也没有用棒槌敲打衣服的洗衣妇了。
后记：许多年前就和女儿说过假期有空一起到成都，但始终没有兑现。把2005年到成都的经历回家说给妻子、女儿听后更引动了她们到成都一游的心念。2007年寒假期间，正值女儿参加研究生考试完毕后，一家三口赴成都旅游。到后当晚去了新南门，一来到长途汽车站了解到成都附近旅游的线路和发车时间，二来也再顺便看看那块地方。工地还是工地。工地围墙的门开着。我和看门的人说想进去看看并说明缘由，得到了同意。围墙内只是一片空地而已。这次随身带了相机，在身后无物处留了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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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田坝
在成都期间，有规律地和祖父、祖母一道进行的活动，除了吃饭之外，应首推晚饭后的“转田坝”。
祖父、祖母都是生活非常规律的人。祖父清晨起得很早，洗漱完毕，首先在院子里散步，然后吃早饭。祖母起得比祖父晚些，但同样在早餐前要有一些运动，她有一套自己把内容逐渐增添起来的体操是每日必做的功课。如果不出去开会或从事社会活动，祖父上午就在家里看文件、资料，其中还有点时间打坐练功――这时是不能去打扰他的。祖母除了看书之外，还有写毛笔字的习惯。下午如果不外出或有客人来，也是做这些事情。晚饭之前，他们有时和隔壁的邓爷爷、邓奶奶打一会牌。打牌的地方，有时在邓家，有时在我家。他们玩的不是扑克，而是一种中国本土的长条形的纸牌。牌上印有多少不同的点，有的称为“天牌”、有的称为“地牌”、有的称为“人牌”……怎么玩，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兴趣。他们打牌，从来未见上瘾，玩一玩就算了。
晚饭后，只要天色不太晚，祖父、祖母就带上哥哥和我去“转田坝”。出家门向右手转，过了马路，就是宽阔的田野了。田里四季不闲：春天的秧苗，夏天的青稻，秋天的金谷，冬天的油菜。放眼望去，除了庄稼，间或有几间茅草房，几丛竹子，几小片桔林。我们沿着田间的小路、田埂走去，直到暮色朦胧时，方才返转归家。
水田离不开渠。常转的那片田坝里有两种渠道。一种渠很浅，脱了鞋光脚下去，水也就仅到小腿肚子。渠底没有人工铺设，但常有一些鹅卵石。这些鹅卵石给渠道点缀了自然趣味，配着旁边的小草，使这种人工渠道就像天然的水沟。如果再游过几条小鱼，那便是淌水的孩子们的极大乐趣了。还有一种渠道修得十分规正，侧壁直上直下，边沿、侧壁和底部都敷施水泥加固。我当时觉得渠很深，因为像我那时的个头掉下去肯定是会被没掉的，但它并不宽，估计也就一米左右，所以走在边上并不感觉害怕。渠道有的地方有分水设施和木板闸，用以调控水的流向和流量。
后来我到山西农村插队以后，知道了当地各类不同等级渠道的名称：干渠、斗渠、毛渠。如果借用这样的名称，我想，就功能而论，那种水泥渠道应属斗渠，因为它有调控水的“斗门”，而那种有鹅卵石的更为自然的渠道应属毛渠，因为它和灌溉的田地直接相连。
回想起来，那块田坝，也许是我的农业生产知识的启蒙地。有着弯弯长角的水牛拉着犁，吃力却稳健地前行；光脚站在水田里的农民飞快地把一丛丛秧苗插到地里，一干起活来连腰都不直；裹着圆饼缠头的农民拔草、锄地；一片片成熟的稻谷被收割，又被大担大担地挑走；田野里弥漫着禾草与粪土混和的气息……
转田坝中间或碰到农人和附近的居民，祖父有时和他们攀谈一阵，也有人和他打招呼。有一次我听到有人称他“刘主席”，觉得好生奇怪。我们耳边听到主席二字总是和“毛”联在一起，怎么出来了“刘主席”？回家来，我当成个玩笑事情和祖父说：“你咋个成了刘主席？”他笑笑没有回答我，只说了句他称呼我的诨号：“三家伙！”（我上有哥哥、姐姐，排行老三，故有此称。）他应该是觉得和我这种不懂事的孩子说明政治体制上的事情太麻烦了。后来我知道，祖父曾任过四川省主席、西康省主席，解放以后任过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四川省政协副主席，“主席”的称呼大概是和这些经历有关系的。
在我上小学以后，还有一次转田坝碰到一个同学。他是一个农民的孩子。我上的小学叫“龙江路小学”，学校位于我家南面那条路往东去不远的地方，所以也是在城乡结合部上。由于这样一个位置，因此同学们既有来自城市居民家庭，又有来自农民家庭的。有一次上课，老师讲到“双季稻”――这是个新事物，那时成都郊区普遍栽种的是单季稻――，她问道：“谁知道什么是‘双季稻’？”
没有人说得上来。其实我，估计其他人和我差不多，连“双季稻”是哪几个字还搞不清楚。老师进一步鼓励大家：“有的同学家里是农民，你们好好想想。”
一个小个子同学把手举起来。“你说说看。”老师要他发言。
“双季稻就是四季豆儿！”“豆”字被“儿”音化了以后显得特别响亮。
老师笑了。“‘稻子’不是‘豆’。”她说，“但是这两个词中都有‘季’，说明你想的还是有道理的。”
这个课堂情景当时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不仅从老师后来的解释中知道了双季稻，也知道了那个同学是农民的孩子。
我们转田坝时遇到的就是他。他碰到我很高兴，告诉我，他家就住在前面不远的竹林后面。我提出到他家里去看看，他很高兴地把我带去了。
小竹林后面是几间草房，那就是他的家。这是我第一次到农民家。草房里没有灯，外面天色暗下来，屋里更暗。进去以后有一股很潮湿的感觉。除了床和放东西的竹架子，几乎没有什么家具。他父亲在外面吸烟，见儿子的同学来了，就拿来自家栽种的桔子给我吃。桔子很好吃，但我觉得心里有些不自在。草房我见过，我们的教室就是草房。当我们在草房教室上课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们，虽然现在的教学条件比较艰苦，但很快会改变的。我们当作艰苦条件的草房毕竟是明亮的，而眼前这个同学的家却是那么潮湿、阴暗。我从来没有想到，同学中有人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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酥油和糌粑（1）
在成都的时候，家里时常有客人来。其中印象至深的是来自藏区、身穿藏袍的一行人。他们来访的时间大约是1956年。
他们来时，我正在院子里玩。他们的装束引起了我的注意。在祖父把他们迎进楼后，我也跑了进去。
他们和祖父进了客厅，客厅的门关着。我虽然好奇，但也不敢擅自进去，我早被告知，大人有事的时候，小孩子是不能去“扰”的。四川话中，把捣乱叫“sao”，念第三声，和“扫把”的“扫”是一个音。这个“sao”字究竟怎么写，我拿不准，姑且写作“扰”字。不过“扰”字其实又另有念法。我还早被告知，大人的事情，小孩子是不要去问的。以后想来，这样的规矩，和祖父的政治生涯，和他在严酷的*中形成的习惯不无关系。近年读到有的政治人物后代写的回忆文章，谈到父辈如何与之谈论内部政治问题，而算其年龄尚未成年。当临此时，我内心颇有不安。
我闻到屋里有一种强烈的异味，味道是从放在厅里的几个圆鼓鼓的囊中出来的。后来我从厨师张师傅那里知道，那囊是牛肚做的，里面放的是酥油。我从小对酥油的味道并不陌生，家里设有经堂供佛，里面就点有酥油灯。但那天我觉得从囊里散发出来那股味道非常难闻。几年后在北京和父亲讲起这种感觉，他说，不可能啊，酥油是很香的，恐怕是你的嗅觉特别。的确，我的嗅觉对羶味特别敏感。直到今天，我对于某些羶味食品，仍是心存顾忌。不过，那几袋东西的味道确实很特别，张厨师也是这样认为的。父亲权且接受了我的味道特别说，他的进一步推测是，依那时的交通条件，那些客人从藏区到成都要走很多天，天气又热，可能酥油变味了。
送走客人后，祖父高兴地吩咐用客人送来的酥油做糌粑吃。第二天，全家吃了一餐糌粑。糌粑是用青稞麦炒面和着酥油捏成的饼子。这是我第一次吃这种食品。祖父吃得津津有味，显然对此颇有兴趣。而我却对那味道难以接受。我想不吃，被祖父制止了。他说，这样好的东西怎么能不吃！又说，不能择食，要养成一个习惯，有饭不论好坏都要抓紧吃饱。我只能强吃下去。
“不能择食，有饭不论好坏抓紧吃饱”这样的话，祖父说过多次。在我成人以后，一次他又向我说起这个话，并且说，过去在部队的时候行军打仗，常常刚端起饭碗就又要出发，所以有饭一定马上吃，否则就可能饿肚子。他这一说使我对他讲这个话的个人经历背景有了一些了解，这是他从“非正常的”环境中得来的一个生存经验。
小时候吃东西，一是因为饿，二是因为馋，两种情况都是为自然欲望所诱致。这次酥油糌粑吃后，我知道了，有的时候还需要“强吃”。从后来的生活经历来看，强吃虽然是很少有的情况，但只要走南闯北、跨文化交流、适应社会环境，而人们又把吃（或不吃）作为交往中相互发送的信号，那“强吃”至少对我个人来说，应是一个必备的能力。
记得1967年初，和几个中学同学一道从北京向南步行“长征”。走了一个月，到达河南兰考县。这一天，天降大雪，在雪地里走了一天，疲劳加上雪光晃眼，傍晚到达一个村子时感觉头晕。这个村子叫秦寨，是当年焦裕禄在兰考当县委书记时蹲点的贫困村之一。我们找到大队干部，被分派到各家吃饭。我和一个同学去的那家，大娘做了玉米面和红薯干粉窝窝头给我们当主食，还弄了些干白菜熬成一锅特别款待我们的“菜”。饭菜进口后，觉得里面有沙土，很牙碜，特别是款待我们的“菜”，沙子更多。那时的口腔和嗓子还没有经过粗陋食品的打磨训练，加之头晕，所以非常不想吃。但那家的大娘非常热情，不断让我们吃，盛情难却，就只能强吃。吃完出来到村中街上，冷风一吹，忍不住呕吐了。好在没有吐在大娘家里。回到北京后，有一次祖父问到我外出的见闻，我也把这段经历讲了。他听后说：“对的。”
酥油和糌粑（2）
那是盛情下的强吃。也有非盛情下需要强吃的时候。1968年12月到山西省山阴县山阴城公社四里庄大队插队后不久，按照当时“忆苦思甜”的模式，我们要求村里安排了一次吃“忆苦饭”的活动。“忆苦饭”是以糠为主，加些麸子做成的团子。说是团子，其实并不能紧凑地“团”起来，只是大致捧住成一堆。“忆苦饭”吃到嘴里后，嚼来嚼去嗓子就是抗拒，不往下走，最后只能强吞硬咽。其实，当时所见和后来所闻，多数“贫下中农”把“忆苦饭”不是吃几口扔了，就是带回家喂猪了。
还有在遵从风俗下强吃的时候。1988年到新疆考察中，来到一处毡房。主人热情地做了手扒羊肉，并首先把羊头献给客人。按带领者介绍的当地习俗，首先由客人中年龄最小者割下羊耳朵吃掉，然后依年龄由小到大从羊头上切肉食之。一行人中有爱吃也有不爱吃的，但在那种情境下是不容选择的，都依俗而行。这时，我不期然地想到了小时候吃酥油糌粑的经历，心态遂变得相当从容。
上述顺便记起的几次强吃，并非是祖父所说的那种潜在饥饿威胁下的生存之道，而是社会文化约束使然。
其实我想，祖父之乐吃酥油糌粑，未必就是天生对那种食品有亲和感�